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6 章
的教训，更知道要打倒中共，复兴国家，还需要组织青年，团结青年，给他们，种新的教育，灌输他们新的精神。”[24]
团结青年，为的是“打倒中共”，怕青年“被中共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后果，青年的矛头，就会掉转方向，向guó mín dǎng政权挑战。
四十年代大陆的崩溃，学生运动，对国府的困扰，在某些方面，并不下于军事的挫败，guó mín dǎng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情，也十分值得同情和理解。不幸它把学生运动与共党运动混为一谈，诚如李绿所说：“guó mín dǎng逃难到台湾来，所做的总检讨，显然只停留在痛悔自已和共产党比起来，控制不够严密，手段不够残狠的技术层面上，对反省自我本质的工夫，则付之阙如。”[25]
自由派的人，反对“政治部”、“救国团”，老guó mín dǎng人，或guó mín dǎng中的死硬派，批评得更激烈，雷震即是一个例子。《自由中国》曾以多篇社论，主张撤销。其中一篇，箭头似乎瞄准经国。它说：青年救国团成立迄今，已五载于兹，但这一单位究竟是何种xìng质，社会上还普遍的感到莫名其妙。据青年救国团本身的解释：
“救国团是一个具有教育xìng、群众xìng和战斗xìng的青年组织。”（引自该团刊印的《新团员入团训练》教材）然另据青年救国团副主任胡轨说：“救国团的组织是教育xìng的组织，救国团的工作是教育xìng的工作。”[引自教育与文的社编印民国四十五年度（一九五六年）《中国教育与文的》] 显又置群众xìng和战斗xìng而不提。难怪社会上普遍的说，这是xìng质不明的组织。其实，青年救国团之几乎无事不可过问，以至无处不可chā足者，也就是由于这一点。换言之，青年救国团正是利用这种方便，许多事情一把抓。不过，若仅从其组织之真正精神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政治xìng的组织。关于这一点，青年救国团本身也不得不坦白承认：“救国团的名称是‘fǎn gòng’、‘救国’，顾名思义，是一个政治xìng的组织。”（见前引《教材》，下同）老实说，这个组织的xìng质，表面上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骨子里是以所谓教育xìng、群众xìng以及战斗xìng为手段，而以政治xìng为目的。很显然，这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guó mín dǎng的预备队，此可从其团章及有关规定中，所谓信仰三民主义，所谓宣传三民主义，所谓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以至于所谓背叛三民主义是违犯团纪，而获得具体证明。甚至guó mín dǎng内有人说，这不过是guó mín dǎng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利用guó mín dǎng的招牌，所公开做的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作而已！[26]
所谓“guó mín dǎng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已呼之yù出，那就是“蒋主任”，社论又说：“今天这样惨局，青年人是没有什么责任的，这责任理该由老一辈的人负担，尤其是该由老一辈政治上始终身居要津的人负担。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可痛心的一点，便是极少数的政治掮客，做着青年贩子的勾当。因为这少数掮客，相信‘谁有青年，谁有前途’的说法，一如商人之相信谁有资本，谁可赚钱的道理，于是对于青年人的纯真和热情，加以充分的利用。结果是盗用若干美丽的名词和动听的口号，欺骗青年，愚弄青年，麻醉青年，进而牺牲青年，使自己的权位，建筑在青年人的鲜血头颅上。天下事之可悲与可鄙，宁有过于此者？此所以为了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防止政治掮客的残酷利用，青年救国团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假使青年救国团真是爱护中国青年，根本便该自动撤销才对。[27]
guó mín dǎng会自动撤销吗？救国团这个机构，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经国认为，这是他走向“胜利之路”的桥梁。任何人反对，都是枉费唇舌的刺耳噪音。
注释：[1]程沧波著《煎熬中的合湾》，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三十日第三版。
[2]《台湾进入战时了》，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二十七日。
[3]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四日。
[4]《论海岛攻防战》，《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十日。
[5]《台湾守得住吗？》，转载自《中国一周》，《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三十日。
[6]邵毓麟著《汉城撤退前的漫长两昼夜》，《使韩回忆录》之十六，台北《传记文学》第193期（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
[7]同[6]，第103页。
[8]Klaus Mehner“Peking＆Moscow" The New comrican Library, NY. 1963。
