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速近代化,带领整个亚洲,对抗西方列强的东侵。“琵琶湖事件”发生后,日本感受到来自俄国的空前威胁,在这种危机压迫下,“兴亚论”渐渐占据上风,这才有了日本主动邀请北洋海军军舰访日,对外极力营造中日两国友好同盟的印象,从而达到警慑俄国的目的。
经历了一个月的访问,北洋海军舰船在热烈的欢送气氛中转棹返回,身后留下了罕见的广泛赞誉的报道。时隔不久,日本也派出“浪速”等军舰回访天津,进一步巩固中日同盟的既成面貌。
然而一股潜流,却在这段蜜月期内发出了越来越大的不同声音。萨摩藩、长州藩是近代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以不惜发动内战为代价,最终帮助天皇从各藩手中收取了国家权力的有功之臣。明治天皇夺取大权后,内阁主要由萨长派人物把持,著名的伊藤博文、西乡从道,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导读提要(4)
萨长派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好武特征,在东亚问题上他们向来主张的是“海外雄飞论”,即通过在亚洲的扩张,增加日本对抗西方的实力,其主要矛头就对准与日本相邻的朝鲜和中国。
“琵琶湖事件”后,在政治大佬和民间人士热心推动中日同盟,以此对抗俄国的同时,当权的萨长派表面上虽与之附和,私下却在紧密地分析、检讨时局。
萨长派认为,日本与俄国一战在所难免,而中国的力量并不可靠,与中国结盟根本不会起到任何阻遏俄国东扩的效果。虚弱的清政府一旦面临俄国威逼,能否进行有效抵抗,是个极大的问题。与其信赖中国,坐视俄国修通西伯利亚铁路、建成海参崴军港,将势力蔓延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陈兵日本本土对岸,不如趁早积极进取,抢在俄国之前占领战略要地,扩军备战,首先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营造日本本土外的战略缓冲地带,夺取将来日俄决战的先手。
后来的事实表明,萨长派和兴亚派的辩论、争执,最终以萨长派的胜利告终。1891年之后,为购买武器、扩充军队,日本军事公债的发行变得日益频繁,1890年时日本的军费为2045万日元,1892年则猛增至3455万日元。欧洲和日本各地的著名造船厂里,几乎都出现了日本订造的军舰,日本海军在几年间便一举超越中国,成为亚洲第一。
略带血腥味的武士刀利刃出鞘,已经挥举得越来越高,而刀锋下的天朝大国还是浑然不觉…… 朝鲜风雨(1)
犹如是从亚洲大陆伸向日本海的一块天然跳板,朝鲜半岛是日本与东亚大陆隔海相望的地理前哨,自身位置的特殊xìng,多少会影响这块土地未来的命运。
作为前朝的遗留,在李代王朝统治之下的朝鲜半岛是清末与中国保持传统宗藩关系的重要属国之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这种宗藩关系,不同于通过用武力手段建立的傀儡国、仆从国制度,而是在中华文化强盛期,同属中华文化圈的一些国家,与文化输出地中国所建立的一种文化、情感上的独特关系。这种宗藩制度具体表现为,中国对同一文化圈的国家予以分封,赐予名份,并承担对其政权的庇护、应援责任。作为回应,受中国分封的这些属国会定期派出使节象征xìng地进贡朝见。建立和维系这种宗藩关系依靠的不是单纯的武力威势,更多的是文化的归属感。一旦遭遇暴力干涉,这种看似坚强的纽带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脆弱不堪。
19世纪中叶,东亚各国适逢西方文明大举东进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泛中华文化圈各国都受到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挑战。清王朝自顾不暇,周边国家藩属关系的存废,基本无力回天,但唯独毗邻东北的朝鲜,是少数几个清政府想要极力维持宗藩关系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西方文明主导的近代世界,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是规范国家间行为的法理依据,中国与属国间传统的宗藩关系是不被国际法所承认的。蒙昧的清政府不懂得应以国际法认可的形式来重新确认与朝鲜等国的关系,只是一味强调其属于祖宗旧制,希望以此得到国际承认。
“高丽属国几千年,何人不知?和约上所说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字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历来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5]
