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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章

  目的教练员、运动员屈指可数。不少优秀运动员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流落海外。广罗人材,乃当务之急,可是,那时有些领导者,他们最怕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打出来的江山,被“几类分子”篡夺,所以,在选用人材上最重出身成份,尤其忌讳有海外关系的人;有些人虽无此想法,却怕担风险,被人指责。这就加大了延揽人材的难度。

  我们的元帅却不管这些,选拔人才不拘一格。遇有阻力,常常力排众议,亲自拍板。他的这种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魄和惊人的胆识,令许多人为之叹服。真的要感谢máo zé dōng,让这位元帅来统率体育战线,这也是知人善住吧!

  让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国家体委建立了游泳队,有些人就是不同意游泳运动员徐广斌入队。他们说,涂广斌游泳技术虽然不错,本人表现也好,但他曾随其舅父去过台湾,社会关系复杂,不宜吸收为国家队队员。好家伙,在五十年代,一提起“台湾”两字,那就成了“政治问题”,谁也不敢说什么了。这种“理由”一摆出来,就象一块铁板,很难敲开它的。没有办法,有人把这事捅到了贺龙那里。

  贺龙把烟斗在空中挥了挥说:“这算个啥问题呢?他是个青年,能从台湾回来,说明他喜欢咱们新中国。这样的运动员,不但应该吸收到国家队,还应该很好地培养呀!”

  贺龙一拍板,那些人只得照办。涂广斌成了国家队队员,不久,当了教练,培养出了象穆祥雄这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优秀运动员。

  曹其纬,从上海人选国家女子排球队的运动员。她的祖父,就是当过袁世凯北洋政府外jiāo部长、jiāo通部长,参与“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谈判的曹汝霖。在当时,象她这样出身的人能进入国家队,已得益于贺龙的不拘一格,再不敢有其他非分之想了。谁知,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贺龙。

  “啊,曹其纬!”贺龙高兴地把她拉到了陈毅元帅的面前,介绍说:“陈总,你看过电影《女篮五号》吗?她就是那里面的小五号,曹汝霖的孙女。现在是我们国家队队员。”

  陈毅哈哈大笑,说:“你可比你爷爷的名气大喽!”

  说得曹其纬把脸一红,不知说什么好。

  几天以后,体委副主任荣高棠jiāo给她一封信,是贺龙亲笔写给她的。信中勉励她戒骄戒躁,为祖国多做贡献,不要背上家庭出身的包袱。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共青团,并嘱咐说:“你写份自传给我。”

  曹其纬拿着这封信,泪水夺眶而出,不知是感动还是兴奋。荣高棠对她说:“小曹,贺老总亲自给运动员写信,这还是头一次。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啊!”

  吴传玉,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华侨,在比赛中多次获奖的优秀游泳运动员。贺龙邀请他到自己家中来作客。

  他对吴传玉说:“你回到祖国来,很不容易,为祖国作出贡献,更值得欢迎。你要继续努力,提高游泳技术,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吴传玉在1953年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100米仰泳金牌;1954年第十二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100米仰泳和100米蝶泳亚军。在当时,这是中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贺龙认为,这样的优秀运动员,应该有资格代表体育界参预管理新中国的国家大事。他力荐吴传玉为人大代表。吴传玉是第一位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新中国运动员。可惜的是,1954年10月,吴传玉在出国学习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贺龙深为悲痛,亲自出席了追悼会。

  最令体育界津津乐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傅其芳的事。

  傅其芳,香港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但他在香港却郁郁不得其志,很想回大陆,为振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出力。但是,他背着一屁股债务,难以解脱;对于回大陆后的前途,也无法预测,因此,十分苦闷。

  事情传到了贺龙的耳朵里。他把蔡树藩、荣高棠找来,对他们说:“要把傅其芳搞回来,这是个人才啊!他欠的债,我们来还!”

