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5 章
研判不谋而合。邵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jiāo危机，已因韩战bào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7]
前面说及杜鲁门和蒋关系，以及美国的“袖手政策”。假使，朝鲜战争未起，杜鲁门、艾奇逊乐得看蒋的笑话，看guó mín dǎng政权的最后沉沦。蒋自己更清楚，华府彻底的遗弃他了。金日成挥军南进，使情势发生三百六十度的改变。[8]
美国可以无视台湾的存亡，朝鲜半岛代表着美、苏实力的对峙，如果华府向苏联的势力屈服，国内的右派不肯干休，而失去南朝鲜这个缓冲区，日本将受威胁。以麦克阿瑟为首的鹰派，结合五角大楼参谋本部的战略家们，更其众口一心，主张以牙还牙。杜鲁门的直接反应，咸认朝鲜战争非单独事件，为苏联全盘扩张政策的一部的，新中国不幸为此集团的新进成员。[9]
朝鲜战争bào发的当天，杜鲁门由密苏里家乡，赶返华府，召集国家安全会议。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有关台湾部的，援引如下：
“……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10]
两天后，第七舰队的九艘船舰，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进入台湾海峡，并即开始巡弋。旋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访台，但别忘记，在是年六月以前，美国留驻台湾的只有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11]
形势突变，气氛迥异，七月底贾纳德少将，派驻台湾，接踵而来的是麦克阿瑟元帅戏剧xìng的台湾之行。
朝鲜战争的bào发，把已经患了癌症的guó mín dǎng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中美关系，最后因兵戎相见，冷冻三十一年，所谓“台湾问题”，了无尽期。其最大的受益人，自是guó mín dǎng政权，因势利便得以在夹缝中生存迄今。
警报解除，台湾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蒋先生个人的声望，再度为美国新闻界高抬起来，台湾的国际地位，获得暂时的再生。蒋甚至幻想，乘着历史的浪潮，借外力重返大陆，收复失土。
政治的焦点，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七月二十六日，蒋先生宣布酝酿已久的中国guó mín dǎng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人选。声言，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
被提名的精英人物共十六名，[12]过去庞大的组织，由大改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撤消，改以二十五人的中央评议会代替。
改选委员会固出现不少新面孔，顶着地理学家头衔的张其昀，以黑马姿态，跃栏而出，担任秘书长。但真正的新人，却是四十岁的蒋经国。
如果论党的资历，经国赶不上时任台省主席的吴国祯，吴的重要xìng，不下于经国，但吴仅中央评议会的二十五位成员之一。蒋先生作此安排，已可嗅到人事倾轧的气味。
二陈兄弟，陈果夫卧病，膺选评议委员、姿态多于实质，真正的CC巨头陈立夫放逐美国新泽西养鸡。
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先生送他五万美元的程仪，被迫束装就道。行前，向蒋夫人辞行，夫人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立夫的反应，颇出夫人的意外，指着墙上挂的蒋先生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非赶走CC的势力，才能铲除经国当权的阻力，那是父亲的意思。经国记住当年南京时代任“政大”教育长受阻的一箭之仇，也非报不可，父子俩心心相印，所见皆同。
经国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guó mín dǎng，党龄十二载，．过去占着团的据点，党的上层结构，没有他chā手的机会。论劳绩，在正常的情况下，决不可能以大跃进的速度，跻进中央决策单位。可是，蒋先生打着改造的旗号，既“改造”便不宜沿用旧规，靠换几个麻将搭子，新阵容老班底的办法，来刷新党政关系。
从guó mín dǎng组织功能去了解，guó mín dǎng是党天下，党权高于政权，政府的一切举措，唯党命是从。这是当年抄袭于苏联的作法，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无本质的悬殊。中央改造委员相等于政治局常委的分量，是内阁之上的内阁，或太上内阁。经国要进入组织内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最重要的阶梯。
蒋先生作此安排，含有磨练和培植的双重意义，好在撤退到台湾后，过去错综复杂的派系力量，经过大动乱的淘汰清洗，因祸得福，再无所顾虑内部的倾轧与平衡，蒋先生说了算。
当内部的肃清工作告一段落，经国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到政工方面。政工为整军的主体任务，而军队又是保权专政的工具，个中利害蒋氏父子，心照不宣。北伐时期的周恩来、抗战时期的陈诚，[13]虽都担任同一职务，但经国的权威，却超越他的任何前任多多。
政工的重要xìng，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的第四十一章，有所说明。
