第 13 章

  面攻击，翼侧迂回的战术，于7月1日将张桂军全线击溃，并击毙其师长梁重熙，重伤杨腾辉，毙伤和俘虏张桂军一万二千余人。事后，李宗仁在回忆这次战役时说：“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

  陈济棠部正在追击向广西退却的张桂军时，蒋介石已命云南的龙云兵分两路，进攻广西的南宁和柳州。东北的张学良入关袒蒋，冯、阎败征已见。陈济棠鉴于这一局势的变化，担心广西的张桂军一旦被解决，广东将受到滇军的威胁；更害怕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会回过头来吃掉自己。所以，他此时想联合桂系，取得对蒋的威胁作用，以保持自己在广东的地位。自此，他对张桂军作战采取消极态度，只派第二纵队司令余汉谋，率三个师做虚张声势的追击，以应付蒋介石，并对自己的一些亲信说：“蒋介石用金钱官职收买对方的部下，使之倒戈相向，互相仇视，进行火并，最后是兔死狗烹，蒋则坐收渔利。”

  7月上旬，当余部进到宾阳后，他又令其停止追击，派信使与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联系，表示修好，并让李、白部队从上林和宾阳之间进到五圹，集中兵力向南宁城外龙云部猛攻。龙云要求陈济棠派兵支援，陈部按兵不动。龙云怕两广军队联合起来对付滇军，于是立即率部退回云南。

  同年夏季，蒋介石为加速消灭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要求陈济棠抽调粤军继续北上作战。陈济棠趁机命陈铭枢的旧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北上组成十九路军，开赴山东、河南同冯、阎两部作战。陈济棠和陈铭枢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1929年夏初，当李、白军进占西江，陈济棠在北江下游设防抗拒的紧张阶段，陈铭枢为了搞垮陈济棠，得以兼摄广东军政，便捏造余汉谋（时为陈济棠的得力旅长）反蒋事实，说余暗中与徐景唐勾结反蒋，并驱逐两陈（陈济棠、陈铭枢），连电向蒋告密，要求将余扣留。陈济棠初时信以为真，接蒋电后，便将余调回广州扣留。后来，陈济棠发现这是陈铭枢耍的yīn谋，才把余汉谋释放，重返前线打败了李、白军。从这一事件起，陈济棠对陈铭枢常存怨恨，伺机报复。这次把蒋、蔡两师调走，全部削去了陈铭枢在粤的势力，使广东军成为他清一色的嫡系部队。但陈铭枢也不示弱，立即大肆招兵买马，从德国、捷克购进大批新式武器，增编了广东省政府直属的保安队四个团，以填补他在粤的实力真空。从此两陈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同年冬，陈济棠也以同张、桂军作战，任务繁重，兵力不足为借口，经请准蒋介石，增编了两个直属独立旅、三个直属独立团、三个师属教导团、六个旅属特务营。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要求他裁减军队，削减军费，蒋支持的省主席陈铭枢又同他明争暗斗，更引起他的不满。

  1931年2月，蒋介石以中原大战的余威，宣布准备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宪法，选举总统。立法院长胡汉民表示反对，蒋就于28日将胡汉民扣留于南京汤山。消息传开，军政各界都极为震动。胡派首脑人物古应芬等逃往广州，到处点火，掀起了反蒋高潮。陈济棠认为这是反蒋的大好机会，既可博取伸张正义、维护国本的美名，又可以乘机壮大势力，独霸一方。于是他就和古应芬联合，驱逐了亲蒋的陈铭枢，夺取广东政权，树起了反蒋旗帜。

  陈铭枢离开广州后，转到庐山投蒋，企图指挥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回师进攻广州，扑灭陈济棠的势力。陈济棠乃一面发兵收缴陈铭枢驻扎黄埔的翁照垣、黄固的两个保安团的军械，以绝后患；一面派香翰屏前往赣州，游说蒋光鼐、蔡廷锴，劝其勿为陈铭枢、蒋介石所利用，得到了蒋、蔡的同情和答允。

