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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xìng。他写着:

  “草屋门外面的人,渐渐的多起来了。当我吃早饭的时候,斯客洛平走进来对我说‘全村农民都来欢送你了!我们要开一个露天欢送大会。’我就走出门外,看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斯客洛平宣布开会并致欢送词。”[5]当时他的行李,只有一只破小箱,箱子里装着两身衬衣裤和一双已经补了十多次的破袜子,三、四个月没有用过一次肥皂,比起他同村的农友来,他才真算“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典型。”

  离开石可夫村,使他感到怅惘,尤其是告别沙弗亚老农fù,要不是她,当时就没有人收容一个睡在车房里的孤客,那他将要和莫斯科的严寒进行生死存亡的挣扎,离开此地,还有没有这样的人间温暖呢!

  第二年夏天,经国曾重回到村庄来,探望这位老fù人。可是,她已在两个月前孤苦地去世。经国特地买了一束花,到坟前凭吊,且大哭一场,充分流露着非布尔什维克的一面。

  从工厂去农村,由农村重回工厂。一度在一个小火车站担任搬运工人。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气做人,不得不离开这四位好友,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去阿尔泰金矿。

  临去前夕,患恙不起,他自己说:

  “……病得快要死,睡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烧水房里面,有四个青年的伙伴围着我,两个摸着我的手,一个摸着我的头,另外一个动也不动地站在我身边,他们都知道我的病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想救我帮助我!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五个人都是靠气力生活的,而这几天天气特别冷,火车站上的货物不能搬运,所以一个钱都赚不到,他们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时候,只好同声唱所喜欢的歌给我听:

  ‘我死了,我死了!

  总会有一个人把我埋葬起来,

  可是谁也不会晓得我的坟墓在哪里,

  到了明年春天,

  只有黄莺会飞到我的坟上来,

  唱美丽的歌给我听,

  但是唱完了,它又要飞走的……’”

  这首歌,是俄国一支古老的民谣,歌词隽永,[6]调子凄惋,触景生情,使他想起命运,想起生死的问题,病愈和同伴们告别,偷偷留下一张字条:“山和山是永远遇不到的,人同人总是有遇到的机会的,祝兄弟们健康”,压在一块黑面包的下面,背着包袱,离开车站,越过高山,走过六十公里长的大森林,踏着洁白的冰雪,到了矿场,淘金挑柴,又开始劳动生活。

  幸而在金矿停留的时间很短,只有半年,又重回原来的小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机械厂(UralHeavy Machinery Plant),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厂址在斯夫洛斯克(Sverdlousk)。后来由技工升技师。王升著《我所知道蒋总统经国先生的人格风范》,吹嘘经国为苏联设计坦克,从莫斯科步行到西伯利亚等,不仅吹牛吹过了头,更证明王的知识贫乏,自己造自己的笑话。

  经国自己说,不过“越过了高山,走完了六十公里长的大森林,”[7]用想象去写历史,太可笑了。

  在工厂里,重逢小彼得,就是“四个朋友中间的一个”,分外亲热。其它三个,一个故世,两个到南方煤油矿去做工。

  和小彼得的感情,患难之jiāo,超过手足。可惜,火灾遇难,他买了棺材,把他埋葬在松林里,为他做了坟。

  他自己节节高升,的表管理当局参加了厂内工资冲突委员会的工作,和工人职工会代表一起解决工资问题,被任命为工人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为工厂写“改良工厂生产组织建议书”,在党内担任支部书记工作,为五年经济计划的推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翌年,晋升为副厂长,兼工厂报纸(Heavy fn-Dustry Daily)的主编。

  事业得意,带来了爱情,在他管理下的一位女工,芳名芬娜小姐(FAINA),慧眼独钟,双方瞬即坠入爱河。

  芬娜出身孤儿,金发蓝眼,有一股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不久前,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处处受到尼古拉副厂长的悉心照顾,内心感激不已。她的回报,经国卧病,竭力奉侍汤yào,情意绵绵。

