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7 章

  是更加凶猛、残忍。

  士兵哗变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决不亚于匪祸。20年代初，皖北涡阳县西义门集因屡遭匪祸，1923年4月，遂有安徽陆军第三旅一团二营来此驻防。该营一应物品悉由当地商民供应。不料6月10日夜间10时左右，该营部分士兵哗变，在qiāng杀了一名连长和一名排长后，即朝天开qiāng，拥出营房，抢劫镇上商民人家达数小时之久。居民梦中惊醒，fù啼子号，恸哭之声闻于四野。民宅被搜劫，一片狼藉；居民2人被打死，全镇损失财物折合30余万元。天明后，100多名变兵携qiāng挟赃而逃。营长魏殿英随即召来镇上商会会长及头面人物，非但无一句带兵有失的自责，反而严厉命令各店必须照常营业，不得对外声张此事，掼失的100多条qiāng全部由商民集资赔偿。旧社会兵匪难分，由此可见。

  而且，由士兵转化而成的土匪，经历过军阀混战，胆量更大；经过一定的战术训练，更加机动灵活；对军队剿匪的规律熟悉，更加狡猾。因此，若一股土匪中有一批士兵作为骨干，或有若干中下级军官参与策划，指挥，其势力将会很快地壮大起来，而且极不易彻底清剿，故危害xìng更大。

  “嵩山大学毕业生”

  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第二种情况，是土匪被招安收编为官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向有传统的。远的不说，仅清朝末年所收抚的匪首，后来在民国时期发迹显赫的，其数量即十分可观。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曾任吉林督军的张作相、当过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当过热河都统的汤玉麟、当过绥远都统的汲金纯、老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曾任广西督军的谭浩明、当过广东省长的李耀汉等许多人。民国以来，则有后来曾当上直隶督军的褚玉璞。他曾在山东抱犊崮一带为匪，经由民初安徽都督柏文蔚派人收抚，在10几年的军阀混战中，迅速飞黄腾达起来。至于督军、省长以下，招安匪首当上军、师、旅长的，则几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了。

  收编土匪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官兵无力或无法剿灭该股土匪，只得改剿为抚。例如，20年代前期，孙美瑶和老洋人都是因为绑架了洋票，官兵围剿时投鼠忌器，只得改用招抚办法。又如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流窜为祸于华北七省的山东巨匪刘黑七，人多势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多次派兵进剿，劳而无功，百般无奈，只得派员招抚收编。

  二是军阀混战，急需扩大实力、减少阻力，因此招编土匪队伍。这在19231924年间的四川军阀混战中，最为突出。本书介绍川滇黔匪祸中已有叙述。同一时期，在湖南发生的谭延与赵恒惕的战争中，双方也都急相收编土匪队伍。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后，蒋介石为利用河南土匪来对付冯玉祥，乃任命张钫为代理河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总指挥，专门收编土匪。其时经张钫收编的大股土匪计有：许昌、宝丰之间的李万林股为一师，临汝县的范龙章股为一师，宜阳县的王殿阁股为一师，嵩山地区李万如股为一师，自由县（今名伊川）赵冠英股为一师。这其中还不包括收编的那种类似土匪的地方民团。1931年冬，张钫带领这一批杆匪出身的师长们，乘火车到汉口拜见蒋介石。蒋介石劝勉有加，并赏给每人500块银元作为见面礼。

  三是匪首们本身把当土匪作为求官进身的捷径，以招安收编为追求目标。湘西巨匪瞿伯阶从1927年开始为匪，到1939年仍是另一匪首师兴周手下的一名营长。当时他家乡龙山县有三个黄埔军校毕业生：萧瑞禾、向阳、杨亦九，均不得志。三人商量后，于1939年底走访瞿伯阶，对他说：“现在玩qiāng杆子，小搞没得办法，终究出不了头；只有搞得越大，越有办法。搞大了，我们帮你活动，编师、编军都由你，还怕蒋委员长不收编你？”于是瞿伯阶遂独立山头，自封司令，以萧瑞禾为参谋长，越搞越大，至1947年终于被guó mín dǎng收编为暂编第十师。在豫西，民间甚至流传一句谚语说：“想做官，去拉杆。”有时一股杆匪会同时有两派军阀去招安，匪首便视开价高低而决定投靠谁。

