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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委员会’,势不可能。‘运动’眼看是搞不起来,于是只得作为国防部改制后的一项措施,通过行政命令来办理。由预干局会同兵役局,在全国各地‘招兵’,名义仍然叫‘征集知识青年从军’,并公开宣告,入伍后系接受‘军士’的预备干邵训练,成绩优异者,可保送升学‘军官学校’,或直接晋升军士,将来可按役龄再晋级军官。这就是以升官’为诱饵。尽管如此,但是知识青年应征者扔旧为数寥寥,随后是来者不拒,文盲也收,流氓地痞,一并收罗。勉强凑数,虽然兵不足额,仍然恢复了二0一师到二0八师的八个师的建制。好歹总算让这支嫡系武装延续了下来。”[9]

  第二期的青年军,没有第一期幸运,战局吃紧,先后被调到前线参战。结局,或残或俘,到上海失陷为止,兵员建制,dàng然无存。

  马歇尔使命(Marshal Mission)宣告中止,国共双方再没有借和谈假惺惺作态的必要。诚如陈立夫所说:“guó mín dǎng的天下是打得来的,谈是谈不去的。”

  国府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下总动员令,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发动夏季攻势为回应,东北、热河、冀东各个战场,展开战略xìng反攻。

  实质上,谈谈打打,战火燎原,从日本投降那天起,任何一方都没有住过手。初期国军以兵力武器的优势,略占上风。几经jiāo手,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精锐,不过是银样蜡qiāng头。

  试看,máo zé dōng下列举证。他说:

  “第一年作战(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二十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予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莫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10]

  máo zé dōng承认.共方付出三十余万人伤亡的代价,和大批被敌占领的土地,但是,共方立于主动。

  孟良崮,[11]国军张灵甫殉难,莱芜战役李仙洲被俘,两役约十万人被歼。

  鲁西南战役,国军四师九旅之众,遭到歼灭。

  国军大书特书的一场胜仗,是胡宗南的部队,攻入延安。[12]但是换取到的,不过一场空欢喜。津浦线短暂通车,陇海西段,又被刘、邓大军所切断。

  战场上国军频频失利,共军的新战略.执行“外线作战”。以乡村包围城市,由游击战,扩大为阵地战,“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国军变强为弱,变攻为守,双方形势消长,急转直下,连西方军事家,都为之不解。

  其它方面,如政治、经济、精神、心理,[13]和军事一样地令人沮丧。

  导源于“沈崇事件”而bào发的反美学潮,迅速蔓延全国,学生罢课、yóu xing、示威,了无宁日。他们提出的口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无不矛头对准南京政府,旨在瘫痪guó mín dǎng的后方,打击民心士气。máo zé dōng称此为“第二条战线”。

  guó mín dǎng当局,自然很清楚,这是敌人的恶作剧,是中共地下党幕后的策动。经国负责的三青团组织部门,的确绞过脑汁,派精英分子,渗透到各学校,从事各种防范措施,或壁垒的明地,相互对抗,可惜成效极其有限。guó mín dǎng人,即使在后方,也不是中共的对手。

  经济方面,通货膨胀,生产萎缩,加上庞大的军费开支,公教人员生活,日益恶化。政府财源枯竭,唯一的希望,等待美援,美援不来,只好滥发钞票,借资挹注。

  失业、饥饿、萧条,每一项因素,分别困扰着guó mín dǎng政府,加上中共巧妙的宣传,轻易地转嫁到另一方去认为蒋介石集团,独裁卖国,贪污腐化,反正一无是处。

  guó mín dǎng若干短视暴虐的举措,[14]无形中亦丑化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加速崩溃的步伐。

  经国当时在南京的地位,相当微妙。一只脚在党里,一只脚在军里,可都算不上高层决策人物。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没有他的的,各军种各兵团,直属参谋本部,鲜有轮到他chā足的余地。

  大局如斯,经国对一切的情况,看得比他父亲还要清楚,原因,蒋先生高高在上,很少有兼听的机会。

  经国因而忧郁仿徨,口头上、行动上,他要扮演成乐观坚强的斗士,强调“天下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心灵深处,yīn暗深沉,看不见地道那一头,有任何光芒。

