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恨海情天 06 阶级本性
我带着慕容送给我的日记本进入了大学校园。不是所有站都是第一言情首发，搜索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九八0年。
我在6108寝室。
我们寝室本来与别的寝室也一样，八个人，但有一个与我们不同年级，晚上不在寝室睡，床位只供他睡午觉，他独来独往，与我们这几个自然说不上话，另一个曾国芳同学，因患了肝炎休学，现在就剩六个人了。
每晚睡觉前都会有卧谈会，而近两周卧谈会的话题都集中在星竹身上了。
星竹是我们班公认的班花。甚至我们寝室有些人——比如王劳武，还认为她算得校花，当然，算班花还是算校花，这是一个可以商讨的问题，但有一点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那就是，当有一个女生的名字在我们寝室卧谈会上嘴逗留了一周以上，并且还有继续漫延下去的势头，我们就知道，本寝室全体居民一致爱上了她。
第一个略为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爱情的人，不记得是那位什么事都爱打头阵的的张大山，还是那位对星竹最为着迷的王劳武，或者是那位对自己自信到自负的刘红旗，总之，最初公开这一点多少带有冒险成分，可能从心理上准备接受讥笑或者成为众矢之的，但事实是，整个寝室略微沉寂一下后，另外几个人陆陆续续表示“英雄所见略同”，当爱情成为大家共同的旗帜之后，下面的议题就坦诚公开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
我们共同认为，这是一场有你无我的竞争，最后的赢家注定只有一个；
我们共同认为，爱情是无规则的，但竞争应该有规则。
我们确定了一个总的原则，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有责任，尽一切努力让星竹花落6108寝室。
从感情上说，我们六人是好哥们，星竹属于我们，比之她属于其他所有不相干的人，更让我们心理上能够接受一些。
从理性上说，星竹属于我们寝室，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六分之一的机率，而她如果属于一个更大范围，我们的机率就越来越小。
这个共识，让我们六个人的关系变得奇妙，我们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合作的伙伴，
所以我们必须有序竞争，不能闹得鱼死网破鸡飞蛋打，幸好，我们都不愿为此事伤了哥们间的和气。
有序竞争意识着我们不能一窝蜂而上，那样不可避免的是互相拆台，结果可能是台坍了，大家全压在下面。
下面就是技术问题了，何以有序？以什么决定这个顺序？
这个顺序，必须在我们看来，最有把握使“肥水”不至于流入“外人田”。
所以，我们只能将最有把握成就爱情的人排在前面，换句话说，按优胜劣汰的法则，把最优秀的人排在前面。
把我们几个人摆到一起来分析，才发现什么叫做势均力敌。
张大山，一米八八，校篮球队主力，形象酷肖当红明星郭凯敏，他一出场，必引起女生们群起呐喊，他对手方啦啦队女生群起倒戈。
李晓世，属于那种成熟稳重睿智型，形象气质有几分类似老牌明星王心刚，门门成绩超一流，到哪个圈子都能以其智慧成为众人中心，学校辩论赛没有他参加，等于缺了巴西队的世界杯赛。
王劳武，一米八十，平时话少，加上皮肤黝黑，特别显出一种酷来，此人虽一副硬汉形象，但性格却是实诚厚道温柔。心灵手巧，烧得一手好菜，还会电工等诸般手艺。其形象有类日本明星高仓健，故有绰号“杜丘”。
赵陆海，与王劳武正好形成对比，白净书生模样，气质优雅高贵，这与他成长环境相关，他家道殷实，是我们中头一号富翁。有钱而出手大方，使他朋友众多，一呼百应。此外，校园所有的文艺表演缺不了他的抒情男高音，人称“关贵敏第二”。
