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71 藤原彰的自述（一）【修】
第七十一章藤原彰的自述（一）
我出生于1922年，在日本近代历史上，这是一个以和平与军备控制而广为人知的年份。在这一年的2月6日，海军军备条约在华盛顿签字。3月25日，日本国会的众议院通过了由各党派共同提出的缩减陆军军备的建议案。日本陆军迫于这一内外形势，也于8月11日发表了包括缩减兵员定额7万人的第一次缩减军备方案。在那个年代，反战与和平成为时代的风潮，而日本军部却把这一时期称为最恶劣的时期。
我的父亲是日本陆军经理部的军官，当时的职务为一等会计(军衔相当于大尉)，在驻扎于青山的日本陆军第一师团服役。我们家位于东京府北丰岛郡西巢鸭町的一个被叫做植木屋的地方。我的父母于1921年结婚，租借了植木屋的主要房屋旁边的一所小房子，把这里作为新居，并在这里生下了他们的长子——我。1923年，我们也是在这个家里遭遇了关东大地震。
我是我们家里的长子，在我下面还有三个妹妹，一共是兄妹四人。因为正好是处于军备控制后的紧缩时期，父亲的晋升较慢，加上家里孩子又多，所以家庭生活也较为清苦。至今我仍然能够回忆起童年时代许多节衣缩食的生活往事。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进入了刚刚创立的中野本乡的寻常小学，成为该校最早的一年级学生。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日本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时期。1929年7月，取代田中内阁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虽然实施了财政整顿c军备控制等政策，但在当年10月仍然遇到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日本社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即使是都市中的私立小学也不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影响。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没有带盒饭上学，有的同学在午休时上街闲逛，有的同学干脆休学去干活，我的好朋友石山君就成了给文具店打工的勤劳少年。所以，父兄会为吃不饱饭的孩子们发放食品，市政机关也为没钱参加休学旅行的学生提供经费。
我升入小学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就发生了柳条湖事件。日本突然进入了长期战争的年代。在学校每天早晨举行的仪式上，校长都要向全体师生介绍满洲的战争情况，这已经成为了学校的惯例。
就像当时日本国内所有的普通少年们一样，我也是在军国主义的氛围中接受了初等教育的。但如果说我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恐怕就是我比一般少年更早地开始阅读大人们阅读的小说。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曾看到母亲和一个除了亲戚关系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渊源的c从奈良县来的女性皱着眉头使用差别用语说话。听到她们的话以后，我就问她们在说什么事，她们说小孩子没有必要知道，接着就把话题转移了。所以有一次，当小学的老师对学生们说，不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的时候，我就问老师那种差别用语的意思。广岛县出身的橘和清一老师稍微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你可以读一读有一位叫做岛崎藤村的著名作家所写的一部小说《破戒》，你试一试读完了这部小说之后再告诉我吧。于是，我从父亲的书架上找出了那部小说，虽然是很辛苦c很费劲地才把它读完了，但也因此而了解到，在这个一如往昔地冷漠无情的社会中，存在着毫无道理的各种差别。从此以后，我的心就深深地被阅读小说的趣味所打动了。
在进入中学的入学考试之前，按照重视体育的父亲的意见，我选择了东京府的府立六中(即现在的新宿高中)。府立六中的开学是在1935年4月，这个学校有很多军人子弟，是以军国主义教育而闻名的学校。校长就是后来当上了府立高中校长和满洲建国大学校长的精神主义者阿部宗孝。新生入学后，除了全套的教科书之外，还需要购买《明治天皇御制集》(即收集了天皇所作之短歌的诗歌集)。学校每周要从天皇所作之诗歌中选出一首，在每天早晨的仪式上，让全校学生齐声高唱这首天皇的诗歌。接着按照“默想”的口令，我们都必须闭上眼睛沉思默想。与此同时，学校的“兴国之钟”轰然鸣响。所谓“兴国之钟”，就是在日俄战争的日本海大海战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旗舰“三笠”号所使用的时钟。校长特意请求海军转让给我们学校，作为学校的宝贝，并为这座漂亮的钟修建了塔楼。但学校只有在正式而隆重的典礼上，才会真正地敲打那座从军舰上转让来的钟，而我们每天默想时学校所敲击的钟，只不过是另外做成的仿制品而已。