  为了壮大反蒋力量，陈济棠派林翼中、香翰屏为和谈代表，迅速与李宗仁、白崇禧达成妥协，将驻广西的粤军撤回广东的肇庆、韶关，使多年的粤、桂之战，顿时峰回路转，化干戈为玉帛，组成了两广联合反蒋阵线。同时，他以巨款接济古应芬，去联合guó mín dǎng内各派反蒋势力。4月30日，guó mín dǎng粤方四监委邓泽如、肖佛、林森、古应芬等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5月3日，由陈济棠领衔，十名广东高级将领通电表示拥护。26日，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李品仙、余汉谋、唐生明、薛岳、吴奇伟等两广将领二十余人联衔通电，限令蒋介石于48小时内下野。该日，陈济棠还发表了出师讨蒋通电。电文中说：“现邓、林、肖、古诸公，认定首都同志，已受蒋逆武力威胁，失其自由，中央职权，已不能行使国家法律与本党纪纲，已全失其功能，非以革命非常手段，不足以挽救党国于垂亡，而恢复革命大业于将堕。”

  此时，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李宗仁的新桂系、古应芬和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都陆续涌到了广州。27日召开了guó mín dǎng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另组一个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陈济棠被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接着，粤桂军向湘赣进兵。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准备在湘、赣一线进行堵截，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一致要求团结御侮，宁、粤双方在广大人民群众“内息争端，外抗强敌，雪耻救国，收复失地”的呼声和压力下，才不得不以“共赴国难”的名义，互派代表到上海议和，达成了蒋介石下野，广州结束非常会议的协议。非常会议撤销后，在广州设立guó mín dǎng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两机关）。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但两广仍维持半独立局面。此时，古应芬病死，胡汉民只主持西南政务，陈济棠实际上已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南天王”。

  三、整军经武治广东他认为“为政在人”，“政治的优劣，在乎官吏的良否”

  宁、粤复合后，陈济棠为了巩固其地位，防止蒋介石报复，他把“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加强对广东的控制，作为当务之急。他将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各辖两个师，另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二个、独立旅五个、独立团八个和pào兵团、战车营等，使陆军兵力猛增至15万人。为使广东海、空军将领反对蒋介石，他把历来由陆军节制的海、空军划分出来，独成体系，直属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任命陈策组织海军司令部，接管各舰艇队、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并组建一团陆战队，驻守琼崖；任命张惠长成立空军司令部，接管两个飞行大队、空军学校、一团地勤部队和飞机场等。

  这样海、空军将领都皆大欢喜。

  1932年4月下旬，他又以节省军费为名突然下令撤销陈策的海军司令部和张惠长的空军司令部，以武力接收，并以他的亲信张之英和黄光锐分任海、空军司令，独揽了广东海空军大权。接着他购买了四艘鱼雷快艇装备海军；将空军扩充为四个飞行大队，各种飞机130余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飞机场十多个，大大加强了海空军的战力。

  他在扩编部队的同时，还扩充了军事学校，把培养军事干部作为发展军事势力的基本问题。他说：“军队之基础，建筑在下级干部。如各个班、排长自身都不振作，那这种军队就不能用，不能替党国效力。”早在他任第四军军长时，就设有军官教导队，到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时，他把教导队扩充为军官学校，自兼校长。

  此后，他又将军官学校改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燕圹军校）。每年招收三四百名学生，在复试时要经过他兄陈维周亲自逐个看相，认为有福气而无反骨的才加以录取，编入步、骑、pào、工、辎重等兵种，施行定期教育训练，毕业后分派到各部队任下级军官。他将部队行伍出身的尉级军官分期分批调进该校补充班受训六个月，提高其组织指挥和学术水平。在该校还设有军事深造班，将各军机关和部队的校级军官，分批调训。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自成一个军事系统，保持本集团的部队不至被其他军事派系所渗入而起分化。他亲自规定选拔军事干部的五个条件：第一要立志，要有做非常的事业之志。能刻苦耐劳，努力奋斗，眼光远大。

  第二要锻炼身体，具有金刚不坏之身。规定干部每天早晚都要到野外出cāo，锻炼身体。第三要明白主义，为“三民主义”而战，“顺逆攸分，为胜败攸分”。第四要有团体生活的意识。在本团体内要亲爱精诚，同患难，共生死。意识统一，行为统一，保持团体的生存。第五要有牺牲精神。要能捐弃个人的私利私见，把个人的自由牺牲，把个人的知识技能献给团体。第六要得到人民的同情。要具有不要钱、不怕死、爱人民、爱国家、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的军人的人格。陈济棠还亲自担任军事政治学校的“心理改造”课讲授。他提倡道德修养，要注意八大要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公正、守法”。能力方面的训练要注意三大要点：“求知识、习技能、重力行。”