这使得中国在施行属国jiāo涉等各类国际法并不承认的权力时,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利用,成为chā足干涉的绝佳借口。
近代朝鲜由李氏王朝统治,依附中国,对外奉行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1863年,国王哲宗去世无嗣,王族旁支李应的次子、年仅12岁的李载晃(后更名李熙)被挑选继位。新君年幼,于是采用类似中国太后垂帘听政的办法,由李熙的生父李应以太上王(大院君)的身份摄政,总揽朝鲜军国大权。十年之后李熙成年,按例亲政,李应不得不jiāo出政权。李熙的王妃闵氏,即通过一部韩国电视剧而为国人所知晓的“明成皇后”,利用李熙xìng格柔弱,隐cāo政权,大量任用闵姓外戚胡作非为。本就国弱民贫的朝鲜,又处在国王、王妃与大院君的政治争斗中,更是满目愁云。
日本政府内执政的萨长激进派,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处心积虑想要瓦解中朝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影响、控制朝鲜,将其变为日本登上亚洲大陆的桥头堡。
朝鲜风雨(2)
1876年,日本利用朝鲜内政不合,通过武力威胁手段,在日、朝间签订了第一个外jiāo条约《江华条约》。约文中,日本处心积虑地加入了“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的内容。明治维新之后,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日渐熟悉的日本,利用中国、朝鲜的蒙昧,用这段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从国际法角度埋下了瓦解中朝宗藩关系的伏笔。
当时朝鲜除了以高宗李熙、王妃闵氏等权贵为代表的事大派(亲华派)之外,还有另外一股政治势力。一些青年官员、文人目睹自己国家民不聊生的惨状,积极探索朝鲜本国的自强之路,相比起中国来,一水之隔的日本近代化更显成功。学习日本从而使朝鲜摆脱苦难的命运,成为这一派亲日政治势力的追求。朝鲜人为了自强的努力,立刻被日本政府视为可以利用的良机,极力培植朝鲜亲日力量,意图逐渐渗透、建立一个亲日的傀儡政权。
1882年朝鲜bào发饥民和士兵bào dòng,随即被大院君李应利用,守旧势力借此发动政变。虽然在国王李熙和闵妃的请求下,清政府最终派出军队予以平息,但bào dòng中日本驻朝使馆遭到冲击,善后谈判时,日本获得了在驻朝使馆驻扎军队的权力。
1884年,中法战争bào发。朝鲜国内以金玉均为首的亲日改革派开化党认为宗主国此时无暇东顾,在日本暗中挑唆、支持下,发动武装政变,企图推翻腐朽的政府。事发后,中国驻朝军队果断出击平息叛乱。日本虽然未能实现颠覆朝鲜政府的企图,但通过事后进行的中日两国朝鲜问题谈判,签订了附有“将来朝鲜国如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出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条文的《天津条约》,事实上夺得了和中国对等的朝鲜问题处置权。
在事关朝鲜控制权的jiāo涉中,清政府自以为历史久远的宗藩关系牢不可破,因而对外jiāo谈判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一再推让,以为得计。而日本则利用一切机会,步步为营,咄咄逼人。至“琵琶湖事件”发生时,日本已经获得了国际法所认同的优势地位,此时的日本想要道貌岸然地鲸吞朝鲜,只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开战(1)
19世纪中叶之后,朝鲜出现了一个名为“东学道”的秘密宗教组织,在底层民众中十分具有影响力。东学道认为朝鲜近代任人欺凌的悲惨命运,根源在于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官僚的腐败,主张以儒家传统的东学来抵制邪恶的西学,恢复古代历史上强大的朝鲜。
“在古代,我们光荣的执政者的著名大臣和参事们,为了逐渐发展仁爱和爱国的各项原则,而建立了神学校和普通学校,到处都有廉洁的吏治。现在外来宗教像蛛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国家,迷妄和谣言像野草一样生长起来,到处都是劣政与纷乱。你们是这些大臣和参事的后裔,你们使你们光荣的祖先蒙受耻辱,难道这不卑鄙吗?难道这不是令人厌弃的实际情况吗?……请你们遵奉伟大的教义吧,请做你们同胞的真正的人吧!……”[6]
