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章
密前来武汉,对贺龙封官许愿。对于guó mín dǎng右派向他送来的媚眼、秋波,贺龙一概不予理睬,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事,他已经看清了这些guó mín dǎng人的真正面目了。
然而,贺龙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7月10日,周逸群向贺龙转达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意yù将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等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秘密编入二十军教导团,征询贺龙的意见。贺龙高兴地说:
“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饷都要层层克扣,要么干脆不给。肥了大脑壳,苦了当兵的。现在,共产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愿意编到二十军来,我能不欢迎吗?他们能来,这说明什么呀?逸群,说明我们有一点子进步嘛!’”
周逸群拉着贺龙的手,仰天大笑。
从这里得到启发,他在武汉三镇广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章程》,宣布招收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和有技术的工农人员。这种招兵,属军队扩编,在武汉政府备案,手续齐备,合理合法,任何人无法挑剔。贺龙用这种办法,将许多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安置在二十军中,免遭敌人的屠杀。在这批人当中,有从张发奎那里逃出来的黄霖、唐天际;从唐生智那里跑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稍后,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陈赓、共产党员傅维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侯镜如、名记者范长江,都先后经周恩来介绍,由贺龙安排在二十军内担负要职。无怪乎,被汪精卫派到二十军来当高级参谋的武汉政府中央军委三局局长。唐生智的智囊陈裕新,从二十军出逃后写的《陈裕新脱险之报告忡说:二十军新编的部队“如团营连指导员,无一非CP分子,官佐弁兵夫役,均极力吸收入党。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pào兵营,清一色CP。多数军官都是黄埔生。”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宁汉合流。武汉三镇一片白色恐怖,腥风血雨。贺龙挺身而出,让武汉的一些共产党机关和革命群众团体挂上二十军的旗帜,并派兵站岗,以阻止反动派的搜捕。7月17日,贺龙在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慷慨陈辞,他说:
“汪精卫叛变了革命,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掉了他们脸上的假面具,国共分裂了。我们本来就是工农大众的队伍,已经闹了多招革命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俪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平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也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对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第三条路是跟共产党走。我是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的,坚决走到底!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给你们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们的娘老子问好,说我贺龙没照顾好你们。可是,有一条我要讲清楚,不许拉走队伍。”
当天,他又在二十军教导团讲话说: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今后还会有人要叛变的,可是,不用怕他们,他们不是三头六臂,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头两条手臂,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高级将领,能有这样的革命坚定xìng,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贺龙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页可敬的历史,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贺龙是一个革命者,是值得信赖的。正因为如此,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登门会见了贺龙。
会见的地方是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即苏联驻汉公使馆二楼。
这是贺龙第一次见到这位伟大的革命者。这年,周恩来二十九岁,贺龙三十一岁。周恩来英俊汾酒,朝气蓬勃;贺龙风流调说,豁达豪爽。两人一见如故。
贺龙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接。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
周恩来望着这位久知其名的将军说:“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
贺龙说:“钦佩不敢当。我一直在寻找能让工农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党,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就别无所求了。”
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相信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
接着,他们进行了深入的jiāo谈。从目前形势,谈到阶级斗争;从政治谈到军事;从待人接物谈到处世哲学。坦诚相见,谈笑风生。
贺龙最后表示:“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拼个高低了。”
据当时负责招待的师部副官长贺秦封的夫人、贺龙的堂嫂陈君兰回忆:“他们一直谈得很晚,当晚,贺龙留清两位周先生在客厅用饭,坐到餐桌旁,他们还继续谈论。”