“士兵与军官之训练，在政治的意义上尤有其必要。在过去，中国的将领只要其部下忠于个人，而不使他们知道对其敌人作战之任何理由。这就是军阀制度所由产生之故。蒋总统却具有大不相同的观念，要使官兵早日认识其所从事的政治目标。当然这些目标都是为着人民的福利。蒋总统认为士兵如果不知道为何而战，那他们就只是一种募兵，而募兵是不会成为优良士兵或斗士的。[14]
中国军队中所建立之政治作战制度，其主要目的在激励军队的高度战斗精神。为达此目的，每一军官或士兵必须充分信仰三民主义，并具有为三民主义而不惜任何栖牲之坚决意志。军队精神之完全统一必须确立，最高水准的士气达到，借此而使军队成为一支革命军，具有钢铁般的战斗意志。”[15]
“为谁而战”以及“为何而战”的主题，大多数的国军官兵，的确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兵员来自农村，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是文盲，他们参加军队的原因，如非强迫征召，即是受生活贫困所驱使。和他们大谈空洞的三民主义，“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至于“为谁而战”？是为guó mín dǎng？为领袖？“领袖”和一个普通大兵又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呢？
中共不然，他们井不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道理，
只是强调“农民翻身”、“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战争的目的，深入浅出，所以，三年内战，国军弃甲曳兵，一败涂地。
蒋先生要经国去改变这种思想战的劣势，曲高和寡，本来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难题，但新制（政工）实施后，对军队的福利、纪律，以及战斗力的改善，有显著贡献，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依照组织法，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五项，[16]加以简化，则为政治和监察两种。前者“调查官兵思想行为”，后者“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平素没有战争，它最大的作用是“减少兵变风险”。
夏宗汉先生将此制度，比喻为唐代的监军制。肇始于武后光宅之年，分御史台为左右二台，各负有“监军旅之责”。讨徐敬业之役，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监其军，到肃宗时代，普遍流行，但皆为宦官。
但是，监军制度是有缺点的，夏说：
“由工商管理学的观点去看，政工监军制度的弊病在为了减少兵变风险，而分散指挥官事权，因此减低了效率。如果行之过甚，一则军队虽然忠字当头，没有兵变的危险，却也使指挥系统的效率降低，有碍克敌致胜。指挥官作业之最终目的在求胜，目标是战场上的敌人；政工监军之目的在肃反，其目标为军中内部的不稳分子。为了求胜，优秀的军事人才比较重要；为了肃反，政治热情分子比较受重视。而在专与红之间，两者往往难以兼顾。为了求胜，要统一力量，各级指挥如臂之于手，手之于指，随心如意；为了肃反，防止兵变，要集中意志，使带兵官无法独断或成独行群结党。”[17]
政工制度，虽由苏联红军的政委制衍变而来，却“xìng相近而习相远”，和中共比较，更差之远甚。解放军以党领军，党指挥军．政委是党代表。国军政工，只是亲院长的政治幕僚长，然而又自成系统，政工是一种专业，设立学校，专职培养，一九五O年九月，下令王升（政治部第一组副组长）草拟建校计划。[18]第二年二月，成立建校委员会，选定台北近郊北投的竞马场为政工干校的校址，并手次年十一月招收新生。
从政工干部学校组织体系去看，和重庆时的的中央干校，如一对孪生兄弟，跑马场改为复兴岗，和原来的复兴关，也只是一字之差。说得更远一点，两个干校，都脱不了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幽灵。
干校的训导方针，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fǎn gòng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之使命为教育宗旨。”[19]
在这个教学宗旨的基础上建校，求学当然其次，教育部亦不承认其为合法的大学机构。经国早胸有成竹，干校学生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卸下军服，进军党政各界，即是他掌权的班底。
胡伟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只做了半年的短命校长，乃由王永树接替。王升（先是教育长，后升校长）的造神运动，依次是“伟大领袖”、“青年导师”蒋主任。复兴岗俨然是经国的黄埔。一九七五年，蒋先生去世，经国接班，太子门生，如水银泻地，除财经界尚是一片干净土外，情治系统、文化娱乐以及党政新闻界，无不盘据侵吞。
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明文规定：“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因此，guó mín dǎng在军中设立党部，从事党务活动是非法的，和行宪后提出“还军于国”的理想，大相径庭。国军成为一支不折不扣的党军，更具体的说，国军其名，蒋军其实。
董显光说，经国原“不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因深知其父令出惟行，只得勉为接受。”[20]董先生自命为虔诚基督教徒，如此大胆说谎，真不知道他如何向上帝忏悔，董的潜在用心，恐怕还是为了下面一段：“在外人方面，颇有误会政治部之动机者。但如能彻底了解其作用，则误会当可消除。”