刘红旗，此君外祖母是俄罗斯人，这使他形象比较有特色，宽肩长腿，高鼻深目，长相竟然酷似南斯拉夫电影明星巴达日沃依诺维奇，所以他的绰号是“瓦尔特”，而且他还真学过一些“瓦尔特拳”，寻常人六七个拢不得边，有多次英雄救美纪录。
最后就是区区在下，袁小强，条件虽比那几位差点，也因精熟琴棋书画四艺而有“小唐伯虎”之美誉，况且是那个浪漫年代的一个校园诗社社长，并且在校园诗歌朗诵会上，被女生发现我的音色与配音演员童自荣几可乱真，又有了“小童自荣”的称号。
以郭凯敏王心刚杜丘关贵敏瓦尔特童自荣诸多明星组成的豪华阵容，放到现在的怀旧论坛，绝对稳居榜首，这样的精英，留住一个班花，理应十拿九稳。
剩下的只是由谁来留。
排座次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评委，却也都是选手。
一通不知所云的争论过后，李晓世慢悠悠开了口：“我们就是古时候那几个流落在鲁滨逊岛的难兄难弟，而星竹就是我们中间的张贞娘，看来，我们只好学鲁岛的古人们那样，抓阄了。”
张大山率先赞同，“这个传统其实一直流传到了现在，我妈妈单位有一张凤凰牌单车票，大家也是抓阄的。”
王劳武默默地就开始写纸条，做纸团。
李晓世慢悠悠地说：“谁抓中了，其他各位不但不能拆台，而且自动成为助攻队员，只有先留住星竹，你才能在主攻队员失利的时候上位，所以，我们目前这种情况，公心与私心是朝着一个方向的。”
赵陆海说：“晓哥不用提醒，哥们不会伤和气的。”
他们在讨论这些时，我有一会儿走神了，那时我正拿着慕容卫东的一封回信发呆，他在信中谢绝我假期去他店里打工的要求，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他。
我在大学期间，一直与慕容卫东保持着通信联系，他的信，我装订了厚厚的一叠，这可以说是他的一部创业史。
我在将入大学的时候，慕容卫东办了一个营业执照，开始了他的个体老板生涯。
他的创业史，我通过一封封信，差不多是同步地了解了。
最初，慕容是在花园街租了一个摊位，卖服装。那里原来有一个街心花园，后来被服装摊位环绕了，成为该市一个有名的服装小市场。
慕容卫东的创业就是从这里起步。
慕容卫东，这时已经改名——严格说是恢复原来的名字：慕容鸿卿。据说名字能影响到事业，他的一个据说是懂点风水测字之类的朋友给他一个建议，一下就说到他心坎之上，他其实早就想改名了。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孔夫子说的。”他在信中这么说，“人得应时而动，五十年代反右的那些人，六十年代造反的那些人，七十年代反潮流的那些人，都是在生存竞赛中反应比较快的人，都是踩到了时代的节律上的人，而往后看这几年，可能该轮着先做生意的这些人来弄弄潮头了。”
我有些不以为然。
在我看来，中国从文革中出来，追赶世界，首先得追科学，追知识，追文化——事实上，这似乎就是八十年代初社会的主旋律。我在信中告诉他——“你都不知道，一个大学中会有多少诗人和诗社，一个诗人能得到多少少女的芳心。”
“可是上层建筑是取决于经济基础的”他信中说。
“我心中的经济基础，就是工业啊农业啊，地里长出来的，手中做出来的，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东西，你做生意又创造了什么价值呢”我写信与他争辩。
“小农意识！”他按以往年代的争辩方式，先给我扣上一顶帽子。
我们几乎每封信都要争论，没完没了。
慕容鸿卿的生意，起步还是很艰辛的，他的服装都是南下从广州进货，最开始时，他请一个牛高马大的苦力，两个人一起，用最为原始的肩扛手提，将服装拿回来。他甚至连行李托运费都省下来，两个人左右各提着两个几乎是齐肩高的麻袋，里面满满的都是衣服，还得与铁路巡警捉迷藏，提着两只大麻袋飞窜，那功夫，赶得上电影《少林寺》中提水练功的和尚们。