  他决定,由国家体委为博其芳还清债务,邀请他到国家乒乓球队任职。

  傅其芳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如此重视一个落魄香港的运动员,怀着感激之情来到了国家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获男子第三名,脐身世界前列,他是主力队员之一。1958年以后,他担任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主教练,探索出了一条近台快攻的路子,培养出了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等一批世界级名将。他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有人认为其历史复杂,不应考虑。1965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他带领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一举夺得了世界冠军,中国队的名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刻在思韦斯林杯上。傅其芳立下了功勋,但入党问题却仍然得不到解决。

  贺龙恼怒了。早在1963年,他就建议乒乓球队党支部考虑傅其芳的入党问题,为什么这样长的时间不让这样的好同志入党呢?他站出来干预了。

  荣高棠回忆说:“在一次会上,贺龙同志很严肃地批评我们,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不够关心。他说:‘看人不能看死,要看他的发展,看他的进步。说博其芳历史复杂,还能比我复杂?旧社会过来的人,历史总是复杂一点。我们要看现实的政治表现。十几年的培养教育,多次立功受奖,又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样的同志应当吸收到党内来。’贺龙同志还讲了周恩来同他介绍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同志入党的事。说:‘你们不介绍,我同荣高棠介绍!’”

  在贺龙亲自过问下,傅其芳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贺龙也为他而高兴。不幸的是,十年动乱,贺龙遭诬陷后,傅其芳也被扣上一个“特嫌”的帽子,同贺龙一样,被迫害致死了。这是多么的不公啊!

  贺龙的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团结了一大批国内的体育专家、优秀运动员,吸引了海外赤子纷纷归来。许多世界级运动员都是在贺龙主持体委时期回国效力的,例如,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林丰玉、陈福寿、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我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等等。我们说,正因为我们的元帅有如此宏大的气魄、非同寻常的胆识,才使新中国的体育队伍蒸蒸日上,人才辈出。这么说,大概是不算过分的。

  现在的北京体育学院,闻名遐迩;各省市和解放军也都有自己的体育院校,业余体校更是星罗棋布。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育教育体系。你知道吗?新中国体育教育的开拓者是谁?

  是我们的元帅贺龙。

  他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不久,便开始筹划建立一座培养体育人才的最高学府。他向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习仲勋要一名院长,来主持筹建体育学院。

  习仲勋两手一摊,说:“老总,我这里可没有搞体育教育的合适人选,还是你自己想办法去找吧。只要在我管辖范围内,给你大开绿灯。”

  自己找?找谁?他反反复复在自己的记忆库中搜索,终于,目标定在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年方四十岁的钟师统身上。钟师统在战争年代就搞教育,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特别在打开局面的头几脚上。贺龙了解他,是个合适的人选。他来到了重庆,得知钟师统正在昆明疗养。他可不管这些,马上打了个电报,让他速回重庆。

  钟师统不知其详,但军令如山,星夜赶回了重庆。

  一见面,贺龙便问:“钟师统,身体养好了吗?能工作啦?”

  钟师统说:“好多了,正准备回来上班。”

  贺龙点点头,说:“现在,中央让我搞体育。要搞,先要抓培养干部。中央体委党组已决定在北京办一个体育学院。你办学校有经验,这个院长你去当吧!”

  搞体育?钟师统从来没有想过,也不太愿意,便说:“贸总,我不熟体育,搞工业倒可以。”

  “搞工业?”贺龙笑了,用手中的烟斗指着他说:“你这身体,瘦骨磷峋,受不了的。我看,你搞体育教育合适。”

  “我不懂体育,怕搞不了呀!”

  贺龙瞥了他一眼,说:“钟师统,你是看不上这个院长吧?你不要小看了这个院长。当院长可是了不起的。鼎鼎大名的刘伯承不就是从我们这儿到南京当了军事学院的院长吗?”

  “贺总,我不是看不起院长,主要是我不懂体育。”钟师统反复强调他的理由。

  “我还不跟你一样?不懂体育,不是也当起体委主任来了?”

