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二章．二妈走了
我们家原来是三合房，三间北屋，三间东屋，三间西屋。我们一直住在北屋，一九六二年初春的那场大火，把三间西层烧了，还剩下六间房，后来婶子住进了我们北屋里头屋，而我们一家五口就睡了北屋外头屋一个炕上。
一九六四年婶子死了，一九六七年姐姐结婚走了，我和哥哥和我的两个母亲还是住在北屋睡在外头屋的一个炕上。
一九七零年哥哥结婚了，住在北屋里头屋。
一九七五年我结婚了。我是在东屋结的婚。一九七六年还有了孩子，此时哥哥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蜜蜂多了要分窝，鸟孵大了要各奔前程，人多了要分家，哥们日子过到这个份了就要考虑分家的事了，其实我和哥哥早已分家另过了，就是财产还没有真正分开，现在说要分家，就是分父亲给遗留下的财产，而父亲遗留下的财产也就是那六间房和房子里的破桌子烂板凳。
那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请来了生产队长和会计写“字据”，又请来了营城子的“大舅”作“中证人”，财产分好了两份，一份儿是东屋，一份儿是北屋，然后写在纸条上，揉成团，我和哥哥两个抓了阄。
哥哥抓到了东屋，我抓到了北屋，我从东屋搬到了北屋，哥哥从北屋搬到了东屋。
老话说：“有钱不盖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住东屋的滋味是很难受的，冬天，西北风拽在窗户纸上，拽得窗户纸呱呱哒哒山响，针尖儿的窟窿斗大的风，风吹在皮肉上，像针扎一样，夜里睡觉必须把头蒙上，不然，风吹在脑门子上，把脑门子吹得冰凉，睡着了也会再把你冻醒了。
夏天，西斜的太阳撒在窗户纸上，晒上六、七个小时，会把东屋晒成个小蒸笼。
事先约定好了，是抓阄，又有中证人，而且中证人是自己的亲哥哥，虽然二妈很娇情，还是无奈的搬进了东屋。
哥哥的大孩子是一九七二年出生的，二孩子是一九七四年出生的，三孩子是一九七九年出生的，自一九七八年分家后，二妈，就在这三间东屋里，一边伺候哥哥、嫂子（哥哥、嫂子出工到地里干活他在家里必须把饭给做好）一边还得伺候这三个孩子。
二妈是一九一五年生人，到了一九七五年她已经整整六十岁了（按农村的岁数是六十一了）可是她还要肩负这么大的劳动强度。
而她的双腿，在日本占领中国时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土匪砸明火国民党兵抓共产党进了我们家，她为了逃脱性命，从一丈多高的坎子上跳下去，曾两次摔断了双腿，老了，什么病都找上来了，二妈每走一步都咬着牙。
二妈虽然在这个家里遭受了不少磨难，但是她那阵儿还年轻，虽然这个家里有过那么多孩子，但是孩子不是自己生的，她没有剜心带肉，精心把意的伺候过。二妈年轻时，二妈什么活儿都可以推脱，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饭不做，有人会去做，水不驮，有人会去驮，面不磨，有人会去磨，而现在哪，她一切都无法推脱了。
哥哥分给了二妈，二妈把自己的亲外甥女从妹妹手里要过来给儿子当媳妇，外甥女生了孩子一声一声叫着自己奶奶。
现在，二妈已是三个大人三个孩子六口之家，儿子、儿媳妇干活儿回来了，饭没做得，大人吃不上饭她着急，孩子吃不上饭，她着急……
二妈的急大了，二妈没生过孩子，她没伺候过孩子，她不懂得伺候孩子的深浅，在穿衣服上，吃喝上，总是冷一勺子，热一笊篱，弄得三个孩子不是拉稀跑肚，就是伤风感冒。
三个孩子弄得二妈很疲惫，三个孩子，甭管大小，她哪个也抱不动了，孩子说要尿尿，她没有精力去找尿盆，逮着饭碗就是饭碗，逮着水瓢就是水瓢，顺手拿来就去接尿，而且接完了尿就到水缸舀水喝，她说：“这是童子便，是药引子，不是自己人，人家还不给哪。”
