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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三年建设计划”,提出“五有”[8]的宏远理想。誓言要“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几百甚至于几万几百万人来工作。”

  在经国所为的“良心政治”下,赣南的变革,有目共睹:

  .教育建设。出现中华新村,从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到正气中学,一系列的教育设施,先后面世。着眼于智力开发,人力投资。

  .社会革新。公布集团结婚办法,破除乡民铺张浪费的习俗。设贫民食堂,收留流浪无依的儿童。办新人学校,帮助犯人增进就业技能。

  .经济政策。经国采取的是统治式的经济。战时纸币贬值,通货膨胀,人民遭殃,政府束手。专署成立了新赣南合作社和jiāo易公店,把各种日用品,如油、盆、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一则打击谋暴利的商人,[奇Qisuu.com书]一则使赣南人民免受通货飞涨的生活威胁。

  .干部训练。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方针,经国牢牢记住。他自己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于是,赣南的“黄埔”、“抗大”,在虎岗开办。他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和青年们冒朝雾,踏晨曦,一起升旗,一道赤膊跑步。大门口的木牌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

  单凭这张成绩单,已够中外瞩目了。《大公报》的一篇报导,客观公正,最能反映赣南的情况:

  “新赣南的除旧布新工作,是到处可以看出来的。在四华山,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jì nǚ,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资制度,已给合理的货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9]

  外国报纸,对guó mín dǎng政权观感的好坏,人尽皆知,这是董显光主持的国际宣传处都一筹莫展的。但是,说公道,他们真公道的很,赣南的一切,马上引起洋人的注意。

  《科立尔》杂志带头,一九四三年七月,刊出文章,题为《小蒋建立型模,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Gissimo is Building a Model State as anExample for New China)。[10]

  《纽约时报》记者阿德金森(剧评家)专程去赣南实地采访,同年十一月五日,刊出《赣南建立民治的目标》的特写。文章说:“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相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经国的声望,火箭似地直上云霄,guó mín dǎng内部最敏感,一种强烈的酸xìng反应,马上变成气体,弥漫到重庆的蒋先生那儿。指责专区的举措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更露骨的说法是:“蒋经国是道地的共产党,

  赣南快被赤化了。”

  延安的中共领导阶层,一样聚精会神地,密切注视着赣南的动态。

  然而,经国再努力,也跳不出guó mín dǎng的大圈圈。在苏联时,人家说他是“带guó mín dǎng本质的共产党”,回到国内,他成为有共产党气质的guó mín dǎng。他好象什么都不是,他的冲力,只能到某一限度,就停摆了。

  经国的如意算盘,以赣南为起点,江西有成绩,再推展到全国。事实证明,他了解苏联,并不了解中国。guó mín dǎng的烂摊子,比他想象的要难弄多了。

  从这个角度,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土匪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得见成绩。一旦动摇到guó mín dǎng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以他公布的“新赣南土地政策”为例,规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决定,超额由中国农民银行照价收买,再转贷给佃农,地价由人民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11]是一种温和的土地政策。听起来,好象很动人。后来,陈诚在台湾实施,就非常成功。

  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他办得到吗?垄断土地的土豪劣绅,封建保守,要改革,只有斯大林的办法,才能彻底施行。使大地主破产,guó mín dǎng的根基,即会动摇。而由“银行照价收买”,银行固没有这样大的财力,地主怎肯把土地换银钱,少了可作威作福的屏障。

  紧跟着那个三年计划之后,一九四三年底,马上宣布了新的“五年计划”,菜单开得的确很丰富。其建设纲领第九条,说是将各县城改建为现代标准城市,并将各县二十八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赣城人口扩充至五十万人。在各项工作表中,把炼钢、炼铁、炼铜列为优先。

  《东南日报》一篇批评,评得极为合理:

  “以蒋君五年计划完成的希望,民间享受,可以超过苏联,甚至步趋美国,以赣南一隅之地,纵使尽到最大的努力,恐亦难以如愿,尤其是炼钢、炼铜,及制造机器,都属于重工业范围,毫无基础,谈何容易,试问我国现在有几个炼钢厂、机器制造厂,乃yù以赣南十一县之力,从事于此。而且一个不足,竟想设三、四个之多。五年期间,又极短促,以此列入计划,我真惊叹他们的胆量。”[12]

