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原来只因流动过剩
但在最初的两年，交易是乏味的。因为无论是短线，中线还是长线，谢枫交易的主调始终是稳步的，缓慢的吃进。在当时，谢枫被称为“多头司令。”而我一直是他的操盘手。通常是，他拟定交易计划，然后交给我执行。我的自由裁量和抉择空间通常很小，不超过5个点。有很多的私募基金经理都是如此操作。为避免在交易现场中的犹豫，怀疑，感情冲动，总之，为避免种种幻想和意外，他们把执行交给操盘人。
2003年至2007年，是少见的商品期货的牛市阶段。
马克思曾经说过，市场要么会过度生产，要么会过度投机。不幸的是，我们当时两者都有。
在2002年，他已经预见到伦铜l将到4000美元价位。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2500美元已经是天价。而伦铜在2005年2月调至低点2948之后，又一路上行至35945的历史新高。沪铜主力合约每吨上涨20000点左右，此后即使小有调整，仍然不断向上，而国内的沪铜也相应上涨。有一天吃饭时我问他，他判断的根据是到底是什么？
我记得他的解释是：做期货要用战略思维。
那天我的交易理念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我开始具有全局意识。开始有了“战略”眼光。
但正如我现在的看法：价格任何时候都首先表现为货币问题，之后，我们看到价格背后的供求，和它背后各种参与者的博弈。
在当时的十几年里，国际能源及原料市场价格的高幅增长，大部分是由于国外炒家对“中国需求”进行推波助澜炒作的结果。中国由此承担了巨额的进口成本，甚至输入成本拉动型通货膨胀。
自2002年底以来，国内期货市场的大连大豆，上海的天然橡胶及燃料油接连上演牛市行情。连豆最高价曾至4100点，加上刚才提到的沪铜的天价价位，考验着所有交易者的激情和想象力。当2004年的“中航油事件”，和2005年的国内l铜市反套利的巨额亏损让所有人震惊之余，“逼仓中国”的说法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
但其实，这无关太多阴谋论，这不过是市场而已。终于在2007年，人们在次贷危机中突然醒悟，货币宽松政策，房地产泡沫，衍生品市场过度发展一一一这一切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突然领悟，所谓牛市的阴谋论，不过是源于流动性过剩罢了。
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进口量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因此必然拉动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而标准的国际贸易定价方式普遍使用“期货价格现货升贴水”模式，所以每到国内采购之时，投机基金必然大肆拉高期货价格，赚个盆盈钵满。而进口商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将高价格转嫁输入给国内，要么承担巨额亏损。
也许有人会说：期货市场功能之一不是套期保值吗？为什么国内进口商会出现亏损？
但那不过是理论上而已。实际操作中，由于一些政策和操作问题，套保理论只不过是看上去很美。单就大豆而言，国内的进口商和贸易商做法是在国外期货市场上点价购买，高位作价，然后抛到国内期货市场上保值。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国外期市上先持有多头头寸，即“欲买先买”，在购入现货前先买入期货合约，从而在分别在两个市场上对冲风险。这样一来，如果以后大豆价格上涨，则获得利润。
如果价格下跌，由于在国内期市上有保值头寸就等于由国内多头埋单了。如此国内期市等于国外期市的延伸而已，无法回避高价格输入问题。沪铜的反套利亏损也与此相似。
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国内的进口商根本不希望搞什么套保，他们不但不怕买入成本过高，反而希望一直涨价，因为这样证明他买对了，国外一直涨，他就可以有更好的卖价。反而跌了他会很担心。因为那说明他会亏钱。他做错了。