  有的匪首招安后，觉得人少官小，不够满足，还继续招降纳叛。陕西军阀刘镇华手下的镇嵩军下分三路，由柴云、张治公、憨玉昆分任标统（团长）。这几个人都是当初在河南嵩山当山大王的“老架子”，收编当上标统后，觉得实力还不够雄厚，便放“外队”。所谓放“外队”，就是找来一些营、连长，助以一些qiāng支弹yào，令其带领所部外出拉杆子，扩充人马，等到人qiāng渐多，再收回来。一个连长放“外队”回来即可当上营长，营长则可当上团长。老百姓称这种外队为“官匪”，倒也是名副其实的。镇嵩军当然不会去打这些外队，民团或其他军队来打这些外队时，他们并不承认这是自己的人，甚至还被迫派些部队去协剿。但兵、匪之间早已暗中定有信号，彼来此去，彼去此来，而且官兵还乘机输送些“瓢子”给外队。因此陕西老百姓称镇嵩军的军官都是“嵩山大学毕业的”，就是说，这些人大都在嵩山当过土匪。这种放外队的现象，在其他省内也有。20年代末，山东就常有这类官匪。

  更有的土匪是忽匪忽兵，朝匪暮兵，转换无定，尤其显得是兵匪合一、兵匪难分了。河南宜阳县匪首王殿阁最初在豫西拉杆，后被陕督刘镇华收抚到镇嵩军中当官。1925年刘镇华失败下台，王殿阁回到豫西为匪；不久又投入孙殿英部下，并参与盗掘慈禧陵墓等官匪勾当。1928年孙殿英部缩编，王殿阁再返宜阳做山大王；第二年被西北军宋哲元部的“豫西剿匪司令”张治公收编为师长；至1930年复为张钫收买，成为蒋军师长。

  韩复榘活埋土匪17O人

  被招抚收编的土匪，尽管穿上了正规军的服装，挂上了某师某旅的番号，但大多匪xìng不改，成为穿军装的土匪。他们有的在驻地附近公开扰民。1922年冬，陕西巡防军第二路统领郭金榜奉刘镇华之命剿匪。他采取“以匪治匪”的方法，收编了在商洛山间活动的河南股匪王明智（绰号王老五）1000余人，令其分驻镇安、柞水、山阳等县。王明智在三县县城内开赌场抽头敛财，夜间派兵扮土匪四出抢劫。更有甚者，他搜捕了一批当地匪首，令他们诬告各县富户通匪，然后据此向各户勒索钱财，威吓说否则即以通匪罪qiāng毙；半年下来，仅此项勒索款即达六七万元。

  又如19221923年间，直系军阀在河南收编大批土匪，jiāo樊钟秀带往江西，用以攻打南方政府。当时尽管樊钟秀已暗中与孙中山联络，准备投效。但其部下许多老杆匪却在赣省驻地为非作歹。1923年5月间，驻南昌的一部公然掳掠李渡镇，抢劫邮差，并持抢来的汇票向邮局兑取钞票，遭到拒绝后，竟企图开qiāng杀人，后经劝阻方悻悻离去。

  有的招安土匪则仗着官兵的身份，为所yù为，无法无天。民国时期，尤其是北洋政府统治时，官军的纪律极差，士兵看戏、坐车不买票的事屡见不鲜，还动辄打骂老百姓。民间称“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至于收编的土匪，本来就是散漫惯的，当上官兵后，该遵守的纪律没学会，无法无天的程度却更上层楼。

  1923年5月，在河南安阳火车站，几名士兵无票乘车，被车站检票员阻拦，士兵们当即报以老拳。这时陕西籍军阀胡景翼的陕军第一师正在此驻防，并有士兵在车站巡查。这时陕军士兵闻声询问，也遭前一批士兵殴打，因人少不敌而退让。肇事士兵在候车室肆意谩骂寻事，直至胡景翼派队前来，才匆匆离去。经查，这几名士兵原为河南杆匪牛昌平的部下，后随杆为河南当局收抚，充任安阳巡缉队，负责侦缉附近土匪，素来在市内就是横行无忌的。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巡缉队被解散，这批士兵又重新拉杆，不久又被当局收编为一连武装警察，负责维持安阳市内治安。先前以土匪侦缉土匪，正是荒唐；如今以土匪维持社会治安，就更可笑了。因此治安混乱乃是理所当然的。胡景翼派员查明情况后，因自己是陕军将领，不敢在河南境内过分激怒豫籍兵匪，只得息事宁人地将该连武警调往淇县驻守火车站。不久，这连士兵全部拖qiāng逃跑，重新当上了将。