贺龙后来对他的部下谈及这次会面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说,人要有阶级觉悟,又有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要学会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本事。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这次会面,奠定了他们两人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革命友谊。在贺龙走向共产主义者的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7月23日,二十军东调,到达江西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来看望贺龙。谭平山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一件机密大事。”
“好啊,信任我贺龙,我当唯命是从。”贺龙认真地说。
谭平山告诉他,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中共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应该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行武装bào dòng。中共中央同意这一想法,决定在南昌搞一次武装bào dòng,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派周恩来主持大局,领导bào dòng。
“云卿,我们都希望你能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谭平山最后说。
贺龙有些激动。中共能把这样大的机密告诉我,说明他们是信任我的。他说:
“平山同志,我感谢共产党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么大的事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我赞成,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得到贺龙的同意;在九江的几位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开会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bào dòng”,并急电在武汉的中共中央请示批准。
这时,九江成了斗争的中心。
7月24日,刚刚抵达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甘棠湖烟水亭大摆筵席,宴请该军和驻九江各军高级将领。应邀出席的有第五路总指挥朱培德、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以及叶挺和贺龙。
席间,朱培德通知叶挺、贺龙说:汪精卫、张发奎要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届时二位务必难时出席。
军令如山,去不去庐山呢?他俩有些犹豫。
在第二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急急忙忙找到叶挺,告诉他,这是汪、张的yīn谋。他们商定,当即邀请贺龙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去甘棠湖划船赏景,以此为掩护,进行紧急磋商。
叶剑英,入党不久,是秘密党员,在第四军当参谋长。在碧波dàng漾的甘棠湖中,叶剑英告诉他们,据他所知,汪精卫、张发奎让他们俩人上庐山,是要把他们的部队调往德安,相机扣押他俩,解除兵权。
贺龙说:“汪精卫靠不住,尽人皆知了。张发奎靠不住,还有些人不相信呢!其实在河南作战时,我就领教过他的为人了。照我看,庐山不去,德安也不去,我们只去南昌。”
叶挺说:“张发奎和我,当年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北伐以来,共产党员为主的部队替他打冲锋,他才当了军长、总司令,怎么在关键时刻这样干呢?”
贺龙说:“其实,张发奎同我私jiāo不错,但我看他满脑壳装的是争地盘,比高低,心有鬼股,靠不住的。”
叶挺、叶剑英都点头同意。他们当即决定,不去庐山,迅速将部队开赴南昌。
关于这一段历史,贺龙曾回忆说:“当时,叶挺、黄政翔的司令部,设在邵阳湖(当甘棠湖之误——笔者注)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个人在湖中小划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25日)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为什么要让叶挺先走呢?因为二十军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先头部队已到德安,这可以迷惑张发奎,而叶挺部队仍在九江,如不及时离开,一旦张发奎生疑,出动武力拦截,就不好办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25日,在征得几位师长同意后,贺龙、周逸群在九江饭店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紧急动员,移师南昌。据会议参加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唐天际中将回忆,贺龙在会上说:
“到南昌干什么?大家只管放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贺龙决不会带你们去钻牛角尖。你们看看,九江这过朱培德传令,说张发奎总指挥叫上庐山开什么会。九江对岸,唐生智总指挥的部队也在不断集结,搞什么名堂?无非想打我们二十军的主意。现在是火烧眉毛尖了,我们只有听共产党的,向南昌进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不能稍有怀疑。”“过去我们打了很多仗,结果都是替别人打的,牺牲倒是我们自己。过去,我把政治、军事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现在,我看清楚了,政治和军事不能分开。从今以后,我们要独立自主,政治、军事都听共产党的。”
当晚,贺龙下令,二十军从九江、德安两地同时出动,兵发南昌,参加起义。
揭开贺龙在大革命时期丰富复杂的思想历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委任他为南昌bào dòng起义军总指挥的原委了。这是因为,处在危难中奋起的共产党人,从贺龙的行动中,看到了他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看到了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真诚接受,看到了他那种革命的坚定xìng,看到了他那颗火烫的心。当然,也无庸讳言,在当时,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寥寥无几。贺龙这支几万人的左派武装,是共产党与guó mín dǎng的生死搏斗中所急需,必须下功夫争取的。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在九江开会时,就一致认为必须“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贺龙在后来谈到在九江与谭平山的接触时,也坦诚地说:“我也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统过来的。”因此,从当时形势看,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贺龙这方面来说,他为什么要抛开高官厚禄参加革命呢?上面揭示的这段思想历程,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再引述一段贺龙自己的话,也许更有助于读者。