  钟师统无话可说了,只得表态:“老总,我看由你亲自任这个院长,我去做具体工作。”

  “你这个钟师统真罗嗦。那是战争年代,我兼校长。现在情况不同了,用不着那样。你就放心大胆去干。要什么帮手,提出来,我给你调嘛!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一锤定音,钟师统来到北京。

  1953年11月1日,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门口挂起了一块引人注目的牌子:“中央体育学院”。体育场的看台底下当师生的宿舍,搭几个棚子便是教室。新中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现在听起来,有点好笑,在体育场里办大学?目前在体育学院里读书的学子们,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可这的确是事实。很久以后,贺龙才在北京市政府协助下,在圆明园遗址北面为体育学院选定了新址。

  这位老总管起事来特别具体,也许是考虑到创业的艰辛吧?他从体育学院的基本建设、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到学生生活都—一过问。一张体育学院基本建设的设计蓝图,他先后审查过好几次。他说:“体育是一门科学,体育学院应该担负起这个任务。要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诸方面都搞出一套东西来,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而服务。”“中央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在学术上要有我们自己的教授,要力争成为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他认为,体育学院应有两种教育形式。他说:“体育院校,一种是长期的,培养师资;一种办短期轮训班,包括训练干部、教练员、运动员。”而中央体育学院,他认为重点是培养高级体育人才,他说:“中央体育学院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体育专业人才,要出运动健将。”这些,就是这位老帅从我国当时的情况出发,提出的关于体育教育的一些方针xìng的意见。这给初期的体育教育的建立和发展规划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贺龙为中央体育学院向北京市要的土地面积是六十公顷。在他亲自审批的建设规划中,有教学楼、实验室、八座室内体育馆和各类运动场,建筑面积达九万平方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设施比较齐全的了。这所高等学府在先农坛体育场开学时,只有教师十四名,学生五十一人,然而,仅仅六年以后,到1959年,教师队伍已经是三百三十六名,学生增加到了二千六百四十四人,成了名符其实的一个堂堂的高等学府了。

  在此基础上,贺龙又组建了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亲自批准他们组成考察组,赴苏联考察。

  贺龙在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强调说:“体育科研所也要加强一下,给他们出些题目,让他们去研究。”这位老帅竞亲自出起研究课题来了。1962年,他向体育科学研究所提出:“钉子鞋、乒乓球权,就值得研究。”

  科研所真的接受了这个课题,连续研制了四批多种类型乒乓球扳,十五种胶皮,七种海棉护品。通过试验、数据分析,找到了适合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使用的乒乓球拍,称雄在世界乒坛。

  体育也是个系统工程,体育场馆就是其中的一项。

  当时的北京,除了一座1937年建造、设施十分落后的先农坛体育场外,其他什么场馆都没有。偌大的北京城,甚至连一座带看台、有灯光设备、规模大一点的篮球场也难找到。这怎么能适应体育运动的发展呢?体委的领导者十分着急,决定在北京修建一座设施比较齐全、比较先进的体育馆。

  荣高棠、黄中跑遍了北京,在天坛东侧的太阳宫附近找到了一块面积适合的地皮。他俩高兴地向贺龙汇报说:“老总,地皮找到了,但我们体委没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筑,怎么办?”

  贺龙(口卸)着烟斗微微一笑,说:“这事我来想办法。”

  在他的记忆库里此时出现了一个名字:万里。这个万里,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组织过重庆市的城市建设,现在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找他不正合适吗?

  他把电话打到了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说,万里副市长不在市里,出差去了。

  贺龙问明地点,随手挂了一个长途电话。

  第二天,万里返回了北京,马上去找荣高棠。

  荣高棠见他这么快就回来,有些诧异,问道:“你不是出差了吗?怎么提前回来了?”

  万里一笑,cāo着一日浓重的山西口音回答说:“贺老总打长途,让我回来抓体育馆的建设,说你们连地皮都找到了。军令如山倒嘛,我怎么敢耽误,还不立即找你来报到?”

  荣高棠哈哈大笑,说:“只有贺老总能调得动你这位副市长大人呀!”

  贺龙又从西南给万里调了个副手。此人叫张一粟,主持修建过轰动巴蜀的重庆人民大会堂。

  北京市副市长一挂帅,事情好办多了。要钱有钱,要人给人,进展十分迅速。在施工过程中,贺龙经常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