1893年朝鲜大旱,饿殍遍野,而政府的压榨有增无减,导致民不聊生,各地东学道信众开始纷纷骚动。1894年朝鲜再度大旱,贪得无厌的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强征水税,引起民变,在当地东学道首领全 准率领下,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攻占城市,打击贪官,开仓放粮,投奔者越来越多,声势日益浩大。“吾辈举义于此,决非他故。所望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7]
犹如天意注定,1894年必将是个不平静的年份,就在朝鲜国内东学道起义军如火如荼的时候,大海对岸的中国黄浦江边又发生了重大事变。3月28日下午2点钟时,上海美租界铁马路大桥北堍的日商东和洋行二楼一号房间内突然传出qiāng声,闻讯赶到的巡捕在房间内发现一具日本人的尸体,随即赶往吴淞口抓获了凶手。而后此案经租界移jiāo给上海县进行审讯,结果令人大吃一惊。那位身中数qiāng毙命的日本人岩田三和实际是1885年政变失败后潜逃日本的朝鲜亲日派领袖金玉均,而凶手洪钟宇居然是朝鲜政府派出追杀的刺客。
“……金玉均是前为本国权臣,因在朝廷大逆不道,杀死几百人,我亲友也被他杀害,国王恨他有十年了。他逃在东洋,改名岩田周作。我与朋友前在东洋大阪,奉国王命,叫我们忠心下去,把金玉均杀死,以安王心……今我与他相遇来沪,他改名岩田三和,我今用六门响的手qiāng(可以装六颗子弹的左轮手qiāng)把他轰死,旋即走至吴淞,被巡捕追获的,手qiāng已掉弃在吴淞江内。我为国家大事起见,如将把他轰伤身死情形求电本国,自有回电来的。”[8](摘自洪钟宇口供)
根据朝鲜请求,金玉均的尸体以及刺客洪钟宇都被送还朝鲜。朝鲜政府将金玉均的尸体进行凌迟、暴尸,以示惩戒。看到亲日派领袖落得如此下场,日本国内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认为中国和朝鲜的举动是对日本的极大侮辱,日本政府所想得到的侵略中国、朝鲜的舆论空气已经渐渐成形。 开战(2)
与此同时,朝鲜东学道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前往镇压的朝鲜官军一败涂地。5月31日起义军攻占重镇全州,朝鲜举国震动。在中国驻朝特使袁世凯的积极主张下,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请求清廷派兵帮助戡乱。光绪皇帝认为代属国平乱是宗主国义不容辞的责任,5日,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派军队入朝。日本等待多时的良机就此到来。
以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原驻防在直隶(主要包括今天天津以及河北大部)周边的山海关、古北口、芦台、正定等地的淮军计2465人陆续渡海,在朝鲜牙山湾登陆。听闻中国军队就要到来,加上夏收农忙季节临近,东学道很快就退出全州,偃旗息鼓。初到朝鲜的中国军队,失去了对手,整天忙于怜恤孤苦,很有一番天朝上国天兵降临的做派,然而更大的变局就此开始。
就在中国军队应邀进入朝鲜几天后,6月9日深夜由420人组成的日本先头军队在朝鲜仁川港登陆,不请自来,而且直接进据朝鲜京城汉城。紧接着,至16日,日本第五师团第九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率领的7000余人混成旅团全部到达朝鲜,并迅速占领汉城周边的所有要地以及仁川港,日本海军也以优势力量的舰只驻泊朝鲜,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兵力对比出现严重失衡。
至于突然出兵朝鲜的理由,日本曲解《天津条约》中“将来朝鲜国如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出兵,应先互行文知照”的条文,称该条款赋予了日本同等的出兵权,日本派兵进入朝鲜是为了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安全。在亲日派领袖金玉均被凌迟示众后不久,日本军队突然大兵临境,引起中朝政府极度不安,立刻与日本展开旨在使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的谈判。
突然出兵,成功迈出争夺东亚战略要地第一步后,日本政府显然不会就此收手。应对中国提出的撤兵方案,日本反将一军,称朝鲜内政腐败,乱局未定,“若不从根本上改革其弊政,就绝不可能求得永远的安宁。目下若只采取各种姑息的办法,以弥缝一时,那我国政府在领土接近的邻邦情谊上,实在一天也不能安心。帝国政府非至真正获得此种安全,不论发生如何情况,也不能撤退目前驻在朝鲜的军队。”[9]随之日本抛出一个中、日两国联合改革朝鲜内政的议案,按照这一方案,只要朝鲜内政改革一天不成功,日本就将继续在朝鲜驻军,这种近似蛮横无理的要求无非就是为了霸占这块东亚大陆桥头堡。