当时我还接触到一些从事cu反向套利的人。正如你知道的，我国是铜进口大国，依正常逻辑，他们应该在伦敦l做多，在国内做空。因此反向套利，即在上海做多而在伦敦做空，结果必然导致货币或铜外流，而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但问题是期货市场是金融资本市场，而逐利是资本本性。只要市场之间存在价差（spread），就一定会有套利活动的发生。在伦铜与沪铜之间由于进出口成本，各自市场供需变动，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等因素的波动，都可能使其比价偏离。
在当时的经验上，上海相应月份的人民币铜价直接除以l铜价所得出的比例在中心基点10以上时，即可以买进伦敦铜，卖出同等数量的上海铜。而当这个比例低于或接近96或更低时，即可买进上海铜，抛出伦敦铜。
象期货这样的国际市场，必然是各国市场一体化的。但还有一个问题：即使是我们想打压进口铜价，砸低上海期铜，l也未必跟着你下跌。就是说，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常常是l跟涨但不跟跌。上海的市场行情，与l的联动性十分怪异。
这其中的原因，也颇简单。
期货的一个有意思的作用一直未见之于教材，就是它使得生产者参与定价的幅度大大增加了。而一般生产力发达的非古典型经济中，多是卖者占有利地位的。当然这要除去垄断和寡头。生产者在期货定价权重增加，经常使得购买者“高位付单”，消费者剩余减少。
举cb一t为例。在cb一t市场中，大体有两种力量：商业持仓和基金持仓。前者即是以套保为主要目的的生产商和加工商。后者则主要以投机增殖为目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商业持仓通常做空，而投机基金通常做多。在商业持仓席位中，都是诸如：福四通（fcst一ne），统一嘉吉（cargill）之类的大型企业集团。其中fcst一ne前身为农业合作社组织。在美国，农产品销售基本单位为销售站，若干站组合成合作社，合作社再进入期货市场，进行卖期保值。fcst一ne16个分公司垄断了全美80的收购站和六分之一农民会员。控制全美63的粮食销售。
在大多的市场，通常都是由买方定价。但在期货市场运行当中，恰恰生产者可以很好的参与到定价中。
首先，在定价模式中，广泛使用的是期货价格加上基差，或者说是升贴水。（backardati一n—现货升水或远期贴水ntang一一现货贴水或远期升水）。现货价格被定义为期货价格基差。而在l尤其有规定，升水可以无限，但贴水不能低于30美元。可见现货价格被保护起来了。价格根本不是笛卡尔坐标系里供给需求曲线确定的均衡价格之类，也不仅仅是成本加上一些利润所得。而是用隐蔽的升贴水和期货本身的价格代替了。将现货价格拆成两部分，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创举。
其次，通过在适当价位抛出远期标准合约的方式来进行卖期保值。当我们大量采购时，投机基金和商业席位便有了默契，一起推高价格，投机基金固可以获利平仓，而商业席位也并未亏损，因为套期保值对冲了风险，锁定了现货利润。而期货市场上的亏损也已经由国外进口商点价付费埋单了。这就是国内屡屡被高位洗劫原因所在。
但不能说，因为投机基金和商业持仓的默契，或者因为有象bric这样金砖四国的长期工业化和经济振兴，就断言期货市场能源和工业原料牛市是长期趋势。
因为价格不仅是买卖双方的博弈，同时在买卖各自阵营之中，也一样有冲突存在。这些跨国基金在狩猎中国时固然是利益一致的，但别忘了基金之间也是有斗有合，基金分类林林总总。比如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商品期货基金（cta）等等名称。
如果从价格取向上分类，则大致有两类：一派寻求高风险获利，运用资金优势和借贷以及集体行动大举拉高或打压，砸出惯性盘后获利平仓，从而总是拉大现货与期货的价差。
