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9章 袁崇焕评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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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民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什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
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僮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纷纷上奏章反对。
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什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李自成破开封,烹杀福王),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
袁崇焕却胆敢进行议和。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说“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对,虽有千万人反对,我还是干了”那种浩然之气。[16]
诸葛亮出师北伐,天下皆称其忠。岳飞苦战抗敌,天下皆知其勇。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虽然,那也是很难真正比较的,然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诸葛亮和岳飞却幸而不必经受。
袁崇焕有一句诗:“心苦后人知”。当真是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当时的谅解,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想到他的耿耿之怀,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深刻的凄怆意。
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朝政越来越腐败,在魏忠贤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关外酷寒的天气,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感到很难抵受。在这期间,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人要回故乡去了,临别时问他:你留在这里继续担当艰危呢,还是回乡以求平安?他写了一首诗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内心你还不明白吗?又何必问安危去留?我在这里奋不顾身,本来不是为了富贵。故乡的亲友们如果问起,请你转告:边界还没有平靖,我只有感到惭愧,当然要继续干下去。[17]
袁崇焕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二弟崇灿(一说是他哥哥)当他在关外时在故乡逝世。三弟崇煜随着他在军中办事,后来也告辞回乡。袁崇焕从宁远送他到山海关而分手,写了两首诗给他,说:边疆需要人守御,升平还没有得到,我早已决心报国,安危去留的问题不必提了。[18]
[1]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 Abahai,法国学者格奥赛 (Rene Grousset)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一书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变〉一章,其中说:“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结合起来。”
[2]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疋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于是诸臣入奏曰:盗贼若不按律严惩,恐不能止息。上恻然,谕曰: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缉获者,鞭而释之可也。遂下令,是岁谳狱,姑从宽典。仍大发帑金,散赈饥民。”皇太极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与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贼、杀贼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3]何柄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一书中,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
[4]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中,根据朝鲜〈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的资料,认为一六二一年时,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再加上妇女老少,“全人数当在四、五十万左右。”
[5]《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东华录》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谋倡逃”。《明清史料》乙编载,崇祯二年二月廿一,袁崇焕塘报:“一日之内,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
[6]“七大恨”: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
[7]“观其向背离合之意,以定征讨抚定之计。”见《两朝从信录》。
[8]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史书上称为“后金”,以与宋朝时的“金”有所分别。到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才改为“大清”。所以本文中的满清,其实都应称“金”。“满洲”的名称,也要到改了“大清”的国号之后才出现,以前称“建州”或“女真”、“女直”(“真”字避契丹主宗真讳,改称“直”)。多数学者认为,“满洲”是文殊菩萨的“文殊、曼殊”音转。为便于读者,本文不将“金、清”“建州、满洲”“满族”等称呼根据历史年代而作分别。
[9]《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
[10]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十二年正月,宋金和议达成,高宗赵构向金国上表称臣,表中说:“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疋。”
[11]《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六月,皇太极致书大同守将求和,信中说:“和事既成,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
[12]皇太极来信的开头是(根据原信):“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后来乾隆时修订《太宗实录》觉得语气太卑,才改为“皇帝致书袁巡抚”,但当时皇太极未称帝,决不可能有“皇帝”的称呼。)袁崇焕书信的开头是:“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欲恭顺天朝,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
[13]后来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那时袁崇焕已死),曾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然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此一时,天时人心,各有不同。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何不能因时制宜乎?”其实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金的子孙,他为了求和,连祖宗也不认了。
[14]他后来在写给崇祯的奏章中说:“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所谓“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就是与金人议和。
[15]袁崇焕诗:〈东林党人榜中无姓名,书此志感〉:“忍将一网尽清流,不绝根株总不休,巧造祸胎偏点将,欲凭毒手取封侯(金庸按:魏忠贤奸党造东林党榜,并列出点将录,列举东林党领袖与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相配,企图一网打尽,自己可藉此谋取富贵),曾知道学宜常讲,早识机关动隐忧。愧我榜中无姓氏,流芳不得共千秋。”
[16]《孟子·公孙丑》:“昔者曾子谓子襄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17]袁崇焕〈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18]袁崇焕〈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我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升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其中“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两句,写出了他两兄弟豪迈的性格,就诗而论,也是豪迈的好诗。