面对日本的讹诈,清政府在外jiāo谈判中并不让步,但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程度,再加上清廷内部意见存在分歧,导致决策步步滞后。对驻扎在朝鲜已经处于弱势的清军,清政府既不增援以制衡日军,又不果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经历了一个月的访问,北洋海军舰船在热烈的欢送气氛中转棹返回,身后留下了罕见的广泛赞誉的报道。时隔不久,日本也派出“浪速”等军舰回访天津,进一步巩固中日同盟的既成面貌。
然而一股潜流,却在这段蜜月期内发出了越来越大的不同声音。萨摩藩、长州藩是近代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以不惜发动内战为代价,最终帮助天皇从各藩手中收取了国家权力的有功之臣。明治天皇夺取大权后,内阁主要由萨长派人物把持,著名的伊藤博文、西乡从道,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导读提要(4)
萨长派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好武特征,在东亚问题上他们向来主张的是“海外雄飞论”,即通过在亚洲的扩张,增加日本对抗西方的实力,其主要矛头就对准与日本相邻的朝鲜和中国。
“琵琶湖事件”后,在政治大佬和民间人士热心推动中日同盟,以此对抗俄国的同时,当权的萨长派表面上虽与之附和,私下却在紧密地分析、检讨时局。
萨长派认为,日本与俄国一战在所难免,而中国的力量并不可靠,与中国结盟根本不会起到任何阻遏俄国东扩的效果。虚弱的清政府一旦面临俄国威逼,能否进行有效抵抗,是个极大的问题。与其信赖中国,坐视俄国修通西伯利亚铁路、建成海参崴军港,将势力蔓延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陈兵日本本土对岸,不如趁早积极进取,抢在俄国之前占领战略要地,扩军备战,首先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营造日本本土外的战略缓冲地带,夺取将来日俄决战的先手。
后来的事实表明,萨长派和兴亚派的辩论、争执,最终以萨长派的胜利告终。1891年之后,为购买武器、扩充军队,日本军事公债的发行变得日益频繁,1890年时日本的军费为2045万日元,1892年则猛增至3455万日元。欧洲和日本各地的著名造船厂里,几乎都出现了日本订造的军舰,日本海军在几年间便一举超越中国,成为亚洲第一。
略带血腥味的武士刀利刃出鞘,已经挥举得越来越高,而刀锋下的天朝大国还是浑然不觉…… 朝鲜风雨(1)
犹如是从亚洲大陆伸向日本海的一块天然跳板,朝鲜半岛是日本与东亚大陆隔海相望的地理前哨,自身位置的特殊xìng,多少会影响这块土地未来的命运。
作为前朝的遗留,在李代王朝统治之下的朝鲜半岛是清末与中国保持传统宗藩关系的重要属国之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这种宗藩关系,不同于通过用武力手段建立的傀儡国、仆从国制度,而是在中华文化强盛期,同属中华文化圈的一些国家,与文化输出地中国所建立的一种文化、情感上的独特关系。这种宗藩制度具体表现为,中国对同一文化圈的国家予以分封,赐予名份,并承担对其政权的庇护、应援责任。作为回应,受中国分封的这些属国会定期派出使节象征xìng地进贡朝见。建立和维系这种宗藩关系依靠的不是单纯的武力威势,更多的是文化的归属感。一旦遭遇暴力干涉,这种看似坚强的纽带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脆弱不堪。
19世纪中叶,东亚各国适逢西方文明大举东进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泛中华文化圈各国都受到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挑战。清王朝自顾不暇,周边国家藩属关系的存废,基本无力回天,但唯独毗邻东北的朝鲜,是少数几个清政府想要极力维持宗藩关系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西方文明主导的近代世界,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是规范国家间行为的法理依据,中国与属国间传统的宗藩关系是不被国际法所承认的。蒙昧的清政府不懂得应以国际法认可的形式来重新确认与朝鲜等国的关系,只是一味强调其属于祖宗旧制,希望以此得到国际承认。
“高丽属国几千年,何人不知?和约上所说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字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历来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5]
这使得中国在施行属国jiāo涉等各类国际法并不承认的权力时,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利用,成为chā足干涉的绝佳借口。