而一派则试图利用期货现货的合理回归来谋利，而一旦行情脱离基本面，就难免同室操戈。这些基金在屈“屈人之兵，掠人之财”，对进口国进行操炒和发动金融突击的同时，彼此也是竞争对手。他们往往也互相吞食。2004年5月份，国际大豆市场价格暴跌，中国大豆加工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人们估计全行业至少出现40亿美金左右亏损。而这跌势，就是cb一t先跌下来的。虽然投机是影响价格的关键因素，但也要根源于需求。否则市场就完全失去意义了。
因此市场也好，投机也罢，仍然是遵守经济规律和游戏规则的。但不可再生的能源，比如原油和铜，对其抱有长期的牛市预期也是相对稳妥的。
我想我已经给了你一个印象，好象是中国发展期货市场争夺定价权不是那么想当然的。
的确如此。
国内一直所谓的“争夺国际贸易进口原料定价权”的说法似是而非。刚才说过，由于期货市场的存在，生产国必然在定价权上有更大的优势。或者是拥有强大现货贸易和期货贸易实力的跨国企业有这样的话语权。比如我们在南美采购大豆，也是由cb一t期货价格加上现货升贴水方式，但垄断南美粮食贸易的，还是美国嘉吉这样的实体。和我们情况类似的是日本的期货市场。东京工业品交易所（t一）橡胶是有定价权的。但这和日本发达的国际贸易和强有力的贸易和生产实体是分不开的。l铜价为世界铜交易基准价，然而看一下它的会员构成情况：
7种会员中，第一种为圈内会员（rgber）可以签发客户合约，即成为客户的“对赌家”或“庄家”。也就是做市商。
第二种：准经纪清算会员－asciatebr一kerclearg。其会员是诸如花期，德意志，汇丰，高盛(g一ldansachs)，aig,cargill等国际大型投资银行或投资公司。
第三种：准交易清算会员－asciatetradeclearg。其会员是瑞士贸易商glenre，挪威hydr一铝业公司，以及荷兰hunterd一ugs公司等国际大型贸易或工业公司。
第四种：准经纪会员－asciatebr一ker，其会员如ad投资服务公司arr期货公司cfiat国际银行等专门经纪公司。
第五种：准交易会员－asciatetrade，其成员主要为智利铜公司c美铝c加铝以及billit一n等国际知名的消费商和生产厂家。
一目了然，正是因为做市商制度和投资银行，大型工业贸易公司，产家和消费商的广泛参预，才有所谓l的定价权。如果上期所的会员构成仍然和现在一样，仅仅是一些不能自营的经纪公司，不实行做市商制度，仅仅是经纪公司吃完一个客户再去找另一个客户的经营模式，就永远别想拿到什么话语权。而只能是国外市场的肢余和映像。
与其对照，国内的交易所结构表面上是说会员制，但循名而责实，则名实不能相副。既非会员制，也非公司制。
一定意义上来说，正因为国内期货市场的存在，才使得国内在进口上承受空前长时间和高价位的痛楚。
如果你调看一下2004相近几年的大豆和铜期货品种的行情图就可以看出，国内与国外期货市场相关度与日俱增，内外呼应。沪铜在2004年开始宏观调控和国储抛售库存时，国内铜需求已经缓解，但也由此产生了l和shfe的比价偏离，接着就有了巨额资金的反向套利，使得国内铜价与国外铜价又是一番上涨行情。由于国内市场提供的套利保值空间，使得高价进口得以一定时间的迁延。
无独有偶，连豆在2004/2005年度已经存在产量过剩，下游产品豆粕和豆油市场吸纳不足，然而在2005年春，投机基金仍以旱情为题材大幅上拉。美豆03短短1月时间从5037美分涨至6909美分。连豆如影随形，当时的主力合约上涨700点左右。而当时国内的油厂出于降亏损式生产和保持市场份额的需要，不得不持续大量购入美国大豆。上游企业高成本进口，而下游产品却需求不足，导致供给曲线左移或者是平行于价格轴，其结果是企业高买低卖的亏损和加工品高价格低产出的滞胀。
我注意到：当时国内豆的走势是弱于外盘的，但油厂为什么不在国内收购而仍要冒风险在国外购买呢？
答案是：因为油厂现在使用的都是转基因大豆。
因为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如果使用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榨油率低而且成本太高，根本无法与使用进口豆的油厂竞争。只有破产一途。如果都能使用国内大豆的话，当然是最好了。豆农增收，厂家不必高买低卖，但市场经济是竞争的，是要利润的。所以只能使用进口转基因大豆。