每次虽然只进这么四大袋衣服，钱可并不少挣。改革开放伊始，这个内陆城市在生活消费上盯紧了沿海城市，赶潮跟风的劲头十足，对时尚表现出特殊的慷慨，所以慕容鸿卿所赚的可谓暴利，很快，他就掘得了第一桶金。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去进货也越来越频繁。
慕容在生意上的精明很快就显现出来，他的进的衣服样式，常常就是本市当年最流行的样式，那些没有进到流行样式的同行，首先就败在进货环节败给了他。渐渐别人就看着他的样式进货，但这样亦步亦趋，总是比他慢了半拍，而且有时明明是看着他的货进的，销量却总不如他，比如某种裤装，式样也是他那样，颜色也是他那样，他进的斜纹，别人进的直纹，结果又败下来。有同行便想与他一起去进货，情愿包下来去的食宿车费一应费用，还另付谢金，但他就是不肯。
我回信问：“那些人也是你的朋友了，为什么不帮帮他们？”
他回信说：“我能帮他们啊，他们若一时缺钱用，我无偿地借给他们，哪怕送给他们都行，我是宁可授人以鱼，也不授人以渔，生意场上，你把别人抬上去，就是把自己扯下来！”
我发现慕容在慢慢发生变化，或者说，在慢慢恢复他曾经失去的本来面目，我写信对他说：“你这资本家的后代，阶级本性真是不可改变！”
他回信说：“天之骄子，你在象牙塔里无忧无虑，等你以后踏入生活，你会明白的。”
我还真没觉得自己算得什么“天之骄子”，我也一直是苦着过来的，不过，现在处在一个意气风发的年龄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浪漫主义确实主导了我的生活，这不奇怪。我组织了一个诗社，每周都会与社员们去公园或者郊外赛诗，出油印的社刊。那时候，只要有女生向你索求一首诗，基本上表示她想做你的女朋友。
慕容的眼光也许是天生的，但他的勤奋在同行中也是特出的。他买了一辆雅马哈100摩托车——这相当于现在拥有一台大奔，间天都要去兴华路溜一溜，去偷师学艺。
兴华路是本市最繁华的路段，商铺云集，本市最高档的服装商店全在这里。按慕容的说法，“本市召开个体协会时，兴华路的老板坐第一排，花园街的摊主坐第二排，第三排以后，就是火车站一带的散兵游勇了。如果在外地进货时相遇，你可以看到，在饭店里，火车站的游鱼子上十人聚一桌，花园街的摊主们五六人开一桌，兴华路的老板，那是独自一人吃一桌。”
我说：爆发户就这德性，中国人物质太贫乏，所以爱炫富。
他针锋相对地说：你们这些天之骄子们，不愁吃穿，所以爱炫诗歌散文。这不是一样吗？
也许他有道理。
况且——他说，这也不仅只是一个炫富的事，这表明的是一个人的身份，什么样等级的身份，决定他做什么样档次的生意。那些单位与我们做业务时，你觉得他们愿意接受一个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车来的摊主，还是一个开摩托车来的老板？
这个我没法与他争辩。
慕容骑了他的雅马哈去兴华路时，总是戴着笨重的全盔。这时候本市对骑摩托车戴头盔还要求得不怎么严格，多数人是不戴头盔的，尤其是夏天，天气炎热，能戴一个夏天用的半盔就算很尊重交通规则的了，那种全盔在夏天是看不到的，顶多是冬天用来挡挡风寒。
慕容戴着冬用的全盔，是为了遮住他的本来面目，他在兴华路一家家店面溜过去，每到一个店面前，车子不熄火，叉腿在店门口，用眼睛扫瞄，或者说偷窥那些服装店中黄金货位处的服装。
我知道他很爱面子，“但是，即使戴着头盔，那些老板难道就认不出你这个同行吗？”
他说：“我选择的去溜的时候，一般多数老板是不在店里的，在店里的都是帮工，帮工不会在意我的——当然这也不等于说，我因此就应该不戴头盔大摇大摆地看。兴华路的服装老板与其他摊店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他们一般是不亲自卖衣的，店里卖衣的都是帮工，帮工再忙，老板即使在旁边，也很少帮忙，这又是一个身份问题。没有老板派头的老板，是会被同行笑话的。”
我说：“嗤！”——相当于现在说“切！”