二妈本来就是个急脾气，现在看着大孩子哭，小孩子叫，她心里愈发起急，她有气无处撒，骂原来的外甥女，现在的儿媳妇：“哪家的女人像你呀！养活了孩子不带干粮！瘪着咂头没有奶，让大孩子哭小孩子叫吆！”
嫂子由于到我们家，生活环境压抑，而得了肝炎，得肝炎后要吃好多药，使本来已经非常穷困的家庭又雪上加霜了，穷困的家庭生活，和不开心的氛围，使得嫂子生了孩子没有奶，恶性循环，使得哥哥家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即使一九七六年后已过去五、六年了，还没有彻底缓过劲儿来。
而二妈是争强好胜的人，按照她的性格，她应该比别人过得都强，吃得比别人都强，住得比别人都强，而现在同住在一个院里，她虽然给自己儿子找了个师父做了木匠，而她一家的生活却没比别人家强，而自己是住东屋，比人家还要赖。
她吵嚷着儿子盖房子，她不愿意居人篱下，看着人家住北屋，而她住东屋，她今天骂儿媳妇，“不填还”人，明天又骂儿子没能耐，她嚷道：“好容易我给你攒了一缸“白面”，让你盖房唉！让那个馋嘴的老婆（说我嫂子）又给吃嘞！你们两个没有一个争气要强的唉！”
由于家里的事情不能如她所愿，她的脾气越来越大，而哥哥的三个孩子很像她奶奶，脾气也很大，大得早晨她妈出去干活儿，她要追她妈，想跟她妈出去，她奶奶一手在屋里把他拽住了，她妈在屋外把门关上了，她出不去了，他哭了，他能从早晨一直哭到中午，他虽然哭得眼泪都干了，但是她能原封不动的站在那里，咧、咧、咧的干咧咧着，咧咧到他妈中午回来。
他奶奶看他如此，骂他道：“你多会把我哭死了，你就不哭了！”三个孩子的熬苦，家里事事的不如意，使二妈这个逞强好胜的人，身体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终于有一天抵御不住病魔的侵扰而病倒了。
她身体已经非常瘦非常瘦了，瘦得大夏天的住在东屋穿着两个褂子。此时，我穿着一件背心还满身出汗哪，我问二妈：“妈，您不热吗？您如果热，就脱一件吧！”她说：“我不热，我还冷哪。”我真以难理解，我这么热，她怎么还冷呢？
过了多少年后，我才理解了。
二妈的生理功能减退了，维持她各种器官日常运转的热量制造不出来了，她的身体没有能力协调自己的身体去抗击外来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侵扰了。
不知为何，二妈的脸越来越黄，肚子越来越大，二妈受不了了，找来公社卫生所的大夫，哪个老大夫给开了中药，二妈一天尿了二十四泡尿，二妈的肚子眼看着瘪了，二妈觉得自己的病好了，她躺在炕上回想着自己这一辈子，自己这一辈子的苦！
十九岁嫁给了谷家营子，结婚不到一年和那死鬼还没好够哪，那死鬼就离自己而去了，让算命先先生给自己算命，先生说自己犯“白裙子”，是自己把男人方死的，爹娘不忍心看着自己的闺女十九岁守寡，使了几个钱，把自己嫁给了一个大自己三十五岁的老头子，本想到这老头子家，给这老头子生个一男半女，这一辈子就这样交给这个老头子了。可是不知为何，那“送子娘娘”总也不光顾自己，自己没给那老头子生出半个孩子，那老头子盼子心切，又娶了一个比自己还小的，自己从此失了宠，只要有吃有喝失宠就失宠吧。谁知又闹了七?七事变，日本从此占了中国，老头子从此上不了班了，生活一落千丈，整日提心吊胆，提心吊胆了八年，中国人把日本人赶跑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三年，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败了，好容易盼着日子太平不打仗了，可谁知道哪，把自己又划成了富农分子，从此把自己管制起来了，要知道后来是这样啊，还不如当初就在谷家营子那里守寡哪！
这怨谁哪？都怨自己的爹娘，可是爹妈已死，怨死的没有用了，怨活着的吧，活着的还有谁哪，比自己大的，有自己的哥哥，比自己小的，有自己的侄子，他这一辈子怨气无处撒，骂起了自己的哥哥和侄子。