[9]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85页。
[10]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
[11]同[9]。
[12]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荣、陈雪屏、沈昌焕、连震东、袁守谦、张其、曾虚白、郭澄、崔书琴、谷凤翔、胡健中。
[13]陈诚曾任政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
[14]同[9]，第621页。
[15]同[9]，第622页。
[16]基本任务：①主持军队政治教育思想领导，建立精神武装。②筹划军中组织，考核官兵思想，防止逃亡反动。⑧监察所属单位之人事经费，核实人员马匹。④激发官兵战斗清绪。⑤推行保密防谍教育，展开官兵保防工作。
[17]夏宗汉著《由蜕变角度去看国府国防新政制草案》，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八年六月，第14- 19)页。
[18]《国军政工史》，第1565页。
[19]同[18]。
[20]同[9]。
[21]卜少夫著《蒋经国浮雕》，香港《新闻天地》第489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卜说：一九五三夏秋之jiāo，亨利鲁斯在台北博爱路宾馆，与经国长谈三小时。鲁斯劝告经国去美国“考察一下”，蒋当场答应。
[22]青年节，蒋先生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决定成立“中国青年fǎn gòng救国团”，号召全国青年作第三次结合。
[23]李元乎著《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台北中国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五月。
[24]同[23]，第190页。
[25]李绿著《台大学生运动三十年回顾》，台北《夏潮论坛》第一卷第9期，一九八三年十月。
[26]《青年救国团问题》，《自由中国》半月刊，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
[27] 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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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吴国祯事件
因bào发朝鲜战争，蒋先生意外地得到一张人寿保险单（lifeinsurance）。蓝钦被任命为驻台公使dài bàn台湾外jiāo的职位，因而爬升。军经援助恢复，往昔阮囊羞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矣。
中日和约，东京屈服于华盛顿的压力，在台北完成谈判签字，开日、台关系正常化之先声。
蒋先生一再呼吁，出兵援南朝鲜，(1)为华府所婉拒。他的一套如意算盘，朝鲜危机扩大，国军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那就是他“反攻复国”的机会了。
杜鲁门和麦帅的想法不同，他只要朝鲜战争逐步化，可是，英国的艾登，扯着他的后腿，怕把事情闹大，这样一来蒋先生火中取栗的计划，化为乌有。
艾森豪威尔上台，取代仇蒋的杜鲁门，蒋先生否极泰来，信心倍增。台湾海峡的中立禁令解除，杜勒斯声言“中共不过是过眼烟云”，华府新的战略设计，将非一味让步，改持大举报复政策。
台湾为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之说，此起彼伏，不可一世，叛将陶希圣把它扩大，说成“世界的重心在远东，远东的重心在中国，中国的重心在台湾。俨然“天朝中心”的老调，把别人的大牙都可笑掉。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年，形势危殆，蒋先生迫于无奈，祭起民主宪政的大旗，放弃独裁统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的着眼点，是在要挑他毛病的华府。现在共和党主政，既fǎn gòng有志一同，连这个虚伪的门面，都是多余的了。
实际上，蒋先生畏首畏尾，形势上的事，他看的并不很清楚，美台关系，决定于彼此的利害需求，而非台湾实行何种政体。蒋先生如果有胆量，朝鲜战争以后，他应该抓紧机会，立即宣布解散国民大会，立、监两院，冻结宪法。美国也只好默认了事，南朝鲜的李承晚，下令释俘的事，就是他掴华府耳光的好例子。
不过，蒋先生在某一方面是个强者，遇到乾坤一掷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xìng格，即表现无遗！因此换来“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讥讽。他的格局，类似袁世凯，擅长小动作小权术，缺少冲天一击的大智慧大气魄。
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照宪法规定，应于一个月前选出第二届总统。所以，元月间，蒋先生下令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大张旗鼓地把当年在南京举行的政治闹剧，搬到台北重演。
遵照法律办事，所谓的“民意代表”，任期届满，应该鞠躬下台，再行竞选。但大陆已沦陷，这件事办不到，民意代表，早已不代表任何民意。“代表”诸公，在台流亡。其次，法定人数亦不足，很多代表，未克赴台，沦为中共“劳动改造的对象。”