慕容的目标就是：从花园街走向兴华路。
这个目标对他来说不难——我以为，如果说哪一天，他成为这个市最大的服装老板，我也不会吃惊的。
三年后，慕容真的走进了兴华路。
他开始在在花园街摆摊时，进的货都放在他那个并不大的住房里，非常拥挤，只能自己委屈一下自己。好在一人单身，有三尺床就足够。况且他每次进货也就是几大袋。每天早晨用三轮车拖出去，晚上收回来。后来随着进货的频繁，旧货未尽，新货又来，就感空间吃紧，有时也寄存在左邻右舍。只是他衣服卖得快，寄存时间不长，还给邻里一些好处，也勉强过得去。
进入兴华路后，老办法行不通了，却正好这时夏大龙也搬走，慕容便向符七娭毑租了我们曾经租住的那间房子作仓库。
他在走进兴华路之前，已经联系了市郊半农户中一些裁缝或会缝纫的妇女，进入兴华路后，他不再进成衣，而是进衣料，包给这些妇女去制衣，样式则由他来定。
他进入兴华路第一年，就出品了一款“云彩衫”，这是他借鉴了广州某衣的式样，自己稍作修改而成。这一款云彩衫，在本市轰然流行了一年。大叠的钞票也流进了他的腰包。
只一年，他就在兴华路站稳了脚跟。他的“鸿云时装店”扶摇而上，用他信中的话说，叫做“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而最终他把生意兴旺的原因，归结到因为租到了那间房子，那是卓婷婷离开世界的地方，正是卓婷婷的梦中寄言给他以启发，使他终于找到了最好的自己，他也确信，是卓婷婷保佑了他的生意。
我在大学期间，家里少有供给，我一直在外兼做一些家教，暑假将到的时候，我仍然打算象以前那样去打工，我给慕容写了一封信，表示想去他店中做一个假期的帮工。
凭我与慕容的关系，我以为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没料到慕容很痛快地拒绝了。这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来信告诉我，他请的帮工都是乡下的小姑娘，老实听话，价钱也低，象我这样的大学生，给多了他不乐意，给少了我不乐意。再说，他对帮工要求是很严苛的，帮工犯了错，挨骂扣钱是家常便饭，而他与我的关系，碍于面子，又做不出来。
我一看这个自以为十拿九稳的事情泡了汤，心里不得劲，忍不住去信好好“教育”他一番，告诉他，不要以为有几个钱了不起，人家乡下姑娘讨生活不容易，凡事应留地步，没有帮工的辛苦，他怎么挣钱等等等等。
结果他回的信，也把我狠狠教育了一番，他说我读个大学把脑子读乱了，思维没有逻辑性，把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命题给搅在一起乱缠。有钱又是靠自己挣得，当然是了不起的，难道非得贫穷才了不起？乡下姑娘讨生活难，我难道容易？大家都是出来混，都难。凡事留地步是不错，对帮工严苛一些，远远谈不上把事做绝了。帮工给我挣钱，这个说法反了，应该说，没有我给帮工机会，他们哪有钱挣，我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总之，我有一句过去，他有十句在那里等着。
现在，我就拿着慕容的信，想着假期又该到哪里去寻点活干。我从小学毕业起，就没有假期，对我来说，假期就是打工的日子。
那几位在抓阄，我独自出神，直到王劳武伸一只手掌到我面前，我才惊一下回到现实，他掌中放着最后一个纸团。
我现在真没这个心情，叹了一口气，说：“假期打工计划暂时告吹，我也弃权算了，我现在只想把书读好，早点奔个好前程，恋爱得花钱，玩不起啊。”
张大山说：“我们这是全民公投，你个人弃权就不公平了，服从大局吧。”
王劳武说：“小强，反正就剩这一个了，要也是你的，不要也是你的。”
我苦笑一下，说：“这象绑架了，我都成了鲁滨逊岛上的唐三藏了”
李晓世说：“小强，你还不一定抽得到呢”