“你们老‘要’家人都死绝了！没有一个人看我来了！你们当初使了钱置了地把我杵逼这儿受罪来了！你们从此就不管我嘞！”
我原来听说：“妈妈嫁给爸爸，姥姥是使了钱的。”爸爸在娶第三个媳妇时也是花了钱的，但从来没听说“二妈嫁给爸爸时也使了钱。”大妈（爸爸的第二个夫人）在嫁给爸爸时是否也使了钱呢？虽没听谁说过，但是据我推论，使钱的可以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我父亲比我大妈大了十四岁，爸爸不花钱人家跟吗？如果说没花钱的，在爸爸娶的五房夫人中，也只能是爸爸休了的那个原配夫人了。
在中国，在那个社会，女人就像牲畜一样被买来买去。
二妈骂了自己的哥哥、侄子，又骂自己的妹妹，骂她妹妹没给她生个好闺女，来到她们家就得了肝炎，生了孩子又没有奶水……
二妈的哥哥和妹妹来了，哥哥和妹妹跟他（她）们的妹妹和姐姐不一样，有着极好的脾气，极力的安抚着他（她）们的妹妹和姐姐，“消消气，消消气，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
但是二妈却没有因此而消下气来，就像掉下河里的人猛然揪着了从岸上撇下来的绳索，死死的揪住不放。
她逮住了哥哥和妹妹就像抓住了出气筒，就像射箭找到了耙子耙心，把心里一辈子的牢骚和怨恨像连珠炮似的拽了出来。
其实二妈的不幸，与她的哥哥和她的妹妹有什么关系哪？可是她不管这些和那些，二妈的脾气本来就大，有了病后脾气更大，她得的病是肝炎，肝炎怕生气，她无缘无故的就生气，她看着什么都不顺眼，她看着什么都不痛快。
终有一天，她的肚子又大了起来了，再请那个大夫，再吃那个药，肚子也瘪不下去了，药再也吃不下去了，肚子像个皮球一样，已撑到了极限，二妈高声的叫唤着：“快给我拿剪子来，把我的肚子给豁开呗！”
自然谁也不会去给她拿剪子，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她告诉自己的儿子，你快到营城子去，哪儿有个老大夫，他的“医儿”可好了，哥哥去了营城子，老大夫请来了，可二妈也停止呼吸了。
二妈滚烫的双手慢慢、慢慢的冷却了下来，变得冰冷了，凄苦、辛酸，在她脸上堆砌起来的皱纹现在舒展开了。
这回，她终于能够躺在哪凉湿湿的黄土地里舒坦的休息去了。
她活了六十八岁（虚岁），这颗柔弱的星，在一九八二年七月的一天陨落了，在她这六十八（七）岁的人生旅途中，她过上过几天好日子吗儿？她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她本来是可以过上好日子的。
父亲一九四九年死的时候，她刚刚三十五（虚岁），还是人生的好年华，找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嫁了，不说别的，家庭过日子，有个男人走在头里，女人得省多大的心哪？可她没有这样做。
一九六三年，我们村那个老革命的老伴死了，老革命在一九六六年的一天托人给我二妈说亲，我二妈一口给回绝了。
如果换了那好吃懒做的女人一定会去的，我二妈本可以去的，一九六五年的四清运动中，她已经改成“劳动者”了，劳动者是四清中农村的一个特殊成份，是四清工作队定的，全名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此和那些原来的地主富农相区别。以此给原来的那些地主、富农指明以后的方向。
如果此时二妈去了那个老革命家，后来二妈所遇的磨难就完全可幸免了。
人嘴两面皮啊！
去了老革命家，走进了革命家庭，就是向革命靠拢了。那个“劳动者”的成份就可以保住了，不去革命者家里，而还在反革命家里，那个“劳动者”的头街就取消了。文化大革命中又变成富农了。