对政治的解释，西方人有个说法：“政治者，妥协之谓也”。搬到中国，“妥协”一词，可圈可点。蒋先生既然一定要当总统，民主的招牌一定要挂，[2]办法多得很，只要偏劳大法官们，照指示办事，即依法有据。至于人数问题，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即可。于是，很多人摇身一变，凭命令“选”为“国代”，且是终身职，人称“万年国代”。
副总统一职，当然，非陈诚莫属，昔年，孙（科）李（宗仁）逐鹿的往事，自不许重演。但蒋先生难免要先谦虚一番，“问何应钦愿否竞选副总统？”[3]这位“西安事变”期间，拟取蒋自代的四星将军，早看透蒋的心思，连忙婉谢，蒋乃顺理成章地向中央委员会推荐陈诚为副总统候选人。陈坐二望一，为外界公认的蒋氏继承人。
国民大会，因创制、复决二权，迄未行使，代表诸公，休息六年“辛苦”一次，依法不能享有薪给。然而，政治既有妥协的特征，更有的赃的奥妙，这些人原为无给职，趁此机会，正好勒索一番，票可以照投，但是大家得坐下谈谈条件。转瞬间，化无给为有给，后来升级，以“贷款”、“住宅”jiāo换，成为六年一度的“政治拜拜”。
这年三月，台北一片升平景象，中山堂恢复了当年南京的热闹气氛。先是投票表决罢免副总统李宗仁，闹得煞有介事。其实，此举纯属多余，缘李氏于一九四九年冬，即移居美国新泽西州，自我放逐，不问政事。蒋为了报一九四九年“逼宫”的一箭之仇，始出此下策。
李宗仁强弩之末，容易对付，无独有偶，半路上杀出吴国祯事件，那就喧腾中外。
jiāo待故事之前先把吴、蒋关系，作一简单jiāo待。昊自美学成归国，受蒋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党政要职。党内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于政府的架构中，先后出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继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外jiāo方面，担任外jiāo部次长，为蒋面前长期得宠的爱将之一。但吴和经国间，则格格不入，形同水火。事件的bào发，即种因于此项潜在内斗的表面的。
赣南时代、重庆时代，经国和康泽、陈立夫的人马，不断jiāo锋，但与吴副部长、吴市长，风牛马不相及，尚能和平共存。一九四八年八月，经国突奉命赴沪任经济督导员（详见本书12八一九防线），侵入吴的势力范围，双方意见分歧，发生正面冲突。吴国祯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间题。吴且赴京，向蒋先生力谏，剖陈利弊。经
国不信邪，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只要施铁腕，全面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通力合作，通货膨胀，是可以遏止的。他是根据三十年的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先例。事实证明，吴国桢，这位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的确比经国成熟、高明。一九四八年十月，经国落荒而走，非但未虚心接受上海失败的教训，却把这笔帐记到吴的头上，认为吴扯后腿，始有那样的结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吴继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4]两个冤家，窄路相逢，蒋作此人事安排，颇费周章。台湾是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唯一行省，随蒋赴台的高官如云，唯吴适人适事。吴自己亦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斯时，经国羽翼未丰，只有手杖的作用，尚无从过问高阶层的人事权，何况“国内的崩离析，国外yīn雨密云”，内斗为势所不许。因此，朝鲜战争bào发前，勉能同舟共济，保持和谐的局面。
就政府的体制观察，经国任政治部主任，承参谋总长周至柔之命，职掌三军政战工作。吴为省政府主席，主管地方行政，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各司其责，各尽所能，尽可相安无事。但这仅是表象，独裁主义式的统治，任何公诸于世的法律规章，随时可以废弃、践踏，机关与机关间的运作、并无固定的程序、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明的一面，是政治部主任，救国团主任（后来成立）；暗地里，以总统府资料组的名义，cāo纵台湾的特务系统，特务权凌驾一切行政权，于是，吴、蒋冲突，乃成自然演变。
冲突的枢纽，则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即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前身）司令一职，循例由省主席兼，实权cāo副司令之手。吴国祯一反他前任魏道明时代的习惯，凡事听令钮先铭一手包办，偶尔，要过问一下司令部的大事。讵料副司令彭孟缉，早投效到经国麾下，听其驱使，和经国互通声气。自然，就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放在眼里。
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淦之流，持“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末，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消弭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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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青年，为的是“打倒中共”，怕青年“被中共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后果，青年的矛头，就会掉转方向，向guó mín dǎng政权挑战。