我只好拿起这个纸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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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6108寝室。
我们寝室本来与别的寝室也一样，八个人，但有一个与我们不同年级，晚上不在寝室睡，床位只供他睡午觉，他独来独往，与我们这几个自然说不上话，另一个曾国芳同学，因患了肝炎休学，现在就剩六个人了。
每晚睡觉前都会有卧谈会，而近两周卧谈会的话题都集中在星竹身上了。
星竹是我们班公认的班花。甚至我们寝室有些人——比如王劳武，还认为她算得校花，当然，算班花还是算校花，这是一个可以商讨的问题，但有一点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那就是，当有一个女生的名字在我们寝室卧谈会上嘴逗留了一周以上，并且还有继续漫延下去的势头，我们就知道，本寝室全体居民一致爱上了她。
第一个略为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爱情的人，不记得是那位什么事都爱打头阵的的张大山，还是那位对星竹最为着迷的王劳武，或者是那位对自己自信到自负的刘红旗，总之，最初公开这一点多少带有冒险成分，可能从心理上准备接受讥笑或者成为众矢之的，但事实是，整个寝室略微沉寂一下后，另外几个人陆陆续续表示“英雄所见略同”，当爱情成为大家共同的旗帜之后，下面的议题就坦诚公开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
我们共同认为，这是一场有你无我的竞争，最后的赢家注定只有一个；
我们共同认为，爱情是无规则的，但竞争应该有规则。
我们确定了一个总的原则，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有责任，尽一切努力让星竹花落6108寝室。
从感情上说，我们六人是好哥们，星竹属于我们，比之她属于其他所有不相干的人，更让我们心理上能够接受一些。
从理性上说，星竹属于我们寝室，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六分之一的机率，而她如果属于一个更大范围，我们的机率就越来越小。
这个共识，让我们六个人的关系变得奇妙，我们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合作的伙伴，
所以我们必须有序竞争，不能闹得鱼死网破鸡飞蛋打，幸好，我们都不愿为此事伤了哥们间的和气。
有序竞争意识着我们不能一窝蜂而上，那样不可避免的是互相拆台，结果可能是台坍了，大家全压在下面。
下面就是技术问题了，何以有序？以什么决定这个顺序？
这个顺序，必须在我们看来，最有把握使“肥水”不至于流入“外人田”。
所以，我们只能将最有把握成就爱情的人排在前面，换句话说，按优胜劣汰的法则，把最优秀的人排在前面。
把我们几个人摆到一起来分析，才发现什么叫做势均力敌。
张大山，一米八八，校篮球队主力，形象酷肖当红明星郭凯敏，他一出场，必引起女生们群起呐喊，他对手方啦啦队女生群起倒戈。
李晓世，属于那种成熟稳重睿智型，形象气质有几分类似老牌明星王心刚，门门成绩超一流，到哪个圈子都能以其智慧成为众人中心，学校辩论赛没有他参加，等于缺了巴西队的世界杯赛。
王劳武，一米八十，平时话少，加上皮肤黝黑，特别显出一种酷来，此人虽一副硬汉形象，但性格却是实诚厚道温柔。心灵手巧，烧得一手好菜，还会电工等诸般手艺。其形象有类日本明星高仓健，故有绰号“杜丘”。
赵陆海，与王劳武正好形成对比，白净书生模样，气质优雅高贵，这与他成长环境相关，他家道殷实，是我们中头一号富翁。有钱而出手大方，使他朋友众多，一呼百应。此外，校园所有的文艺表演缺不了他的抒情男高音，人称“关贵敏第二”。
