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 章
麻子、姚老五、赵振刚、刘时一、蒋百泉、印老四、张老末、老母鸡、孙兆林、杨名鉴等杆,大杆数百人,小杆数十人,总数达数千人之多。各杆横行乡间,每天都有几十处遭祸。1923年6月间,鲁山玉皇庙店附近被烧毁20多个村庄,死10余人,被架百余人;七里头闸走村串户的小商贩被掳百余人。。ròu票被匪徒用牛筋、细麻绳缚住大拇指,悬挂梁间,鞭打至昏死而后止,然后置于地窖中,两三天给食一次。各地农不敢耘、商不敢贩,一片萧条、凄凉景象。
土匪要绑架吴佩孚。
20年代前半期,河南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根据地。他的第三师师部和直鲁豫巡阅副使署所在地洛阳,就属于豫西。吴佩孚曾是北洋军阀中很有实力的人物,但会集中州的八方土匪却照样不把他放在眼里。1922年8月,杆匪掳走洛阳中学校长及学生共41人,后来虽被军队追回,但土匪公然在洛阳城里张贴帖子,指名下次绑票的对象就是吴佩孚。此事传开,吴佩孚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因此凡有匪祸,他都下令只许剿、不许抚。
不料这年11月间,靳云鹗追剿老洋人,屡战不捷,只得收抚。第二年5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吴佩孚起初也是主剿,到最后还是招安了事。这真使他深感脸上无光。然而使他难堪的事,此后竟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他的据点周围。
1923年7月下旬,洛阳以西的观音堂发现土匪贴出的告示,勒令当地商家、富户,限期将银钱、米面和各项用品,送往20里内的某山中,“否则弟兄们一到,鸡犬不留”。土匪还以信件通知陇海铁路上的洋人职员、技师,令他们供应金钱、军械,否则将要掳架洋票。经侦察,该股土匪约在2000人左右,准备沿途劫掠观音堂,渑池、新安等地,并有进攻洛阳的企图。观音堂距洛阳仅200余里,当地驻军仅两个连,显然不敌。吴佩孚急忙下令各地驻军协同地方军警、民团兜剿。各家报纸纷纷表示,以吴佩孚之威势,其卧榻之旁竟有匪类骚扰,至不能安枕,匪势之盛之狂,实在可惊可叹。其后,该股匪徒虽被击退,但7月30日,洛阳军警竟又在城内查抄出两处匪巢,内中不仅有土匪,还有人票。经审讯后得知,还有数十名匪徒分散在城内各处,赁屋居住。匪巢营筑到吴大帅的鼻子底下,居民日夜与土匪比邻,这一事实令全城大起恐慌。
8月24日上午,洛阳东北的孟县县城内,正在露天公演大戏,居民围观如堵。忽闻四处qiāng声骤起,市民正惊慌逃避时,数百名土匪已持械攻入城内。数十名巡警情知不敌,干脆退避三舍。匪徒遂放胆抢掠。稍有资财的住家及商店,十室九空;居民又被打死打伤多人,商人、学生被架走100余人。直至晚间8时左右,匪徒才满载赃物出城,向黄河南岸窜去。
1924年,老洋人被杀后,他的部下张得胜、姜明玉以及王振(王老五)
都分散在豫西各县,到处烧杀抢掠。1926年,刘镇华出任“豫陕甘剿匪总司令”,把这几股巨匪都收编成军队。王振、张得胜当上军长,姜明玉为师长,加上刘镇华原来手下的柴云、张治公的山大王出身的部队,组成了一个惯匪集团军。这支队伍参与军阀混战失败后,返回豫西,成为挂着大大小小官衔的杆匪,一方面公开地向地方勒捐派饷,另方面暗地里派人到四乡八镇抢掠。老百姓称之为“官匪”。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的主战场就在河南。战前和战争中间,冯玉祥、蒋介石都竟相在豫西招抚官匪、土匪。这边大杆匪纷纷收编而去,那边各县小杆匪依然故我,而且还在不断产生出新的杆匪来。19331934年,豫西又出现了萧六少、古大身、马西有、王有等大杆土匪。1934年春,王有曾与山东窜来的巨匪刘黑七合杆为祸。