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章
苏战争的bào发,国际形势,瞬即转变,新疆王的统治梦,跟着起了新的变化。当斯大林忙着应付德军的闪电攻势时,蒋介石置于河西走廊的重兵,亦将伺机向盛下手,盛在朱绍良的威胁利诱下,乃摇身一变,由新疆铁托,转为反苏倒共的民族英雄。
盛苏jiāo恶,西北大局,由危而安,青天白日旗取代了六星旗,抗战的低气压下,出现这么个喜讯,重庆当局的踌躇满志,可想而知。
蒋先生考虑派经国去挑大梁,是因为经国懂俄文,了解苏联,由他去,比较放心。可把盛的根,从新疆
的沙土里.彻底的拔掉。而经国自己,受到赣南治迹的鼓舞,也颇自信,认为收抬新疆这副残局,非他莫属。
据曹聚仁说:经国的确是得到中枢的示意的,他就曾向曹聚仁约邀,请这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到迪化去办一张象样的报纸。假使没有以后的突变因素,也许就能成为事实。
曹聚仁说:‘他从西北回到重庆,中枢就决定让他担任新疆主席的职位。在当时,他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不过,由于老头子左右的阻梗,一夜之中,又变了计划。”[7]
蒋先生做事,一向一石数鸟,经国的西北之旅,我们从局外推敲,至少可看出如下的层次来:
盛世才既从斯大林的怀抱里转变过来,中央的政策,不外乎先联合,再斗争。经国虽是赣南的地方官,但他是元首的儿子,他到西北,是以蒋特使的身分,给叛将以安抚,给盛吃颗镇静剂。
其次,蒋借着这个机会,以安抚为名,查访为实,从经国那里,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洞悉新疆的虚实,作为未来对付盛的一着预布妙棋。
让经国先去看看,熟悉一下情况,预布他取盛自代的棋局。
老头子从来没有忘情西北,延安是他的心腹之患,抗战那样的艰巨,胡宗南的一支重兵,却总是打着拱
卫西北的幌子,监视着延安的军事动态。派经国去经营新疆,正如曹聚仁所说:“他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新疆居地理要冲,内战烽火一燃,苏联给予延安的援助,即无假道可能,任何爱将近臣,总没有自己的儿子更足信赖吧!
经国从前没有到过西北,他的活动半径,一直局限干东南和西南,北疆之旅,他对中国地理的认识,更深一层,读他所著《伟大的西北》,仿佛我们听到民族的声音,和时的的呼唤:
“洛阳是河南的最前线。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战争的景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伟大的国防工程,这是动员了十万人建筑成功的。洛阳的城很小,工事都在城外,早晨天都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听到做国防工事的几万个工人,开始工作的声音,同时又听到火车站上搬运军火工人的呼喊,这许多劳动者的声音汇合起来,变成了一支伟大的劳动进行曲。”[8]
这里是他路过潼关时的惆怅:
“到了X X时候,天快傍晚了,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上象涂满了血一样地发红,刚被zhà毁铁桥残缺的影子,无力的斜躺在路上,四周寂静得听不到什么声音,那时的情景,激动一个旅人的心,是悲哀,还是壮烈?是惆怅,还是依恋?已经是辨不出它的滋味来了。”[9]
从重庆到西北,绵延数千里,其间多的是山川河岳,名都胜迹,无不代表中华文化的渊远流长。登秦岭、俯仰中原,看苍茫大地,不知道,我们这位预备继大业的太子,有无“谁主沉浮”的雄心壮志?
