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0 章

  多者达数十万，少者则仅几十人；但遍及各省、县、村、镇，总数是十分可观的。20年代中，山东、直隶（今河北）两省的黄河以北、南宫县以南地区，男子16岁以上、60岁以下者全部加入了红qiāng会。河南一省，当时便有红qiāng会员150万人，加上冀、鲁、皖三省，则达到300万众。如果再加上其他各省名目繁多的这类组织，其数量确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他们的武器虽然远不及土匪，但却能收到御匪的效果。试看下面的例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地区一些土匪趁乱大作，劫掠百姓。许多地方出现了大刀会，一则抗日，二则御匪。1932年秋，辽宁省庄河县的大刀会拥有三四千会众。当时盖平县（今盖县）苇子沟驻扎有一股土匪，匪首名铁龙、铁虎，自称是“野狼队”，足见凶狠残忍。当地农民派人赴庄河县，请大刀会帮助剿灭。这年中秋节前后，庄河大刀会500余人奔赴苇子沟。他们白天隐蔽，派人外出侦察土匪的活动规律，经过几天的摸索，于一个夜间乘匪徒们喝得酩酊大醉时，一举攻入匪巢，全歼“野狼队”，杀死匪首，并缴获了100多支日式步qiāng。

  “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土匪蜂起。河南浚县匪首扈全禄久在太行山区为匪，此时借口抗日下山招兵买马。匪徒在浚县、滑县肆意为恶，任意派粮、派款、派布匹和物资，将不服从的人刀砍、活埋、剥皮。他们大白天在打麦场上jiānyínfù女，甚至十一二岁的yòu nǚ也不放过。老百姓说：“真是天天在刀尖上过日子。”

  浚县人杨贯一发起组织天门会，多次打击扈匪。扈全禄于1938年五六月间投降日军，当上了“河北豫北剿匪司令”，发展到四五千人，不仅继续骚扰地面，而且进攻八路军。9月间，天门会与八路军相互配合，一次就消灭扈匪一部1500多人。

  1942年，天门会出动数万会众将扈匪全部逐出浚县山区。

  因此有人说，红qiāng会等组织势力所及地区，“土匪盗贼无容身之地”。

  这话是确实不错的。就连土匪自己也承认，与红qiāng会作战，比跟官军作战要危险得多。所以，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是尽量避开红qiāng会控制的村庄；如要攻打时，总是选择会众疏于防范或另有他务时，迅速打了就逃；如遇红qiāng会来攻时，则往往力图避战远逸。

  民国年间，长期流窜于鲁、豫、冀诸省的巨匪刘黑七，就曾多次遭到各地红qiāng会等组织的抵抗和打击。1928年秋，刘匪在山东滕县为恶，当地无极会聚众数千人与匪徒大战，不仅杀死、杀伤匪众，还俘虏了一批，缴获许多qiāng支。刘黑七遭此重创，狼狈而逃，从此对红qiāng会等组织十分畏惧。后来一次，刘黑七率部五六千人窜到河北昌邑县崔家集，刚刚驻下，就听说附近各村庄的白qiāng会、红qiāng会联合起来，聚5000余人前来进剿，吓得连饭也不敢吃，急忙远。

  俗话说，“两军相逢勇者胜”。土匪与官军作战时，官军是应付差使；而土匪是亡命之徒，即使不能顺利逃脱，也要拼个鱼死网破，因此土匪比官兵更勇敢，官军自然不敌。而土匪与红qiāng会相遇，前者无论劫掠还是逃跑，都是为了活着享受一切，保命第一；后者则是为保卫家庭财产、妻子儿女，又自恃神功，故而勇气胜过土匪，自然就能战胜土匪。

  这里摘引两段姚雪垠根据其亲身经历，所描述的红qiāng会与土匪作战的情况：“。。正在北边抢劫和烧杀的将们被一支红qiāng会冲得七零八散，在火光照耀的田间乱窜乱跑。虽然有两三股将还在拼命地抵抗，但因红qiāng会攻势太猛，而他们自己又是各自为战，便很快不能支持。”

  “红qiāng会一个个用红布包头，褪一只光胳膊，嘴中哈出来可怕的怪声，连腰也不弯，冒着qiāng弹声直往前攻。他们虽然也有不少快qiāng和土qiāng，但很少发qiāng，追上将时就用大刀劈和矛子戳。”

  “红qiāng会被打倒一批人，立刻又有一批人冲上来，死不后退。他们有的哈着怪声，有的喔吼，有的喊着要土匪缴qiāng。。。战场显得特别的恐怖和悲壮；每一次喔吼声起来时，大地仿佛在轻轻震动，一直震动到天边为止。”红qiāng会等组织与土匪作战，除自恃法术之外，还充分发挥了短兵相接的长处。因为土匪一般都是用qiāng，利于远战；而红qiāng会则用长矛、大刀，利于近战。一旦双方短兵相接，人员混乱，长短qiāng均无法使用，而刀矛等则十分得力。