至于1936年6月至1937年5月,豫西整整一年未曾下雨,麦田、棉田不仅全无收成,亦且无法播种,20多个县800万百姓陷于空前浩劫之中;登封、伊川、嵩县、伊阳、巩县、洛阳等县,饿殍遍野,草根树皮食尽后,以石粉、麦草磨粉充饥。匪首乘此灾难,裹挟部分灾民为匪。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豫西从民初开始,杆匪一批批地出现,一批批地收编、击溃,但总有新的出来代替,恰如春后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只要根还在,总会不断地发出来。而民国时期匪祸的总根子,显然就是当时那黑暗的社会。
外籍女教师向土匪抗议。
下面再看看豫东的情况。
豫东大部为平原地区,没有可供大股土匪隐匿藏身的地方。因此,民初这里的土匪活动相对要少而弱。但由于军阀混战迭起,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土匪之患一开始未受到严厉打击,以致日益严重起来。
清末至民国五年(1916年)前后,袁世凯统治时期,豫东新郑县的土匪人数较少,昼聚夜散,手段多以贴帖子勒索为主,虽有发展到抢劫的,但也只是小规模、小范围。
1917年至1921年间,北洋军阀集团开始分化,对南方的战事又连续不断,新郑一带兵车往来,溃兵、伤兵增多,流散在民间的qiāng支也增多,社会治安日见混乱,匪患严重起来。新郑土匪为祸手段发展为“起票”(即绑票)。匪徒编了个顺口溜说:“五洋钢、六轮子,打着舅子要票子,舅子没有咱不要,拉住舅子叫快pào。”土匪一般都是晚间活动,摸进村庄,围住一家,架走户主或独子;竟有一夜连续绑架17人的。每票都得用三五百大洋才能赎回。由于苦主家往往为讲赎金价钱花费很多时间,土匪不耐其烦,又改为“起快票”。所谓“快票”,即“花票”,就是绑架fù女。因一般人家总担心fù女被匪徒糟蹋,所以赎票都很快。这就迫使许多大户人家纷纷走避县城;中等人家则联合营建城寨,白天外出劳作,入夜即相率进入躲避;而那些穷苦人家则只得自认倒霉。但穷人骨头里榨不出多少油水,故土匪起快票改在白天,使许多中等人家也难逃劫数。这一变化也反映了土匪人数和胆量的增加。当时新郑县城与洧川镇之间有一股200多人的土匪,凭着100多支qiāng,横行无忌,官府、民团均奈何不得。一次,该股匪首马老大结婚,发帖子广招宾客,还请了两台大戏。他竟派人给区公署和民团送请帖,写道“来了是君子,不来是小人”,公开蔑视和挑衅。民团一怒之下,伪装贺客前往赴宴,将马老大和部分匪徒击毙。19221927年间,河南境内军阀混战一直未停,土匪得到的武器更多、更好,参与其中的溃兵也大大增加,匪势更为猖獗,已发展到敢于攻城夺寨。匪首马文德曾多次攻打、劫掠新郑、密县的大集镇。各县当局无力对付,从郑州请来陆军第八旅围剿,也未能收效。官兵只得将马文德老父抓走,jiāo县府看押。官兵退去后,马文德即写信给新郑县知事,要他速将自己父亲释放,否则兵临城下,玉石俱焚。县知事深知官兵远水不救近火,只得将马父放出。各村寨见官方如此无用,只得依靠自己,乃加固寨墙、挖深寨河、组织红qiāng会,来对付土匪。但匪徒一旦攻入村寨,为报复,其烧杀更为凶狠。到后来,匪势之盛,已到了不惧官兵的程度。1926年3月,奉军南下,在武胜关一带与直军靳云鹗作战,其后方就屡遭新郑、长葛一带地区的土匪骚扰,痛苦不堪。
从新郑县的例子,可以看出豫东匪祸发展的一般特点,即兵灾越多,匪祸越烈。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从反面说明这个特点。1923年间,豫东各县屡遭来自山东的土匪袭扰。匪徒人数多,武器好,不仅侵袭农村,而且劫掠陇海线各车站,极为嚣张。河南当局派被收编的老洋人部队前往剿匪,却不料老洋人部在各县勾结当地股匪,联合扰民,反加重了人民负担。其时,唯县五洋钢,指长qiāng;六轮子,左轮手qiāng;舅子,河南骂人的话;叫快pào,即qiāng杀ròu票。知事马某颇具先见之明,他拒绝省府派兵进驻,由县里出资购置长qiāng200支,募壮丁200人,认真训练,按时发饷,因此士气十足。他又派出侦探四出打探,一有匪讯,便及时准备,故多次击溃土匪,并捕获一名匪首小红狼。自是小股土匪一般都不敢进犯瞄县,该县得以相安一时。