四十年代大陆的崩溃，学生运动，对国府的困扰，在某些方面，并不下于军事的挫败，guó mín dǎng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情，也十分值得同情和理解。不幸它把学生运动与共党运动混为一谈，诚如李绿所说：“guó mín dǎng逃难到台湾来，所做的总检讨，显然只停留在痛悔自已和共产党比起来，控制不够严密，手段不够残狠的技术层面上，对反省自我本质的工夫，则付之阙如。”[25]
自由派的人，反对“政治部”、“救国团”，老guó mín dǎng人，或guó mín dǎng中的死硬派，批评得更激烈，雷震即是一个例子。《自由中国》曾以多篇社论，主张撤销。其中一篇，箭头似乎瞄准经国。它说：青年救国团成立迄今，已五载于兹，但这一单位究竟是何种xìng质，社会上还普遍的感到莫名其妙。据青年救国团本身的解释：
“救国团是一个具有教育xìng、群众xìng和战斗xìng的青年组织。”（引自该团刊印的《新团员入团训练》教材）然另据青年救国团副主任胡轨说：“救国团的组织是教育xìng的组织，救国团的工作是教育xìng的工作。”[引自教育与文的社编印民国四十五年度（一九五六年）《中国教育与文的》] 显又置群众xìng和战斗xìng而不提。难怪社会上普遍的说，这是xìng质不明的组织。其实，青年救国团之几乎无事不可过问，以至无处不可chā足者，也就是由于这一点。换言之，青年救国团正是利用这种方便，许多事情一把抓。不过，若仅从其组织之真正精神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政治xìng的组织。关于这一点，青年救国团本身也不得不坦白承认：“救国团的名称是‘fǎn gòng’、‘救国’，顾名思义，是一个政治xìng的组织。”（见前引《教材》，下同）老实说，这个组织的xìng质，表面上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骨子里是以所谓教育xìng、群众xìng以及战斗xìng为手段，而以政治xìng为目的。很显然，这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guó mín dǎng的预备队，此可从其团章及有关规定中，所谓信仰三民主义，所谓宣传三民主义，所谓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以至于所谓背叛三民主义是违犯团纪，而获得具体证明。甚至guó mín dǎng内有人说，这不过是guó mín dǎng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利用guó mín dǎng的招牌，所公开做的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作而已！[26]
所谓“guó mín dǎng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已呼之yù出，那就是“蒋主任”，社论又说：“今天这样惨局，青年人是没有什么责任的，这责任理该由老一辈的人负担，尤其是该由老一辈政治上始终身居要津的人负担。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可痛心的一点，便是极少数的政治掮客，做着青年贩子的勾当。因为这少数掮客，相信‘谁有青年，谁有前途’的说法，一如商人之相信谁有资本，谁可赚钱的道理，于是对于青年人的纯真和热情，加以充分的利用。结果是盗用若干美丽的名词和动听的口号，欺骗青年，愚弄青年，麻醉青年，进而牺牲青年，使自己的权位，建筑在青年人的鲜血头颅上。天下事之可悲与可鄙，宁有过于此者？此所以为了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防止政治掮客的残酷利用，青年救国团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假使青年救国团真是爱护中国青年，根本便该自动撤销才对。[27]
guó mín dǎng会自动撤销吗？救国团这个机构，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经国认为，这是他走向“胜利之路”的桥梁。任何人反对，都是枉费唇舌的刺耳噪音。
注释：[1]程沧波著《煎熬中的合湾》，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三十日第三版。
[2]《台湾进入战时了》，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二十七日。
[3]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四日。
[4]《论海岛攻防战》，《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十日。
[5]《台湾守得住吗？》，转载自《中国一周》，《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三十日。
[6]邵毓麟著《汉城撤退前的漫长两昼夜》，《使韩回忆录》之十六，台北《传记文学》第193期（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
[7]同[6]，第103页。
[8]Klaus Mehner“Peking＆Moscow" The New comrican Library, NY. 1963。