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转基因大豆可能对身体有害，只是苦于生物体在短期内无法证明是转基因产品造成损伤。
我也愿意相信：只要选择两组小鼠，对其肾脏与肝脏进行一定功能损害处理，再分别饲给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食物，很快就可以确定到底转基因食品是否存有隐患。因为肾脏与肝脏是用来处理毒素的脏器。在功能有所损害后势必十分敏感。则很快就可以看出对食品的反应来。而且早在2005年5月，英国报已经披露食用转基因玉米的小鼠肾脏和血液出现异常。只不过在企业集团主导传媒的商业时代，这种报导很容易被有意冷处理或封藏。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非生产国或后兴起的期货市场根本无法争取定价权？
我会说：也不尽然。因为我们的定价权，自有产品比如非转基因黄大豆1号，还有出口玉米，自然是有定价权的。但是象铜和原油的定价权，就不是我们一相情愿，说争就争到了。争夺定价权更多是要改变无序进口的混乱情况，形成统一采购联盟，从而在价格谈判中掌握主动权。
最重要的，是国内十分缺乏象嘉吉一类的强势实体，不能够把生产，收购，贸易，和期货整合为一体，在采购上国内各买家又彼此以邻为壑，最后让国外供应商大把的赚钞票。
如果要在期货市场上争定价权，第一走l的模式，大量吸纳国际大投资银行，工业公司，消费商和生产厂家。现在l每年营业额超过3万亿美元，带给英国超过25亿英镑的隐性海外收入。
第二是吸取日本的经验，尽快为商品期货基金立法，允许期货经纪公司自营和代营国外期货业务。自1991年日本推出商品基金投资法案后，伴随投资基金的成长，日本期货市场才真正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与证券和银行鼎足而立。而目前国内的期货业监管法规是禁止自营c发行基金和向客户融资和理财业务的。这就使得国内的经纪公司和国外公司的结构和模式完全不同。无法形成集中，统一的主导力量与国外大鳄们抗衡。
上期所副总经理胡政曾经公开承认，在上期所的铜期货合约上，“大约有30％的持仓有外资背景”。即使在本土市场上，尚不能主导定价，国外的定价权更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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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至2007年，是少见的商品期货的牛市阶段。
马克思曾经说过，市场要么会过度生产，要么会过度投机。不幸的是，我们当时两者都有。
在2002年，他已经预见到伦铜l将到4000美元价位。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2500美元已经是天价。而伦铜在2005年2月调至低点2948之后，又一路上行至35945的历史新高。沪铜主力合约每吨上涨20000点左右，此后即使小有调整，仍然不断向上，而国内的沪铜也相应上涨。有一天吃饭时我问他，他判断的根据是到底是什么？
我记得他的解释是：做期货要用战略思维。
那天我的交易理念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我开始具有全局意识。开始有了“战略”眼光。
但正如我现在的看法：价格任何时候都首先表现为货币问题，之后，我们看到价格背后的供求，和它背后各种参与者的博弈。
在当时的十几年里，国际能源及原料市场价格的高幅增长，大部分是由于国外炒家对“中国需求”进行推波助澜炒作的结果。中国由此承担了巨额的进口成本，甚至输入成本拉动型通货膨胀。
自2002年底以来，国内期货市场的大连大豆，上海的天然橡胶及燃料油接连上演牛市行情。连豆最高价曾至4100点，加上刚才提到的沪铜的天价价位，考验着所有交易者的激情和想象力。当2004年的“中航油事件”，和2005年的国内l铜市反套利的巨额亏损让所有人震惊之余，“逼仓中国”的说法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