豫东也是东邻各省及豫西、鄂北土匪流窜骚扰的必经之地。19221923年间,巨匪老洋人曾几度在此经过。本书《陈调元徐州剿匪》一文曾叙及,苏鲁边界巨匪范明新被陈调元打击后,经安徽窜入河南。1923年9月22日,范明新进攻豫东西华县。除大肆抢掠外,匪徒冲进县城的教会女子中学。该校两名外籍女教师达乐西和沙柏,钱财衣物被掠走后,正庆幸无人身之虞,忽然一名匪首下令将二人架走。
达乐西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匪首:“我们是外国人,应当受到保护!”
那匪首说:“正因为你们是洋人,受到官府的保护,所以才更值钱。”
“你们已经拿走了我们的东西,再带走我们,这太不公平!”沙柏抗议道。
“我可以不带走你们,但需要jiāo出1万大洋!”匪首伸出一个指头。
两位女士自然jiāo不出这么多钱,于是被匪徒架走。在票房里,她们见到一大批哭哭啼啼的女校学生,还有许多骨瘦如柴、遍体鳞伤的ròu票。据说,后者有的在匪中已达数月之久,因家中无人来赎,只得随匪队辗转数省,且屡遭dú打。达乐西和沙柏等人最后被驻豫东的陕军田维勤旅救出。匪首范明新在jiāo火中被击毙,余匪逃往豫西,投入在那里活动的老洋人麾下。
下面这个流寇为祸的例子,也发生在豫东。1925年11月的一个夜晚,淮阳县城内的河南省立第二师范的学生们正准备就寝,忽闻城内qiāng声四起,人声嘈杂,原来是一大股土匪已乘夜攻入城内。很快,匪徒来到学校里,他们认为能念上书的,肯定是有钱人家子弟,拉去当“叶子”准能得不少赎金,因此拉走了五六十名师生。
这股土匪千余人,本是驻巩县的官兵,哗变为匪,以路老九为首,在河南各地流窜作案。他们有的头扎黑巾,身着黑色短装,显然是一批敢死队员模样。但更多的人则穿着抢来的各式各样服装:有长袍短褂、头戴礼帽的,有反穿皮袄的,有穿着女人花衣绸衫、甚至脸上抹粉的,千奇百怪,丑态百出。
匪徒将绳子扎住叶子们的辫子,排成长串,赶着他们连夜离开了县城。途中,匪徒们忽儿喊着“红鳖发了”,忽儿喊着“冷马发了”,不停地传令要“拉的硬些”。就这样快步如飞地赶了许多路之后,一个老人再也走不动了,土匪过去“。。”地一qiāng打死,辫子一割断,叶子队伍又上了路。在后来的行程中,不断有叶子因病累不能行走,或无人来赎而被杀死。
匪队一路攻城略寨,杀人放火。在淮阳城东南的朱集,年轻的师范学生第一次看见遍地躺满了这么多的死者和伤者,个个怵目惊心。一个农民被甩手子用挠钩把肚皮拉开,满身血污,肠子流了一地,但人还活着,不停地抽搐。叶子们都不敢再看。
队伍终于到了潢川县,师范学校的师生征得匪首的同意,两次派人返校,请校方筹款赎人。不幸校方用人不当,派来赎票的人先用钱赎走了自己的孩子,以致匪首见说票的迟迟不来,准备把这批学生杀了。正在这时,潢川县驻军任应歧部派人前来接洽收编,股匪遂摇身一变,又成了官兵。但他们并不释放手中的叶子,公然在驻地开了个“叶子商店”,等待各县苦主前来赎买。这批学生后来几经jiāo涉,最后总算得以平安赎回。
guó mín dǎng统治时期,豫东匪患并无好转。而且,为防匪而组织的民团,由于为歹徒把持,反成了合法的土匪。临颍县商桥区民团副队长潘老六,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带领着亲信王群成等10余人,到处为非作歹,骚扰百姓。1946年初夏一天黄昏时分,王群成等人在夏城村大道上看见两个老汉、一个青年赶着一头小毛驴赶路,即以形迹可疑为名,喝令停步搜查。两老汉50多岁,是老兄弟俩,青年是他们的子侄,准备到漯河去买牲口。王群成闻说,心知三人必带有钱款,便喝令手下将他们押往村公所,连夜吊打拷问钱藏在何处,最后在驴的扎脖里搜出两亿法币。深夜,这几名歹徒把三人拉到村外一口废井边,喝令:“蹲下,送你们回家哩!”