中学入学考试结束后的1935年3月，由于陆军的定期调动，父亲被调往驻朝鲜的日军司令部服役，我们全家也因此搬到了在朝鲜京城(首尔)的日军陆军军官宿舍。
1935年7月，在中学的第一学期刚刚结束，我就不得不按照父母的强烈要求，转学到了朝鲜的中学。从东京到京城（韩国首尔），我背着学生书包，经过了三天两夜的旅行。因为是孤身少年的旅行，所以一路上售票员和旅客们都非常关照我。可是，在从下关到釜山的渡船上，我却因为剧烈的晕船而痛苦不堪。在朝鲜的京城火车站，母亲和妹妹们一起来接我，几个月没见面的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
陆军军官宿舍所在的龙山街区，简直就像是一个军事要塞。在这里，以总督官邸为中心，汇集了军c师团c旅团的司令部，以及步兵c骑兵c工兵c辎重兵等各联队的兵营，还有军队和铁路部门的宿舍。我转入的那所龙山中学也有很多的军人子弟，并与京城市内的京城中学在任何方面都进行着孰优孰劣的激烈竞争。令从东京过来的我感到吃惊的是，龙山中学充斥着军国主义的粗鲁c蛮横的风气。休息时全校学生集中到庭院里，高年级学生以低年级学生礼数不周为由横加制裁的情形，简直是司空见惯的。而校方则对这种私下的暴力制裁行为采取了默认和纵容的态度。这一事实对于我这个刚从东京过来的新生，真是一个恐怖的经验。
龙山中学学生社团的活动非常盛行。我参加了剑道部。这个运动激烈勇猛，活动时间完全自由，而且可以专门跟某个人组成一对一的对手进行训练。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跟石川同学组合的原因，我们在训练中往往很快就扔掉竹刀扭打在一起，脸贴着脸，都竭尽全力要把对方的头压下去，直到有一方忍受不了痛苦而大喊“我受不了”才罢手。
从参加剑道部一开始我就积极地参加每一次训练，每三次对抗中总有一次能击败对手，使之俯首称臣。我的剑道技术和技巧日益精进，中学二年级的第一学期结束之际，我参加了全市中学的学年运动大会，获得了剑道比赛的第三名。
转学到朝鲜以后约一年多的1936年8月，父亲要转勤回到东京的陆军省经理局服役。我不想离开好不容易才熟悉并感到亲切的龙山中学，就跟父母撒娇，请求他们不要让我转学回东京，让我自己留在朝鲜京城住宿舍。结果父母很坚决地表示，必须回到东京。为了办理转学的手续，我和父亲一起在家人之前回到东京，住在位于九段的军人会馆，步行前往学校和老师家拜访。大概因为恰好是暑假，用不着插班的原因，所以府立六中答应我从1936年9月的第二学期开始回六中继续上学。
在府立六中，我一升入四年级，就不能不考虑下一步升学的问题。朋友们回忆起成绩优良时期的我，认为我四年级毕业后当然会报考第一高等中学。但是我连考前辅导都没有参加，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正好在那个时候，陆军士官学校宣布，将比往年更早地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之初即举行入学考试，而且录取名额也将大幅度增加。因此我就领取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申请书，参加了入学考试，结果取得了合格。所以我没有参加其他任何高中的入学考试，直接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
我虽然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少年，但参加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考试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异样感觉。这也许是跟我崇拜作为军医的森鸥外有关系吧。我父亲是一个军人，我就读的学校也特别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可是，喜欢读小说c看电影的我，绝不仅仅只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熏染。母亲希望她唯一的儿子成为一名医生，所以知道我将参加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考试后，立即表示反对。而父亲则默许了我的选择。
1938年12月1日，我作为陆军士官学校预科的第55期学生入学。陆军士官学校的本科在去年迁移到神奈川县的座间市，东京市内的市谷校舍就成了只有预科使用的校区，而且只有第55期在这个校区，也就是说，在市谷校区里没有高年级学生。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陆军士官学校预科的学习生活。对我来说，这绝不是那种愉快舒心的生活，而且与其说是不愉快舒心的生活，倒不如说是辛苦艰难的生活。也许，这就是我没有被军国主义完全驯服的原因之一吧。
