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 章

  为土匪所乘，前述江北县团练即是一例。更有把持团练的劣绅，将团练视为看家护院的武装，而不顾百姓死活。1923年7月20日，大股土匪进攻铜梁县三教场。全镇被焚，被拉“肥猪”1000余人，被杀1000余人，粮食牲畜悉为匪劫，损失以百万计。该镇团总彭应麟闻报匪警，即卒团了武装保护妻妾逃走。待匪徒逸去，他才从容返回，声称损失子弹若干，急需补充，又勒索居民1万余元，实则补偿他的住房损失。至于被拉的人票，彭应麟不闻不问，最后由乡间士绅父老与匪棚谈判，请求土匪暂缓撕票，待秋熟后售谷得款赎回。

  有些地方居民寄望于外国教堂的庇护，但也往往落空，因为面对川省土匪，洋教士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巴县与綦江县jiāo界处的接龙场，匪棚甚多。每当匪至，当地富裕居民即携带财物避往当地法国教堂。

  一日，匪徒实难甘心，竟持qiāng冲入教堂，法国神父前来阻挡，被匪捆绑，以qiāng抵腹，喝令jiāo出所收容的富绅。神父自恃洋人，态度强硬，怒斥诸匪。正相持间，华籍教士出面劝告土匪，勿伤及洋人，引起国际jiāo涉。匪徒遂径往教堂内寻找居民人等，幸华籍教士已安排众人躲避，土匪遍寻不着，才悻悻离开。1923年8月间，绵竹县两名英籍基督教士卫德珊、华德各携一华籍仆人，前往茂州（今茂汶羌族自治州）发放基督教福音书。数人行至白云山间，二仆在前探路，二教士在后约50米处相衔而行。忽来10余名匪徒呐喊鸣qiāng，二仆急藏于乱石丛中；待匪徒杂沓而去，发现两名教士均已死难，诸人所携书籍行李，悉被抢去。未知匪徒劫得这些福音书后，是否会虔心“忏悔”。

  土匪悬赏捉拿官吏

  土匪的猖獗给四川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安定，人民普遍缺乏安全感，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均受到巨大障碍。壁山县每逢赶场日子，商民脚夫往来于壁山、重庆之间，途中须经波罗山，该山怪石嶙峋，匪徒常隐于其间，持快qiāng马刀，突出打劫过客。行人稍有抵抗，则毙命于刀qiāng之下。尤其脚夫因受雇于人，货物损失后无力赔偿，故往往与匪争执，因而被杀害者甚多。行人不得不避开此山，绕道而行。巴具各地，凡持钱粮、布匹行于途者，不约集数十人，不敢启程。有一在县城读书的青年学生，自忖身无长物，独自返家，途中被匪刺7刀丧生。自贡地区的自流井井盐收入甚丰，当地军阀刘自乾据此年收入为1200万元。土匪对此十分眼红，每每yù夺此肥ròu，刘自乾特地派兵驻守保护盐井。一次，大股土匪袭来，士兵不敌而逃，在井cāo作的工人、农民躲避不及，被匪徒抓住殴打，多数受伤，有的竟被割去双耳及手指。1923年绵阳一带蚕桑收成很好，但因土匪横行，经营茧丝的商人望而却步，以致当地丝市停滞。曾有心存侥幸的商人在绵阳城内购得价值万余元的白厂丝，不想刚出城20里，便被土匪全部抢去。土匪的活动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乃是不言而喻的。

  20年代开始，四川土匪较之过去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第一，土匪组织严密。清末民初土匪大抵为“斗板凳脚”，多为无业游民、地痞无赖，临时纠集，劫后当即分赃逃窜，以避官府缉拿。此时则人数众多，内部团结，以积年老匪为骨干，以溃兵、裁兵参与策划指挥，流氓、无赖、兵痞为基本力量，因此无论在谋略上、在残忍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以往。

  其次，以前土匪以抢劫财物为第一目的，此时则以招安为第一目的。这是因为四川历次军阀战争中都有一批匪首当官，刺激了土匪的官瘾。20年代的四川内战中，就各派军阀而言，他们既希望扩充自己的实力，又生怕土匪背后捣乱，因此纷纷招抚匪队，委以旅长、团长等职。就土匪而言，朝为匪首，暮为军官，富贵利禄得之易如反掌，何乐而不为？就社会渣滓而言，由匪而官，既为终南捷径，何不泼出一试？于是匪众益多，匪势益大，越是力足以抗官军、战团练者，越容易受招安，当大官。据统计，1923年间，四川省内各军共约二十二三师人马，竟有70％为招安的土匪队伍，人称“老二队伍”。所以无怪乎远在河南的巨匪老洋人也急于要跋涉千里，到四川来以求一逞了。