一个老汉嚎陶大哭,哀求道:“老总,俺老兄弟俩就认死在这里了,放俺儿子回去吧!求您啦。。”
“”,qiāng响之后,匪徒把三具尸体推下井,便急忙赶回去分赃。
此事虽有夏村农民亲眼目睹,但无人敢出面告发。
南阳近两千村庄遭匪祸。
1923年间,活动在豫南南阳一县的大杆土匪(人数在200以上),就有30多杆;200人以下的小杆及单身霸将,则不计其数。其中宗万林、张老六两杆均在千人以上。这一年仅上半年,全县2000多个村砦,就有1800多个遭到匪祸。新店砦一次被打死120多人,伤30多人,绑架200多人,烧毁房屋500多间。李清店匪祸中,死百余人,伤200多,架200多,房屋被焚2/3。阡陌营砦、明皇砦房屋全部被焚。安皋砦先后被匪破砦劫掠6次,槐树湾砦3次。为了防匪,这些村砦往往集中了附近小村砦的居民,因此大砦一般有5000多户人家,小的也有千户以上,故每次匪祸之后,损失之巨无法计算。1924年冬,作家姚雪垠14岁时,曾在豫南被土匪掳架,亲眼看见土匪在攻入一个村庄后,一名甩手子仅用一把杀猪刀就一连杀了12个大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土匪要绑架吴佩孚。
20年代前半期,河南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根据地。他的第三师师部和直鲁豫巡阅副使署所在地洛阳,就属于豫西。吴佩孚曾是北洋军阀中很有实力的人物,但会集中州的八方土匪却照样不把他放在眼里。1922年8月,杆匪掳走洛阳中学校长及学生共41人,后来虽被军队追回,但土匪公然在洛阳城里张贴帖子,指名下次绑票的对象就是吴佩孚。此事传开,吴佩孚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因此凡有匪祸,他都下令只许剿、不许抚。
不料这年11月间,靳云鹗追剿老洋人,屡战不捷,只得收抚。第二年5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吴佩孚起初也是主剿,到最后还是招安了事。这真使他深感脸上无光。然而使他难堪的事,此后竟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他的据点周围。
1923年7月下旬,洛阳以西的观音堂发现土匪贴出的告示,勒令当地商家、富户,限期将银钱、米面和各项用品,送往20里内的某山中,“否则弟兄们一到,鸡犬不留”。土匪还以信件通知陇海铁路上的洋人职员、技师,令他们供应金钱、军械,否则将要掳架洋票。经侦察,该股土匪约在2000人左右,准备沿途劫掠观音堂,渑池、新安等地,并有进攻洛阳的企图。观音堂距洛阳仅200余里,当地驻军仅两个连,显然不敌。吴佩孚急忙下令各地驻军协同地方军警、民团兜剿。各家报纸纷纷表示,以吴佩孚之威势,其卧榻之旁竟有匪类骚扰,至不能安枕,匪势之盛之狂,实在可惊可叹。其后,该股匪徒虽被击退,但7月30日,洛阳军警竟又在城内查抄出两处匪巢,内中不仅有土匪,还有人票。经审讯后得知,还有数十名匪徒分散在城内各处,赁屋居住。匪巢营筑到吴大帅的鼻子底下,居民日夜与土匪比邻,这一事实令全城大起恐慌。
