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章
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独袁以罪魁祸首，而公论以为奇才，直不可解，花房之役（壬午事件）攘吴长庆功，此不足论。虽曰yù尊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为奴，视日本如蚁，怨dú已深，冥然罔觉，土匪之起即倭所使，电禀日数十至，请兵往剿，彼岂不知亲家翁之约者？（袁世凯与商谈签订中日1885年《天津条约》的吴大是亲家）无乃太疏！”[45]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末期入都，战后的一天，恭亲王也问及此事，李鸿章的回答耐人寻味。
“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dàng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嘿然而罢。”[46] 第二章提要
偌大中国何以输给小小岛国日本，且致如此一败涂地？在故纸堆中认真作一番翻检搜求，还真能找出不少线索。碍于财政，北洋海军的规模及装备在战前已远逊于对手；陆军相形之下，更为没落，募集、训练、装备、后勤，一无所长，且国内所谓“北洋精兵”仅赖地方维系，竟被划归在国家财政体系之外。在此种情形之下，以北洋一脉搏倾巢而出的日本，yù求一胜，真可得乎？！
提及清朝后期中国的军力，留给今天人们的印象往往是多达上百万的陆军，以及大海之上亚洲排名第一的强大近代化舰队。这种印象，自然而然会与甲午战争中清军兵败如山倒、百战而无一胜的实际情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很多人都难免为之困惑，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军力的清王朝，还会输给小小的日本？很多人会诅咒那些贪生怕死的将领，痛责签约割地的官僚，仿佛将这些“jiān臣”们统统予以更换，或许整个战争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收局。然而细读清代的档案将会发现，纯军事层面的战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那些所谓的堂堂之师，只停留在纸面上。
发问
清代中枢设有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监察机构，也是以评论时事、弹劾官员为能事的清流言官的重要阵地。东学党事发以来，对朝政决策，清流言官长时间处于观望状态，尽管私下议论丛生，但官面上并不多发言论。直到1894年6月22日，以都察院江西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清代官名，负责监督所辖地区的吏政，纠参弹劾违纪官员的言官，清末也经常越区参议朝政）、浙江余杭人褚成博的一份奏折开始，正式拉开了清流言官全面监督、评论甲午战守决策的序幕。
那一天，正是日本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的日子，而负责北洋jiāo涉事务的李鸿章正积极寻求列强斡旋，想通过邀请列强派兵进入朝鲜保护商务的方式，破解日本独吞朝鲜的yīn谋。褚成博奏参的矛头对准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不想方设法增兵朝鲜，威慑日本，反而寻求列强调停，“何能壮声威而折狡谋”，要求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增兵和日本抗衡。
7月4日，朝鲜局势进一步紧张，已升任吏科给事中（清代官名，都察院下设的言官，负责专门纠察吏制，有直接向皇帝建言的权力）的褚成博再度上折言战。除继续对李鸿章力主外jiāo和议的行动提出严厉批评外，褚成博还专门就中日军力做了一番对比，评价日本是“岛夷小丑，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中国历史上对东瀛岛国日本向来小视，加上日本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外强中干的表现，更使得在清流士子乃至中国百姓心目中，日本不足惧的印象已根深蒂固。
对于中国，褚成博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的普通舆论。“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的海军和海防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pào台轮船坞一律坚固”，“武备修举，足以永靖海氛”。
经过这么一番对比，褚成博表示了自我的不解，即我们既然有如此强大的武备，面对“区区一日本”，为什么要显得如此退缩？他认为应该“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jiāo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在奏章最后他得出结论，三军勇怯全视统帅，正是因为李鸿章怯懦才使得强大的中国面对日本的挑衅，竟然不作强硬回复，“苟非李鸿章激发天良，感励将士，恐此事终无把握”，要求光绪皇帝“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1]
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1）