二妈没有去这个老革命家，那年二妈五十二岁（虚岁），二妈没有去，而另一个比二妈更老的老妇人去了这个老革命家，那个老妇人，有儿、有女、有孙子、有外孙子，孙男嫡女不让她去，而她偏去，她说：“满堂的儿女不如半路的夫妻。”
中国人的传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由于老革命在村中的威望，那个老妇人嫁到老革命家后，她的身份也跟着陡然提高了，村里的人从老革命门口走过，见到那个老妇人，对这个老妇人都要点头哈腰，满脸陪笑，搜肠刮肚，言尽一切阿谀奉承之辞。
老革命在六十年代，一月开着一百多块钱的退休工资，生活特别优裕，老太太吃得油头粉面。
假如二妈到这个家庭里，她不是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和受到这样的礼遇吗？可是二妈没有这样做，她宁愿身体受那超常的劳碌，心灵受那超常的摧残，脸面受到那超常的虐待，但是她依然愿跟她用汗水养大的儿子在一起。
她宁愿抛弃那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尊严，也不愿放弃那些虚无飘渺的，存在于内心深处中国传统女人的尊严。
二妈走了，妈妈趴在棺材上，大声哭着“姐姐”在她们姐俩相处的这四十五年中，她们之间发生过无数次战争，她们打了吵，吵了打，她们虽然打了无数次架。但她们谁也没离开过这个家。
她们本可以各奔东西，但她们没有，她们共同的愿望就是把三个孩子抚养大。
人死了，生前有什么不好也不想了，只想她的优点，越想她的优点，优点越多，“好儿”越多。
那年哥哥放东院儿的树，砸了路南道边树的树叉子，那路南的树是隔着我们家的东院的另一家人栽的，那另一家人的宅子是我们家卖给他们的。东院的人向我哥哥兴师问罪言道：“连福，你砸了我的树，你看怎么办吧？”哥哥哑口无言，不知回答什么好，正在尴尬僵持，二妈闻讯出来了，言道：“永安哪，我问你，你这棵树栽在什么地方了？你是不是栽在‘官道’上啦？你的宅子是我们卖给你的，我们卖你宅子的时候，约定允许你在我们的地方上走道儿，但是没允许你栽树啊？你把树栽在了官道上，我没嘲戏你，如今砸坏了几根树叉子，你反倒不答应起我们来了？你也太不讲理了吧？”
东院的主人，听到二妈的话张口结舌，蔫蔫的溜掉了。
一九七零年，哥哥要结婚，家里一个钱儿也没有，二妈说：“我去借钱。”她要到哪里借钱哪？到南口董家三婶子家去借钱，此时的董家三婶子早于一九六二年去世了，三婶子去世前妈妈去看她，她握住妈妈的手说：“现在终于能看到钱啦！”她是说，哥哥和姐姐们已经毕业了，每年年终，终于能分到一点点钱啦。在我们三个人都念书时，欠了队里好多钱，哥哥姐姐在生产队干了好几年活儿，才把欠队里的钱还清了，开始几年，虽然每年还不清钱，生产队在年终分钱时总得给留个过年钱，也许是十块，也许是二十块，这总比过年时一个钱没有要强得多。董家三婶子说的就是这钱。董家三婶子病了没多少时间就去世了，据说是和大儿媳妇生了一口闷气。
董家三婶子距她老头子去世只隔了十七年，也去世了，去世时她刚刚六十多岁。
又过了八年的一九七零年，文化大哥命如火如荼的烈焰虽已过了，但阶级斗争的烈焰却一点也没有消减。二妈到三婶子家的造访使三婶子的大儿子一家人感觉吃惊和害怕。此时三婶子的大儿子已当了车间主任，当然是共产党员，虽然二妈竭尽讨好，拐着一双腿，走了七里地，㧟了一篮子果子，但董家一家人却冷冷的，其它的人都躲出去了，只有董家的大儿子陪着二妈说话，还没等二妈说借钱的话，董家的大儿子言道：“过去的朋友就让他过去吧！不要再延续啦！”二妈不傻，把果子放在了那里，饭也没吃就辞别了董家，董家并没有挽留。因为，在那个年月，真正的亲戚因为成份不好还要划清界限断绝往来哪,何况一点儿血缘关系都没有的哪？董家不想跟这个一点儿血缘关系都没有的人家再有半点往来。二妈弄了一鼻子灰无精打采的回来了。二妈为这个家，可谓栽尽了跟头戗尽了脸。