本章部分截取至《中国战线从军记》，作者：藤原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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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22年，在日本近代历史上，这是一个以和平与军备控制而广为人知的年份。在这一年的2月6日，海军军备条约在华盛顿签字。3月25日，日本国会的众议院通过了由各党派共同提出的缩减陆军军备的建议案。日本陆军迫于这一内外形势，也于8月11日发表了包括缩减兵员定额7万人的第一次缩减军备方案。在那个年代，反战与和平成为时代的风潮，而日本军部却把这一时期称为最恶劣的时期。
我的父亲是日本陆军经理部的军官，当时的职务为一等会计(军衔相当于大尉)，在驻扎于青山的日本陆军第一师团服役。我们家位于东京府北丰岛郡西巢鸭町的一个被叫做植木屋的地方。我的父母于1921年结婚，租借了植木屋的主要房屋旁边的一所小房子，把这里作为新居，并在这里生下了他们的长子——我。1923年，我们也是在这个家里遭遇了关东大地震。
我是我们家里的长子，在我下面还有三个妹妹，一共是兄妹四人。因为正好是处于军备控制后的紧缩时期，父亲的晋升较慢，加上家里孩子又多，所以家庭生活也较为清苦。至今我仍然能够回忆起童年时代许多节衣缩食的生活往事。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进入了刚刚创立的中野本乡的寻常小学，成为该校最早的一年级学生。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日本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时期。1929年7月，取代田中内阁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虽然实施了财政整顿c军备控制等政策，但在当年10月仍然遇到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日本社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即使是都市中的私立小学也不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影响。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没有带盒饭上学，有的同学在午休时上街闲逛，有的同学干脆休学去干活，我的好朋友石山君就成了给文具店打工的勤劳少年。所以，父兄会为吃不饱饭的孩子们发放食品，市政机关也为没钱参加休学旅行的学生提供经费。
我升入小学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就发生了柳条湖事件。日本突然进入了长期战争的年代。在学校每天早晨举行的仪式上，校长都要向全体师生介绍满洲的战争情况，这已经成为了学校的惯例。
就像当时日本国内所有的普通少年们一样，我也是在军国主义的氛围中接受了初等教育的。但如果说我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恐怕就是我比一般少年更早地开始阅读大人们阅读的小说。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曾看到母亲和一个除了亲戚关系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渊源的c从奈良县来的女性皱着眉头使用差别用语说话。听到她们的话以后，我就问她们在说什么事，她们说小孩子没有必要知道，接着就把话题转移了。所以有一次，当小学的老师对学生们说，不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的时候，我就问老师那种差别用语的意思。广岛县出身的橘和清一老师稍微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你可以读一读有一位叫做岛崎藤村的著名作家所写的一部小说《破戒》，你试一试读完了这部小说之后再告诉我吧。于是，我从父亲的书架上找出了那部小说，虽然是很辛苦c很费劲地才把它读完了，但也因此而了解到，在这个一如往昔地冷漠无情的社会中，存在着毫无道理的各种差别。从此以后，我的心就深深地被阅读小说的趣味所打动了。
在进入中学的入学考试之前，按照重视体育的父亲的意见，我选择了东京府的府立六中(即现在的新宿高中)。府立六中的开学是在1935年4月，这个学校有很多军人子弟，是以军国主义教育而闻名的学校。校长就是后来当上了府立高中校长和满洲建国大学校长的精神主义者阿部宗孝。新生入学后，除了全套的教科书之外，还需要购买《明治天皇御制集》(即收集了天皇所作之短歌的诗歌集)。学校每周要从天皇所作之诗歌中选出一首，在每天早晨的仪式上，让全校学生齐声高唱这首天皇的诗歌。接着按照“默想”的口令，我们都必须闭上眼睛沉思默想。与此同时，学校的“兴国之钟”轰然鸣响。所谓“兴国之钟”，就是在日俄战争的日本海大海战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旗舰“三笠”号所使用的时钟。校长特意请求海军转让给我们学校，作为学校的宝贝，并为这座漂亮的钟修建了塔楼。但学校只有在正式而隆重的典礼上，才会真正地敲打那座从军舰上转让来的钟，而我们每天默想时学校所敲击的钟，只不过是另外做成的仿制品而已。