其实对这种颇具代表xìng的敌我实力判断，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早在褚成博第二份奏折上递几天前，就已经表示过截然不同的看法。当7月1日时，清廷上谕李鸿章，认为中日局势“将有决裂之势”，要求李鸿章就一旦“倭兵起而相抗”后，我方该如何应对，预作准备。[2]李鸿章接旨后随即奏复，其内容大出清廷意料，在中枢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迥异于舆论普遍的军力估计，李鸿章报告称北洋海军可用的战舰仅仅只有8艘，陆军方面李鸿章虽然没有明言，但是称如果要预备战争，必须先筹饷二、三百万两，增募士兵，显示出现有兵力并不充足。这种情况，显然和陆军将兵百万、海军亚洲第一的外在形象相差得太远。接报后，清政府吃惊不已，第二天寄出密谕，由驿站用500里加急这种特殊的报信形式，快马流星送往天津，要求李鸿章做出详细解释。
“该督练办海军有年，前据陈奏校阅cāo演情形，俱臻精密，自已足备缓急。兹据奏称，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究竟海军所练之兵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详细复奏！”[3]
等到7月4日，就在给事中褚成博上奏凭空分析清军优于日军，不解为何对日示弱时，李鸿章的详细报告也在同一天送到了紫禁城内。这份文件，是甲午战争bào发之前，清政府主管官员对自身军事实力所做的最明确估计，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这里我们将看到一番触目惊心的景象。
李鸿章首先报告海军的情况，说明为什么只有8艘军舰可资海战。
“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pào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pào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cāo演虽勤，战舰过少。臣前奏定海军章程及两次校阅疏内，迭经陈明在案。”[4]
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2）
清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内兴起了创办近代化西式海军的浪潮。在清政府建设海防的布署图上，原计划由北洋通商大臣管辖的北洋水师负责今天的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沿海防务，而南洋通商大臣管辖的南洋水师负责余下的从江苏直至南海诸岛的防务。实际cāo作中，因为经费有限，该项规划逐渐调整成优先发展防御京畿门户的北洋水师，而南洋水师因为辖区内福建船政上奏将部分造成的舰只编组为船政水师，分解了福建、台湾海峡的防务，两广总督又独自在绿营广东水师的基础上，改换蒸汽舰船，分解了广东、南海诸岛的防务，至使南洋水师的防区缩水到只有江苏、浙江两省，重要xìng也随之降低。
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李鸿章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全力建设北洋水师，紧追世界潮流，陆续从英、德等国购买了一批先进舰船装备，并且聘请国外海军军官，模仿英国海军模式，严格训练。1888年清政府颁布了带有确定部队编制意义的重要文件《北洋海军章程》，将北洋水师正式更名为北洋海军，虽然名为北洋，实际就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国家海军。此时的北洋海军，是一支拥有25艘舰船，旅顺、威海、大沽三处主要基地，军队训练水平不亚于西方的远东海上劲旅。因为舰队中有“定远”、“镇远”2艘称雄亚洲的一等铁甲舰，北洋海军当时也被誉为亚洲第一。
然而，那已是1888年的往事。从1888年之后，清政府认为海军建设已经一劳永逸，不懂得海军是一个需要连续投入、不断更新的军种，反而紧缩开支，甚至在户部尚书翁同 的主张下，严令禁止再添购新的舰、pào、军火。正如李鸿章在报告中所说，除去不能出远海作战的鱼雷艇、蚊子船、练习舰、运输舰，以及舰龄过老，随着岁月的剥蚀，已经从购买时的概念舰沦为落后老舰的“超勇”、“扬威”外，北洋海军的主力的确仅仅只有8艘军舰。至于其他
3支非经制的舰队，除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总督的两广将广东水师3艘主力军舰借调给北洋外，南洋和船政水师或是军力不济，或是训练不足，根本无从支援北洋海军。囿于种种原因，在奏折上李鸿章只说了军舰的数量，没有jiāo待这些所谓的主力舰当时的技术状况。铁甲舰“定远”、“镇远”和巡洋舰“济远”的舰龄都将近10年，巡洋舰“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的舰龄接近7年，舰队中最新加入的福建船政造军舰“平远”舰龄也已5年。北洋海军日常出巡任务极为繁重，每年都要执行从北到南、沿中国海岸线巡逻和宣示主权的行动，其巡防区域最北端到海参崴，中经朝鲜、日本各港口，最南端到达南海诸岛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对军舰的锅炉动力系统产生了极大的损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军舰的航速变慢。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曾向李鸿章多次申请大修、更换锅炉，李鸿章也多次向清政府申请，但均没有下文。
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3）
比军舰老化更让人忧心的是军舰样式的落伍。蒸汽化军舰兴起于19世纪40、50年代，进入
90年代，随着舰船技术、海军战术的不断更新，舰船设计处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蓬勃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军舰设计推陈出新，一日千里，往往一些建造时还被认为属于个中翘楚的军舰，等到下水服役时就已被新的设计、技术所淘汰。可以说非常不幸的是，北洋海军的军舰几乎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它们在设计建造时，几乎每一艘都是同时段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然而只过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已被宣布落伍．