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这时候的经国,尚未经过权力的腐蚀,他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虽然在莫斯科,也唱过国际歌,踏着斯大林的音乐节拍,发出为苏联祖国效劳的誓言。
他的民族观,在下列一段文字里,跃然纸上:
“出张掖向西过临泽、亭台,就到肃州,肃州就是酒泉。这里是关内第一个县,是各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各种民族都有,有一种叫哈萨克的民族,他们有一种叫英雄帽,戴这帽的人凡是杀一个人,就在帽上chā一根鸣毛,杀人愈多。鸡毛chā得愈多,就表示他是英雄。这些人,脚很短,所以他们总是骑马的时候多,骑在马上,上山下山过河都可以,但是下了马,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肃州,我们请了一次客,一共到了十一位客人,有纳蒙克、他木龙(蒙)、马彦寿、马志强(回)、雷廷龄、安维峻(藏)、马通、哈一、阿无阿林(哈萨克)、李志正、赵天夫(汉)。
我认为这一次的请客,是最有意义的。我这一次请客,是请了各种民族,每个民族派代表两人。所以,在席上有汉人、有回人、有蒙古人、有哈萨克人……。那一天,正好有月亮,看着那塞上的月亮,心里有无限的感触。我们这许多民族代表,大家都坐在月亮底下,毫无拘束地,毫无隔阂地畅谈,大家都很诚恳、坦白,我心里感到非常快乐,同时我更想到过去我们认为西北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容易得到解决的。平心说一句话,在边疆最坏的还是做生意的汉人。我可以举个例来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蒙古人在店铺内买东西,一样东西是一元二角,蒙古人因为知识程度低,算了半天,不能结出个总数来,那家店铺内的人就说:‘算一你放下五块钱走好了!’那个蒙古人没有办法,只好给了五块钱才走。好象我们买黑羔皮袍,在肃州一带向蒙古人买,每件只要二百多块钱,但是商人把它运到兰州就要卖三千块钱。这些事实,就是我们看了,也会气愤的。所以,我相信边疆的少数民族,还是真诚、坦白、单纯的,将来我们要建设西北,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总理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一定会亲密的团结起来的。过去回汉之间,曾经发生过好几次很大的冲突,但是差不多都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听说有一次是为了回教人演戏,汉人的小孩子来看戏而闹起来;有一次为了汉人在回教人家里杀一只鸡而没有把毛先拔掉而闹起来。我们相信这些情形不应该有的,将来也一定不会再发生的。
那一天晚上,我们大家谈得很高兴,什么民族问题都讨论而得到了解决,后来,还举行了游艺,蒙古人出来打了拳,藏民演了一个打小孩子不去看羊的戏剧,回民真奇怪,他们唱了一个满江红的歌,哈萨克跳了一个打老虎舞,直闹到天亮,实在太有意思了!”[10]
西北归来,经国总结此行的感想有三:
(1)确认西北地理的优越xìng,“地大物博,有无穷尽的宝藏”。“过去,我们认为安西是我们的西北了,但是安西还仅是我们西北的心脏。”他说:“从安西到苏联的边境,坐汽车还要走六、七天。这样广大的土地,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用无限的热烈,无限的忠诚,无限坚强的力量来爱护它、来保存它、来发扬它,我们要坚持西北的进步,西北的进步,就是中国的进步,没有新的西北,就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2)强调西北是军事力量的重心,那里有新的中国空军,新的机械化部队,西北是将来反攻力量的中心。
(3)西北是经济文化jiāo通的中心,是建设新中国的原动力。
就国防的观点出发,西北是中原的屏障,几千年来的外侮,也都是肇始于此一河西地带,岳武穆那股“踏破贺兰山缺”的壮志豪情,是感情上的愿望,同是意志的语言。
经国从西北回到重庆,仿佛发现了新大陆,认识到“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都是抗战建国唯一的力量”。因此提倡建设新的西北,要为西北同胞谋幸福的生活。旧调重弹,把他父亲在《中国之命运》里的老套搬出来,重呼“有志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
这一期间,经国的西北热,的确在他个人的水银柱上升涨得很高,他觉得东南已有成,不妨去西北。殖边垦牧,为人所不为,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然而,父子之间的思想差距,好象总无法靠得拢似的。蒋先生依旧沉溺在他的统驭公式里,以妥协代替果敢。经国的主席梦没有圆成,盛世才的官衔,却愈加愈多。
注释:[1]曹云霞说毛夫人遇难是一九三九年,唐瑞福说是一九三八年农历十一月初二,年代不确。曹锺麟曾任奉化县长,《奉化墓待祭扫》一文,肯定是一九三九年。蒋自著《五百零四小时》,《明报月刊》第113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近日心中有二事,始终不能忘者:一为先母罹难,此为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证明唐“农历”之不确。
[2]曹云霞著《赣南忆旧录》,第60页,香港《七十年代》出版。
[3]曹锺麟著《奉化墓侍祭扫》,香港《大公报》(一九八一年)。
[4]墓碑“显妣毛太君之墓”,为吴稚辉所题。安葬时俞飞鹏点主,石料由施季言(武岭校务主任),负责采自上花山。
[5]雷震著《我的母亲》,被台湾当局没收,雷抗议:“经国可写他的父亲,我不能写《我的母亲》,宁非天下怪事!”