8月24日上午,洛阳东北的孟县县城内,正在露天公演大戏,居民围观如堵。忽闻四处qiāng声骤起,市民正惊慌逃避时,数百名土匪已持械攻入城内。数十名巡警情知不敌,干脆退避三舍。匪徒遂放胆抢掠。稍有资财的住家及商店,十室九空;居民又被打死打伤多人,商人、学生被架走100余人。直至晚间8时左右,匪徒才满载赃物出城,向黄河南岸窜去。
1924年,老洋人被杀后,他的部下张得胜、姜明玉以及王振(王老五)
都分散在豫西各县,到处烧杀抢掠。1926年,刘镇华出任“豫陕甘剿匪总司令”,把这几股巨匪都收编成军队。王振、张得胜当上军长,姜明玉为师长,加上刘镇华原来手下的柴云、张治公的山大王出身的部队,组成了一个惯匪集团军。这支队伍参与军阀混战失败后,返回豫西,成为挂着大大小小官衔的杆匪,一方面公开地向地方勒捐派饷,另方面暗地里派人到四乡八镇抢掠。老百姓称之为“官匪”。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的主战场就在河南。战前和战争中间,冯玉祥、蒋介石都竟相在豫西招抚官匪、土匪。这边大杆匪纷纷收编而去,那边各县小杆匪依然故我,而且还在不断产生出新的杆匪来。19331934年,豫西又出现了萧六少、古大身、马西有、王有等大杆土匪。1934年春,王有曾与山东窜来的巨匪刘黑七合杆为祸。至于1936年6月至1937年5月,豫西整整一年未曾下雨,麦田、棉田不仅全无收成,亦且无法播种,20多个县800万百姓陷于空前浩劫之中;登封、伊川、嵩县、伊阳、巩县、洛阳等县,饿殍遍野,草根树皮食尽后,以石粉、麦草磨粉充饥。匪首乘此灾难,裹挟部分灾民为匪。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豫西从民初开始,杆匪一批批地出现,一批批地收编、击溃,但总有新的出来代替,恰如春后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只要根还在,总会不断地发出来。而民国时期匪祸的总根子,显然就是当时那黑暗的社会。
外籍女教师向土匪抗议。
下面再看看豫东的情况。
豫东大部为平原地区,没有可供大股土匪隐匿藏身的地方。因此,民初这里的土匪活动相对要少而弱。但由于军阀混战迭起,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土匪之患一开始未受到严厉打击,以致日益严重起来。
清末至民国五年(1916年)前后,袁世凯统治时期,豫东新郑县的土匪人数较少,昼聚夜散,手段多以贴帖子勒索为主,虽有发展到抢劫的,但也只是小规模、小范围。
1917年至1921年间,北洋军阀集团开始分化,对南方的战事又连续不断,新郑一带兵车往来,溃兵、伤兵增多,流散在民间的qiāng支也增多,社会治安日见混乱,匪患严重起来。新郑土匪为祸手段发展为“起票”(即绑票)。匪徒编了个顺口溜说:“五洋钢、六轮子,打着舅子要票子,舅子没有咱不要,拉住舅子叫快pào。”土匪一般都是晚间活动,摸进村庄,围住一家,架走户主或独子;竟有一夜连续绑架17人的。每票都得用三五百大洋才能赎回。