19世纪90年代左右，舰船设计领域内名为“新学派”的势力异军突起，专门针对既往的军舰，提出了依托于新式高shè速火pào的全新理念，即不再一味追捧军舰火pào口径的大小，而采用大量的高shè速的新式火pào，以密集的弹雨来击溃对手。
1891年琵琶湖事件后，北洋海军应邀访问日本，提督丁汝昌在访问过程中已感觉到日本海军不同寻常的发展速度，归国后就向李鸿章提出购买快船、快pào的呼吁。1894年，北洋海军再度访问日本，短短几年间日本海军迅速扩张的势头，更令人吃惊，归国后，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也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添购新式装备。就在这一年年初，李鸿章上奏清廷要求为北洋海军更新装备，所得到的回应则仅仅只是光绪皇帝“该衙门知道”几个红字批注。
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仅有8艘主力军舰的说法，已经让清政府内的很多人吃惊，可如果让他们知道了日本海军此时的实力，恐怕就要毛骨悚然了。
日本的近代海军几乎和中国从同一道起跑线上出发，期间因为琉球事件、朝鲜壬午和甲申事件，始终呈现着一种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的形势。早期，两国争先恐后从国外购买军舰，中国购买了“超勇”级，日本立刻购买同型的“筑紫”，旋即又购买从“超勇”级改良而来的“浪速”级，看到日本购买了“浪速”，中国则立刻购买从“浪速”改良而成的“致远”，然而到了北洋海军成军后，这种竞赛就渐渐成了日本的独舞。琵琶湖事件发生，日本立定要入侵朝鲜、中国的谋略后，日本海军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与李鸿章可怜兮兮的8艘军舰相比，至甲午战争bào发前，日本海军共拥有可出海作战的主力军舰31艘（二等铁甲舰3艘、巡洋舰
11艘、pào舰17艘），其中包括专门为克制中国的“定远”、“镇远”铁甲舰而设计建造的
3艘“松岛”级军舰，还有同时代全世界火力最猛、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和北洋海军军舰动辄5年以上的舰龄相比，日本海军1891年后服役的全新军舰多达9艘，其中有2艘甚至是1894年刚刚服役的军舰。这些军舰身上，充满了对付既往旧式军舰的杀手锏。[5] 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4）
1894年时亚洲第一海军的桂冠已经属于日本，北洋海军无论在舰只数量，还是先进程度上都望尘莫及，唯有的一点可弈之资，就是训练。视北洋海军为假想敌的日本也早早注意到这一点，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1891年孤本日本海军情报书籍《清北洋海军实况一斑》中，就有一段重要的评估。
“（北洋海军）军纪、训练全部学习英国……从舰上官兵的活动观察，纪律极为严肃，武器保养、舰内配置非常到位……舰队内号令均用英语，舰内的布署表、日程表等文件都是中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末期入都，战后的一天，恭亲王也问及此事，李鸿章的回答耐人寻味。
“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dàng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嘿然而罢。”[46] 第二章提要
偌大中国何以输给小小岛国日本，且致如此一败涂地？在故纸堆中认真作一番翻检搜求，还真能找出不少线索。碍于财政，北洋海军的规模及装备在战前已远逊于对手；陆军相形之下，更为没落，募集、训练、装备、后勤，一无所长，且国内所谓“北洋精兵”仅赖地方维系，竟被划归在国家财政体系之外。在此种情形之下，以北洋一脉搏倾巢而出的日本，yù求一胜，真可得乎？！
提及清朝后期中国的军力，留给今天人们的印象往往是多达上百万的陆军，以及大海之上亚洲排名第一的强大近代化舰队。这种印象，自然而然会与甲午战争中清军兵败如山倒、百战而无一胜的实际情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很多人都难免为之困惑，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军力的清王朝，还会输给小小的日本？很多人会诅咒那些贪生怕死的将领，痛责签约割地的官僚，仿佛将这些“jiān臣”们统统予以更换，或许整个战争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收局。然而细读清代的档案将会发现，纯军事层面的战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那些所谓的堂堂之师，只停留在纸面上。
发问
清代中枢设有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监察机构，也是以评论时事、弹劾官员为能事的清流言官的重要阵地。东学党事发以来，对朝政决策，清流言官长时间处于观望状态，尽管私下议论丛生，但官面上并不多发言论。直到1894年6月22日，以都察院江西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清代官名，负责监督所辖地区的吏政，纠参弹劾违纪官员的言官，清末也经常越区参议朝政）、浙江余杭人褚成博的一份奏折开始，正式拉开了清流言官全面监督、评论甲午战守决策的序幕。