  芬娜且是共青团员,和经国同属组织里的成员,于是一经申请,苏联党政机构,欣然同意,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九三五年三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据说证婚人,是现在台湾担任立委的王新衡。[8]

  芬娜女士,到中国后,改名蒋方良,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

  同年十二月,生下长子艾lún,中文名字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位女孩子,小名爱理,学名孝璋,后来做了俞大维的媳fù,在美国奥克兰定居。

  事业家庭,样样得意,工厂里,居领导阶层,月薪七百卢布,[9],往事渐渐褪色,那嚼着冷冻黑面包的日子,那火车站旁裹着毛毯的寒夜,那个使人忧伤的沙弗亚老fù人的面庞……。

  这年除夕,心情特别开朗,约了朋友,聚餐过年,认真庆祝。

  “今天工厂管理处请客,到会的共有一千余人,会场中布置得非常华丽。桌上丰裕的酒席,使人回想到三、四年前饥饿的状况,所以今日特别高兴。十二点半我就离开宴会回家,因为今夜我在家中亦约了八位朋友聚餐过年。同时两星期前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工作很忙,所以还没有请过客(所以)决定于今天举行一个小宴会。这八位是我工厂中最要好的朋友,和他们一直谈到四点钟。客人走了之后,我久不能入睡……。"[10]

  经国自己承认,他对政治活动的兴趣,此时甚索然,但是他是“中共的工具,又受到苏共严密的控制。”

  国家安全委员会(NKUD)的秘密警察,不停地监视他。王明更从不忘记他们间的私怨,不时召回莫斯科,回答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论活动。一九三五年,经国再度应召,王告诉他:“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的压力下,经过四天的反复争论,经国终于同意此一要求,幻想着也许会同意他回国作为jiāo换条件。

  信发表于列宁格勒《真理报》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纽约时报》曾于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如下:

  “向蒋介石先生作了全面的检查,再予以严厉地批判。‘我对他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因为‘前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撕开蒋先生提倡孝佛忠信的假面具,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

  “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你和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种线索和统治阶级的联系关系,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各种事件的真相。

  “夸张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xìng,为苏联吹嘘:‘在这十年内,苏联这个国家已大大地改变,成了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工人和集体农场人员的生活已经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有一条广阔而富裕生活的道路。’以他自己做例子,他说:‘一九三0年以前,我在各种学校念书,从一九三0年起,我就在厂里工作,做了工人,做了技师,现在则担任厂长(实则副厂长)。这个分工厂现在有四千工人,我有我自己的住宅,每个月领七百卢布的薪水……。”,

  “预言‘蒋介石势必重蹈过去俄罗斯反革命将军柯尔甲克、德基宁乌兰格的覆辙。’他说:‘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理论,说明统治阶级之必亡与被压迫者的必胜。’声讨蒋先生围剿苏维埃政府的滔天罪行。”

  “愿意和他的母亲在‘最近的将来’在任何第三国见面。”

  这封信,通过新闻界的广为传播,的确轰动一时,最感到难堪的,自然是蒋先生。三十年的中期,蒋委员长的声望,在国人心目中,达到顶峰。江西戡乱,功成名就,经济建设,稳步前进。诸事如意中,儿子弄出这么一封丢人现眼的信,且中外喧腾,领袖的尊严,置于何处?

  这些年来,经国的音讯杳然。公私查询,均无下落,唯一的安慰,儿子还健在,这样至少向毛福梅有个jiāo待,免得老和他纠缠。

  儿子真的变成共产党了吗?蒋先生有点不敢置信。年青人容易中dú,徐恩曾的“中统”和戴笠的“军统”,简直抓不胜抓,谁能保证经国不和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一样,受到邪说的蛊惑?

  朝好的方面想,是斯大林的恶作剧,存心给他下不了台。无论如何,要等将来见到经国才能弄个一清二楚。

  在苏联的经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一九三六年九月,他的副厂长职务给解除了,候补党员也被取消了。

  失掉副厂长的职务,并不严重,只是每月少拿七百卢布,对家庭生计.有严重影响,但苏联也不会让他饿死。

  停掉党权,那就非同小可,与苏联的大审判有关吗?否则一定犯了错误,那是什么错误呢?