但其实，这无关太多阴谋论，这不过是市场而已。终于在2007年，人们在次贷危机中突然醒悟，货币宽松政策，房地产泡沫，衍生品市场过度发展一一一这一切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突然领悟，所谓牛市的阴谋论，不过是源于流动性过剩罢了。
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进口量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因此必然拉动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而标准的国际贸易定价方式普遍使用“期货价格现货升贴水”模式，所以每到国内采购之时，投机基金必然大肆拉高期货价格，赚个盆盈钵满。而进口商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将高价格转嫁输入给国内，要么承担巨额亏损。
也许有人会说：期货市场功能之一不是套期保值吗？为什么国内进口商会出现亏损？
但那不过是理论上而已。实际操作中，由于一些政策和操作问题，套保理论只不过是看上去很美。单就大豆而言，国内的进口商和贸易商做法是在国外期货市场上点价购买，高位作价，然后抛到国内期货市场上保值。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国外期市上先持有多头头寸，即“欲买先买”，在购入现货前先买入期货合约，从而在分别在两个市场上对冲风险。这样一来，如果以后大豆价格上涨，则获得利润。
如果价格下跌，由于在国内期市上有保值头寸就等于由国内多头埋单了。如此国内期市等于国外期市的延伸而已，无法回避高价格输入问题。沪铜的反套利亏损也与此相似。
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国内的进口商根本不希望搞什么套保，他们不但不怕买入成本过高，反而希望一直涨价，因为这样证明他买对了，国外一直涨，他就可以有更好的卖价。反而跌了他会很担心。因为那说明他会亏钱。他做错了。
当时我还接触到一些从事cu反向套利的人。正如你知道的，我国是铜进口大国，依正常逻辑，他们应该在伦敦l做多，在国内做空。因此反向套利，即在上海做多而在伦敦做空，结果必然导致货币或铜外流，而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但问题是期货市场是金融资本市场，而逐利是资本本性。只要市场之间存在价差（spread），就一定会有套利活动的发生。在伦铜与沪铜之间由于进出口成本，各自市场供需变动，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等因素的波动，都可能使其比价偏离。
在当时的经验上，上海相应月份的人民币铜价直接除以l铜价所得出的比例在中心基点10以上时，即可以买进伦敦铜，卖出同等数量的上海铜。而当这个比例低于或接近96或更低时，即可买进上海铜，抛出伦敦铜。
象期货这样的国际市场，必然是各国市场一体化的。但还有一个问题：即使是我们想打压进口铜价，砸低上海期铜，l也未必跟着你下跌。就是说，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常常是l跟涨但不跟跌。上海的市场行情，与l的联动性十分怪异。
这其中的原因，也颇简单。
期货的一个有意思的作用一直未见之于教材，就是它使得生产者参与定价的幅度大大增加了。而一般生产力发达的非古典型经济中，多是卖者占有利地位的。当然这要除去垄断和寡头。生产者在期货定价权重增加，经常使得购买者“高位付单”，消费者剩余减少。
举cb一t为例。在cb一t市场中，大体有两种力量：商业持仓和基金持仓。前者即是以套保为主要目的的生产商和加工商。后者则主要以投机增殖为目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商业持仓通常做空，而投机基金通常做多。在商业持仓席位中，都是诸如：福四通（fcst一ne），统一嘉吉（cargill）之类的大型企业集团。其中fcst一ne前身为农业合作社组织。在美国，农产品销售基本单位为销售站，若干站组合成合作社，合作社再进入期货市场，进行卖期保值。fcst一ne16个分公司垄断了全美80的收购站和六分之一农民会员。控制全美63的粮食销售。