[6]参阅一九四一年六月《东南日报》。
[7]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0年出版。
[8]蒋经国著《伟大的西北》。
[9]同[8]。
[10]同[8]。
----
9教育长主任
假使我们说,蒋先生早就有意把棒子jiāo给他的儿子,那实在是一种过分大胆的假设。但是,说他老人家从四十年代开始已蓄意培植经国,就比较接近事实了。
一九三九年,甫行就职专员,经国接“委座”指示,“克日登程赴渝”,[1]入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在guó mín dǎng的官场里,通常被认为,这是一个镀金的机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到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无数的院校团班,训练过十万的党政干部。获得遴选,象征着明日的希望,从关系学的方面看,更意义非凡。
蒋先生认为,多经过一次熏陶,干部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对领袖的向心力,会益形加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同样适应经国的情况。经国是个特殊的例子,他只是要经国和别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在guó mín dǎng的体制内,茁壮成长。
蒋先生一方面让经国接受guó mín dǎng中央的正规训练,为儿子未来获膺新命铺路,一方面,巧妙地,解决原来是共产党的guó mín dǎng党籍问题。
由重庆回到江西,任命发表,派经国为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儿乎是火箭的速度。
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成立于武昌,[2]集复兴社cc系组织的大成。党内有党,派外有派,对guó mín dǎng内部的团结,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蒋先生偏偏有他独到的奥秘。
经国的政府官职,以江西起步,抓党组团,同是发物于江西。经国自苏联归来,深切体会,没有组织做后盾的行政官,比沙滩上的大厦还要脆弱。
做行政专员,他有旧官僚、土豪劣绅等敌人;领导江西的三青团,和他作对的对手,对付起来,也不大容易呢!
名义上,蒋先生任团长,康泽组织处长,涉及权力,即使是团长的儿子,一亦寸步不让。
经国一跃为团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之一,江西支团筹备主任,实质上是江西团的首脑“第一把手”,康泽怕这位太子,将来抢了他的地位,先使个杀手钢。在江西支团的干部安排上,大动手脚。
康泽安置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架空经国。书记彭朝钰以下,清一色的康派。而彭“每天跑专员公署,表面上尊重蒋主任,实际是玩弄手段,不让蒋主任亲自来支团部办公,蒋主任那张办公桌形同虚设。青年招待所保送学生受训或就业,彭朝钰都一个个召见谈话,彭朝钰亲口告诉青年招待所学生说,蒋主任是兼职,忙不过来,他是中央派来的,一切由他负责。”[3]
经国到赣南的第一场遭遇战,就遇到自称“中央派”的康泽系,几番较量,这批人有眼不识泰山,才知道经国在莫斯科顶礼膜拜来的斗争经验,关老爷面前的大刀是舞不得的。
太子的策略,表面按兵不动,却积极培训干部,巩固阵地。
设在赤朱岭的“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每期招收一百二十人,经国从制订计划,到招生训练,概一手包办。自任“精神讲话”课程,标榜“三青团不是少爷小姐俱乐部,不是官僚政客摔jiāo场”,倡“赤朱岭精神”。
成立“江西青干班毕业学生通讯处”加强组织联系。
时机成熟,经国反攻,一九四一年四月,举行支团第三次会议,康系人马,弃甲曳兵,全被排除。“清干班”的基础,不断扩大,经国且办了江西青年夏令营和虎岗青年夏令营,更多青年子弟,受其罗致。
一九四三年,江西支团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已全是“青干班”为核心的太子嫡系。其中一些干部如胡轨、詹纯鉴、王升、许素玉[4]等,始终追随经国,由江西而台湾。