1951年,贺龙在重庆回答一位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由于很早就接近了共产党,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看到guó mín dǎng革什么命呢?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无出路,整个军队也无出路。另方面却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我本人出身于贫农,家里很苦,穷人的痛苦我知道得很深,所以,在我的部队中,是不准贪污搞钱的,跟我走的都是穷光蛋。我有一个亲三姐夫,本来家里很穷,跟我多年,我一手提拔他当了旅长。后来因为搞钱,就不能再当我的旅长而让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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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贺龙不愿去苏联留洋,要到农村去建立武装。他
说:“心里憋着一股劲,不相信打不败蒋介石。”
1927年11月,贺龙从香港到达上海。
南昌起义失败后,guó mín dǎng政府发出了通缉令:“据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除派兵往剿外,希一体缉拿归案。”现在,到处张贴着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的布告,因此,他到上海以后,十分小心,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中共中央知道他到了上海,但弄不清他的行踪。贺龙回忆说:
“从香港到上海后,开始党组织不清楚。一个晚上我换八个地方住。党派人找我贺云卿,开始也不认得。他们一个晚上也跑八个地方,一直跟我的线索找。说明共产党真伟大,真了不起,好关心我呀!”
他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以后,安排他与周逸群、廖乾吾住在一起,不久,迁往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化名王国珍。和他同住在一栋楼里的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颜昌颐。周恩来特地派秦光远回武汉,寻找贺龙的家眷。
7月底,贺龙率军“东征讨蒋”,军情紧急,离开武汉时,家眷来不及疏散,只好留在汉口。南昌起义后,唐生智搜捕共产党,查封了第二十军留守处,查抄了在鲍罗廷公馆里的贺龙私人住房。眷属们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不知去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然而,贺龙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7月10日,周逸群向贺龙转达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意yù将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等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秘密编入二十军教导团,征询贺龙的意见。贺龙高兴地说:
“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饷都要层层克扣,要么干脆不给。肥了大脑壳,苦了当兵的。现在,共产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愿意编到二十军来,我能不欢迎吗?他们能来,这说明什么呀?逸群,说明我们有一点子进步嘛!’”
周逸群拉着贺龙的手,仰天大笑。
从这里得到启发,他在武汉三镇广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章程》,宣布招收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和有技术的工农人员。这种招兵,属军队扩编,在武汉政府备案,手续齐备,合理合法,任何人无法挑剔。贺龙用这种办法,将许多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安置在二十军中,免遭敌人的屠杀。在这批人当中,有从张发奎那里逃出来的黄霖、唐天际;从唐生智那里跑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稍后,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陈赓、共产党员傅维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侯镜如、名记者范长江,都先后经周恩来介绍,由贺龙安排在二十军内担负要职。无怪乎,被汪精卫派到二十军来当高级参谋的武汉政府中央军委三局局长。唐生智的智囊陈裕新,从二十军出逃后写的《陈裕新脱险之报告忡说:二十军新编的部队“如团营连指导员,无一非CP分子,官佐弁兵夫役,均极力吸收入党。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pào兵营,清一色CP。多数军官都是黄埔生。”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宁汉合流。武汉三镇一片白色恐怖,腥风血雨。贺龙挺身而出,让武汉的一些共产党机关和革命群众团体挂上二十军的旗帜,并派兵站岗,以阻止反动派的搜捕。7月17日,贺龙在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慷慨陈辞,他说:
“汪精卫叛变了革命,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掉了他们脸上的假面具,国共分裂了。我们本来就是工农大众的队伍,已经闹了多招革命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俪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平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也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对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第三条路是跟共产党走。我是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的,坚决走到底!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给你们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们的娘老子问好,说我贺龙没照顾好你们。可是,有一条我要讲清楚,不许拉走队伍。”