近代朝鲜由李氏王朝统治,依附中国,对外奉行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1863年,国王哲宗去世无嗣,王族旁支李应的次子、年仅12岁的李载晃(后更名李熙)被挑选继位。新君年幼,于是采用类似中国太后垂帘听政的办法,由李熙的生父李应以太上王(大院君)的身份摄政,总揽朝鲜军国大权。十年之后李熙成年,按例亲政,李应不得不jiāo出政权。李熙的王妃闵氏,即通过一部韩国电视剧而为国人所知晓的“明成皇后”,利用李熙xìng格柔弱,隐cāo政权,大量任用闵姓外戚胡作非为。本就国弱民贫的朝鲜,又处在国王、王妃与大院君的政治争斗中,更是满目愁云。
日本政府内执政的萨长激进派,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处心积虑想要瓦解中朝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影响、控制朝鲜,将其变为日本登上亚洲大陆的桥头堡。
朝鲜风雨(2)
1876年,日本利用朝鲜内政不合,通过武力威胁手段,在日、朝间签订了第一个外jiāo条约《江华条约》。约文中,日本处心积虑地加入了“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的内容。明治维新之后,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日渐熟悉的日本,利用中国、朝鲜的蒙昧,用这段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从国际法角度埋下了瓦解中朝宗藩关系的伏笔。
当时朝鲜除了以高宗李熙、王妃闵氏等权贵为代表的事大派(亲华派)之外,还有另外一股政治势力。一些青年官员、文人目睹自己国家民不聊生的惨状,积极探索朝鲜本国的自强之路,相比起中国来,一水之隔的日本近代化更显成功。学习日本从而使朝鲜摆脱苦难的命运,成为这一派亲日政治势力的追求。朝鲜人为了自强的努力,立刻被日本政府视为可以利用的良机,极力培植朝鲜亲日力量,意图逐渐渗透、建立一个亲日的傀儡政权。
1882年朝鲜bào发饥民和士兵bào dòng,随即被大院君李应利用,守旧势力借此发动政变。虽然在国王李熙和闵妃的请求下,清政府最终派出军队予以平息,但bào dòng中日本驻朝使馆遭到冲击,善后谈判时,日本获得了在驻朝使馆驻扎军队的权力。
1884年,中法战争bào发。朝鲜国内以金玉均为首的亲日改革派开化党认为宗主国此时无暇东顾,在日本暗中挑唆、支持下,发动武装政变,企图推翻腐朽的政府。事发后,中国驻朝军队果断出击平息叛乱。日本虽然未能实现颠覆朝鲜政府的企图,但通过事后进行的中日两国朝鲜问题谈判,签订了附有“将来朝鲜国如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出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条文的《天津条约》,事实上夺得了和中国对等的朝鲜问题处置权。
在事关朝鲜控制权的jiāo涉中,清政府自以为历史久远的宗藩关系牢不可破,因而对外jiāo谈判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一再推让,以为得计。而日本则利用一切机会,步步为营,咄咄逼人。至“琵琶湖事件”发生时,日本已经获得了国际法所认同的优势地位,此时的日本想要道貌岸然地鲸吞朝鲜,只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开战(1)
19世纪中叶之后,朝鲜出现了一个名为“东学道”的秘密宗教组织,在底层民众中十分具有影响力。东学道认为朝鲜近代任人欺凌的悲惨命运,根源在于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官僚的腐败,主张以儒家传统的东学来抵制邪恶的西学,恢复古代历史上强大的朝鲜。
“在古代,我们光荣的执政者的著名大臣和参事们,为了逐渐发展仁爱和爱国的各项原则,而建立了神学校和普通学校,到处都有廉洁的吏治。现在外来宗教像蛛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国家,迷妄和谣言像野草一样生长起来,到处都是劣政与纷乱。你们是这些大臣和参事的后裔,你们使你们光荣的祖先蒙受耻辱,难道这不卑鄙吗?难道这不是令人厌弃的实际情况吗?……请你们遵奉伟大的教义吧,请做你们同胞的真正的人吧!……”[6]
1893年朝鲜大旱,饿殍遍野,而政府的压榨有增无减,导致民不聊生,各地东学道信众开始纷纷骚动。1894年朝鲜再度大旱,贪得无厌的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强征水税,引起民变,在当地东学道首领全 准率领下,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攻占城市,打击贪官,开仓放粮,投奔者越来越多,声势日益浩大。“吾辈举义于此,决非他故。所望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7]