有“误会”是事实，“消除”则非易。外人乃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MAG）的官员，美军设新闻官，宗教官，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经国将苏式政工制度，党务活动，引进三军，使国军党化，私人化（Personalized），那是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顾问，所无法容忍的。
且看哥lún比亚大学《民国人物大辞典》的记载：
“五十年度初期，guó mín dǎng控制台湾，主要以戒严法为依据。国防部下的总政治部，一般认为，效率尚高，手段dú辣。政治部在军方的任何机构，置政工人员，进行控制监视，和苏联、中共的作法，殊无二致，美军驻台军官普遍厌恶。虽然，双方获得某些妥协，经国在父亲的支持下，我行我素，坚持为事实所必须。”
一九五三年九月，应美国防部之邀，经国赴美考察参观。[21]不言而喻，华府对这位“前共产党”是不怎么放心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礼遇．在白宫予以延见，但经国的思想底层，只想到权力的光辉，只想到对敌斗争，美国两个月的旅行，对他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guó mín dǎng七大召开，经国当选为中央委员，日益上升的权力，得到肯定。一九五二年十月，中国青年fǎn gòng救国团宣告成立，[22]蒋先生兼任团长，经国主任。
救国团的成立，事先未通过立法程序，也不属政府的任何部会，和教育部的xìng质类似，但教育部无权过问。所以后来被《自由中国》半月刊讥讽为经国的黑市机构。
成立之前，经国早在复兴岗政工干校内，设班储训干部，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说：
“青年是可爱的，尤其是军官学校的结业典礼中，前面一排都是各机关的高级长官，后面的都是年轻而刚毕业的学生，我心里便感觉到，唯有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足以接替前面的人所肩负的革命重担，才能完成艰巨的革命大任。今天中国的革命，没有青年起来，就不能成功，可是青年起来以后，如果没有组织去团结青年的力量，不能持久，最后还是全归失败。”(23)
浅看这段谈话，会以为经国一付范仲淹的胸怀，办救国团是为了要“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有准备jiāo棒子的意思。
其实，他另有所图，在第一次台北救国团的宣誓典礼上，他说：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大陆的失败，大家只看到军队给人家打垮了，虽然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注意，除了军队，我们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青年组织也被瓦解。我们感到军队的整顿非常重要，这三年以来，我们集中全力在整顿军队上，但是我们领悟到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失败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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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及杜鲁门和蒋关系，以及美国的“袖手政策”。假使，朝鲜战争未起，杜鲁门、艾奇逊乐得看蒋的笑话，看guó mín dǎng政权的最后沉沦。蒋自己更清楚，华府彻底的遗弃他了。金日成挥军南进，使情势发生三百六十度的改变。[8]
美国可以无视台湾的存亡，朝鲜半岛代表着美、苏实力的对峙，如果华府向苏联的势力屈服，国内的右派不肯干休，而失去南朝鲜这个缓冲区，日本将受威胁。以麦克阿瑟为首的鹰派，结合五角大楼参谋本部的战略家们，更其众口一心，主张以牙还牙。杜鲁门的直接反应，咸认朝鲜战争非单独事件，为苏联全盘扩张政策的一部的，新中国不幸为此集团的新进成员。[9]
朝鲜战争bào发的当天，杜鲁门由密苏里家乡，赶返华府，召集国家安全会议。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有关台湾部的，援引如下：
“……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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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突变，气氛迥异，七月底贾纳德少将，派驻台湾，接踵而来的是麦克阿瑟元帅戏剧xìng的台湾之行。
朝鲜战争的bào发，把已经患了癌症的guó mín dǎng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中美关系，最后因兵戎相见，冷冻三十一年，所谓“台湾问题”，了无尽期。其最大的受益人，自是guó mín dǎng政权，因势利便得以在夹缝中生存迄今。
警报解除，台湾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蒋先生个人的声望，再度为美国新闻界高抬起来，台湾的国际地位，获得暂时的再生。蒋甚至幻想，乘着历史的浪潮，借外力重返大陆，收复失土。
政治的焦点，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七月二十六日，蒋先生宣布酝酿已久的中国guó mín dǎng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人选。声言，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
被提名的精英人物共十六名，[12]过去庞大的组织，由大改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撤消，改以二十五人的中央评议会代替。
