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隐士的前半生》正文 第五百零七章 因缘俱足事
“关于历史与经济原因，庄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是我的知识盲点，我想多听听。”小胡希望我们有更多交流的时间。
自从他离校几年来，他几乎与世俗的人，很少有交往与长谈了。他的知识结构及人生经历，很难碰上有思维对等碰撞并兼具观点包容性的人。
而我与万老师，何尝不这样想呢？还有一天就要回庙了，我们都有个感觉，这次修行后，大家很可能难再见面。再难碰到如此合适的聊天对象了。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不要说相望一行难，就是经常见面都很难。不要说遇到知音难，就是找到一个可以争论的对象，都非常难。人生注定是孤独的，注定是不停地向熟悉告别。偶尔的相聚，也是因缘俱足的结果。
“听了庄老师的介绍，我有一个想法”万老师这是要发挥了：“所有事物，如果不加控制地发展，总是要走到它的反面。这好像是规律，也叫灭亡的规律。”
“你真敢用词啊”小胡说到：“具体点，怎么说？”
“好吧，我试着总结一下”万老师说到。
“不管是佛教还是其他宗教，只要其宗教存在，宗教经济也必然存在，宗教经济只是世俗经济的一个部分。其特殊性在于，宗教经济主要以创教者的思想理论作为核心商品在世间中流通，产生财富。世俗经济往往以创造性，实用性的物质作为核心商品在世间流通，产生财富。”
他果然是高手，把物质与精神都当成商品交换的客体，这种分析方法，很适应哲学分析的框架。
“宗教经济产生的根本是宗教团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同其他世俗经济实体一样必然经历起步，发展，扩张，衰败，甚至消亡等过程。如文章所说的佛教经历几次衰败，也就是这些过程的体现。当然，如果能够领悟佛教思想理论，佛教中有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带领学佛者正确的发展佛教经济，佛教是可以在精神和物质中平衡发展从而避免不断扩展，衰败的轮回，但这只是理论上的。”
“当今的佛教一盘散沙，各拿一本佛经，各讲一套佛法，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及自我监督，众生监督的思想体系。导致当今佛教自身乱象丛生，或自立为佛，或篡权废法，或借佛之名，明抢豪夺，暗取鲸吞等等不堪入目。从理论上解读，今天的佛教在无止境的扩张时期，如果学佛者还不能理性对待，佛教的再次衰败也已经不远了。”
确实有这个感觉，内部不统一团结，这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部市场的力量与经济的诱惑，会促使这个团体的迅速崩溃。
“想要佛法常驻，我认为当今佛教界必须需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一个佛教界都能认可的统一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必须要有自我监督，众生监督的功能；第二、淡化佛教宗派的分别，不管是哪个宗派，如果是在佛教体系内，其根本就是佛教思想理论的一部分，只有淡化了这些宗派的分别，佛教思想理论才能其实的贯彻执行，才能真正的做的普度众生；第三、佛教扩展的有序，佛教经济收入的透明性，可监督性。”
不搞个一二三，好像不叫讲课。不提出问题及解决的思路，不是好的老师。万老师一旦用讲课的姿态来说话，思路就相当清晰。
“我个人认为，当今佛教应该大力宣扬佛在各经典中所说的“善”。“善”容易监督，经济透明。持戒修行，经济分配等，因为善而必须曝光于众生，“善”也可以让所有的宗派得以统一归位于之下。佛教真正的振兴指日可待。”
听他说完了，我问到：“你的意思是，不管是内部整合还是外部监督，总之是一种自我控制的方式，要不然，过多的经济及宗教影响溢出，产生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效应，那它就危险了，是吧？”
“是这个意思。历史上的事，包括三武灭佛，不都是因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逆缘俱足，才产生的恶果吗？”
小胡说到：“这方面我知道得少，庄老师，当时，历史上的几次灭佛运动，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万老师也表达了想听意思，我就简要说了一下。“有人说三武一宗的事，我只讲三武的事。也许，各种恶因聚焦，导致恶缘成熟，结出了恶果。”
“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
按时间顺序，得先说魏太武帝。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在宰相崔浩的劝谏下，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魏道武帝、魏明元帝、魏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衷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
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
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以期使后魏帝王容易接纳。
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但当时太武帝对佛教并无恶意。后来，太武帝发现僧尼不守清规，干些伤风败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来往。太平真君六年，发现长安佛寺僧人与起兵反魏的胡人盖吴有关，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已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已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老子化胡，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化身，三教在周朝才开始分家立派，毕竟还是一家。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鲜卑贵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崔浩不听。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削弱贵族势力。
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影响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魏太武帝驾崩，魏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接下来就得说北周武帝宇文邕了，他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这样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什么灭佛呢？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际，曾要求宇文护辅佐少主，宇文护表面许诺。第二年，他立宇文觉为帝，建北周。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文护掌握。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