  经国很多想法上的大跃进,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新中国的梦: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jiāo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两万人。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幕上,正在映出lún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13]

  这反映了经国不务实,喜欢说大话的毛病。支票满天飞,兑不了现,就有损到自己的声望信誉。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缺少详细计划”。

  内部的压力,迫使蒋先生在谗言的围攻下,一方面默许经国的做法,一方面也不免感到经国的锋芒太露,留下了经国终于离开赣南的伏笔。

  一九四三年,经国在赣南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那是蒋先生的意旨,觉得经国留在农村的时间太久了,先jiāo卸了赣县县长。十二月发表新命,升任江西省府委员。一九四四年的元月,远走重庆,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进入中央级工作。专员职务,虽在一九四五年移jiāo,其实,他早已和赣南分割了。一切改革计划,和他的去向一样,付之东流。

  但是,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政治阶梯,他的名字,成为青年偶像。极目前瞻,一条阔广的大道,正在等着他,他意识着一个崭新的“新时代来到了。”[14]

  注释:

  [1]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上海版,一九七一年九月香港翻印。原文为“我有很前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2]曹云霞、蔡省三著《蒋经国共史话》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核对《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正确时间是一九八三年。

  [3]参阅《赣县年鉴》。

  [4]同[2]。

  [5]江西省政府原在南昌,日军陷南昌,迁泰和。

  [6]专区辖赣县、大庾、南康、信丰、赣南、定南、虔南、上犹、崇义、安远、寻邬。

  [7]同[2]

  [8]五有: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和人人有书读。

  [9]徐盈著《赣南行脚》,重庆《大公报》(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二日)。

  [10]Brooks Atki.、93(,,、,‘、Kanhsien Seto Aim for决opl。‘s Rule”The New Ynrk Tcom,,Nov 1945.F.IO,COI.6.

  [11]蒋经国著《新事业》,江西正气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三年六月)。

  [12]周维新著《评新赣南政治》,收入曹聚仁著《蒋经国论》第40一49页。

  [13]同[11]。

  [14]参阅虎岗歌词:

  太阳出来照虎岗

  岗上青年脸发光

  齐声作长啸

  好象老虎叫

  一啸再琳

  魔鬼影全消

  新的时代来到了”

  ----

  8伟大的西北

  赣南的事业,一帆风顺。但家庭方面,却遭到突如其来的变故,生母毛福梅,在溪口蒙难。发生的时间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1]

  毛太夫人生前,经国屡次要接母亲前往赣南而不果,其经过见曹云灵女士的回忆:

  “太夫人平日关心乡人疾苦,深得乡人爱护,他多次要接太夫人来赣南,太夫人都因舍不得家乡人,而不忍离家。最后一次,蒋氏和夫人偕同孙儿女一起跪在毛太夫人膝前,央求一同来赣,并称太夫人如不答应,即长跪不起。这样太夫人只得允许来赣,正收拾行装,定期起程。消息传出去了,近亲和乡人纷纷来到蒋府,聚集成群,又跪在蒋府内外,恳求太夫人不要离乡。太夫人感于乡人的深情,终于决定,’再不离乡’,最后打消了来赣的念头。”[2]

  这样一位善良,且是虔诚佛教徒的老太太,等了十二年,刚和儿子媳fù团聚一载,日机肆暴,夺去生命。

  做过奉化县长的曹钟麟先生(现天津市政协委员),追记如斯:

  “一九三九年我在浙江省政府任秘书,有一天秘书长李立民突然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是奉化县溪口镇被日本飞机轰zhà,经国生母毛夫人在zhà后失踪,命我代表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昼夜兼程赶赴出事地点,寻找毛夫人踪迹。我奉命后即搭省府大轿车开往溪口。下车后,即偕民夫在丰镐房附近的断垣残壁中进行挖掘,当夜幕降临,终于发现了毛夫人的遗体。最初发现的是一只胳膊,胳膊上戴有金手镯。有人认出了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就是毛夫人,果然不久就挖出了毛夫人的遗体。我站到遗体前默哀致敬。当时,经国先生任江西省赣州专员,闻讯后搭黑色小轿车星夜兼程赶到溪口,一进门就抱起尸体,号啕大哭,旁观亲友也失声痛哭起来,我亦难抑悲愤,连连落泪。”[3]