由于苦主家往往为讲赎金价钱花费很多时间,土匪不耐其烦,又改为“起快票”。所谓“快票”,即“花票”,就是绑架fù女。因一般人家总担心fù女被匪徒糟蹋,所以赎票都很快。这就迫使许多大户人家纷纷走避县城;中等人家则联合营建城寨,白天外出劳作,入夜即相率进入躲避;而那些穷苦人家则只得自认倒霉。但穷人骨头里榨不出多少油水,故土匪起快票改在白天,使许多中等人家也难逃劫数。这一变化也反映了土匪人数和胆量的增加。当时新郑县城与洧川镇之间有一股200多人的土匪,凭着100多支qiāng,横行无忌,官府、民团均奈何不得。一次,该股匪首马老大结婚,发帖子广招宾客,还请了两台大戏。他竟派人给区公署和民团送请帖,写道“来了是君子,不来是小人”,公开蔑视和挑衅。民团一怒之下,伪装贺客前往赴宴,将马老大和部分匪徒击毙。19221927年间,河南境内军阀混战一直未停,土匪得到的武器更多、更好,参与其中的溃兵也大大增加,匪势更为猖獗,已发展到敢于攻城夺寨。匪首马文德曾多次攻打、劫掠新郑、密县的大集镇。各县当局无力对付,从郑州请来陆军第八旅围剿,也未能收效。官兵只得将马文德老父抓走,jiāo县府看押。官兵退去后,马文德即写信给新郑县知事,要他速将自己父亲释放,否则兵临城下,玉石俱焚。县知事深知官兵远水不救近火,只得将马父放出。各村寨见官方如此无用,只得依靠自己,乃加固寨墙、挖深寨河、组织红qiāng会,来对付土匪。但匪徒一旦攻入村寨,为报复,其烧杀更为凶狠。到后来,匪势之盛,已到了不惧官兵的程度。1926年3月,奉军南下,在武胜关一带与直军靳云鹗作战,其后方就屡遭新郑、长葛一带地区的土匪骚扰,痛苦不堪。
从新郑县的例子,可以看出豫东匪祸发展的一般特点,即兵灾越多,匪祸越烈。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从反面说明这个特点。1923年间,豫东各县屡遭来自山东的土匪袭扰。匪徒人数多,武器好,不仅侵袭农村,而且劫掠陇海线各车站,极为嚣张。河南当局派被收编的老洋人部队前往剿匪,却不料老洋人部在各县勾结当地股匪,联合扰民,反加重了人民负担。其时,唯县五洋钢,指长qiāng;六轮子,左轮手qiāng;舅子,河南骂人的话;叫快pào,即qiāng杀ròu票。知事马某颇具先见之明,他拒绝省府派兵进驻,由县里出资购置长qiāng200支,募壮丁200人,认真训练,按时发饷,因此士气十足。他又派出侦探四出打探,一有匪讯,便及时准备,故多次击溃土匪,并捕获一名匪首小红狼。自是小股土匪一般都不敢进犯瞄县,该县得以相安一时。
豫东也是东邻各省及豫西、鄂北土匪流窜骚扰的必经之地。19221923年间,巨匪老洋人曾几度在此经过。本书《陈调元徐州剿匪》一文曾叙及,苏鲁边界巨匪范明新被陈调元打击后,经安徽窜入河南。1923年9月22日,范明新进攻豫东西华县。除大肆抢掠外,匪徒冲进县城的教会女子中学。该校两名外籍女教师达乐西和沙柏,钱财衣物被掠走后,正庆幸无人身之虞,忽然一名匪首下令将二人架走。
达乐西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匪首:“我们是外国人,应当受到保护!”