[9]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85页。
[10]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
[11]同[9]。
[12]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荣、陈雪屏、沈昌焕、连震东、袁守谦、张其、曾虚白、郭澄、崔书琴、谷凤翔、胡健中。
[13]陈诚曾任政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
[14]同[9]，第621页。
[15]同[9]，第622页。
[16]基本任务：①主持军队政治教育思想领导，建立精神武装。②筹划军中组织，考核官兵思想，防止逃亡反动。⑧监察所属单位之人事经费，核实人员马匹。④激发官兵战斗清绪。⑤推行保密防谍教育，展开官兵保防工作。
[17]夏宗汉著《由蜕变角度去看国府国防新政制草案》，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八年六月，第14- 19)页。
[18]《国军政工史》，第1565页。
[19]同[18]。
[20]同[9]。
[21]卜少夫著《蒋经国浮雕》，香港《新闻天地》第489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卜说：一九五三夏秋之jiāo，亨利鲁斯在台北博爱路宾馆，与经国长谈三小时。鲁斯劝告经国去美国“考察一下”，蒋当场答应。
[22]青年节，蒋先生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决定成立“中国青年fǎn gòng救国团”，号召全国青年作第三次结合。
[23]李元乎著《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台北中国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五月。
[24]同[23]，第190页。
[25]李绿著《台大学生运动三十年回顾》，台北《夏潮论坛》第一卷第9期，一九八三年十月。
[26]《青年救国团问题》，《自由中国》半月刊，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
[27] 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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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吴国祯事件
因bào发朝鲜战争，蒋先生意外地得到一张人寿保险单（lifeinsurance）。蓝钦被任命为驻台公使dài bàn台湾外jiāo的职位，因而爬升。军经援助恢复，往昔阮囊羞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矣。
中日和约，东京屈服于华盛顿的压力，在台北完成谈判签字，开日、台关系正常化之先声。
蒋先生一再呼吁，出兵援南朝鲜，(1)为华府所婉拒。他的一套如意算盘，朝鲜危机扩大，国军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那就是他“反攻复国”的机会了。
杜鲁门和麦帅的想法不同，他只要朝鲜战争逐步化，可是，英国的艾登，扯着他的后腿，怕把事情闹大，这样一来蒋先生火中取栗的计划，化为乌有。
艾森豪威尔上台，取代仇蒋的杜鲁门，蒋先生否极泰来，信心倍增。台湾海峡的中立禁令解除，杜勒斯声言“中共不过是过眼烟云”，华府新的战略设计，将非一味让步，改持大举报复政策。
台湾为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之说，此起彼伏，不可一世，叛将陶希圣把它扩大，说成“世界的重心在远东，远东的重心在中国，中国的重心在台湾。俨然“天朝中心”的老调，把别人的大牙都可笑掉。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年，形势危殆，蒋先生迫于无奈，祭起民主宪政的大旗，放弃独裁统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的着眼点，是在要挑他毛病的华府。现在共和党主政，既fǎn gòng有志一同，连这个虚伪的门面，都是多余的了。
实际上，蒋先生畏首畏尾，形势上的事，他看的并不很清楚，美台关系，决定于彼此的利害需求，而非台湾实行何种政体。蒋先生如果有胆量，朝鲜战争以后，他应该抓紧机会，立即宣布解散国民大会，立、监两院，冻结宪法。美国也只好默认了事，南朝鲜的李承晚，下令释俘的事，就是他掴华府耳光的好例子。
不过，蒋先生在某一方面是个强者，遇到乾坤一掷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xìng格，即表现无遗！因此换来“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讥讽。他的格局，类似袁世凯，擅长小动作小权术，缺少冲天一击的大智慧大气魄。
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照宪法规定，应于一个月前选出第二届总统。所以，元月间，蒋先生下令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大张旗鼓地把当年在南京举行的政治闹剧，搬到台北重演。
遵照法律办事，所谓的“民意代表”，任期届满，应该鞠躬下台，再行竞选。但大陆已沦陷，这件事办不到，民意代表，早已不代表任何民意。“代表”诸公，在台流亡。其次，法定人数亦不足，很多代表，未克赴台，沦为中共“劳动改造的对象。”