  第三，往日为土匪怕官兵，而今竟是官兵怕土匪。四川官军当然也有应地方官府士绅之请，前往剿匪的，然匪焰嚣张，往往敢与两三个团的官兵对阵。川军第六师师长邱华玉与川东边防司令汤子模在沪州jiāo战时，邱华玉亲率两排卫队往前线督战，不料行至九层崖，与股匪猝然相遇。双方qiāng战多时，邱华玉身负重伤，后虽被救出，最终还是身亡。江（津）巴（县）壁（山）

  合（江）峡防司令印时安在率队剿匪时，竟被匪徒捕俘杀害。奉吴佩孚之命入川增援杨森的黔军支队队长也在行军途中被土匪所杀。至于军中下级军官、士兵死于土匪之手的，自然更多。土匪还千方百计劫夺军队qiāng械子弹。

  四川督军刘存厚驻军绵阳，自陕西运进qiāng械，行至广元县为土匪劫去子弹12车，机qiāng一挺、大pào一尊。黔军袁祖铭以援川前敌总司令名义率军入川作战，在内江被土匪劫走长qiāng2000支，气得暴跳如雷。入川作战的陕军第七师进攻开县、渠县时，土匪每每在其后方骚扰，专劫qiāng支弹yào，令其苦不堪言。川军悍将赖心辉击败杨森军队后，乘势东进，却不料在荣昌、永川两县间的邮亭铺被土匪腰击，拦劫武器，竟至大乱，几乎溃不成军。土匪伏于后方，扼守险隘，出没无定，骚扰军队，夺其饷械，官军谈虎色变；有心痛剿，却又如拳头打跳蚤，有力使不上。更有可笑者，外省各地都是官府、军队悬赏缉拿土匪，四川土匪却公然张贴告示，声称保护百姓，且悬赏求购官吏的人头，川匪之猖狂可见一斑。

  guó mín dǎng统治时期，四川广棚数量减少，但土棚和斗板凳脚却照样猖獗。

  匪首们有的与地方官府、军警勾结；有的被收抚当上民团首领、谍查人员，却照样干土匪勾当。大竹县匪首蒋朝奎抢劫、强jiān，无恶不作，省府得到民间诉状太多，遂点名责令县府缉捕归案。但因蒋朝奎与地方官员有亲戚关系，在监狱中也享受特殊待遇，敲诈勒索其他犯人。匪首王子英自首后，被任命为大足县便衣队长，“以匪治匪”，其实他在暗中遥控一伙匪徒在外县拉大棚子，坐地分赃。

  抗日战争时期，guó mín dǎng党政军机关都迁往四川，然川匪的嚣张气焰并未收敛多少。1941年的一天夜间，四川军阀潘文华的副官余蜀良在成都布后街的成都大戏院订了一排前排座位，招待一批jì nǚ。jì nǚ尚未到时，有一麻子男人却坐在空位上。余蜀良穿着军服、身披大衣，神气十足地走过去查票，发现此人购的是后排票，便要他让座。那人往里挪了一个座，余蜀良仍要他让，他又让了一座。余蜀良再要他让时，那人陡地站起，指着余的鼻子大骂：

  “你以为老子是谁，这么好欺负？老子认得你，姓余的王八旦！”

  余蜀良年轻得志，素来趾高气扬，今天在众多观众面前如此受辱，气得发抖，便掏出左轮手qiāng。不料那麻子竟也迅速地掏出一支20响连发手qiāng，对准余蜀良骂道：“你狗娘养的敢动，老子就先搁起你！”

  这时，在场的一名土匪出身的谍查员大喊：“余蜀良，动不得，这是客！”

  余蜀良一听，知道对方是土匪，便不敢再动。那人气冲冲地离开座位，跳上戏台，对台下众人说：“老子是袁子才袁麻子，今天是买了票来看戏的，我就不相信会在这里翻了船！”他指着余蜀良说，“老子今天受了气，二天来跟你这娃娃再斗斗！”

  骂完之后，袁麻子手提短qiāng，扬长而去。在场军警商民鸦雀无声，更无人敢上前阻拦。

  原来袁麻子与成都市疏散区谍查主任、原新繁县著匪何载之是兄弟伙，而成都大戏院又是袍哥大爷刘家兴开的，所以，袁麻子虽仍为土匪，却敢于深入成都市来看戏，并大耍威风。

  贵州的“关羊子”和“赶烟会”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千山万岭，俗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

  许多地方可耕地少，日照又短，因而物产贫乏；加之jiāo通不便，商业不够发达，百姓生活十分贫困。民国时期，贵州军阀自成体系，或相互征战，肆意杀戮，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或明里服从中央，暗里大搞独立，横征暴敛，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许多山区农村，农民鹑衣百结，常有女子无衣无裤，仅用破布前后围裹遮羞。十三四岁女孩全身赤luǒ、一丝不挂，又须cāo持家务劳动，进进出出，竟习以为常。黔西威宁县（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的女子无论年龄几何，总得等到许了婆家，由婆家送布匹为聘礼后，才第一次做衣服穿。至于盖的被子，农民因无钱买布匹、棉花，只能用枯稻秧编成草垫盖在身上，更穷困的山区则用玉米叶铺地，人钻在里面睡觉。如此贫困的生活，自然迫使大批人铤而走险。所以，当时报纸称贵州土匪“千百成群，无处不是”。而老实、善良的农民头上，则又加了一层恶运。