刘红旗，此君外祖母是俄罗斯人，这使他形象比较有特色，宽肩长腿，高鼻深目，长相竟然酷似南斯拉夫电影明星巴达日沃依诺维奇，所以他的绰号是“瓦尔特”，而且他还真学过一些“瓦尔特拳”，寻常人六七个拢不得边，有多次英雄救美纪录。
最后就是区区在下，袁小强，条件虽比那几位差点，也因精熟琴棋书画四艺而有“小唐伯虎”之美誉，况且是那个浪漫年代的一个校园诗社社长，并且在校园诗歌朗诵会上，被女生发现我的音色与配音演员童自荣几可乱真，又有了“小童自荣”的称号。
以郭凯敏王心刚杜丘关贵敏瓦尔特童自荣诸多明星组成的豪华阵容，放到现在的怀旧论坛，绝对稳居榜首，这样的精英，留住一个班花，理应十拿九稳。
剩下的只是由谁来留。
排座次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评委，却也都是选手。
一通不知所云的争论过后，李晓世慢悠悠开了口：“我们就是古时候那几个流落在鲁滨逊岛的难兄难弟，而星竹就是我们中间的张贞娘，看来，我们只好学鲁岛的古人们那样，抓阄了。”
张大山率先赞同，“这个传统其实一直流传到了现在，我妈妈单位有一张凤凰牌单车票，大家也是抓阄的。”
王劳武默默地就开始写纸条，做纸团。
李晓世慢悠悠地说：“谁抓中了，其他各位不但不能拆台，而且自动成为助攻队员，只有先留住星竹，你才能在主攻队员失利的时候上位，所以，我们目前这种情况，公心与私心是朝着一个方向的。”
赵陆海说：“晓哥不用提醒，哥们不会伤和气的。”
他们在讨论这些时，我有一会儿走神了，那时我正拿着慕容卫东的一封回信发呆，他在信中谢绝我假期去他店里打工的要求，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他。
我在大学期间，一直与慕容卫东保持着通信联系，他的信，我装订了厚厚的一叠，这可以说是他的一部创业史。
我在将入大学的时候，慕容卫东办了一个营业执照，开始了他的个体老板生涯。
他的创业史，我通过一封封信，差不多是同步地了解了。
最初，慕容是在花园街租了一个摊位，卖服装。那里原来有一个街心花园，后来被服装摊位环绕了，成为该市一个有名的服装小市场。
慕容卫东的创业就是从这里起步。
慕容卫东，这时已经改名——严格说是恢复原来的名字：慕容鸿卿。据说名字能影响到事业，他的一个据说是懂点风水测字之类的朋友给他一个建议，一下就说到他心坎之上，他其实早就想改名了。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孔夫子说的。”他在信中这么说，“人得应时而动，五十年代反右的那些人，六十年代造反的那些人，七十年代反潮流的那些人，都是在生存竞赛中反应比较快的人，都是踩到了时代的节律上的人，而往后看这几年，可能该轮着先做生意的这些人来弄弄潮头了。”
我有些不以为然。
在我看来，中国从文革中出来，追赶世界，首先得追科学，追知识，追文化——事实上，这似乎就是八十年代初社会的主旋律。我在信中告诉他——“你都不知道，一个大学中会有多少诗人和诗社，一个诗人能得到多少少女的芳心。”
“可是上层建筑是取决于经济基础的”他信中说。
“我心中的经济基础，就是工业啊农业啊，地里长出来的，手中做出来的，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东西，你做生意又创造了什么价值呢”我写信与他争辩。
“小农意识！”他按以往年代的争辩方式，先给我扣上一顶帽子。
我们几乎每封信都要争论，没完没了。
慕容鸿卿的生意，起步还是很艰辛的，他的服装都是南下从广州进货，最开始时，他请一个牛高马大的苦力，两个人一起，用最为原始的肩扛手提，将服装拿回来。他甚至连行李托运费都省下来，两个人左右各提着两个几乎是齐肩高的麻袋，里面满满的都是衣服，还得与铁路巡警捉迷藏，提着两只大麻袋飞窜，那功夫，赶得上电影《少林寺》中提水练功的和尚们。