对政治的解释，西方人有个说法：“政治者，妥协之谓也”。搬到中国，“妥协”一词，可圈可点。蒋先生既然一定要当总统，民主的招牌一定要挂，[2]办法多得很，只要偏劳大法官们，照指示办事，即依法有据。至于人数问题，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即可。于是，很多人摇身一变，凭命令“选”为“国代”，且是终身职，人称“万年国代”。
副总统一职，当然，非陈诚莫属，昔年，孙（科）李（宗仁）逐鹿的往事，自不许重演。但蒋先生难免要先谦虚一番，“问何应钦愿否竞选副总统？”[3]这位“西安事变”期间，拟取蒋自代的四星将军，早看透蒋的心思，连忙婉谢，蒋乃顺理成章地向中央委员会推荐陈诚为副总统候选人。陈坐二望一，为外界公认的蒋氏继承人。
国民大会，因创制、复决二权，迄未行使，代表诸公，休息六年“辛苦”一次，依法不能享有薪给。然而，政治既有妥协的特征，更有的赃的奥妙，这些人原为无给职，趁此机会，正好勒索一番，票可以照投，但是大家得坐下谈谈条件。转瞬间，化无给为有给，后来升级，以“贷款”、“住宅”jiāo换，成为六年一度的“政治拜拜”。
这年三月，台北一片升平景象，中山堂恢复了当年南京的热闹气氛。先是投票表决罢免副总统李宗仁，闹得煞有介事。其实，此举纯属多余，缘李氏于一九四九年冬，即移居美国新泽西州，自我放逐，不问政事。蒋为了报一九四九年“逼宫”的一箭之仇，始出此下策。
李宗仁强弩之末，容易对付，无独有偶，半路上杀出吴国祯事件，那就喧腾中外。
jiāo待故事之前先把吴、蒋关系，作一简单jiāo待。昊自美学成归国，受蒋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党政要职。党内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于政府的架构中，先后出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继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外jiāo方面，担任外jiāo部次长，为蒋面前长期得宠的爱将之一。但吴和经国间，则格格不入，形同水火。事件的bào发，即种因于此项潜在内斗的表面的。
赣南时代、重庆时代，经国和康泽、陈立夫的人马，不断jiāo锋，但与吴副部长、吴市长，风牛马不相及，尚能和平共存。一九四八年八月，经国突奉命赴沪任经济督导员（详见本书12八一九防线），侵入吴的势力范围，双方意见分歧，发生正面冲突。吴国祯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间题。吴且赴京，向蒋先生力谏，剖陈利弊。经
国不信邪，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只要施铁腕，全面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通力合作，通货膨胀，是可以遏止的。他是根据三十年的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先例。事实证明，吴国桢，这位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的确比经国成熟、高明。一九四八年十月，经国落荒而走，非但未虚心接受上海失败的教训，却把这笔帐记到吴的头上，认为吴扯后腿，始有那样的结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吴继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4]两个冤家，窄路相逢，蒋作此人事安排，颇费周章。台湾是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唯一行省，随蒋赴台的高官如云，唯吴适人适事。吴自己亦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斯时，经国羽翼未丰，只有手杖的作用，尚无从过问高阶层的人事权，何况“国内的崩离析，国外yīn雨密云”，内斗为势所不许。因此，朝鲜战争bào发前，勉能同舟共济，保持和谐的局面。
就政府的体制观察，经国任政治部主任，承参谋总长周至柔之命，职掌三军政战工作。吴为省政府主席，主管地方行政，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各司其责，各尽所能，尽可相安无事。但这仅是表象，独裁主义式的统治，任何公诸于世的法律规章，随时可以废弃、践踏，机关与机关间的运作、并无固定的程序、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明的一面，是政治部主任，救国团主任（后来成立）；暗地里，以总统府资料组的名义，cāo纵台湾的特务系统，特务权凌驾一切行政权，于是，吴、蒋冲突，乃成自然演变。
冲突的枢纽，则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即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前身）司令一职，循例由省主席兼，实权cāo副司令之手。吴国祯一反他前任魏道明时代的习惯，凡事听令钮先铭一手包办，偶尔，要过问一下司令部的大事。讵料副司令彭孟缉，早投效到经国麾下，听其驱使，和经国互通声气。自然，就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放在眼里。
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淦之流，持“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末，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消弭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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