  贵州土匪为祸，除抢劫、“拉肥猪”与其他各地一样之外，还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一种是“关羊子”。贵州各县地域广大，人烟稀少，jiāo通不便，因此每逢一定日子，四乡农民均到一固定集市jiāo易，以家中所产之物品出卖或换取所需的物品，当地称作“赶场”。每逢赶场之日，土匪大清早即携带大批绳索，埋伏在各山路要道处。待赶场农民、小商经过时，匪即冲出捆缚，置于山坳间，这就是“关羊子”。如此再三，估计赶场人不会再有了，匪徒便将“羊子”逐个搜剥，农民的几斤鸡蛋、若干包谷、身上破衣，都尽数掠去。这种打劫方式，只要“羊子”不进行反抗，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农民的些许生计往往也就因此而被断送。

  另一种特色叫“赶烟会”。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guó mín dǎng政府都曾装模作样地三令五申禁止鸦片烟。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有阿芙蓉之癖的人无处不在。因此，全国各地只要土壤适合种烟的地方，都在暗中种植。

  其中官府、军队明里查禁，暗里保护并抽保护费者有之；土匪逼种并强行收采者有之；烟民武装保护种植以抗官兵者有之。而贵州省尤为奇特。该省土壤、气候极适宜于种植罂粟，“云烟贵土”在全国是极有名气的。贵州省议会因该省地穷民贫，又无大宗特产进入国内市场，所以特别做出决议，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官府合法征税，并将烟土运往各省销售。当时贵州烟土在市场上价格昂贵，有“一两烟土一两黄金”之说。故每逢割烟季节，土匪即组织武装抢烟，然后倒卖谋利，是为“赶烟会”。例如，1923年6月间，从贵阳城起运烟土千余担，用船载沿清水江（入湖南后称沅江）运往湖南。土匪闻讯，沿江布置了千余名匪徒，伺机而动。湖南黔阳县只得派出大批士兵进入贵州，迎船护航。

  贵州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土匪对洋人并不买账，即使是小股土匪也照样敢绑架洋人。1923年下半年，有一名美国医生携眷属自湖南来贵州，抵达铜仁县时，当地团防局长即告知黔省土匪横行，劝其返回湘省，或稍缓行，待调派官军护送。该医生自信“我是外国人，若遇到土匪，向他们说明，定可放行”。一行人出城不远，果然遇上土匪。匪徒哪管洋人、土人，照样拉“洋肥猪”，不过将女眷释放而已。待家属急忙返城报告，官兵来寻，匪徒早已踪影全无。美国领事向中国外jiāo部提出抗议，外jiāo部急忙打电报要求当地军阀唐继虞火速营救。唐继虞只得派人与土匪接洽，备款赎出这名美国医生，方才了事。

  guó mín dǎng统治时期，贵州匪患依旧。30年代，安顺地区有4名积年巨匪，人称“四大天王”，无恶不作。当地老百姓哄小伢儿时，说声“四大天王来了”，小孩即乖乖地不敢哭闹。1937年4月，当地驻军在一次剿匪中，将“四大天王”一网打尽，遂用站笼关押，置于县城卖票展览。城内和四乡居民皆大欢喜，纷纷扶老携幼前往参观，指匪痛骂。

  云南省长死于上匪乱qiāng之下

  云南省各方面条件较贵州优越些，然匪祸同样不减贵州。仅1923年8月，就有法国传教士11人，先后在大理地区被土匪掳去，一名英国人则在昆明附近被架走。昆明市附近十里外的村镇，经常收到土匪勒索巨款的恐吓信。

  如果村镇按土匪要求jiāo款纳贡，土匪可保证在一段时间内不来骚扰该地；反之，则要烧杀抢架。一些大镇只得每年向土匪jiāo纳1万元，以求一年安稳。

  民国时期云南土匪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直接参与当地军阀的政争，且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试以20年代初为例。早在1921年冬，云南下台军阀唐继尧就准备从广西打回滇省，重新夺取统治大权。时任云南总司令兼省长的顾品珍调兵遣将，武装拒唐。此前，顾品珍曾痛剿云南巨匪吴学显，但未能将吴匪捕获。这时，吴学显重新啸聚于昆明以南的通海县一带，达万余人。

  唐继尧遂利用吴匪对顾品珍的仇恨，暗中派人任命他为宣抚使，作为内应；同时还设法收编其他各地匪首，例如活动在昆明以西、大理以东的著匪普小洪等。

  1922年初，唐顾战争bào发，土匪武装立即大显威风。2月间，吴学显在蒙自、开远一带打垮顾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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