妈妈在我们的劝慰下不哭了，抹了一把鼻涕和眼泪言道：“你二妈就是脾气大点哟！人可是个好人哪！”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一九六四年婶子死了，一九六七年姐姐结婚走了，我和哥哥和我的两个母亲还是住在北屋睡在外头屋的一个炕上。
一九七零年哥哥结婚了，住在北屋里头屋。
一九七五年我结婚了。我是在东屋结的婚。一九七六年还有了孩子，此时哥哥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蜜蜂多了要分窝，鸟孵大了要各奔前程，人多了要分家，哥们日子过到这个份了就要考虑分家的事了，其实我和哥哥早已分家另过了，就是财产还没有真正分开，现在说要分家，就是分父亲给遗留下的财产，而父亲遗留下的财产也就是那六间房和房子里的破桌子烂板凳。
那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请来了生产队长和会计写“字据”，又请来了营城子的“大舅”作“中证人”，财产分好了两份，一份儿是东屋，一份儿是北屋，然后写在纸条上，揉成团，我和哥哥两个抓了阄。
哥哥抓到了东屋，我抓到了北屋，我从东屋搬到了北屋，哥哥从北屋搬到了东屋。
老话说：“有钱不盖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住东屋的滋味是很难受的，冬天，西北风拽在窗户纸上，拽得窗户纸呱呱哒哒山响，针尖儿的窟窿斗大的风，风吹在皮肉上，像针扎一样，夜里睡觉必须把头蒙上，不然，风吹在脑门子上，把脑门子吹得冰凉，睡着了也会再把你冻醒了。
夏天，西斜的太阳撒在窗户纸上，晒上六、七个小时，会把东屋晒成个小蒸笼。
事先约定好了，是抓阄，又有中证人，而且中证人是自己的亲哥哥，虽然二妈很娇情，还是无奈的搬进了东屋。
哥哥的大孩子是一九七二年出生的，二孩子是一九七四年出生的，三孩子是一九七九年出生的，自一九七八年分家后，二妈，就在这三间东屋里，一边伺候哥哥、嫂子（哥哥、嫂子出工到地里干活他在家里必须把饭给做好）一边还得伺候这三个孩子。
二妈是一九一五年生人，到了一九七五年她已经整整六十岁了（按农村的岁数是六十一了）可是她还要肩负这么大的劳动强度。
而她的双腿，在日本占领中国时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土匪砸明火国民党兵抓共产党进了我们家，她为了逃脱性命，从一丈多高的坎子上跳下去，曾两次摔断了双腿，老了，什么病都找上来了，二妈每走一步都咬着牙。
二妈虽然在这个家里遭受了不少磨难，但是她那阵儿还年轻，虽然这个家里有过那么多孩子，但是孩子不是自己生的，她没有剜心带肉，精心把意的伺候过。二妈年轻时，二妈什么活儿都可以推脱，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饭不做，有人会去做，水不驮，有人会去驮，面不磨，有人会去磨，而现在哪，她一切都无法推脱了。
哥哥分给了二妈，二妈把自己的亲外甥女从妹妹手里要过来给儿子当媳妇，外甥女生了孩子一声一声叫着自己奶奶。
现在，二妈已是三个大人三个孩子六口之家，儿子、儿媳妇干活儿回来了，饭没做得，大人吃不上饭她着急，孩子吃不上饭，她着急……
二妈的急大了，二妈没生过孩子，她没伺候过孩子，她不懂得伺候孩子的深浅，在穿衣服上，吃喝上，总是冷一勺子，热一笊篱，弄得三个孩子不是拉稀跑肚，就是伤风感冒。
三个孩子弄得二妈很疲惫，三个孩子，甭管大小，她哪个也抱不动了，孩子说要尿尿，她没有精力去找尿盆，逮着饭碗就是饭碗，逮着水瓢就是水瓢，顺手拿来就去接尿，而且接完了尿就到水缸舀水喝，她说：“这是童子便，是药引子，不是自己人，人家还不给哪。”
二妈本来就是个急脾气，现在看着大孩子哭，小孩子叫，她心里愈发起急，她有气无处撒，骂原来的外甥女，现在的儿媳妇：“哪家的女人像你呀！养活了孩子不带干粮！瘪着咂头没有奶，让大孩子哭小孩子叫吆！”