  一时找不到坟地,暂葬老太太生前念经的地方摩诃殿北隅,竖墓碑一座。[4]遇难处,蒋亲笔题字“以血洗血”,刻石留念(作者一九八0年访问溪口,目击碑石仍在)。

  经国曾经写过一本书,题名《鲜红的血》,哭《王继春》、《悼周崇文(干事)》和《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篇篇有血有泪,肺腑哀号,嘶声啜泣。曹聚仁说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凡是认识他的人,一致同意。

  丧母之痛,lún理关系,更胜“同志之爱”“手足之爱”,其佘,处他的情况,顾到继母宋关龄的颜面,无法学雷震,写一篇《我的母亲》。[5]因此,对母亲的事,只是在日记里,私下提提。

  当了专员后的第二年(一九四一年),蒋先生打过主意,派他去新疆,[6]接替盛世才。夏天,奉命随政治部长张治中(西北宣慰团)越秦岭,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跨青海,跑遍西北国防前哨。

  蒋的考虑,其来有渐,我们且先回到全局,作一鸟瞰。

  一九四一年,抗战进入中期,日军占领武汉后,气焰更盛。以武汉为战略据点,积极作点面的伸张,长沙两次会战,如箭在弦。

  中原战局,固乏善可陈,环顾国际形势,益形黯淡。自前一年冬夭,日军的势力南进后,法国少爷兵,当然不是日军的对入,越南失陷,从华北到华南的海岸封锁线,因而为敌人所严密控制。暹罗湾口可能是代替东京湾的缺口,不幸见风转舵的泰国执政当局,却

  甘愿为东京的走卒,借投降以自保。剩下唯一的希望是缅甸。lún敦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竟在日本的要求下,落井下石,把中国唯一的国际通路滇缅公路,予以切断。同时那位爱抽雪茄的老狐狸邱吉尔,下令停止对中国政府作财政上的援助。

  在这样悲观灰暗的气氛中,就重庆的领袖而言,唯一足以自慰的,是来自新疆的喜讯。土皇帝盛世才,终于为中央所制服,结束他在西北七年称孤道寡的割据统治。

  盛世才,东北辽宁人,少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过书,留日返国,曾参加韶州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在郭松龄麾下充任下级军官。一九二七年,自日本归国,为蒋罗致,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由丁偶然的机会,邂逅了鲁效祖(新疆统治者金树仁手下的秘书长),以军事长才的资格,应聘前往西北。

  引进这样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上校,对新疆的当权派,无疑的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正如中国人惯用的比喻所说“引狼入室”,或“开门揖盗”。

  果然,盛掌握了此一难得的良机,利用渗透拉拢等手段,合纵连横,运筹帷握。几年间,赶走金树仁,挤垮马仲英,取彼自代,驰骋天山南北,大有《沁园春》那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

  盛世才统治新疆的作为,不仅视南京的中央政府为无物,高举六星红旗,仿效苏联格伯乌,成立“六星社”,且公开倒向苏联。“信仰”共产主义,标榜亲苏政策“不仅是建设新疆的最光明的灯塔,不只是解放中国的最明亮的灯塔,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最明亮的灯塔”。进一步利用中苏间的矛盾,割据称雄。一则唱新疆为中国的领上,一则亲苏以杭中央。

  令得南京当局感到最不安的,是新疆早晚将为苏联所并吞,划入红色帝国的版图,这是远虑。盛于一九三八年朝苏归来,亲苏同时亲共,延安和迪化的关系,将日益接近,形成近忧。

  盛世才翻云覆雨,毋沦莫斯科,重庆,延安方面,都感到他是只烫手的蕃薯,他的转变之快,较之倒戈将军冯玉祥还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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