那一天，正是日本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的日子，而负责北洋jiāo涉事务的李鸿章正积极寻求列强斡旋，想通过邀请列强派兵进入朝鲜保护商务的方式，破解日本独吞朝鲜的yīn谋。褚成博奏参的矛头对准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不想方设法增兵朝鲜，威慑日本，反而寻求列强调停，“何能壮声威而折狡谋”，要求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增兵和日本抗衡。
7月4日，朝鲜局势进一步紧张，已升任吏科给事中（清代官名，都察院下设的言官，负责专门纠察吏制，有直接向皇帝建言的权力）的褚成博再度上折言战。除继续对李鸿章力主外jiāo和议的行动提出严厉批评外，褚成博还专门就中日军力做了一番对比，评价日本是“岛夷小丑，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中国历史上对东瀛岛国日本向来小视，加上日本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外强中干的表现，更使得在清流士子乃至中国百姓心目中，日本不足惧的印象已根深蒂固。
对于中国，褚成博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的普通舆论。“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的海军和海防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pào台轮船坞一律坚固”，“武备修举，足以永靖海氛”。
经过这么一番对比，褚成博表示了自我的不解，即我们既然有如此强大的武备，面对“区区一日本”，为什么要显得如此退缩？他认为应该“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jiāo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在奏章最后他得出结论，三军勇怯全视统帅，正是因为李鸿章怯懦才使得强大的中国面对日本的挑衅，竟然不作强硬回复，“苟非李鸿章激发天良，感励将士，恐此事终无把握”，要求光绪皇帝“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1]
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1）
其实对这种颇具代表xìng的敌我实力判断，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早在褚成博第二份奏折上递几天前，就已经表示过截然不同的看法。当7月1日时，清廷上谕李鸿章，认为中日局势“将有决裂之势”，要求李鸿章就一旦“倭兵起而相抗”后，我方该如何应对，预作准备。[2]李鸿章接旨后随即奏复，其内容大出清廷意料，在中枢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迥异于舆论普遍的军力估计，李鸿章报告称北洋海军可用的战舰仅仅只有8艘，陆军方面李鸿章虽然没有明言，但是称如果要预备战争，必须先筹饷二、三百万两，增募士兵，显示出现有兵力并不充足。这种情况，显然和陆军将兵百万、海军亚洲第一的外在形象相差得太远。接报后，清政府吃惊不已，第二天寄出密谕，由驿站用500里加急这种特殊的报信形式，快马流星送往天津，要求李鸿章做出详细解释。
“该督练办海军有年，前据陈奏校阅cāo演情形，俱臻精密，自已足备缓急。兹据奏称，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究竟海军所练之兵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详细复奏！”[3]
等到7月4日，就在给事中褚成博上奏凭空分析清军优于日军，不解为何对日示弱时，李鸿章的详细报告也在同一天送到了紫禁城内。这份文件，是甲午战争bào发之前，清政府主管官员对自身军事实力所做的最明确估计，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这里我们将看到一番触目惊心的景象。
李鸿章首先报告海军的情况，说明为什么只有8艘军舰可资海战。
“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pào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pào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cāo演虽勤，战舰过少。臣前奏定海军章程及两次校阅疏内，迭经陈明在案。”[4]
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2）
清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内兴起了创办近代化西式海军的浪潮。在清政府建设海防的布署图上，原计划由北洋通商大臣管辖的北洋水师负责今天的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沿海防务，而南洋通商大臣管辖的南洋水师负责余下的从江苏直至南海诸岛的防务。实际cāo作中，因为经费有限，该项规划逐渐调整成优先发展防御京畿门户的北洋水师，而南洋水师因为辖区内福建船政上奏将部分造成的舰只编组为船政水师，分解了福建、台湾海峡的防务，两广总督又独自在绿营广东水师的基础上，改换蒸汽舰船，分解了广东、南海诸岛的防务，至使南洋水师的防区缩水到只有江苏、浙江两省，重要xìng也随之降低。
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李鸿章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全力建设北洋水师，紧追世界潮流，陆续从英、德等国购买了一批先进舰船装备，并且聘请国外海军军官，模仿英国海军模式，严格训练。1888年清政府颁布了带有确定部队编制意义的重要文件《北洋海军章程》，将北洋水师正式更名为北洋海军，虽然名为北洋，实际就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国家海军。此时的北洋海军，是一支拥有25艘舰船，旅顺、威海、大沽三处主要基地，军队训练水平不亚于西方的远东海上劲旅。因为舰队中有“定远”、“镇远”2艘称雄亚洲的一等铁甲舰，北洋海军当时也被誉为亚洲第一。
