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八百一十五节 向贫富分化说不（1）
从1894年到1900年，中国经济增长了一倍，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
但经济中积累的问题也非常多，尽管还没有步入衰退，但国际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中国经济开始震荡，这些问题就开始爆发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
五六年间，经济总量增长了一倍，人均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八十，数据看似不错，但人均这个词汇太具有欺骗性。
事实上，除了增加了两千多万城市中产之外，最广大的底层民众，尤其是乡村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只局限于谋生，生活水平跟十年前，甚至跟满勤时期相比，都没有明显的提高。
这跟日本类似，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经济总量增加了六成，人均收入增长了四成，农民卖儿卖女的情况反而比幕府时代更多了。
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民众，受益者除了少部分中产之外，经济增长的收益全都被资本家拿走了，成为了工商业原始积累。
客观来说，这是自然的经济规律，甚至可以说就是自然规律。西方人马太总结出来强者恒强的规律，被称之为马太效应。中国人更早知道这个道理，老子说“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这些年，朱敬伦的执政过程，始终都没有干涉经济自由，让民间自己博弈，这种博弈的过程，自然会出现优胜劣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现象。
这公平吗？不同的世界观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或许很穷，但他接受能力强的人分的多的道理，认为别人挣钱多是人家本事大。有些人也许很富，但却为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而忧虑。更多的则是穷人对自己收入不满，富人则觉得理所应当。贫富越是分化，这种理解的分歧就越大，社会矛盾就越大。
这些年来，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一个方法是继续维持低效率的乡村共同体，不对农业征收税收，将更多的资源留在乡下，维持乡村社会运转，得到的结果是乡村保证了最广大人群的生存，并在社会危机期间，能够承受更多的城市人群返乡；另一个方法是，宣传和鼓励移民。脆弱的乡村自然经济，尽管有亲戚、同乡等关系构成的传统保障体系，但是自然经济的特点就是低效率，仅仅能够为生，不可能有太多继续，抗风险的能力太差，每时每刻都有一些人，一些家庭遭遇变故之后破产。政府给这些人的出路是资助他们移民。
这两个方法很好的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活在英美体系中，在商业社会里，这种矛盾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历史上最接近解决这种矛盾的，是北欧等的福利社会，二战后推广到了德国和瑞士。
中国可以搞高福利制度吗？
这是一个专家学者争吵不休，讨论不完的话题。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搞不成，至少在发展阶段搞不成。理由很多，案例很详实。因为有的国家曾经搞过，失败了。
瑞典可以搞，瑞士可以搞，因为人家站在产业链的顶端，国民经济以高附加值为主。
澳大利亚可以搞，新西兰可以搞，阿拉柏国家可以搞，因为人家人口少，地大物博，光靠变卖矿产资源就能让国民维持高福利。
看起来中国一条都不具备。硬性推广的话，只会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拉美化，比如阿根廷那样，经济长期徘徊在中端，即上不去，也下不来，不温不火，十分僵化。
这些都很有道理，也可能变成现实。
但出于人情考虑，中国人就活该受穷吗，中国人就永远也无法享有富裕安康的生活吗。
从科学角度出发，也许是这样，因为本国的物质资源有限，平均下来，在任何一项中，可能都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所以中国就应该坚持自由经济模式，让社会，让民众自由博弈，让更有能力，又有效率的人占有更多的资源，从而让整个国家都更有效率。
但任何社会都不是纯粹以自然科学原理运行的，组成社会的是人，是有感情的人，而不是死的资源，工业和机器，人是会思考的，他们是能感受到不公的，他们可以接受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一部分自身利益，但用国家整体效率说服大家接受财富分配的不公，似乎只能让人感到那是富裕阶层的借口。
不止老百姓，就是朱敬伦，对这种各种专家提出的理论都异常的反感，这和农业时代，和士大夫向全民强势灌输的理念又有什么不同，士大夫可以让商人接受商贾是贱业的逻辑，让商人自己都鄙视自己。那么在工商业时代，掌握话语权的强势工商业阶层的观念，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社会真的需要为了效率而无休止的牺牲公民权益，为了效率，而让强者恒强，让弱者被淘汰吗？
从感情上，朱敬伦不接受这些。从理性上，他也不接受这些。