天和二年，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
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建德三年，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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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他离校几年来，他几乎与世俗的人，很少有交往与长谈了。他的知识结构及人生经历，很难碰上有思维对等碰撞并兼具观点包容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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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不要说相望一行难，就是经常见面都很难。不要说遇到知音难，就是找到一个可以争论的对象，都非常难。人生注定是孤独的，注定是不停地向熟悉告别。偶尔的相聚，也是因缘俱足的结果。
“听了庄老师的介绍，我有一个想法”万老师这是要发挥了：“所有事物，如果不加控制地发展，总是要走到它的反面。这好像是规律，也叫灭亡的规律。”
“你真敢用词啊”小胡说到：“具体点，怎么说？”
“好吧，我试着总结一下”万老师说到。
“不管是佛教还是其他宗教，只要其宗教存在，宗教经济也必然存在，宗教经济只是世俗经济的一个部分。其特殊性在于，宗教经济主要以创教者的思想理论作为核心商品在世间中流通，产生财富。世俗经济往往以创造性，实用性的物质作为核心商品在世间流通，产生财富。”
他果然是高手，把物质与精神都当成商品交换的客体，这种分析方法，很适应哲学分析的框架。
“宗教经济产生的根本是宗教团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同其他世俗经济实体一样必然经历起步，发展，扩张，衰败，甚至消亡等过程。如文章所说的佛教经历几次衰败，也就是这些过程的体现。当然，如果能够领悟佛教思想理论，佛教中有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带领学佛者正确的发展佛教经济，佛教是可以在精神和物质中平衡发展从而避免不断扩展，衰败的轮回，但这只是理论上的。”
“当今的佛教一盘散沙，各拿一本佛经，各讲一套佛法，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及自我监督，众生监督的思想体系。导致当今佛教自身乱象丛生，或自立为佛，或篡权废法，或借佛之名，明抢豪夺，暗取鲸吞等等不堪入目。从理论上解读，今天的佛教在无止境的扩张时期，如果学佛者还不能理性对待，佛教的再次衰败也已经不远了。”
确实有这个感觉，内部不统一团结，这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部市场的力量与经济的诱惑，会促使这个团体的迅速崩溃。
“想要佛法常驻，我认为当今佛教界必须需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一个佛教界都能认可的统一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必须要有自我监督，众生监督的功能；第二、淡化佛教宗派的分别，不管是哪个宗派，如果是在佛教体系内，其根本就是佛教思想理论的一部分，只有淡化了这些宗派的分别，佛教思想理论才能其实的贯彻执行，才能真正的做的普度众生；第三、佛教扩展的有序，佛教经济收入的透明性，可监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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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意思。历史上的事，包括三武灭佛，不都是因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逆缘俱足，才产生的恶果吗？”
小胡说到：“这方面我知道得少，庄老师，当时，历史上的几次灭佛运动，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万老师也表达了想听意思，我就简要说了一下。“有人说三武一宗的事，我只讲三武的事。也许，各种恶因聚焦，导致恶缘成熟，结出了恶果。”
“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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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魏道武帝、魏明元帝、魏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衷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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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以期使后魏帝王容易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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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已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已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老子化胡，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化身，三教在周朝才开始分家立派，毕竟还是一家。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鲜卑贵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崔浩不听。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削弱贵族势力。
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影响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魏太武帝驾崩，魏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接下来就得说北周武帝宇文邕了，他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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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建德三年，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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