犹如天意注定,1894年必将是个不平静的年份,就在朝鲜国内东学道起义军如火如荼的时候,大海对岸的中国黄浦江边又发生了重大事变。3月28日下午2点钟时,上海美租界铁马路大桥北堍的日商东和洋行二楼一号房间内突然传出qiāng声,闻讯赶到的巡捕在房间内发现一具日本人的尸体,随即赶往吴淞口抓获了凶手。而后此案经租界移jiāo给上海县进行审讯,结果令人大吃一惊。那位身中数qiāng毙命的日本人岩田三和实际是1885年政变失败后潜逃日本的朝鲜亲日派领袖金玉均,而凶手洪钟宇居然是朝鲜政府派出追杀的刺客。
“……金玉均是前为本国权臣,因在朝廷大逆不道,杀死几百人,我亲友也被他杀害,国王恨他有十年了。他逃在东洋,改名岩田周作。我与朋友前在东洋大阪,奉国王命,叫我们忠心下去,把金玉均杀死,以安王心……今我与他相遇来沪,他改名岩田三和,我今用六门响的手qiāng(可以装六颗子弹的左轮手qiāng)把他轰死,旋即走至吴淞,被巡捕追获的,手qiāng已掉弃在吴淞江内。我为国家大事起见,如将把他轰伤身死情形求电本国,自有回电来的。”[8](摘自洪钟宇口供)
根据朝鲜请求,金玉均的尸体以及刺客洪钟宇都被送还朝鲜。朝鲜政府将金玉均的尸体进行凌迟、暴尸,以示惩戒。看到亲日派领袖落得如此下场,日本国内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认为中国和朝鲜的举动是对日本的极大侮辱,日本政府所想得到的侵略中国、朝鲜的舆论空气已经渐渐成形。 开战(2)
与此同时,朝鲜东学道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前往镇压的朝鲜官军一败涂地。5月31日起义军攻占重镇全州,朝鲜举国震动。在中国驻朝特使袁世凯的积极主张下,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请求清廷派兵帮助戡乱。光绪皇帝认为代属国平乱是宗主国义不容辞的责任,5日,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派军队入朝。日本等待多时的良机就此到来。
以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原驻防在直隶(主要包括今天天津以及河北大部)周边的山海关、古北口、芦台、正定等地的淮军计2465人陆续渡海,在朝鲜牙山湾登陆。听闻中国军队就要到来,加上夏收农忙季节临近,东学道很快就退出全州,偃旗息鼓。初到朝鲜的中国军队,失去了对手,整天忙于怜恤孤苦,很有一番天朝上国天兵降临的做派,然而更大的变局就此开始。
就在中国军队应邀进入朝鲜几天后,6月9日深夜由420人组成的日本先头军队在朝鲜仁川港登陆,不请自来,而且直接进据朝鲜京城汉城。紧接着,至16日,日本第五师团第九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率领的7000余人混成旅团全部到达朝鲜,并迅速占领汉城周边的所有要地以及仁川港,日本海军也以优势力量的舰只驻泊朝鲜,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兵力对比出现严重失衡。
至于突然出兵朝鲜的理由,日本曲解《天津条约》中“将来朝鲜国如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出兵,应先互行文知照”的条文,称该条款赋予了日本同等的出兵权,日本派兵进入朝鲜是为了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安全。在亲日派领袖金玉均被凌迟示众后不久,日本军队突然大兵临境,引起中朝政府极度不安,立刻与日本展开旨在使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的谈判。
突然出兵,成功迈出争夺东亚战略要地第一步后,日本政府显然不会就此收手。应对中国提出的撤兵方案,日本反将一军,称朝鲜内政腐败,乱局未定,“若不从根本上改革其弊政,就绝不可能求得永远的安宁。目下若只采取各种姑息的办法,以弥缝一时,那我国政府在领土接近的邻邦情谊上,实在一天也不能安心。帝国政府非至真正获得此种安全,不论发生如何情况,也不能撤退目前驻在朝鲜的军队。”[9]随之日本抛出一个中、日两国联合改革朝鲜内政的议案,按照这一方案,只要朝鲜内政改革一天不成功,日本就将继续在朝鲜驻军,这种近似蛮横无理的要求无非就是为了霸占这块东亚大陆桥头堡。
面对日本的讹诈,清政府在外jiāo谈判中并不让步,但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程度,再加上清廷内部意见存在分歧,导致决策步步滞后。对驻扎在朝鲜已经处于弱势的清军,清政府既不增援以制衡日军,又不果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