嫂子由于到我们家，生活环境压抑，而得了肝炎，得肝炎后要吃好多药，使本来已经非常穷困的家庭又雪上加霜了，穷困的家庭生活，和不开心的氛围，使得嫂子生了孩子没有奶，恶性循环，使得哥哥家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即使一九七六年后已过去五、六年了，还没有彻底缓过劲儿来。
而二妈是争强好胜的人，按照她的性格，她应该比别人过得都强，吃得比别人都强，住得比别人都强，而现在同住在一个院里，她虽然给自己儿子找了个师父做了木匠，而她一家的生活却没比别人家强，而自己是住东屋，比人家还要赖。
她吵嚷着儿子盖房子，她不愿意居人篱下，看着人家住北屋，而她住东屋，她今天骂儿媳妇，“不填还”人，明天又骂儿子没能耐，她嚷道：“好容易我给你攒了一缸“白面”，让你盖房唉！让那个馋嘴的老婆（说我嫂子）又给吃嘞！你们两个没有一个争气要强的唉！”
由于家里的事情不能如她所愿，她的脾气越来越大，而哥哥的三个孩子很像她奶奶，脾气也很大，大得早晨她妈出去干活儿，她要追她妈，想跟她妈出去，她奶奶一手在屋里把他拽住了，她妈在屋外把门关上了，她出不去了，他哭了，他能从早晨一直哭到中午，他虽然哭得眼泪都干了，但是她能原封不动的站在那里，咧、咧、咧的干咧咧着，咧咧到他妈中午回来。
他奶奶看他如此，骂他道：“你多会把我哭死了，你就不哭了！”三个孩子的熬苦，家里事事的不如意，使二妈这个逞强好胜的人，身体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终于有一天抵御不住病魔的侵扰而病倒了。
她身体已经非常瘦非常瘦了，瘦得大夏天的住在东屋穿着两个褂子。此时，我穿着一件背心还满身出汗哪，我问二妈：“妈，您不热吗？您如果热，就脱一件吧！”她说：“我不热，我还冷哪。”我真以难理解，我这么热，她怎么还冷呢？
过了多少年后，我才理解了。
二妈的生理功能减退了，维持她各种器官日常运转的热量制造不出来了，她的身体没有能力协调自己的身体去抗击外来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侵扰了。
不知为何，二妈的脸越来越黄，肚子越来越大，二妈受不了了，找来公社卫生所的大夫，哪个老大夫给开了中药，二妈一天尿了二十四泡尿，二妈的肚子眼看着瘪了，二妈觉得自己的病好了，她躺在炕上回想着自己这一辈子，自己这一辈子的苦！
十九岁嫁给了谷家营子，结婚不到一年和那死鬼还没好够哪，那死鬼就离自己而去了，让算命先先生给自己算命，先生说自己犯“白裙子”，是自己把男人方死的，爹娘不忍心看着自己的闺女十九岁守寡，使了几个钱，把自己嫁给了一个大自己三十五岁的老头子，本想到这老头子家，给这老头子生个一男半女，这一辈子就这样交给这个老头子了。可是不知为何，那“送子娘娘”总也不光顾自己，自己没给那老头子生出半个孩子，那老头子盼子心切，又娶了一个比自己还小的，自己从此失了宠，只要有吃有喝失宠就失宠吧。谁知又闹了七?七事变，日本从此占了中国，老头子从此上不了班了，生活一落千丈，整日提心吊胆，提心吊胆了八年，中国人把日本人赶跑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三年，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败了，好容易盼着日子太平不打仗了，可谁知道哪，把自己又划成了富农分子，从此把自己管制起来了，要知道后来是这样啊，还不如当初就在谷家营子那里守寡哪！
这怨谁哪？都怨自己的爹娘，可是爹妈已死，怨死的没有用了，怨活着的吧，活着的还有谁哪，比自己大的，有自己的哥哥，比自己小的，有自己的侄子，他这一辈子怨气无处撒，骂起了自己的哥哥和侄子。
“你们老‘要’家人都死绝了！没有一个人看我来了！你们当初使了钱置了地把我杵逼这儿受罪来了！你们从此就不管我嘞！”