因为他知道，那些在社会博弈中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傀儡，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惧，他们会抗争，会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力。
所以无论从感情上出发，还是从理性上出发，朱敬伦都知道，这个国家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无数次他想到夜读管子那一夜，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精英说，“以法治国，必先富民，富而易治，民富则安”，这种富民思想，不管是出于美好的愿望，还是出于富民易治的逻辑，朱敬伦都打算试一试。
但他心中压力很大，因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索，依法治国是这些年来他坚持的，法治思想从小学就开始教育，在教育发达的南方地区，已经渐渐成为了共识，但法律的尊严，更多的还是靠强权来维护，而不是出自所有人的自觉。
因为法律没有让所有人都感觉到是保护他们的，基于私有产权的法律，更多保护的，还是那些富人。
朱敬伦不求全责备，并不打算施行人人平均财富的政策，但他想让最底层的，最弱势的群体，得到他们可以在社会自然博弈中更多的收获，这总是无可厚非的吧。
他知道政治对经济的干预，肯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效率肯定会降低的。
这点心理准备他有，他是可以接受牺牲一定效率的结果的，甚至在朱敬伦心中，他并不认为一味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改革开放，我们高速发展了三十年，那又如何？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官民矛盾更加严重。高速增长了三十年，尽管所有人都受益了，但大多数人的抱怨增多了，是他们不知满足吗？是他们感受到了不公！
日本高速增长了三十年，日本人富裕了，台湾高速增长了三十年，台湾人富裕了，韩国高速增长了三十年，韩国人富裕了，新加坡高速增长了三十年，新加坡人富裕了，中国高速增长了三十年，中国成了世界上赋税最高的国家。
增长的成果哪里去了？老百姓没有看到。增长成就了跨国公司的利润，增长成就了少数寡头的财富，增长成就了国家的税收，增长成就了官员的贪腐。
从大明时代起，朱敬伦就对贪腐问题最为关注，可以说始终执行的是严刑峻法，贪腐问题并不算严重。也并不热衷于吸引外资，所以增长也没有变成跨国公司的利润。可是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的巨大变革，带来的财富重新分配，和工业革命创造的爆炸性财富，还是早就了一大批富豪。国家税收也大幅度提升。
在一个良性运作的社会中，税收是必不可少的，高福利国家的税收也高，税收反而是一种调节财富分配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没人会对高税收有意见。
富豪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没出现西方式的血淋淋的程度，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但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是到了重新建立财富分配方式的时候了。
完全平均他不考虑，完全公平也不可能做到，但至少他认为，中国可以比英国人，比美国人更公平一些。
至于重新分配的方法朱敬伦也有，北欧式的的高税收高福利可以搞，美国式的针对不同人群的税收调整也可以搞。
唯一担心的是专家们威胁社会的效率问题，是北欧搞高福利时代先后出现的一些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旦社会底层的民众，在不需要辛勤工作也可以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又没有强烈的发展愿望，或者看不到让他们努力工作的收获的话，他们会失去动力，人就变得懒散。
西方经济学家，将此称之为高福利的负效应，北欧曾经出现过。最典型的是荷兰问题，荷兰在开发了北海油田之后，结果工业大幅缩减，因为人都不愿意去工作了，都在吃油田的福利，造成了去工业化，经济学上将这种现象后来称之为荷兰病。
后来的中东油霸国家，也遇到了这种问题，而他们一直都没有解决，除了石油，几乎发展不出任何产业。
如何避免这种问题，朱敬伦想到了一个学者曾经告诉他的现象。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但经济中积累的问题也非常多，尽管还没有步入衰退，但国际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中国经济开始震荡，这些问题就开始爆发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
五六年间，经济总量增长了一倍，人均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八十，数据看似不错，但人均这个词汇太具有欺骗性。
事实上，除了增加了两千多万城市中产之外，最广大的底层民众，尤其是乡村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只局限于谋生，生活水平跟十年前，甚至跟满勤时期相比，都没有明显的提高。
这跟日本类似，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经济总量增加了六成，人均收入增长了四成，农民卖儿卖女的情况反而比幕府时代更多了。