那匪首说:“正因为你们是洋人,受到官府的保护,所以才更值钱。”
“你们已经拿走了我们的东西,再带走我们,这太不公平!”沙柏抗议道。
“我可以不带走你们,但需要jiāo出1万大洋!”匪首伸出一个指头。
两位女士自然jiāo不出这么多钱,于是被匪徒架走。在票房里,她们见到一大批哭哭啼啼的女校学生,还有许多骨瘦如柴、遍体鳞伤的ròu票。据说,后者有的在匪中已达数月之久,因家中无人来赎,只得随匪队辗转数省,且屡遭dú打。达乐西和沙柏等人最后被驻豫东的陕军田维勤旅救出。匪首范明新在jiāo火中被击毙,余匪逃往豫西,投入在那里活动的老洋人麾下。
下面这个流寇为祸的例子,也发生在豫东。1925年11月的一个夜晚,淮阳县城内的河南省立第二师范的学生们正准备就寝,忽闻城内qiāng声四起,人声嘈杂,原来是一大股土匪已乘夜攻入城内。很快,匪徒来到学校里,他们认为能念上书的,肯定是有钱人家子弟,拉去当“叶子”准能得不少赎金,因此拉走了五六十名师生。
这股土匪千余人,本是驻巩县的官兵,哗变为匪,以路老九为首,在河南各地流窜作案。他们有的头扎黑巾,身着黑色短装,显然是一批敢死队员模样。但更多的人则穿着抢来的各式各样服装:有长袍短褂、头戴礼帽的,有反穿皮袄的,有穿着女人花衣绸衫、甚至脸上抹粉的,千奇百怪,丑态百出。
匪徒将绳子扎住叶子们的辫子,排成长串,赶着他们连夜离开了县城。途中,匪徒们忽儿喊着“红鳖发了”,忽儿喊着“冷马发了”,不停地传令要“拉的硬些”。就这样快步如飞地赶了许多路之后,一个老人再也走不动了,土匪过去“。。”地一qiāng打死,辫子一割断,叶子队伍又上了路。在后来的行程中,不断有叶子因病累不能行走,或无人来赎而被杀死。
匪队一路攻城略寨,杀人放火。在淮阳城东南的朱集,年轻的师范学生第一次看见遍地躺满了这么多的死者和伤者,个个怵目惊心。一个农民被甩手子用挠钩把肚皮拉开,满身血污,肠子流了一地,但人还活着,不停地抽搐。叶子们都不敢再看。
队伍终于到了潢川县,师范学校的师生征得匪首的同意,两次派人返校,请校方筹款赎人。不幸校方用人不当,派来赎票的人先用钱赎走了自己的孩子,以致匪首见说票的迟迟不来,准备把这批学生杀了。正在这时,潢川县驻军任应歧部派人前来接洽收编,股匪遂摇身一变,又成了官兵。但他们并不释放手中的叶子,公然在驻地开了个“叶子商店”,等待各县苦主前来赎买。这批学生后来几经jiāo涉,最后总算得以平安赎回。
guó mín dǎng统治时期,豫东匪患并无好转。而且,为防匪而组织的民团,由于为歹徒把持,反成了合法的土匪。临颍县商桥区民团副队长潘老六,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带领着亲信王群成等10余人,到处为非作歹,骚扰百姓。1946年初夏一天黄昏时分,王群成等人在夏城村大道上看见两个老汉、一个青年赶着一头小毛驴赶路,即以形迹可疑为名,喝令停步搜查。两老汉50多岁,是老兄弟俩,青年是他们的子侄,准备到漯河去买牲口。王群成闻说,心知三人必带有钱款,便喝令手下将他们押往村公所,连夜吊打拷问钱藏在何处,最后在驴的扎脖里搜出两亿法币。深夜,这几名歹徒把三人拉到村外一口废井边,喝令:“蹲下,送你们回家哩!”
一个老汉嚎陶大哭,哀求道:“老总,俺老兄弟俩就认死在这里了,放俺儿子回去吧!求您啦。。”
“”,qiāng响之后,匪徒把三具尸体推下井,便急忙赶回去分赃。
此事虽有夏村农民亲眼目睹,但无人敢出面告发。
南阳近两千村庄遭匪祸。
1923年间,活动在豫南南阳一县的大杆土匪(人数在200以上),就有30多杆;200人以下的小杆及单身霸将,则不计其数。其中宗万林、张老六两杆均在千人以上。这一年仅上半年,全县2000多个村砦,就有1800多个遭到匪祸。新店砦一次被打死120多人,伤30多人,绑架200多人,烧毁房屋500多间。李清店匪祸中,死百余人,伤200多,架200多,房屋被焚2/3。阡陌营砦、明皇砦房屋全部被焚。安皋砦先后被匪破砦劫掠6次,槐树湾砦3次。为了防匪,这些村砦往往集中了附近小村砦的居民,因此大砦一般有5000多户人家,小的也有千户以上,故每次匪祸之后,损失之巨无法计算。1924年冬,作家姚雪垠14岁时,曾在豫南被土匪掳架,亲眼看见土匪在攻入一个村庄后,一名甩手子仅用一把杀猪刀就一连杀了12个大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