当天,他又在二十军教导团讲话说: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今后还会有人要叛变的,可是,不用怕他们,他们不是三头六臂,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头两条手臂,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高级将领,能有这样的革命坚定xìng,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贺龙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页可敬的历史,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贺龙是一个革命者,是值得信赖的。正因为如此,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登门会见了贺龙。
会见的地方是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即苏联驻汉公使馆二楼。
这是贺龙第一次见到这位伟大的革命者。这年,周恩来二十九岁,贺龙三十一岁。周恩来英俊汾酒,朝气蓬勃;贺龙风流调说,豁达豪爽。两人一见如故。
贺龙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接。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
周恩来望着这位久知其名的将军说:“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
贺龙说:“钦佩不敢当。我一直在寻找能让工农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党,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就别无所求了。”
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相信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
接着,他们进行了深入的jiāo谈。从目前形势,谈到阶级斗争;从政治谈到军事;从待人接物谈到处世哲学。坦诚相见,谈笑风生。
贺龙最后表示:“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拼个高低了。”
据当时负责招待的师部副官长贺秦封的夫人、贺龙的堂嫂陈君兰回忆:“他们一直谈得很晚,当晚,贺龙留清两位周先生在客厅用饭,坐到餐桌旁,他们还继续谈论。”
贺龙后来对他的部下谈及这次会面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说,人要有阶级觉悟,又有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要学会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本事。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这次会面,奠定了他们两人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革命友谊。在贺龙走向共产主义者的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7月23日,二十军东调,到达江西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来看望贺龙。谭平山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一件机密大事。”
“好啊,信任我贺龙,我当唯命是从。”贺龙认真地说。
谭平山告诉他,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中共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应该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行武装bào dòng。中共中央同意这一想法,决定在南昌搞一次武装bào dòng,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派周恩来主持大局,领导bào dòng。
“云卿,我们都希望你能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谭平山最后说。
贺龙有些激动。中共能把这样大的机密告诉我,说明他们是信任我的。他说:
“平山同志,我感谢共产党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么大的事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我赞成,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得到贺龙的同意;在九江的几位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开会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bào dòng”,并急电在武汉的中共中央请示批准。
这时,九江成了斗争的中心。
7月24日,刚刚抵达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甘棠湖烟水亭大摆筵席,宴请该军和驻九江各军高级将领。应邀出席的有第五路总指挥朱培德、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以及叶挺和贺龙。
席间,朱培德通知叶挺、贺龙说:汪精卫、张发奎要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届时二位务必难时出席。
军令如山,去不去庐山呢?他俩有些犹豫。
在第二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急急忙忙找到叶挺,告诉他,这是汪、张的yīn谋。他们商定,当即邀请贺龙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去甘棠湖划船赏景,以此为掩护,进行紧急磋商。
叶剑英,入党不久,是秘密党员,在第四军当参谋长。在碧波dàng漾的甘棠湖中,叶剑英告诉他们,据他所知,汪精卫、张发奎让他们俩人上庐山,是要把他们的部队调往德安,相机扣押他俩,解除兵权。
贺龙说:“汪精卫靠不住,尽人皆知了。张发奎靠不住,还有些人不相信呢!其实在河南作战时,我就领教过他的为人了。照我看,庐山不去,德安也不去,我们只去南昌。”
叶挺说:“张发奎和我,当年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北伐以来,共产党员为主的部队替他打冲锋,他才当了军长、总司令,怎么在关键时刻这样干呢?”