只四年工夫,经国在江西党政方面的成就,连主席熊式辉的光辉,都相形失色。十二月,太子辞赣县县长,授任江西省府委员,虽无实权,却有更上层楼的意义。
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是无神论者,为了迎合蒋先生和宋美龄的心意,接受洗礼,成为美以美教会的基督徒。教徒这个事实,外间知道的人,寥寥无几。他不仅很少参加礼拜活动,甚至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禁止国军官兵信教,[5]其虔诚可知。
一九四四年元月,蒋先生改派爱子出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自然,他热心推行的“新赣南建设计划”,亦人去政息。辛苦造就的忠贞干部,跟着去了重庆的新天地,另树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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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苏jiāo恶,西北大局,由危而安,青天白日旗取代了六星旗,抗战的低气压下,出现这么个喜讯,重庆当局的踌躇满志,可想而知。
蒋先生考虑派经国去挑大梁,是因为经国懂俄文,了解苏联,由他去,比较放心。可把盛的根,从新疆
的沙土里.彻底的拔掉。而经国自己,受到赣南治迹的鼓舞,也颇自信,认为收抬新疆这副残局,非他莫属。
据曹聚仁说:经国的确是得到中枢的示意的,他就曾向曹聚仁约邀,请这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到迪化去办一张象样的报纸。假使没有以后的突变因素,也许就能成为事实。
曹聚仁说:‘他从西北回到重庆,中枢就决定让他担任新疆主席的职位。在当时,他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不过,由于老头子左右的阻梗,一夜之中,又变了计划。”[7]
蒋先生做事,一向一石数鸟,经国的西北之旅,我们从局外推敲,至少可看出如下的层次来:
盛世才既从斯大林的怀抱里转变过来,中央的政策,不外乎先联合,再斗争。经国虽是赣南的地方官,但他是元首的儿子,他到西北,是以蒋特使的身分,给叛将以安抚,给盛吃颗镇静剂。
其次,蒋借着这个机会,以安抚为名,查访为实,从经国那里,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洞悉新疆的虚实,作为未来对付盛的一着预布妙棋。
让经国先去看看,熟悉一下情况,预布他取盛自代的棋局。
老头子从来没有忘情西北,延安是他的心腹之患,抗战那样的艰巨,胡宗南的一支重兵,却总是打着拱
卫西北的幌子,监视着延安的军事动态。派经国去经营新疆,正如曹聚仁所说:“他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新疆居地理要冲,内战烽火一燃,苏联给予延安的援助,即无假道可能,任何爱将近臣,总没有自己的儿子更足信赖吧!
经国从前没有到过西北,他的活动半径,一直局限干东南和西南,北疆之旅,他对中国地理的认识,更深一层,读他所著《伟大的西北》,仿佛我们听到民族的声音,和时的的呼唤:
“洛阳是河南的最前线。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战争的景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伟大的国防工程,这是动员了十万人建筑成功的。洛阳的城很小,工事都在城外,早晨天都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听到做国防工事的几万个工人,开始工作的声音,同时又听到火车站上搬运军火工人的呼喊,这许多劳动者的声音汇合起来,变成了一支伟大的劳动进行曲。”[8]
这里是他路过潼关时的惆怅:
“到了X X时候,天快傍晚了,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上象涂满了血一样地发红,刚被zhà毁铁桥残缺的影子,无力的斜躺在路上,四周寂静得听不到什么声音,那时的情景,激动一个旅人的心,是悲哀,还是壮烈?是惆怅,还是依恋?已经是辨不出它的滋味来了。”[9]
从重庆到西北,绵延数千里,其间多的是山川河岳,名都胜迹,无不代表中华文化的渊远流长。登秦岭、俯仰中原,看苍茫大地,不知道,我们这位预备继大业的太子,有无“谁主沉浮”的雄心壮志?