八
在这段时期中,皇太极进攻朝鲜,打了几个胜仗后,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金钱和物品的供应。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割地、擒毛文龙、派兵一万助攻中国。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同时在此后的明清战争中,朝鲜改守中立,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
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另派赵率教、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进兵三岔河,牵制清军,作朝鲜的声援。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赵率教等领兵而回,并未和清军接触。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时间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对宁远发动攻击。
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五月十一,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四面合围。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那自是缓兵之计,以待救兵。皇太极不中计,攻城愈急。
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这时天热,海上不结冰,水师用得着了。但驻在清军后方皮岛的明军统帅毛文龙不肯出兵牵制。
赵率教是陕西人,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努尔哈赤攻辽阳时,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参谋长)。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胡涂。清军攻破辽阳,袁应泰殉难,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论法当斩,不知如何得以幸免,想来是贿赂了上官。后来王化贞大败,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进。努尔哈赤攻宁远,赵率教在前屯卫,距离很近,自己不亲去赴援,后来宁远大捷,他却想分功,以致给满桂痛骂,酿成了很大风波。
和满桂冲突时,袁崇焕相当支持他。赵率教感恩图报,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到锦州大战时,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和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胜了三场,小战二十五场,也是每战都胜。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二十四天之中,无日不战,战况的激烈,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六月初四那天,皇太极增兵猛攻。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又放火炮、火弹和矢石,清兵受创极重。攻到天明时,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只得退兵,退到小凌河扎营,等候各路兵马集中整编。
赵率教转怯为勇,自见敌潜逃到拚死守城,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终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他这个重大转变,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
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转而去攻宁远。
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就勒兵不攻。皇太极对诸将说:“先汗攻宁远不克,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若再攻不下宁远,我可要声名扫地了。”于是下令总攻,击破城下明军骑兵,直薄城壁。
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敢于到城外决战了。上次要清军退后,才派五十名敢死队缒到城下拾箭枝,可见不敢开城门。
这次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城墙下环列枪炮。皇太极佯败,想引明军来攻,然后伏兵齐起。但明军没上当,守垒不追。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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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民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什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
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僮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纷纷上奏章反对。
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什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李自成破开封,烹杀福王),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
袁崇焕却胆敢进行议和。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说“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对,虽有千万人反对,我还是干了”那种浩然之气。[16]
诸葛亮出师北伐,天下皆称其忠。岳飞苦战抗敌,天下皆知其勇。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虽然,那也是很难真正比较的,然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诸葛亮和岳飞却幸而不必经受。
袁崇焕有一句诗:“心苦后人知”。当真是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当时的谅解,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想到他的耿耿之怀,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深刻的凄怆意。
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朝政越来越腐败,在魏忠贤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关外酷寒的天气,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感到很难抵受。在这期间,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人要回故乡去了,临别时问他:你留在这里继续担当艰危呢,还是回乡以求平安?他写了一首诗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内心你还不明白吗?又何必问安危去留?我在这里奋不顾身,本来不是为了富贵。故乡的亲友们如果问起,请你转告:边界还没有平靖,我只有感到惭愧,当然要继续干下去。[17]
袁崇焕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二弟崇灿(一说是他哥哥)当他在关外时在故乡逝世。三弟崇煜随着他在军中办事,后来也告辞回乡。袁崇焕从宁远送他到山海关而分手,写了两首诗给他,说:边疆需要人守御,升平还没有得到,我早已决心报国,安危去留的问题不必提了。[18]
[1]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 Abahai,法国学者格奥赛 (Rene Grousset)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一书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变〉一章,其中说:“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结合起来。”
[2]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疋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于是诸臣入奏曰:盗贼若不按律严惩,恐不能止息。上恻然,谕曰: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缉获者,鞭而释之可也。遂下令,是岁谳狱,姑从宽典。仍大发帑金,散赈饥民。”皇太极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与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贼、杀贼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3]何柄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一书中,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