  又有的招安土匪利用收编乘机报复、打击当初严厉剿匪的军官。充州镇守使何锋钰在围剿抱犊崮土匪的问题上是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所部曾击毙孙美瑶之兄孙美珠，并围困另一股匪孙美松。因此，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孙美瑶在谈判中即提出要求撤换何锋钰。这一要求又正与田中玉企图以何为替罪羊的打算一致，因此，何锋钰遂被免职。1923年间，湖南湘潭县有一匪首郭国良，曾屡遭该县团练局长文光信的打击，故咬牙切齿要报仇雪恨。赵（恒惕）谭（延）战争中，郭国良为赵恒惕招安，当上了长沙铁路警备司令部的连长。一天，文光信带两名护兵乘火车到长沙办事，下车时恰为郭国良窥见。郭即命所部士兵跟踪文光信，随后于天晚人少时，将其qiāng杀。事发之后，赵恒惕曾以此为训，下令不许收编的匪队驻扎省城，今后也不得再招抚土匪。但大小军阀深知，谁拥有的人qiāng多，谁就可能在军阀混战中获得较多的生存机会。因此，赵恒惕手下各师、旅、团长，不仅对已招编的匪队不予整顿，而且继续收编土匪，只是将原用的“游击队”、“临时军”等名目，改换为独立团、补充团等，换汤不换yào。因此，湘省军队中杀人掠物、劫夺qiāng支事件仍屡屡发生。赵恒惕无奈，又命令部下叶开、唐生智等人，凡被地方控告、查有真凭实据的收编队伍，必须解散。然而，一则小军阀们可以用“查无实据”之类措辞敷衍搪塞，以保存实力；二则即使查有实据而被解散的军队，其结果仍是沦为土匪，这些人为兵为匪，其社会效果都是一样的。

  有的土匪招安后，听编不听调。他们对当军官兴趣很大，对每月有现成的银饷、军粮十分满意，但对调他们到外地驻防、打仗却是决不同意的。1932年，韩复榘在山东收编刘黑七后，该匪就是拒绝服从调遣，而又重新为匪的。1949年湘西“三二事件”，也是收编的土匪为抗拒命令而采取的行动。还有的收编土匪以诈降为缓兵之计，待得到休整和饷械的补充后，复又叛去。例如1935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令特别侦探队第一大队长刘耀庭担任胶东游击司令，进剿盘踞在大珠山的积匪徐荣章。徐匪屡战不支，遂乞求收编。韩复榘将徐荣章为首74名匪徒编为特别侦探队第三大队，以徐为队长。不久，徐荣章密谋bào dòng，为韩侦知。5月6日上午8时，特别侦探队奉命到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聆听训话。一、二大队老队员在大门内影壁前听训，三大队徐荣章等74名新队员到院内礼堂听训。新队员听完后列队返回，行至影壁前，遇见刚结束的老队员。这时，有人喊口令“立正”，却是一声暗号。全体老队员当下一拥而上，将74名新队员拿获，徐荣章在逃跑时被大刀砍伤。其余74人被押运千佛山刑场，全部qiāng决。

  由于官府对降匪大都怀有疑忌，唯恐其异动，往往为绝后患，宁可违反招安时的条件，也要先发制人，杀戮降匪和收编的土匪。这种情况，民国时期各省都有，尤以东北、山东、河南为最。1931年下半年，一批招安的土匪奉命乘胶济路火车到济南，准备转乘津浦路列车到驻防地。济南的胶济路站与津浦路站之间有一段距离。170余名匪徒持qiāng成单行行进，在一个陡坡处转弯进入两个站区间的隔门。门后即埋伏着韩复榘手qiāng旅的一营士兵，三人一组，分别持毛巾、短绳、铁锤等工具。每一匪徒进入隔门后，一组士兵便迅即以巾掩口、以绳勒项、以锤击头，同时架往车站空地新挖的大坑，掷入其中。进行过半后，传出一些动静，匪队后的两名小匪首感觉异常，拔出手qiāng，企图反抗，当即被在旁监视的士兵开qiāng打死。170余名匪徒不论死活，都被掩埋坑中。

  由于上述屠戮降匪之事常有所闻，许多土匪都不敢相信官府，被追剿穷极时，宁可拼个鱼死网破，也不投降。像老洋人、范明新等都是经过一次收编，从杀降中逃出复叛，至死也不再提招安一事。有的土匪在招安谈判时，则要求有洋人或士绅担保，但也未必安全。孙美瑶收编时，即由美国人安特生及临、枣地区乡绅立约担保，结果仍未能免死。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迫使土匪把招安作为苟且偷生的一种权宜之计，只要一有机会，便会免脱而去。“你给我军火，我给你鸦片”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第三种情况，即官兵、土匪相互勾结。民国时期的官兵剿匪自然不能说全是装模作样或徒劳无功；但如果说，有相当部分的官兵非但不认真剿匪，反而为了图谋私利，以种种方式资匪，那是决不过分的。土匪在打家劫舍和对付官兵的过程中，所迫切需要的主要是情报（包括被抢架对象和官方剿匪两方面）与qiāng支弹yào。这两项，他们都可以通过与军警的jiāo易而取得。四川土匪中“广棚”得名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与军警方面有联络，消息灵通。东北胡匪中的“大爷”，住在城市里，也是通过与官府、军警的周旋获取情报。前述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军队所放的“外队”，本来就是兵匪一家，情报来源自然更加可靠。

  至于土匪军火一项，这里摘引一段文字，即可了解其来源于何处。1923年6月，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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