  塞翁失马,坏事变好事的法则,经国也懂一些,只是他不敢这样想。在苏联十兰年,外间的事,知道太少,非常闭塞,《消息报》、《真理报》以及一大堆的苏联出版物,甚至,他自己编过报,可是,“《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说的都是事实。

  听说发生了“西安事变”,塔斯社的报导,说是日本的yīn谋,蒋先生的安危和莫斯科的国际统一战线,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否会联系到他个人的去向,他无法判断,也无从判断。

  十二年前的革命狂热,经不起岁月的侵蚀,早已冷却,喜欢回顾反省,作透视分析,寻找答案。

  无事一身轻,在思考中,寻回失去的自已。开始想家,想吃奉化的水蜜桃,想到依闾望儿归的母亲。什么“工人无祖国”,完全是苏联共产党的鬼话,过去,他曾经信以为真,不免觉得好笑。

  “还是回去吧!”中国好坏,到底是自己的国家。他已打定主意。但是斯大林会准吗?过去,他也申请过,曾遭到严词拒绝,加上王明的作梗,希望很渺茫。

  踌躇再三,把心一横,用他洗练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一封情词恳切的信,列举他必须回去的理由。

  信到不到得了斯大林的手里?后果如何?他不敢想,尝试一下再说吧!

  注释:[1]郑学稼著《斯大林真传》,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五四年四月)。

  [2]盛岳著《孙逸仙大学与中国革命》,堪萨斯大学出版,无中译本,英文原名参阅4中的注[1]。

  [3]参阅4中的注[8]。

  [4]同[3]。

  [5]同[3]。

  [6]蒋经国著《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收入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一九七一年香港《联合画报》,第82---83页。

  [7]同[3]。

  [8]据王新衡告诉朋友。

  [9]蒋经国著《给母亲的信》(Harold Denny, Son Repudiate Ghian只Kaishek. The New York Tcoms.Feb 12,1936.)。

  [1O]同[3]。

  ----

  6再见,莫斯科

  大英帝国办外jiāo的座右铭,比起动辄讲道义的中国达官,就高明现实多了。

  “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道尽办国jiāo的不变原则。说什么“中苏友谊,万古常青”,不过是自欺和欺人之谈。

  中苏关系,即循着以上的轨迹在发展着的。鲍罗廷归国前,广州的革命政府,大半靠苏联的卢布、qiāng枝、[1]顾问在支撑着的,后来反目成仇,持续多年,不相往还。

  经国是夹缝人物,yīn错阳差,偏偏碰上那样的不幸,只好用宿命论去解释了生不逢时。

  斯大林始终难忘蒋介石那一箭之仇,但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国家利益,必须放置个人恩怨之上。合纵连横,本来就是形势所决定的。

  远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第三国际七次大会中,决定了今后的方向“组织全球统一战线”。大会宣言

  指出:我们赞同我们在中国勇敢的兄弟党发起一项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中国全境内既存的,且准备参加救国救民实际战斗的所有组织力量,从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

  斯大林好象忽视国民政府在江西瑞金发生了什么事。两害之间,取其轻,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已严重的危害到苏联的国家利益。“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也许可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军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挣扎(长征途中)。唯蒋介石的声望和力量可以产生对抗日本的杠杆作用。

  “西安事变”适逢其时,成中国近代历史的枢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统帅杨虎城,联合发生兵变,在陕西临潼,[2]将蒋先生和他的随员劫持。

  斯大林的想法:失去蒋先生,中国一团乱局,日本得利。所以,máo zé dōng奉斯大林之命,[3]派周恩来、秦邦宪,以和事佬的身的,由军安去西安,从事调停。

  三国时代“义释华容道的故事”,因而重演。

  兹援引张氏有关经国部分的回忆,供读者参阅。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所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

  蒋先生念子心切,一直努力查询经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