  1930年4月，股匪石登福千余人洗劫了山东沂水县重镇崔家峪，并打垮了前来剿匪的县警备队，随后屯于沂水、蒙县jiāo界处的香水峪。沂水大刀会组织了300多人，全部持大刀，夜间奔袭土匪营地。匪徒哨兵打叫qiāng报警，土匪们梦中惊醒，连忙取qiāng，既弄不清进攻者从何而来，更来不及布阵设防。大刀会员冲入匪群，一以当十，大显神威。刀影闪处，血ròu横飞。黑夜中会、匪混在一起，动作迅疾，土匪既无法瞄准，又不敢胡乱开qiāng，结果只有抵挡和逃跑的份。战斗结束，匪徒被杀死、砍伤200多人，而大刀会员竟无一人伤亡。从此以后，这股土匪再也不敢到沂水县地界露面。当地大刀会也因此迅速发展，19301931年夏季，沂河以西的500多个村庄，村村都有大刀会，总人数达1.5万人。各村守望相助，不仅本地小股土匪销声敛迹，便是外地流窜的大股匪徒，也望而生畏。至1931年，沂水县匪患基本消灭。

  多侧面的红qiāng会

  由于红qiāng会最初是因抗匪而起，因此会与匪之间的仇恨极深。土匪如果进入硬地而又能战胜红qiāng会，那么为恶程度要远远超过软地。反之，红qiāng会如果追逐或主动进攻土匪而进入非红qiāng会地区，也会认为这些地区村村通匪，户户窝赃，因而也大肆烧杀抢掠，作为报复。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词汇：会匪，即认为红qiāng会只是一种带有秘密宗教会门色彩的土匪。

  由于红qiāng会员的成分多为有家有地的中小农民，其领导权往往容易被地主豪绅所掌握；如果再有一些心术不正的痞子流氓在中间起骨干作用，利用农民贪财发家的心理，那么红qiāng会的匪化是完全有可能的。例如，1928年4月间，妙道会在河南郊县、襄城、长葛、新郑等县起事，曾进攻禹县县城；失败后，竟与当地土匪合伙，号称“黑虎道”。会匪在禹县地区焚掠了70多个村庄，以后又攻破新郑县，杀人甚多。

  又如豫北林县天门会，起初因抗匪而参加者甚众，扩大到安阳县和河北省的武安、涉县、辉县、临漳等县。到后来，其首领韩yù明为进一步扩张势力，竟采用暴力手段，胁迫各县农民参加，派粮、派款；并强向百姓收qiāng，无qiāng者须出钱购置后上缴。天门会因而由护民转为扰民，引起附近地区红qiāng会等其他会门组织的不满和反对，导致相互械斗。天门会依仗人多势大，派遣会员出战，在林县，与清道会；在安阳，与白qiāng会；在武安，与红qiāng会、黄纱会，均将这些百姓御匪组织打垮。天门会取胜后，即焚掠上述会门控制的村庄，并杀伤村民。1927年间，在直豫边界数县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入了天门会，吃馍不嫌贵，脚踏哩服呢，头带松三亏。张口就骂人，翻眼qiāng杆捶，三天就出差，五天就归位，孩子叫人爹，老婆给人睡。这首民谣充分地反映了天门会的匪化情形，尤其是会首们的恶劣行径。

  此外，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像江苏宜兴，那里的大刀会后来也与太湖湖匪合流，由农民自卫变为扰民害民。

  更有甚者，1926年河南部分匪化红qiāng会受地主、土匪的挑拨利用，竟将荥阳农民协会委员长李虎臣一家老小11口人全部杀光。1929年3月，山东无极道（即无极会）首领李光炎、王传仁，在下台军阀张宗昌和日本浪人的策划、支持下，发动反对国民政府的暴乱。他们纠集数万道徒，先后进攻滕县、济宁、鱼台和江苏丰县、徐州，要求打倒三民主义，恢复迷信活动，反对男女平等和fù女天足，并拆毁铁路，破坏jiāo通。这种倒行逆施，最后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所平定。

  但是，红qiāng会等组织就多数来说，其基本成员还是保持了中国农民的良好本色。例如山东汶上县、宁阳县的红qiāng会，曾占领县城达7个月之久，他们所选择的驻地都是学校、庙宇、公共机关等，决不擅入民宅，骚扰百姓；所吃的都是自己携带或定做的大饼、馒头，丝毫不去掳掠当地人民。