改选委员会固出现不少新面孔，顶着地理学家头衔的张其昀，以黑马姿态，跃栏而出，担任秘书长。但真正的新人，却是四十岁的蒋经国。
如果论党的资历，经国赶不上时任台省主席的吴国祯，吴的重要xìng，不下于经国，但吴仅中央评议会的二十五位成员之一。蒋先生作此安排，已可嗅到人事倾轧的气味。
二陈兄弟，陈果夫卧病，膺选评议委员、姿态多于实质，真正的CC巨头陈立夫放逐美国新泽西养鸡。
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先生送他五万美元的程仪，被迫束装就道。行前，向蒋夫人辞行，夫人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立夫的反应，颇出夫人的意外，指着墙上挂的蒋先生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非赶走CC的势力，才能铲除经国当权的阻力，那是父亲的意思。经国记住当年南京时代任“政大”教育长受阻的一箭之仇，也非报不可，父子俩心心相印，所见皆同。
经国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guó mín dǎng，党龄十二载，．过去占着团的据点，党的上层结构，没有他chā手的机会。论劳绩，在正常的情况下，决不可能以大跃进的速度，跻进中央决策单位。可是，蒋先生打着改造的旗号，既“改造”便不宜沿用旧规，靠换几个麻将搭子，新阵容老班底的办法，来刷新党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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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作此安排，含有磨练和培植的双重意义，好在撤退到台湾后，过去错综复杂的派系力量，经过大动乱的淘汰清洗，因祸得福，再无所顾虑内部的倾轧与平衡，蒋先生说了算。
当内部的肃清工作告一段落，经国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到政工方面。政工为整军的主体任务，而军队又是保权专政的工具，个中利害蒋氏父子，心照不宣。北伐时期的周恩来、抗战时期的陈诚，[13]虽都担任同一职务，但经国的权威，却超越他的任何前任多多。
政工的重要xìng，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的第四十一章，有所说明。
“士兵与军官之训练，在政治的意义上尤有其必要。在过去，中国的将领只要其部下忠于个人，而不使他们知道对其敌人作战之任何理由。这就是军阀制度所由产生之故。蒋总统却具有大不相同的观念，要使官兵早日认识其所从事的政治目标。当然这些目标都是为着人民的福利。蒋总统认为士兵如果不知道为何而战，那他们就只是一种募兵，而募兵是不会成为优良士兵或斗士的。[14]
中国军队中所建立之政治作战制度，其主要目的在激励军队的高度战斗精神。为达此目的，每一军官或士兵必须充分信仰三民主义，并具有为三民主义而不惜任何栖牲之坚决意志。军队精神之完全统一必须确立，最高水准的士气达到，借此而使军队成为一支革命军，具有钢铁般的战斗意志。”[15]
“为谁而战”以及“为何而战”的主题，大多数的国军官兵，的确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兵员来自农村，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是文盲，他们参加军队的原因，如非强迫征召，即是受生活贫困所驱使。和他们大谈空洞的三民主义，“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至于“为谁而战”？是为guó mín dǎng？为领袖？“领袖”和一个普通大兵又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呢？
中共不然，他们井不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道理，
只是强调“农民翻身”、“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战争的目的，深入浅出，所以，三年内战，国军弃甲曳兵，一败涂地。
蒋先生要经国去改变这种思想战的劣势，曲高和寡，本来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难题，但新制（政工）实施后，对军队的福利、纪律，以及战斗力的改善，有显著贡献，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依照组织法，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五项，[16]加以简化，则为政治和监察两种。前者“调查官兵思想行为”，后者“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平素没有战争，它最大的作用是“减少兵变风险”。
夏宗汉先生将此制度，比喻为唐代的监军制。肇始于武后光宅之年，分御史台为左右二台，各负有“监军旅之责”。讨徐敬业之役，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监其军，到肃宗时代，普遍流行，但皆为宦官。
但是，监军制度是有缺点的，夏说：
“由工商管理学的观点去看，政工监军制度的弊病在为了减少兵变风险，而分散指挥官事权，因此减低了效率。如果行之过甚，一则军队虽然忠字当头，没有兵变的危险，却也使指挥系统的效率降低，有碍克敌致胜。指挥官作业之最终目的在求胜，目标是战场上的敌人；政工监军之目的在肃反，其目标为军中内部的不稳分子。为了求胜，优秀的军事人才比较重要；为了肃反，政治热情分子比较受重视。而在专与红之间，两者往往难以兼顾。为了求胜，要统一力量，各级指挥如臂之于手，手之于指，随心如意；为了肃反，防止兵变，要集中意志，使带兵官无法独断或成独行群结党。”[17]