在大多的市场，通常都是由买方定价。但在期货市场运行当中，恰恰生产者可以很好的参与到定价中。
首先，在定价模式中，广泛使用的是期货价格加上基差，或者说是升贴水。（backardati一n—现货升水或远期贴水ntang一一现货贴水或远期升水）。现货价格被定义为期货价格基差。而在l尤其有规定，升水可以无限，但贴水不能低于30美元。可见现货价格被保护起来了。价格根本不是笛卡尔坐标系里供给需求曲线确定的均衡价格之类，也不仅仅是成本加上一些利润所得。而是用隐蔽的升贴水和期货本身的价格代替了。将现货价格拆成两部分，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创举。
其次，通过在适当价位抛出远期标准合约的方式来进行卖期保值。当我们大量采购时，投机基金和商业席位便有了默契，一起推高价格，投机基金固可以获利平仓，而商业席位也并未亏损，因为套期保值对冲了风险，锁定了现货利润。而期货市场上的亏损也已经由国外进口商点价付费埋单了。这就是国内屡屡被高位洗劫原因所在。
但不能说，因为投机基金和商业持仓的默契，或者因为有象bric这样金砖四国的长期工业化和经济振兴，就断言期货市场能源和工业原料牛市是长期趋势。
因为价格不仅是买卖双方的博弈，同时在买卖各自阵营之中，也一样有冲突存在。这些跨国基金在狩猎中国时固然是利益一致的，但别忘了基金之间也是有斗有合，基金分类林林总总。比如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商品期货基金（cta）等等名称。
如果从价格取向上分类，则大致有两类：一派寻求高风险获利，运用资金优势和借贷以及集体行动大举拉高或打压，砸出惯性盘后获利平仓，从而总是拉大现货与期货的价差。
而一派则试图利用期货现货的合理回归来谋利，而一旦行情脱离基本面，就难免同室操戈。这些基金在屈“屈人之兵，掠人之财”，对进口国进行操炒和发动金融突击的同时，彼此也是竞争对手。他们往往也互相吞食。2004年5月份，国际大豆市场价格暴跌，中国大豆加工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人们估计全行业至少出现40亿美金左右亏损。而这跌势，就是cb一t先跌下来的。虽然投机是影响价格的关键因素，但也要根源于需求。否则市场就完全失去意义了。
因此市场也好，投机也罢，仍然是遵守经济规律和游戏规则的。但不可再生的能源，比如原油和铜，对其抱有长期的牛市预期也是相对稳妥的。
我想我已经给了你一个印象，好象是中国发展期货市场争夺定价权不是那么想当然的。
的确如此。
国内一直所谓的“争夺国际贸易进口原料定价权”的说法似是而非。刚才说过，由于期货市场的存在，生产国必然在定价权上有更大的优势。或者是拥有强大现货贸易和期货贸易实力的跨国企业有这样的话语权。比如我们在南美采购大豆，也是由cb一t期货价格加上现货升贴水方式，但垄断南美粮食贸易的，还是美国嘉吉这样的实体。和我们情况类似的是日本的期货市场。东京工业品交易所（t一）橡胶是有定价权的。但这和日本发达的国际贸易和强有力的贸易和生产实体是分不开的。l铜价为世界铜交易基准价，然而看一下它的会员构成情况：
7种会员中，第一种为圈内会员（rgber）可以签发客户合约，即成为客户的“对赌家”或“庄家”。也就是做市商。
第二种：准经纪清算会员－asciatebr一kerclearg。其会员是诸如花期，德意志，汇丰，高盛(g一ldansachs)，aig,cargill等国际大型投资银行或投资公司。
第三种：准交易清算会员－asciatetradeclearg。其会员是瑞士贸易商glenre，挪威hydr一铝业公司，以及荷兰hunterd一ugs公司等国际大型贸易或工业公司。
第四种：准经纪会员－asciatebr一ker，其会员如ad投资服务公司arr期货公司cfiat国际银行等专门经纪公司。
第五种：准交易会员－asciatetrade，其成员主要为智利铜公司c美铝c加铝以及billit一n等国际知名的消费商和生产厂家。
一目了然，正是因为做市商制度和投资银行，大型工业贸易公司，产家和消费商的广泛参预，才有所谓l的定价权。如果上期所的会员构成仍然和现在一样，仅仅是一些不能自营的经纪公司，不实行做市商制度，仅仅是经纪公司吃完一个客户再去找另一个客户的经营模式，就永远别想拿到什么话语权。而只能是国外市场的肢余和映像。