  至于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称红qiāng会等组织为会匪，除了确有少数匪化红qiāng会之外，还另有原因。由于红qiāng会通过有效的抗匪斗争，认识到自己的力当时中国北方农民生活艰苦，平时难得吃到白面馒头。吃馍不嫌贵，即意味着得到不义之财。哩服呢，是当时高级的呢子面料；脚踏哩服呢，似指以哩服呢做成的布鞋。松三亏，指辫子；头带松三亏，似指大门会员都要打辫子。五六两句表现天门会员动辄打骂百姓的形象。最后四句反映会员经常要根据会首的旨意，到外地去打仗，扩张势力。

  量，于是进而武装抗拒官军扰民，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成为当时自发的农民斗争的一种形式。显然，被官府称为“会匪”的这一类红qiāng会等组织，是不属于本书所叙述的内容的。

  如果综观整个民国时期的各地红qiāng会、大刀会等迷信会门武装，除了上述种种活动外，还有许多方面的活动。例如，为北洋军阀各派系所利用、参与军阀混战，坚持封建迷信、反对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为guó mín dǎng顽固派所利用、袭扰甚至杀害八路军等；另一方面，又参与组织农民协会、支持北伐战争，接受共产党领导、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好，武装反对guó mín dǎng的征兵征税等。这些当然也不属于本书的内容，附带一笔是为了指出：对民国时期红qiāng会等组织须作具体分析，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要看到其多侧面xìng，防止以偏概全。但从总体上看，凡属农民自卫xìng质的红qiāng会等组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对其抵抗土匪，和抗官府强征暴敛，均应作肯定为妥。

  日本人制造匪祸谋乱中华

  民国时期的土匪活动因有外国帝国主义的chā手、怂恿和支持，而更为猖獗，剿匪也更为困难。为着险恶的政治目的而竭力利用中国的匪患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人自愿进山当ròu票前面叙及1924年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收山东半岛时，日方曾指使当地著匪孙百万进行骚扰，企图阻挠山东归还中国。其实，民国时期，日本人利用土匪扰乱中国社会治安的情况，实在太多。为祸内蒙的匪徒，骚扰新疆的白俄匪帮，其背后都有日本人在暗中活动。1923年8月上旬，山东陆军第七旅在平原县剿匪，也曾捕获过日本人。1924年6月，洮南镇守使阚朝玺在诱杀巨匪卢占魁及其骨干分子时，行刑过程中，忽然有人大叫：“我的日本人，在中国死了的不好！”此人一喊，又有数人响应。阚朝玺连忙下令暂停行刑，将此数人带近前来审问。他从这6个人的汉语发音和面庞容貌分析，认定确系“小鼻子”，只得命人将他们送往镇守使署，与日本官员会审，使这6人得免一死。

  近代以来，日本不断侵略中国，并时时在中国制造内乱，以图趁火打劫，鼓动并以金钱、武器支持各地土匪，同时派出大量浪人和退伍军人来华参加股匪，造成中国中央政府无力、必须由列强实行共管的形势，或找到出兵中国的借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yīn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1923年5月，孙美瑶临城劫车，架走了一批洋人，引起列强的抗议。然而这批洋票都是欧美人，并无一个日本国民。在公开场合下，日本毫不掩饰它的幸灾乐祸。它认为，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欧美列强采取了不适宜的态度，逼迫日本从山东退出，如今欧美人士在山东被绑架，岂非天意、报应？但私下里，日本却对此感到极为遗憾。因为没有它的国民被绑架，它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向中国挑衅，使它失去了一个重新夺回山东半岛的大好机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极其善于制造事端、寻找侵华借口的。这次，他们也同样采取手段，用以弥补遗憾、制造借口。

  5月10日，进剿抱犊固的官军根据匪方提出的要求，退出了山区。各山口均由各县保卫团分工负责把守。当天傍晚，把守凤凰岭的峄县保卫团的队员们正警惕地注视着山里的动静，忽然在霭霭暮色中，看见有个骑毛驴的人，急颠颠地沿小路往山里直跑。队员们见此人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便大声喝令：“站住！”不料那人一抖缰绳，小毛驴跑得更快了。众队员见状，不敢怠慢，遂一拥而上，将那人从毛驴上拉了下来，押送设在枣庄的山东督军田中玉的行辕中。

  “你是干什么的？”军官们立即审问。

  “俺的，进山的说票。”那人贼头贼脑、结结巴巴。

  “说票就是通匪，你知不知道？”一名军官厉声问道。

  “这个的，俺的不知道。”

  听了这人的回答，军官们互相瞧了一眼这话怎么这么别扭？

  一个军官脑子灵活，站起身把桌子一拍，喝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去说票？分明是给土匪送消息的。”他一挥手，命令部下，“拉下去崩了！”“不不，”那人急了，说话更显出破绽，“我的，不是送消息的！崩了，大大的不好！”

  “你是日本人？”审讯军官终于忍不住地问道。当时在山东的日本人很多，他们蹩脚的汉语，许多人都能听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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