中学入学考试结束后的1935年3月，由于陆军的定期调动，父亲被调往驻朝鲜的日军司令部服役，我们全家也因此搬到了在朝鲜京城(首尔)的日军陆军军官宿舍。
1935年7月，在中学的第一学期刚刚结束，我就不得不按照父母的强烈要求，转学到了朝鲜的中学。从东京到京城（韩国首尔），我背着学生书包，经过了三天两夜的旅行。因为是孤身少年的旅行，所以一路上售票员和旅客们都非常关照我。可是，在从下关到釜山的渡船上，我却因为剧烈的晕船而痛苦不堪。在朝鲜的京城火车站，母亲和妹妹们一起来接我，几个月没见面的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
陆军军官宿舍所在的龙山街区，简直就像是一个军事要塞。在这里，以总督官邸为中心，汇集了军c师团c旅团的司令部，以及步兵c骑兵c工兵c辎重兵等各联队的兵营，还有军队和铁路部门的宿舍。我转入的那所龙山中学也有很多的军人子弟，并与京城市内的京城中学在任何方面都进行着孰优孰劣的激烈竞争。令从东京过来的我感到吃惊的是，龙山中学充斥着军国主义的粗鲁c蛮横的风气。休息时全校学生集中到庭院里，高年级学生以低年级学生礼数不周为由横加制裁的情形，简直是司空见惯的。而校方则对这种私下的暴力制裁行为采取了默认和纵容的态度。这一事实对于我这个刚从东京过来的新生，真是一个恐怖的经验。
龙山中学学生社团的活动非常盛行。我参加了剑道部。这个运动激烈勇猛，活动时间完全自由，而且可以专门跟某个人组成一对一的对手进行训练。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跟石川同学组合的原因，我们在训练中往往很快就扔掉竹刀扭打在一起，脸贴着脸，都竭尽全力要把对方的头压下去，直到有一方忍受不了痛苦而大喊“我受不了”才罢手。
从参加剑道部一开始我就积极地参加每一次训练，每三次对抗中总有一次能击败对手，使之俯首称臣。我的剑道技术和技巧日益精进，中学二年级的第一学期结束之际，我参加了全市中学的学年运动大会，获得了剑道比赛的第三名。
转学到朝鲜以后约一年多的1936年8月，父亲要转勤回到东京的陆军省经理局服役。我不想离开好不容易才熟悉并感到亲切的龙山中学，就跟父母撒娇，请求他们不要让我转学回东京，让我自己留在朝鲜京城住宿舍。结果父母很坚决地表示，必须回到东京。为了办理转学的手续，我和父亲一起在家人之前回到东京，住在位于九段的军人会馆，步行前往学校和老师家拜访。大概因为恰好是暑假，用不着插班的原因，所以府立六中答应我从1936年9月的第二学期开始回六中继续上学。
在府立六中，我一升入四年级，就不能不考虑下一步升学的问题。朋友们回忆起成绩优良时期的我，认为我四年级毕业后当然会报考第一高等中学。但是我连考前辅导都没有参加，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正好在那个时候，陆军士官学校宣布，将比往年更早地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之初即举行入学考试，而且录取名额也将大幅度增加。因此我就领取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申请书，参加了入学考试，结果取得了合格。所以我没有参加其他任何高中的入学考试，直接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
我虽然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少年，但参加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考试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异样感觉。这也许是跟我崇拜作为军医的森鸥外有关系吧。我父亲是一个军人，我就读的学校也特别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可是，喜欢读小说c看电影的我，绝不仅仅只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熏染。母亲希望她唯一的儿子成为一名医生，所以知道我将参加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考试后，立即表示反对。而父亲则默许了我的选择。
1938年12月1日，我作为陆军士官学校预科的第55期学生入学。陆军士官学校的本科在去年迁移到神奈川县的座间市，东京市内的市谷校舍就成了只有预科使用的校区，而且只有第55期在这个校区，也就是说，在市谷校区里没有高年级学生。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陆军士官学校预科的学习生活。对我来说，这绝不是那种愉快舒心的生活，而且与其说是不愉快舒心的生活，倒不如说是辛苦艰难的生活。也许，这就是我没有被军国主义完全驯服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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