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这时候的经国,尚未经过权力的腐蚀,他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虽然在莫斯科,也唱过国际歌,踏着斯大林的音乐节拍,发出为苏联祖国效劳的誓言。
他的民族观,在下列一段文字里,跃然纸上:
“出张掖向西过临泽、亭台,就到肃州,肃州就是酒泉。这里是关内第一个县,是各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各种民族都有,有一种叫哈萨克的民族,他们有一种叫英雄帽,戴这帽的人凡是杀一个人,就在帽上chā一根鸣毛,杀人愈多。鸡毛chā得愈多,就表示他是英雄。这些人,脚很短,所以他们总是骑马的时候多,骑在马上,上山下山过河都可以,但是下了马,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肃州,我们请了一次客,一共到了十一位客人,有纳蒙克、他木龙(蒙)、马彦寿、马志强(回)、雷廷龄、安维峻(藏)、马通、哈一、阿无阿林(哈萨克)、李志正、赵天夫(汉)。
我认为这一次的请客,是最有意义的。我这一次请客,是请了各种民族,每个民族派代表两人。所以,在席上有汉人、有回人、有蒙古人、有哈萨克人……。那一天,正好有月亮,看着那塞上的月亮,心里有无限的感触。我们这许多民族代表,大家都坐在月亮底下,毫无拘束地,毫无隔阂地畅谈,大家都很诚恳、坦白,我心里感到非常快乐,同时我更想到过去我们认为西北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容易得到解决的。平心说一句话,在边疆最坏的还是做生意的汉人。我可以举个例来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蒙古人在店铺内买东西,一样东西是一元二角,蒙古人因为知识程度低,算了半天,不能结出个总数来,那家店铺内的人就说:‘算一你放下五块钱走好了!’那个蒙古人没有办法,只好给了五块钱才走。好象我们买黑羔皮袍,在肃州一带向蒙古人买,每件只要二百多块钱,但是商人把它运到兰州就要卖三千块钱。这些事实,就是我们看了,也会气愤的。所以,我相信边疆的少数民族,还是真诚、坦白、单纯的,将来我们要建设西北,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总理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一定会亲密的团结起来的。过去回汉之间,曾经发生过好几次很大的冲突,但是差不多都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听说有一次是为了回教人演戏,汉人的小孩子来看戏而闹起来;有一次为了汉人在回教人家里杀一只鸡而没有把毛先拔掉而闹起来。我们相信这些情形不应该有的,将来也一定不会再发生的。
那一天晚上,我们大家谈得很高兴,什么民族问题都讨论而得到了解决,后来,还举行了游艺,蒙古人出来打了拳,藏民演了一个打小孩子不去看羊的戏剧,回民真奇怪,他们唱了一个满江红的歌,哈萨克跳了一个打老虎舞,直闹到天亮,实在太有意思了!”[10]
西北归来,经国总结此行的感想有三:
(1)确认西北地理的优越xìng,“地大物博,有无穷尽的宝藏”。“过去,我们认为安西是我们的西北了,但是安西还仅是我们西北的心脏。”他说:“从安西到苏联的边境,坐汽车还要走六、七天。这样广大的土地,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用无限的热烈,无限的忠诚,无限坚强的力量来爱护它、来保存它、来发扬它,我们要坚持西北的进步,西北的进步,就是中国的进步,没有新的西北,就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2)强调西北是军事力量的重心,那里有新的中国空军,新的机械化部队,西北是将来反攻力量的中心。
(3)西北是经济文化jiāo通的中心,是建设新中国的原动力。
就国防的观点出发,西北是中原的屏障,几千年来的外侮,也都是肇始于此一河西地带,岳武穆那股“踏破贺兰山缺”的壮志豪情,是感情上的愿望,同是意志的语言。
经国从西北回到重庆,仿佛发现了新大陆,认识到“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都是抗战建国唯一的力量”。因此提倡建设新的西北,要为西北同胞谋幸福的生活。旧调重弹,把他父亲在《中国之命运》里的老套搬出来,重呼“有志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
这一期间,经国的西北热,的确在他个人的水银柱上升涨得很高,他觉得东南已有成,不妨去西北。殖边垦牧,为人所不为,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然而,父子之间的思想差距,好象总无法靠得拢似的。蒋先生依旧沉溺在他的统驭公式里,以妥协代替果敢。经国的主席梦没有圆成,盛世才的官衔,却愈加愈多。
注释:[1]曹云霞说毛夫人遇难是一九三九年,唐瑞福说是一九三八年农历十一月初二,年代不确。曹锺麟曾任奉化县长,《奉化墓待祭扫》一文,肯定是一九三九年。蒋自著《五百零四小时》,《明报月刊》第113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近日心中有二事,始终不能忘者:一为先母罹难,此为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证明唐“农历”之不确。
[2]曹云霞著《赣南忆旧录》,第60页,香港《七十年代》出版。
[3]曹锺麟著《奉化墓侍祭扫》,香港《大公报》(一九八一年)。
[4]墓碑“显妣毛太君之墓”,为吴稚辉所题。安葬时俞飞鹏点主,石料由施季言(武岭校务主任),负责采自上花山。
[5]雷震著《我的母亲》,被台湾当局没收,雷抗议:“经国可写他的父亲,我不能写《我的母亲》,宁非天下怪事!”