[4]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中,根据朝鲜〈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的资料,认为一六二一年时,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再加上妇女老少,“全人数当在四、五十万左右。”
[5]《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东华录》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谋倡逃”。《明清史料》乙编载,崇祯二年二月廿一,袁崇焕塘报:“一日之内,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
[6]“七大恨”: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
[7]“观其向背离合之意,以定征讨抚定之计。”见《两朝从信录》。
[8]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史书上称为“后金”,以与宋朝时的“金”有所分别。到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才改为“大清”。所以本文中的满清,其实都应称“金”。“满洲”的名称,也要到改了“大清”的国号之后才出现,以前称“建州”或“女真”、“女直”(“真”字避契丹主宗真讳,改称“直”)。多数学者认为,“满洲”是文殊菩萨的“文殊、曼殊”音转。为便于读者,本文不将“金、清”“建州、满洲”“满族”等称呼根据历史年代而作分别。
[9]《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
[10]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十二年正月,宋金和议达成,高宗赵构向金国上表称臣,表中说:“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疋。”
[11]《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六月,皇太极致书大同守将求和,信中说:“和事既成,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
[12]皇太极来信的开头是(根据原信):“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后来乾隆时修订《太宗实录》觉得语气太卑,才改为“皇帝致书袁巡抚”,但当时皇太极未称帝,决不可能有“皇帝”的称呼。)袁崇焕书信的开头是:“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欲恭顺天朝,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
[13]后来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那时袁崇焕已死),曾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然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此一时,天时人心,各有不同。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何不能因时制宜乎?”其实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金的子孙,他为了求和,连祖宗也不认了。
[14]他后来在写给崇祯的奏章中说:“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所谓“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就是与金人议和。
[15]袁崇焕诗:〈东林党人榜中无姓名,书此志感〉:“忍将一网尽清流,不绝根株总不休,巧造祸胎偏点将,欲凭毒手取封侯(金庸按:魏忠贤奸党造东林党榜,并列出点将录,列举东林党领袖与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相配,企图一网打尽,自己可藉此谋取富贵),曾知道学宜常讲,早识机关动隐忧。愧我榜中无姓氏,流芳不得共千秋。”
[16]《孟子·公孙丑》:“昔者曾子谓子襄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17]袁崇焕〈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18]袁崇焕〈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我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升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其中“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两句,写出了他两兄弟豪迈的性格,就诗而论,也是豪迈的好诗。
八
在这段时期中,皇太极进攻朝鲜,打了几个胜仗后,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金钱和物品的供应。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割地、擒毛文龙、派兵一万助攻中国。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同时在此后的明清战争中,朝鲜改守中立,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
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另派赵率教、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进兵三岔河,牵制清军,作朝鲜的声援。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赵率教等领兵而回,并未和清军接触。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时间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对宁远发动攻击。
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五月十一,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四面合围。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那自是缓兵之计,以待救兵。皇太极不中计,攻城愈急。
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这时天热,海上不结冰,水师用得着了。但驻在清军后方皮岛的明军统帅毛文龙不肯出兵牵制。
赵率教是陕西人,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努尔哈赤攻辽阳时,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参谋长)。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胡涂。清军攻破辽阳,袁应泰殉难,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论法当斩,不知如何得以幸免,想来是贿赂了上官。后来王化贞大败,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进。努尔哈赤攻宁远,赵率教在前屯卫,距离很近,自己不亲去赴援,后来宁远大捷,他却想分功,以致给满桂痛骂,酿成了很大风波。
和满桂冲突时,袁崇焕相当支持他。赵率教感恩图报,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到锦州大战时,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和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胜了三场,小战二十五场,也是每战都胜。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二十四天之中,无日不战,战况的激烈,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六月初四那天,皇太极增兵猛攻。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又放火炮、火弹和矢石,清兵受创极重。攻到天明时,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只得退兵,退到小凌河扎营,等候各路兵马集中整编。
赵率教转怯为勇,自见敌潜逃到拚死守城,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终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他这个重大转变,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
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转而去攻宁远。
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就勒兵不攻。皇太极对诸将说:“先汗攻宁远不克,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若再攻不下宁远,我可要声名扫地了。”于是下令总攻,击破城下明军骑兵,直薄城壁。
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敢于到城外决战了。上次要清军退后,才派五十名敢死队缒到城下拾箭枝,可见不敢开城门。
这次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城墙下环列枪炮。皇太极佯败,想引明军来攻,然后伏兵齐起。但明军没上当,守垒不追。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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