然而，那已是1888年的往事。从1888年之后，清政府认为海军建设已经一劳永逸，不懂得海军是一个需要连续投入、不断更新的军种，反而紧缩开支，甚至在户部尚书翁同 的主张下，严令禁止再添购新的舰、pào、军火。正如李鸿章在报告中所说，除去不能出远海作战的鱼雷艇、蚊子船、练习舰、运输舰，以及舰龄过老，随着岁月的剥蚀，已经从购买时的概念舰沦为落后老舰的“超勇”、“扬威”外，北洋海军的主力的确仅仅只有8艘军舰。至于其他
3支非经制的舰队，除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总督的两广将广东水师3艘主力军舰借调给北洋外，南洋和船政水师或是军力不济，或是训练不足，根本无从支援北洋海军。囿于种种原因，在奏折上李鸿章只说了军舰的数量，没有jiāo待这些所谓的主力舰当时的技术状况。铁甲舰“定远”、“镇远”和巡洋舰“济远”的舰龄都将近10年，巡洋舰“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的舰龄接近7年，舰队中最新加入的福建船政造军舰“平远”舰龄也已5年。北洋海军日常出巡任务极为繁重，每年都要执行从北到南、沿中国海岸线巡逻和宣示主权的行动，其巡防区域最北端到海参崴，中经朝鲜、日本各港口，最南端到达南海诸岛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对军舰的锅炉动力系统产生了极大的损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军舰的航速变慢。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曾向李鸿章多次申请大修、更换锅炉，李鸿章也多次向清政府申请，但均没有下文。
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3）
比军舰老化更让人忧心的是军舰样式的落伍。蒸汽化军舰兴起于19世纪40、50年代，进入
90年代，随着舰船技术、海军战术的不断更新，舰船设计处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蓬勃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军舰设计推陈出新，一日千里，往往一些建造时还被认为属于个中翘楚的军舰，等到下水服役时就已被新的设计、技术所淘汰。可以说非常不幸的是，北洋海军的军舰几乎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它们在设计建造时，几乎每一艘都是同时段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然而只过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已被宣布落伍．
19世纪90年代左右，舰船设计领域内名为“新学派”的势力异军突起，专门针对既往的军舰，提出了依托于新式高shè速火pào的全新理念，即不再一味追捧军舰火pào口径的大小，而采用大量的高shè速的新式火pào，以密集的弹雨来击溃对手。
1891年琵琶湖事件后，北洋海军应邀访问日本，提督丁汝昌在访问过程中已感觉到日本海军不同寻常的发展速度，归国后就向李鸿章提出购买快船、快pào的呼吁。1894年，北洋海军再度访问日本，短短几年间日本海军迅速扩张的势头，更令人吃惊，归国后，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也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添购新式装备。就在这一年年初，李鸿章上奏清廷要求为北洋海军更新装备，所得到的回应则仅仅只是光绪皇帝“该衙门知道”几个红字批注。
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仅有8艘主力军舰的说法，已经让清政府内的很多人吃惊，可如果让他们知道了日本海军此时的实力，恐怕就要毛骨悚然了。
日本的近代海军几乎和中国从同一道起跑线上出发，期间因为琉球事件、朝鲜壬午和甲申事件，始终呈现着一种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的形势。早期，两国争先恐后从国外购买军舰，中国购买了“超勇”级，日本立刻购买同型的“筑紫”，旋即又购买从“超勇”级改良而来的“浪速”级，看到日本购买了“浪速”，中国则立刻购买从“浪速”改良而成的“致远”，然而到了北洋海军成军后，这种竞赛就渐渐成了日本的独舞。琵琶湖事件发生，日本立定要入侵朝鲜、中国的谋略后，日本海军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与李鸿章可怜兮兮的8艘军舰相比，至甲午战争bào发前，日本海军共拥有可出海作战的主力军舰31艘（二等铁甲舰3艘、巡洋舰
11艘、pào舰17艘），其中包括专门为克制中国的“定远”、“镇远”铁甲舰而设计建造的
3艘“松岛”级军舰，还有同时代全世界火力最猛、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和北洋海军军舰动辄5年以上的舰龄相比，日本海军1891年后服役的全新军舰多达9艘，其中有2艘甚至是1894年刚刚服役的军舰。这些军舰身上，充满了对付既往旧式军舰的杀手锏。[5] 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4）
1894年时亚洲第一海军的桂冠已经属于日本，北洋海军无论在舰只数量，还是先进程度上都望尘莫及，唯有的一点可弈之资，就是训练。视北洋海军为假想敌的日本也早早注意到这一点，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1891年孤本日本海军情报书籍《清北洋海军实况一斑》中，就有一段重要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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