[6]参阅一九四一年六月《东南日报》。
[7]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0年出版。
[8]蒋经国著《伟大的西北》。
[9]同[8]。
[10]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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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育长主任
假使我们说,蒋先生早就有意把棒子jiāo给他的儿子,那实在是一种过分大胆的假设。但是,说他老人家从四十年代开始已蓄意培植经国,就比较接近事实了。
一九三九年,甫行就职专员,经国接“委座”指示,“克日登程赴渝”,[1]入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在guó mín dǎng的官场里,通常被认为,这是一个镀金的机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到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无数的院校团班,训练过十万的党政干部。获得遴选,象征着明日的希望,从关系学的方面看,更意义非凡。
蒋先生认为,多经过一次熏陶,干部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对领袖的向心力,会益形加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同样适应经国的情况。经国是个特殊的例子,他只是要经国和别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在guó mín dǎng的体制内,茁壮成长。
蒋先生一方面让经国接受guó mín dǎng中央的正规训练,为儿子未来获膺新命铺路,一方面,巧妙地,解决原来是共产党的guó mín dǎng党籍问题。
由重庆回到江西,任命发表,派经国为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儿乎是火箭的速度。
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成立于武昌,[2]集复兴社cc系组织的大成。党内有党,派外有派,对guó mín dǎng内部的团结,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蒋先生偏偏有他独到的奥秘。
经国的政府官职,以江西起步,抓党组团,同是发物于江西。经国自苏联归来,深切体会,没有组织做后盾的行政官,比沙滩上的大厦还要脆弱。
做行政专员,他有旧官僚、土豪劣绅等敌人;领导江西的三青团,和他作对的对手,对付起来,也不大容易呢!
名义上,蒋先生任团长,康泽组织处长,涉及权力,即使是团长的儿子,一亦寸步不让。
经国一跃为团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之一,江西支团筹备主任,实质上是江西团的首脑“第一把手”,康泽怕这位太子,将来抢了他的地位,先使个杀手钢。在江西支团的干部安排上,大动手脚。
康泽安置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架空经国。书记彭朝钰以下,清一色的康派。而彭“每天跑专员公署,表面上尊重蒋主任,实际是玩弄手段,不让蒋主任亲自来支团部办公,蒋主任那张办公桌形同虚设。青年招待所保送学生受训或就业,彭朝钰都一个个召见谈话,彭朝钰亲口告诉青年招待所学生说,蒋主任是兼职,忙不过来,他是中央派来的,一切由他负责。”[3]
经国到赣南的第一场遭遇战,就遇到自称“中央派”的康泽系,几番较量,这批人有眼不识泰山,才知道经国在莫斯科顶礼膜拜来的斗争经验,关老爷面前的大刀是舞不得的。
太子的策略,表面按兵不动,却积极培训干部,巩固阵地。
设在赤朱岭的“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每期招收一百二十人,经国从制订计划,到招生训练,概一手包办。自任“精神讲话”课程,标榜“三青团不是少爷小姐俱乐部,不是官僚政客摔jiāo场”,倡“赤朱岭精神”。
成立“江西青干班毕业学生通讯处”加强组织联系。
时机成熟,经国反攻,一九四一年四月,举行支团第三次会议,康系人马,弃甲曳兵,全被排除。“清干班”的基础,不断扩大,经国且办了江西青年夏令营和虎岗青年夏令营,更多青年子弟,受其罗致。
一九四三年,江西支团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已全是“青干班”为核心的太子嫡系。其中一些干部如胡轨、詹纯鉴、王升、许素玉[4]等,始终追随经国,由江西而台湾。
只四年工夫,经国在江西党政方面的成就,连主席熊式辉的光辉,都相形失色。十二月,太子辞赣县县长,授任江西省府委员,虽无实权,却有更上层楼的意义。
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是无神论者,为了迎合蒋先生和宋美龄的心意,接受洗礼,成为美以美教会的基督徒。教徒这个事实,外间知道的人,寥寥无几。他不仅很少参加礼拜活动,甚至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禁止国军官兵信教,[5]其虔诚可知。
一九四四年元月,蒋先生改派爱子出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自然,他热心推行的“新赣南建设计划”,亦人去政息。辛苦造就的忠贞干部,跟着去了重庆的新天地,另树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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