我原来听说：“妈妈嫁给爸爸，姥姥是使了钱的。”爸爸在娶第三个媳妇时也是花了钱的，但从来没听说“二妈嫁给爸爸时也使了钱。”大妈（爸爸的第二个夫人）在嫁给爸爸时是否也使了钱呢？虽没听谁说过，但是据我推论，使钱的可以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我父亲比我大妈大了十四岁，爸爸不花钱人家跟吗？如果说没花钱的，在爸爸娶的五房夫人中，也只能是爸爸休了的那个原配夫人了。
在中国，在那个社会，女人就像牲畜一样被买来买去。
二妈骂了自己的哥哥、侄子，又骂自己的妹妹，骂她妹妹没给她生个好闺女，来到她们家就得了肝炎，生了孩子又没有奶水……
二妈的哥哥和妹妹来了，哥哥和妹妹跟他（她）们的妹妹和姐姐不一样，有着极好的脾气，极力的安抚着他（她）们的妹妹和姐姐，“消消气，消消气，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
但是二妈却没有因此而消下气来，就像掉下河里的人猛然揪着了从岸上撇下来的绳索，死死的揪住不放。
她逮住了哥哥和妹妹就像抓住了出气筒，就像射箭找到了耙子耙心，把心里一辈子的牢骚和怨恨像连珠炮似的拽了出来。
其实二妈的不幸，与她的哥哥和她的妹妹有什么关系哪？可是她不管这些和那些，二妈的脾气本来就大，有了病后脾气更大，她得的病是肝炎，肝炎怕生气，她无缘无故的就生气，她看着什么都不顺眼，她看着什么都不痛快。
终有一天，她的肚子又大了起来了，再请那个大夫，再吃那个药，肚子也瘪不下去了，药再也吃不下去了，肚子像个皮球一样，已撑到了极限，二妈高声的叫唤着：“快给我拿剪子来，把我的肚子给豁开呗！”
自然谁也不会去给她拿剪子，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她告诉自己的儿子，你快到营城子去，哪儿有个老大夫，他的“医儿”可好了，哥哥去了营城子，老大夫请来了，可二妈也停止呼吸了。
二妈滚烫的双手慢慢、慢慢的冷却了下来，变得冰冷了，凄苦、辛酸，在她脸上堆砌起来的皱纹现在舒展开了。
这回，她终于能够躺在哪凉湿湿的黄土地里舒坦的休息去了。
她活了六十八岁（虚岁），这颗柔弱的星，在一九八二年七月的一天陨落了，在她这六十八（七）岁的人生旅途中，她过上过几天好日子吗儿？她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她本来是可以过上好日子的。
父亲一九四九年死的时候，她刚刚三十五（虚岁），还是人生的好年华，找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嫁了，不说别的，家庭过日子，有个男人走在头里，女人得省多大的心哪？可她没有这样做。
一九六三年，我们村那个老革命的老伴死了，老革命在一九六六年的一天托人给我二妈说亲，我二妈一口给回绝了。
如果换了那好吃懒做的女人一定会去的，我二妈本可以去的，一九六五年的四清运动中，她已经改成“劳动者”了，劳动者是四清中农村的一个特殊成份，是四清工作队定的，全名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此和那些原来的地主富农相区别。以此给原来的那些地主、富农指明以后的方向。
如果此时二妈去了那个老革命家，后来二妈所遇的磨难就完全可幸免了。
人嘴两面皮啊！
去了老革命家，走进了革命家庭，就是向革命靠拢了。那个“劳动者”的成份就可以保住了，不去革命者家里，而还在反革命家里，那个“劳动者”的头街就取消了。文化大革命中又变成富农了。
二妈没有去这个老革命家，那年二妈五十二岁（虚岁），二妈没有去，而另一个比二妈更老的老妇人去了这个老革命家，那个老妇人，有儿、有女、有孙子、有外孙子，孙男嫡女不让她去，而她偏去，她说：“满堂的儿女不如半路的夫妻。”