  为满足扩军的需要，陈济棠亲自抓全民军训。他在“对各机关军训公务员的训词”中强调说：“举国人民都要能够服兵役，不能单靠少数的军队单独负起卫国的责任。如果单靠少数的常备军队以卫国家，那就是很危险的。”“侨居我国的外国人，无论其为商人或教授等等，一接到国家命令，便即回去，担负军事责任，而他们何以能够随时为国家服军役呢？当然是由于平时受过军事训练的缘故。反观我国，平素没有这种训练，因此当着国家有事时候，只管举国沸腾，怎么热烈，但因没有军事的常识与技能，毕竟不克担负战争责任。”他规定广东各级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和中学生普及军事训练；举办全民训练骨干队，训练期满后，分配到全省各高级中学，担任军训领导骨干，实行军事管理。他还与省主席林云陔分别担任正副主任，领导全民军训。

  1931年秋，陈济棠着手整理行政基层组织，改革民政机构。他在广东省府各机关长官僚属欢宴会上，提出要“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强调“西南情形特殊，地处国防前线，毗连香港澳门，还有众多的华侨，南京方面的决策和所颁布的法令未尽适合实际，应该有所损益。”他批评全国政象：无论何省，未尽根据总理所定政策而行，遂至散漫无序、步骤紊乱，缺乏一个具体计划；负责政治者缺乏革命之一贯精神；中国之荐人，乃替找生活，觅碗饭，故各机关中之公务人员，缺乏为国民义务之责任心；因循陋习，不以创作为目的。他认为挽救危亡，建树新的广东，随军事进展之后，应为政治建设。第一步要勤慎服务，先得人民之同情；第二步须开诚布公，期与人民通力合作。不久，他授意林翼中（民政厅长）将琼崖抚黎局改建为三个县，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将三县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chā花飞地”，分别划归所在地的县管辖，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行政和社会纠纷；将杂乱的行政基层组织形式和职责不明的机构实行改革，规定在县以下，一律设置区乡村公所（中、小县不设区），明确其职权。

  他认为“为政在人”，“政治的优劣，在乎官吏的良否”。规定甄别、考试、训练、奖惩诸项，审核全省机关现行公务人员，分别去留。设立公务人员考绩委员会，对县长、局长等人员，实行考试，以资选拔。将热中利禄的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广东军事政治深造班受训（最多的一期为500余人）。毕业前，以三个月时间进行实地考察社会动态，然后派任县、市长或县、市政府的秘书、科长等职务。

  在燕圹设立行政人员训练所，将各县现任区、乡长分期分批调所论训，学习行政知识，提高行政效率。

  他主张“军民分治”，“然军事、政治当局则应通力合作”。把广东省划分为五个绥靖区，分兵驻守。每区设立一绥靖公署，以当地驻军高级将领一人任委员。

  令各县、市设警卫队。他说：“现在的民团，这乡与那乡彼此不能逾界，逾界时候，又发现牵牛捉猪担谷抢家私等等毛病，不守纪律。像这样的民团－－不能统一的民团，哪里可以把地方保护得好呢？所以现在就得赶速把它编为警卫队。在同一编制之下，受统一之指挥，达到统一地方人民武装的目的。”到1935年2月，广东全省都有警卫队，共8800多个中队，2700多个独立小队，官兵总数约106.8万人，增强了对广东各地的控制，同时也扑灭了各地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

  特别是他藉以为荣的，是肃清了徐闻山的积年匪帮二百余人，维护了社会秩序。

  1932年夏，他着手整理面临破产的财政。他认为：“财政为凡百事业所取资，更为政治建设的命脉。过去政治之病态以财政无根本解决之方案为百病之泉源。”

  “本省财政，窘枯已达极点”，“无论如何困难，如何痛苦，务求达到收支适合之目的。”提出整理财政一要开源节流，二要廓清积弊，并拟具惩治贪官污吏条例。当他发现财政厅长冯祝万以筹款应急为名，将好些税捐项目压低定额，批给jiān商承办后，即将其免职，改任比较公正的区芳浦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区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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