每次虽然只进这么四大袋衣服，钱可并不少挣。改革开放伊始，这个内陆城市在生活消费上盯紧了沿海城市，赶潮跟风的劲头十足，对时尚表现出特殊的慷慨，所以慕容鸿卿所赚的可谓暴利，很快，他就掘得了第一桶金。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去进货也越来越频繁。
慕容在生意上的精明很快就显现出来，他的进的衣服样式，常常就是本市当年最流行的样式，那些没有进到流行样式的同行，首先就败在进货环节败给了他。渐渐别人就看着他的样式进货，但这样亦步亦趋，总是比他慢了半拍，而且有时明明是看着他的货进的，销量却总不如他，比如某种裤装，式样也是他那样，颜色也是他那样，他进的斜纹，别人进的直纹，结果又败下来。有同行便想与他一起去进货，情愿包下来去的食宿车费一应费用，还另付谢金，但他就是不肯。
我回信问：“那些人也是你的朋友了，为什么不帮帮他们？”
他回信说：“我能帮他们啊，他们若一时缺钱用，我无偿地借给他们，哪怕送给他们都行，我是宁可授人以鱼，也不授人以渔，生意场上，你把别人抬上去，就是把自己扯下来！”
我发现慕容在慢慢发生变化，或者说，在慢慢恢复他曾经失去的本来面目，我写信对他说：“你这资本家的后代，阶级本性真是不可改变！”
他回信说：“天之骄子，你在象牙塔里无忧无虑，等你以后踏入生活，你会明白的。”
我还真没觉得自己算得什么“天之骄子”，我也一直是苦着过来的，不过，现在处在一个意气风发的年龄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浪漫主义确实主导了我的生活，这不奇怪。我组织了一个诗社，每周都会与社员们去公园或者郊外赛诗，出油印的社刊。那时候，只要有女生向你索求一首诗，基本上表示她想做你的女朋友。
慕容的眼光也许是天生的，但他的勤奋在同行中也是特出的。他买了一辆雅马哈100摩托车——这相当于现在拥有一台大奔，间天都要去兴华路溜一溜，去偷师学艺。
兴华路是本市最繁华的路段，商铺云集，本市最高档的服装商店全在这里。按慕容的说法，“本市召开个体协会时，兴华路的老板坐第一排，花园街的摊主坐第二排，第三排以后，就是火车站一带的散兵游勇了。如果在外地进货时相遇，你可以看到，在饭店里，火车站的游鱼子上十人聚一桌，花园街的摊主们五六人开一桌，兴华路的老板，那是独自一人吃一桌。”
我说：爆发户就这德性，中国人物质太贫乏，所以爱炫富。
他针锋相对地说：你们这些天之骄子们，不愁吃穿，所以爱炫诗歌散文。这不是一样吗？
也许他有道理。
况且——他说，这也不仅只是一个炫富的事，这表明的是一个人的身份，什么样等级的身份，决定他做什么样档次的生意。那些单位与我们做业务时，你觉得他们愿意接受一个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车来的摊主，还是一个开摩托车来的老板？
这个我没法与他争辩。
慕容骑了他的雅马哈去兴华路时，总是戴着笨重的全盔。这时候本市对骑摩托车戴头盔还要求得不怎么严格，多数人是不戴头盔的，尤其是夏天，天气炎热，能戴一个夏天用的半盔就算很尊重交通规则的了，那种全盔在夏天是看不到的，顶多是冬天用来挡挡风寒。
慕容戴着冬用的全盔，是为了遮住他的本来面目，他在兴华路一家家店面溜过去，每到一个店面前，车子不熄火，叉腿在店门口，用眼睛扫瞄，或者说偷窥那些服装店中黄金货位处的服装。
我知道他很爱面子，“但是，即使戴着头盔，那些老板难道就认不出你这个同行吗？”
他说：“我选择的去溜的时候，一般多数老板是不在店里的，在店里的都是帮工，帮工不会在意我的——当然这也不等于说，我因此就应该不戴头盔大摇大摆地看。兴华路的服装老板与其他摊店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他们一般是不亲自卖衣的，店里卖衣的都是帮工，帮工再忙，老板即使在旁边，也很少帮忙，这又是一个身份问题。没有老板派头的老板，是会被同行笑话的。”
我说：“嗤！”——相当于现在说“切！”
慕容的目标就是：从花园街走向兴华路。
这个目标对他来说不难——我以为，如果说哪一天，他成为这个市最大的服装老板，我也不会吃惊的。