  扶撑危局的办法,集南京所有的诸葛亮,也提不出什么锦囊妙计。即使有,蒋先生那样的xìng格也听不进去。听进去的,办不办得通,尤其成问题。

  避免坐以待毙,一九四七年的秋天,经国召集亲信反复研究,且得到蒋先生的首肯,终于提出一个对付中共的新方案建立“实验绥靖区”。[15]

  纸上谈兵,计划是不错的。

  绥靖区实现全民武装,把及龄壮丁,全编成“戡乱建国义勇队”,荷qiāng实弹,保家保乡,巩固收复区,根绝共军兵员粮食供应。

  预备在江苏、安徽、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六省,各划专区试点。

  “中央训练团”,特别开办“实验绥靖区干部训练班”,训练区长、县长等干部,配合施行。

  认真实施,也就和美国在南越办的战略村类似,是以组织对组织的一种手段。

  南越这一妙招,没有成功,关键系于:

  (1)属于政府方面的干部,赶不上越共方面干部对主义信仰的宗教狂热。

  (2)政府军没有力量保护村民的安全。经不起越共的报复打击。

  中国的情况,较越南更特殊。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彼此矛盾。绝大多数农民相信,跟着共产党走,将结束贫困,获得翻身。

  凭这付印象,已命定失败,劳民伤财,空忙一阵。

  经国有什么选择呢?明知不可为,亦只有临危受命,鞠躬尽瘁。

  计划没有出门,困难来了。行政院重划行政区是第一关,中训团另编预算,订编制,备营房是第二关。

  行政院的官僚们,对国事的轻重缓急,漠不关心。仅知道照章办事,奉公守法。一记太极拳打过来,经国已手足失措。他们说:“设立实验区,事关改变现时政区,行政院政务委员无权定夺。须将原案咨请立法院审议通过。”耗时旷日不说,能否顺利通过,还是未定之数。

  最后,还是蒋先生想到的变通办法,根据“戡乱总动员令”,jiāo国防部出面办理。但“实验绥靖区”的原定计划,早已走样。

  guó mín dǎng的事,如是拖泥带水,甭说,对敌斗争之不易,对付自己的官僚阶层,就够辛苦了。

  “戡建班”第一期毕业的学生,约一千二百余人,编为六个大队,每人发美式手qiāng一支,子弹两百发,官阶准尉、上尉不等,颇有点御林军的威严。

  一九四八年一月,国防部戡建总队[16]成立。总队长胡轨,下辖六个中队,分驻苏北、皖北、豫南、鄂北、鲁南、冀东各地。但都受经国直接主持的“戡建中心小组”指挥。

  队员或个别、或小组,参与地方施政,组训民众等工作。有时用他们的上方宝剑,进行搜查、逮捕活动。以戡乱建国的“先锋队”、“政治兵’自居,难免轻视地方干部的尊严,发生越权揽权等情。因而,戡建的功能,未见发挥,内部倾轧的现象,不一而足。

  戡建总队之外,尚设戡建小组,负责情报活动,为经国经营情报组织的滥觞。

  其奈,俱往矣,随着国军的覆灭,他这支新兵,被俘、被歼的.占十之八九。他们是充州第五大队,于许世友占领济南后,自大队长谈明义以下,无一幸免。少将督导游鲲(曾任蒋主任秘书)同时成擒。