政工制度，虽由苏联红军的政委制衍变而来，却“xìng相近而习相远”，和中共比较，更差之远甚。解放军以党领军，党指挥军．政委是党代表。国军政工，只是亲院长的政治幕僚长，然而又自成系统，政工是一种专业，设立学校，专职培养，一九五O年九月，下令王升（政治部第一组副组长）草拟建校计划。[18]第二年二月，成立建校委员会，选定台北近郊北投的竞马场为政工干校的校址，并手次年十一月招收新生。
从政工干部学校组织体系去看，和重庆时的的中央干校，如一对孪生兄弟，跑马场改为复兴岗，和原来的复兴关，也只是一字之差。说得更远一点，两个干校，都脱不了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幽灵。
干校的训导方针，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fǎn gòng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之使命为教育宗旨。”[19]
在这个教学宗旨的基础上建校，求学当然其次，教育部亦不承认其为合法的大学机构。经国早胸有成竹，干校学生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卸下军服，进军党政各界，即是他掌权的班底。
胡伟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只做了半年的短命校长，乃由王永树接替。王升（先是教育长，后升校长）的造神运动，依次是“伟大领袖”、“青年导师”蒋主任。复兴岗俨然是经国的黄埔。一九七五年，蒋先生去世，经国接班，太子门生，如水银泻地，除财经界尚是一片干净土外，情治系统、文化娱乐以及党政新闻界，无不盘据侵吞。
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明文规定：“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因此，guó mín dǎng在军中设立党部，从事党务活动是非法的，和行宪后提出“还军于国”的理想，大相径庭。国军成为一支不折不扣的党军，更具体的说，国军其名，蒋军其实。
董显光说，经国原“不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因深知其父令出惟行，只得勉为接受。”[20]董先生自命为虔诚基督教徒，如此大胆说谎，真不知道他如何向上帝忏悔，董的潜在用心，恐怕还是为了下面一段：“在外人方面，颇有误会政治部之动机者。但如能彻底了解其作用，则误会当可消除。”
有“误会”是事实，“消除”则非易。外人乃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MAG）的官员，美军设新闻官，宗教官，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经国将苏式政工制度，党务活动，引进三军，使国军党化，私人化（Personalized），那是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顾问，所无法容忍的。
且看哥lún比亚大学《民国人物大辞典》的记载：
“五十年度初期，guó mín dǎng控制台湾，主要以戒严法为依据。国防部下的总政治部，一般认为，效率尚高，手段dú辣。政治部在军方的任何机构，置政工人员，进行控制监视，和苏联、中共的作法，殊无二致，美军驻台军官普遍厌恶。虽然，双方获得某些妥协，经国在父亲的支持下，我行我素，坚持为事实所必须。”
一九五三年九月，应美国防部之邀，经国赴美考察参观。[21]不言而喻，华府对这位“前共产党”是不怎么放心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礼遇．在白宫予以延见，但经国的思想底层，只想到权力的光辉，只想到对敌斗争，美国两个月的旅行，对他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guó mín dǎng七大召开，经国当选为中央委员，日益上升的权力，得到肯定。一九五二年十月，中国青年fǎn gòng救国团宣告成立，[22]蒋先生兼任团长，经国主任。
救国团的成立，事先未通过立法程序，也不属政府的任何部会，和教育部的xìng质类似，但教育部无权过问。所以后来被《自由中国》半月刊讥讽为经国的黑市机构。
成立之前，经国早在复兴岗政工干校内，设班储训干部，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说：
“青年是可爱的，尤其是军官学校的结业典礼中，前面一排都是各机关的高级长官，后面的都是年轻而刚毕业的学生，我心里便感觉到，唯有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足以接替前面的人所肩负的革命重担，才能完成艰巨的革命大任。今天中国的革命，没有青年起来，就不能成功，可是青年起来以后，如果没有组织去团结青年的力量，不能持久，最后还是全归失败。”(23)
浅看这段谈话，会以为经国一付范仲淹的胸怀，办救国团是为了要“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有准备jiāo棒子的意思。
其实，他另有所图，在第一次台北救国团的宣誓典礼上，他说：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大陆的失败，大家只看到军队给人家打垮了，虽然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注意，除了军队，我们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青年组织也被瓦解。我们感到军队的整顿非常重要，这三年以来，我们集中全力在整顿军队上，但是我们领悟到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失败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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