贺龙说:“其实,张发奎同我私jiāo不错,但我看他满脑壳装的是争地盘,比高低,心有鬼股,靠不住的。”
叶挺、叶剑英都点头同意。他们当即决定,不去庐山,迅速将部队开赴南昌。
关于这一段历史,贺龙曾回忆说:“当时,叶挺、黄政翔的司令部,设在邵阳湖(当甘棠湖之误——笔者注)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个人在湖中小划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25日)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为什么要让叶挺先走呢?因为二十军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先头部队已到德安,这可以迷惑张发奎,而叶挺部队仍在九江,如不及时离开,一旦张发奎生疑,出动武力拦截,就不好办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25日,在征得几位师长同意后,贺龙、周逸群在九江饭店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紧急动员,移师南昌。据会议参加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唐天际中将回忆,贺龙在会上说:
“到南昌干什么?大家只管放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贺龙决不会带你们去钻牛角尖。你们看看,九江这过朱培德传令,说张发奎总指挥叫上庐山开什么会。九江对岸,唐生智总指挥的部队也在不断集结,搞什么名堂?无非想打我们二十军的主意。现在是火烧眉毛尖了,我们只有听共产党的,向南昌进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不能稍有怀疑。”“过去我们打了很多仗,结果都是替别人打的,牺牲倒是我们自己。过去,我把政治、军事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现在,我看清楚了,政治和军事不能分开。从今以后,我们要独立自主,政治、军事都听共产党的。”
当晚,贺龙下令,二十军从九江、德安两地同时出动,兵发南昌,参加起义。
揭开贺龙在大革命时期丰富复杂的思想历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委任他为南昌bào dòng起义军总指挥的原委了。这是因为,处在危难中奋起的共产党人,从贺龙的行动中,看到了他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看到了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真诚接受,看到了他那种革命的坚定xìng,看到了他那颗火烫的心。当然,也无庸讳言,在当时,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寥寥无几。贺龙这支几万人的左派武装,是共产党与guó mín dǎng的生死搏斗中所急需,必须下功夫争取的。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在九江开会时,就一致认为必须“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贺龙在后来谈到在九江与谭平山的接触时,也坦诚地说:“我也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统过来的。”因此,从当时形势看,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贺龙这方面来说,他为什么要抛开高官厚禄参加革命呢?上面揭示的这段思想历程,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再引述一段贺龙自己的话,也许更有助于读者。
1951年,贺龙在重庆回答一位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由于很早就接近了共产党,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看到guó mín dǎng革什么命呢?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无出路,整个军队也无出路。另方面却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我本人出身于贫农,家里很苦,穷人的痛苦我知道得很深,所以,在我的部队中,是不准贪污搞钱的,跟我走的都是穷光蛋。我有一个亲三姐夫,本来家里很穷,跟我多年,我一手提拔他当了旅长。后来因为搞钱,就不能再当我的旅长而让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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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贺龙不愿去苏联留洋,要到农村去建立武装。他
说:“心里憋着一股劲,不相信打不败蒋介石。”
1927年11月,贺龙从香港到达上海。
南昌起义失败后,guó mín dǎng政府发出了通缉令:“据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除派兵往剿外,希一体缉拿归案。”现在,到处张贴着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的布告,因此,他到上海以后,十分小心,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中共中央知道他到了上海,但弄不清他的行踪。贺龙回忆说:
“从香港到上海后,开始党组织不清楚。一个晚上我换八个地方住。党派人找我贺云卿,开始也不认得。他们一个晚上也跑八个地方,一直跟我的线索找。说明共产党真伟大,真了不起,好关心我呀!”
他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以后,安排他与周逸群、廖乾吾住在一起,不久,迁往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化名王国珍。和他同住在一栋楼里的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颜昌颐。周恩来特地派秦光远回武汉,寻找贺龙的家眷。
7月底,贺龙率军“东征讨蒋”,军情紧急,离开武汉时,家眷来不及疏散,只好留在汉口。南昌起义后,唐生智搜捕共产党,查封了第二十军留守处,查抄了在鲍罗廷公馆里的贺龙私人住房。眷属们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不知去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