中国人的传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由于老革命在村中的威望，那个老妇人嫁到老革命家后，她的身份也跟着陡然提高了，村里的人从老革命门口走过，见到那个老妇人，对这个老妇人都要点头哈腰，满脸陪笑，搜肠刮肚，言尽一切阿谀奉承之辞。
老革命在六十年代，一月开着一百多块钱的退休工资，生活特别优裕，老太太吃得油头粉面。
假如二妈到这个家庭里，她不是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和受到这样的礼遇吗？可是二妈没有这样做，她宁愿身体受那超常的劳碌，心灵受那超常的摧残，脸面受到那超常的虐待，但是她依然愿跟她用汗水养大的儿子在一起。
她宁愿抛弃那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尊严，也不愿放弃那些虚无飘渺的，存在于内心深处中国传统女人的尊严。
二妈走了，妈妈趴在棺材上，大声哭着“姐姐”在她们姐俩相处的这四十五年中，她们之间发生过无数次战争，她们打了吵，吵了打，她们虽然打了无数次架。但她们谁也没离开过这个家。
她们本可以各奔东西，但她们没有，她们共同的愿望就是把三个孩子抚养大。
人死了，生前有什么不好也不想了，只想她的优点，越想她的优点，优点越多，“好儿”越多。
那年哥哥放东院儿的树，砸了路南道边树的树叉子，那路南的树是隔着我们家的东院的另一家人栽的，那另一家人的宅子是我们家卖给他们的。东院的人向我哥哥兴师问罪言道：“连福，你砸了我的树，你看怎么办吧？”哥哥哑口无言，不知回答什么好，正在尴尬僵持，二妈闻讯出来了，言道：“永安哪，我问你，你这棵树栽在什么地方了？你是不是栽在‘官道’上啦？你的宅子是我们卖给你的，我们卖你宅子的时候，约定允许你在我们的地方上走道儿，但是没允许你栽树啊？你把树栽在了官道上，我没嘲戏你，如今砸坏了几根树叉子，你反倒不答应起我们来了？你也太不讲理了吧？”
东院的主人，听到二妈的话张口结舌，蔫蔫的溜掉了。
一九七零年，哥哥要结婚，家里一个钱儿也没有，二妈说：“我去借钱。”她要到哪里借钱哪？到南口董家三婶子家去借钱，此时的董家三婶子早于一九六二年去世了，三婶子去世前妈妈去看她，她握住妈妈的手说：“现在终于能看到钱啦！”她是说，哥哥和姐姐们已经毕业了，每年年终，终于能分到一点点钱啦。在我们三个人都念书时，欠了队里好多钱，哥哥姐姐在生产队干了好几年活儿，才把欠队里的钱还清了，开始几年，虽然每年还不清钱，生产队在年终分钱时总得给留个过年钱，也许是十块，也许是二十块，这总比过年时一个钱没有要强得多。董家三婶子说的就是这钱。董家三婶子病了没多少时间就去世了，据说是和大儿媳妇生了一口闷气。
董家三婶子距她老头子去世只隔了十七年，也去世了，去世时她刚刚六十多岁。
又过了八年的一九七零年，文化大哥命如火如荼的烈焰虽已过了，但阶级斗争的烈焰却一点也没有消减。二妈到三婶子家的造访使三婶子的大儿子一家人感觉吃惊和害怕。此时三婶子的大儿子已当了车间主任，当然是共产党员，虽然二妈竭尽讨好，拐着一双腿，走了七里地，㧟了一篮子果子，但董家一家人却冷冷的，其它的人都躲出去了，只有董家的大儿子陪着二妈说话，还没等二妈说借钱的话，董家的大儿子言道：“过去的朋友就让他过去吧！不要再延续啦！”二妈不傻，把果子放在了那里，饭也没吃就辞别了董家，董家并没有挽留。因为，在那个年月，真正的亲戚因为成份不好还要划清界限断绝往来哪,何况一点儿血缘关系都没有的哪？董家不想跟这个一点儿血缘关系都没有的人家再有半点往来。二妈弄了一鼻子灰无精打采的回来了。二妈为这个家，可谓栽尽了跟头戗尽了脸。
妈妈在我们的劝慰下不哭了，抹了一把鼻涕和眼泪言道：“你二妈就是脾气大点哟！人可是个好人哪！”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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