与其对照，国内的交易所结构表面上是说会员制，但循名而责实，则名实不能相副。既非会员制，也非公司制。
一定意义上来说，正因为国内期货市场的存在，才使得国内在进口上承受空前长时间和高价位的痛楚。
如果你调看一下2004相近几年的大豆和铜期货品种的行情图就可以看出，国内与国外期货市场相关度与日俱增，内外呼应。沪铜在2004年开始宏观调控和国储抛售库存时，国内铜需求已经缓解，但也由此产生了l和shfe的比价偏离，接着就有了巨额资金的反向套利，使得国内铜价与国外铜价又是一番上涨行情。由于国内市场提供的套利保值空间，使得高价进口得以一定时间的迁延。
无独有偶，连豆在2004/2005年度已经存在产量过剩，下游产品豆粕和豆油市场吸纳不足，然而在2005年春，投机基金仍以旱情为题材大幅上拉。美豆03短短1月时间从5037美分涨至6909美分。连豆如影随形，当时的主力合约上涨700点左右。而当时国内的油厂出于降亏损式生产和保持市场份额的需要，不得不持续大量购入美国大豆。上游企业高成本进口，而下游产品却需求不足，导致供给曲线左移或者是平行于价格轴，其结果是企业高买低卖的亏损和加工品高价格低产出的滞胀。
我注意到：当时国内豆的走势是弱于外盘的，但油厂为什么不在国内收购而仍要冒风险在国外购买呢？
答案是：因为油厂现在使用的都是转基因大豆。
因为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如果使用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榨油率低而且成本太高，根本无法与使用进口豆的油厂竞争。只有破产一途。如果都能使用国内大豆的话，当然是最好了。豆农增收，厂家不必高买低卖，但市场经济是竞争的，是要利润的。所以只能使用进口转基因大豆。
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转基因大豆可能对身体有害，只是苦于生物体在短期内无法证明是转基因产品造成损伤。
我也愿意相信：只要选择两组小鼠，对其肾脏与肝脏进行一定功能损害处理，再分别饲给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食物，很快就可以确定到底转基因食品是否存有隐患。因为肾脏与肝脏是用来处理毒素的脏器。在功能有所损害后势必十分敏感。则很快就可以看出对食品的反应来。而且早在2005年5月，英国报已经披露食用转基因玉米的小鼠肾脏和血液出现异常。只不过在企业集团主导传媒的商业时代，这种报导很容易被有意冷处理或封藏。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非生产国或后兴起的期货市场根本无法争取定价权？
我会说：也不尽然。因为我们的定价权，自有产品比如非转基因黄大豆1号，还有出口玉米，自然是有定价权的。但是象铜和原油的定价权，就不是我们一相情愿，说争就争到了。争夺定价权更多是要改变无序进口的混乱情况，形成统一采购联盟，从而在价格谈判中掌握主动权。
最重要的，是国内十分缺乏象嘉吉一类的强势实体，不能够把生产，收购，贸易，和期货整合为一体，在采购上国内各买家又彼此以邻为壑，最后让国外供应商大把的赚钞票。
如果要在期货市场上争定价权，第一走l的模式，大量吸纳国际大投资银行，工业公司，消费商和生产厂家。现在l每年营业额超过3万亿美元，带给英国超过25亿英镑的隐性海外收入。
第二是吸取日本的经验，尽快为商品期货基金立法，允许期货经纪公司自营和代营国外期货业务。自1991年日本推出商品基金投资法案后，伴随投资基金的成长，日本期货市场才真正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与证券和银行鼎足而立。而目前国内的期货业监管法规是禁止自营c发行基金和向客户融资和理财业务的。这就使得国内的经纪公司和国外公司的结构和模式完全不同。无法形成集中，统一的主导力量与国外大鳄们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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