  襄阳第四大队全队被歼、包括大队长刘复州在内。

  潢州第三大队,因豫南战局吃紧,各奔东西,而自行解体。

  淮yīn第一大队,未遑开展工作,即和南京的联系切断,后陆续逃回上海。

  合肥的第二大队和唐山的第六大队,一九四八年七月调到上海。

  武汉“戡建小组”的组长宋特立,携秘密档案投共。

  赣南时期,经国曾说过:“年轻人的日子是不夜的,可是年轻人的黄昏来得太早了。”现在,竟成了他自己的忏语,命运就这么捉弄着他。

  注释[1]吴嘉静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共谈判与马歇尔使华》,《中报月刊》第41期(香港一九八三年六月》,第98页。[2]曹聚仁著《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3]曹省三、曹云霞答《蒋经国系史话》,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第178页。[4]程思远著《李宗仁先生晚年》,第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一九八0年十二月北京。[5]白斌为广西籍立法委员[6]第一次当选guó mín dǎng中央委员。[7]同[3]。[8]黄维,前国军十二兵团司令,徐蚌会战被俘,一九七五中共释俘时,恢复自由。[9]同[3],第185页。[10]máo zé dōng著《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收入《máo zé dōng选集》第四卷,第1229页。这一统计数字,不一定正确,但国军损耗巨大是事实,董显光谓“到了民国三十六年终,中国政府日益增加的危险已呈更剧烈的现象”。《蒋总统传》,第488页。[11]电影《南征北战》和《红日》即描写此役经过。战争发生于山东沂蒙山区。[12]参阅《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一九四六年十一二月),一九四七年四月,共军主动放弃延安国军得一空城,不久,胡部被全歼。[13] Russell Randall准将,认为这场战争有五个方面:战场上、财务上、政治上、精神上和心理上。见《中国时报》旧金山版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版。[14]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其余如特务恐怖、抓人、判刑、坐牢等。真正的共党分子,极少抓到。[15]同[3]。[16]国防部系统的特种工作队,尚有“人民服务总队”属邓文仪的国防部新闻局,“绥靖总队”属国防部第二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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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八一九防线

  战争进入第二年(和谈破裂),共军反守为攻,国军精锐,象见到太阳的坚冰,快速融化。

  máo zé dōng“宜将胜勇追穷寇”[1]的战略,就是看准蒋的弱点,不让南京有喘气的机会,由内线进攻,加速蒋氏王朝的崩解。

  等到后来,蒋看到事态之严重,承认经济战场上,也遭受挫折,已生命垂危,再无法挽救了。

  据董显光说:一九四八年夏间,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2]从社会经济的实情去了解,假定,以国立大学的教授收入作例:“胜利初期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十分之一;如以银元来计算,约等于十五元上下,到了发行金圆券的前夕,我们的收入,只等于银元五、六元左右了。这份薪给,比之战前女工,还差了一半。”[3]这是一位教授的自述。再从当时流行的钞票面额来看,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十九日,二十五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了,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二十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三百九十万倍,物价上涨的幅度,如此巨大,可真是“法币的末日”了。

  造成这样严重情势的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外在的压力,是中共的控制地区,日益扩大,到这年的六月三十日为止,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二百三十五万平万公里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超过一亿六千八百万。国库收入(田赋)锐减,但军费相反地直线上升。赤字成为天文数字。

  国府更大的困扰,每失一地,即产生成千成万的难民,即这些人内心里拥护guó mín dǎng,恐惧中共的“解放”、“翻身”。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统计,此项无家可归的难民人数,共达两千万之巨。政府无法坐视,需予人道救济,因而益增财政上的沉重负荷。

  “无粮不聚兵”,早是支援战争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国在战争中,已长期失去生息喘气的机会,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从事剿共战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又持续数载,民穷财尽,筋疲力竭。

  美援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唯一希望,而美援却不是那么说来即来。华盛顿夹带着附带条件,那就是:guó mín dǎng先要自助,着手政治革新,推行民主运动,才肯慷慨解囊。

  华盛顿的观点,并不全错,但也不全对,它不能用施舍的态度,无条件地送钱送qiāng送pào,希望每一分钱花下去,有一的钱的功效。然而,客观事实是,guó mín dǎng已经病入膏育,再猛的yào物针剂,短期间,亦无法使它恢复健康,进而生机勃勃。

  至于陈伯达所说的“四大豪门”等等,和真实情况,并不全部符合。

  谁当财政部长,谁也没有办法,唯有“凭了印刷机,把法币象洪水似的天天泛滥出来”,应付急需。其后果是“一方面冲淡了人民原有币值的购买力,一方面更以最强大的购买者资格,把都市的与农村的物资囊括而去,生活物价飞涨,币值日降。” [5]

  渐渐地,灵符失灵,“举国已成法币世界,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jiāo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6]换句话说,国府的财政经济和军事一样,面临崩溃的边缘。

  法币既陷在解体的过程中,改革乃变为官民上下一致的呼声,甚至“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7]

  改革早在酝酿,下决心见诸行动,却等到一九四八年的八月。

  七月下旬,蒋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京沪报纸盛传,币改如箭在弦。七月的最后一天,蒋突飞上海,在沪举行会议。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大使司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