三年后，慕容真的走进了兴华路。
他开始在在花园街摆摊时，进的货都放在他那个并不大的住房里，非常拥挤，只能自己委屈一下自己。好在一人单身，有三尺床就足够。况且他每次进货也就是几大袋。每天早晨用三轮车拖出去，晚上收回来。后来随着进货的频繁，旧货未尽，新货又来，就感空间吃紧，有时也寄存在左邻右舍。只是他衣服卖得快，寄存时间不长，还给邻里一些好处，也勉强过得去。
进入兴华路后，老办法行不通了，却正好这时夏大龙也搬走，慕容便向符七娭毑租了我们曾经租住的那间房子作仓库。
他在走进兴华路之前，已经联系了市郊半农户中一些裁缝或会缝纫的妇女，进入兴华路后，他不再进成衣，而是进衣料，包给这些妇女去制衣，样式则由他来定。
他进入兴华路第一年，就出品了一款“云彩衫”，这是他借鉴了广州某衣的式样，自己稍作修改而成。这一款云彩衫，在本市轰然流行了一年。大叠的钞票也流进了他的腰包。
只一年，他就在兴华路站稳了脚跟。他的“鸿云时装店”扶摇而上，用他信中的话说，叫做“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而最终他把生意兴旺的原因，归结到因为租到了那间房子，那是卓婷婷离开世界的地方，正是卓婷婷的梦中寄言给他以启发，使他终于找到了最好的自己，他也确信，是卓婷婷保佑了他的生意。
我在大学期间，家里少有供给，我一直在外兼做一些家教，暑假将到的时候，我仍然打算象以前那样去打工，我给慕容写了一封信，表示想去他店中做一个假期的帮工。
凭我与慕容的关系，我以为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没料到慕容很痛快地拒绝了。这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来信告诉我，他请的帮工都是乡下的小姑娘，老实听话，价钱也低，象我这样的大学生，给多了他不乐意，给少了我不乐意。再说，他对帮工要求是很严苛的，帮工犯了错，挨骂扣钱是家常便饭，而他与我的关系，碍于面子，又做不出来。
我一看这个自以为十拿九稳的事情泡了汤，心里不得劲，忍不住去信好好“教育”他一番，告诉他，不要以为有几个钱了不起，人家乡下姑娘讨生活不容易，凡事应留地步，没有帮工的辛苦，他怎么挣钱等等等等。
结果他回的信，也把我狠狠教育了一番，他说我读个大学把脑子读乱了，思维没有逻辑性，把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命题给搅在一起乱缠。有钱又是靠自己挣得，当然是了不起的，难道非得贫穷才了不起？乡下姑娘讨生活难，我难道容易？大家都是出来混，都难。凡事留地步是不错，对帮工严苛一些，远远谈不上把事做绝了。帮工给我挣钱，这个说法反了，应该说，没有我给帮工机会，他们哪有钱挣，我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总之，我有一句过去，他有十句在那里等着。
现在，我就拿着慕容的信，想着假期又该到哪里去寻点活干。我从小学毕业起，就没有假期，对我来说，假期就是打工的日子。
那几位在抓阄，我独自出神，直到王劳武伸一只手掌到我面前，我才惊一下回到现实，他掌中放着最后一个纸团。
我现在真没这个心情，叹了一口气，说：“假期打工计划暂时告吹，我也弃权算了，我现在只想把书读好，早点奔个好前程，恋爱得花钱，玩不起啊。”
张大山说：“我们这是全民公投，你个人弃权就不公平了，服从大局吧。”
王劳武说：“小强，反正就剩这一个了，要也是你的，不要也是你的。”
我苦笑一下，说：“这象绑架了，我都成了鲁滨逊岛上的唐三藏了”
李晓世说：“小强，你还不一定抽得到呢”
我只好拿起这个纸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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