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民众，受益者除了少部分中产之外，经济增长的收益全都被资本家拿走了，成为了工商业原始积累。
客观来说，这是自然的经济规律，甚至可以说就是自然规律。西方人马太总结出来强者恒强的规律，被称之为马太效应。中国人更早知道这个道理，老子说“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这些年，朱敬伦的执政过程，始终都没有干涉经济自由，让民间自己博弈，这种博弈的过程，自然会出现优胜劣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现象。
这公平吗？不同的世界观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或许很穷，但他接受能力强的人分的多的道理，认为别人挣钱多是人家本事大。有些人也许很富，但却为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而忧虑。更多的则是穷人对自己收入不满，富人则觉得理所应当。贫富越是分化，这种理解的分歧就越大，社会矛盾就越大。
这些年来，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一个方法是继续维持低效率的乡村共同体，不对农业征收税收，将更多的资源留在乡下，维持乡村社会运转，得到的结果是乡村保证了最广大人群的生存，并在社会危机期间，能够承受更多的城市人群返乡；另一个方法是，宣传和鼓励移民。脆弱的乡村自然经济，尽管有亲戚、同乡等关系构成的传统保障体系，但是自然经济的特点就是低效率，仅仅能够为生，不可能有太多继续，抗风险的能力太差，每时每刻都有一些人，一些家庭遭遇变故之后破产。政府给这些人的出路是资助他们移民。
这两个方法很好的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活在英美体系中，在商业社会里，这种矛盾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历史上最接近解决这种矛盾的，是北欧等的福利社会，二战后推广到了德国和瑞士。
中国可以搞高福利制度吗？
这是一个专家学者争吵不休，讨论不完的话题。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搞不成，至少在发展阶段搞不成。理由很多，案例很详实。因为有的国家曾经搞过，失败了。
瑞典可以搞，瑞士可以搞，因为人家站在产业链的顶端，国民经济以高附加值为主。
澳大利亚可以搞，新西兰可以搞，阿拉柏国家可以搞，因为人家人口少，地大物博，光靠变卖矿产资源就能让国民维持高福利。
看起来中国一条都不具备。硬性推广的话，只会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拉美化，比如阿根廷那样，经济长期徘徊在中端，即上不去，也下不来，不温不火，十分僵化。
这些都很有道理，也可能变成现实。
但出于人情考虑，中国人就活该受穷吗，中国人就永远也无法享有富裕安康的生活吗。
从科学角度出发，也许是这样，因为本国的物质资源有限，平均下来，在任何一项中，可能都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所以中国就应该坚持自由经济模式，让社会，让民众自由博弈，让更有能力，又有效率的人占有更多的资源，从而让整个国家都更有效率。
但任何社会都不是纯粹以自然科学原理运行的，组成社会的是人，是有感情的人，而不是死的资源，工业和机器，人是会思考的，他们是能感受到不公的，他们可以接受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一部分自身利益，但用国家整体效率说服大家接受财富分配的不公，似乎只能让人感到那是富裕阶层的借口。
不止老百姓，就是朱敬伦，对这种各种专家提出的理论都异常的反感，这和农业时代，和士大夫向全民强势灌输的理念又有什么不同，士大夫可以让商人接受商贾是贱业的逻辑，让商人自己都鄙视自己。那么在工商业时代，掌握话语权的强势工商业阶层的观念，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社会真的需要为了效率而无休止的牺牲公民权益，为了效率，而让强者恒强，让弱者被淘汰吗？
从感情上，朱敬伦不接受这些。从理性上，他也不接受这些。
因为他知道，那些在社会博弈中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傀儡，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惧，他们会抗争，会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力。
所以无论从感情上出发，还是从理性上出发，朱敬伦都知道，这个国家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无数次他想到夜读管子那一夜，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精英说，“以法治国，必先富民，富而易治，民富则安”，这种富民思想，不管是出于美好的愿望，还是出于富民易治的逻辑，朱敬伦都打算试一试。
但他心中压力很大，因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索，依法治国是这些年来他坚持的，法治思想从小学就开始教育，在教育发达的南方地区，已经渐渐成为了共识，但法律的尊严，更多的还是靠强权来维护，而不是出自所有人的自觉。
因为法律没有让所有人都感觉到是保护他们的，基于私有产权的法律，更多保护的，还是那些富人。
朱敬伦不求全责备，并不打算施行人人平均财富的政策，但他想让最底层的，最弱势的群体，得到他们可以在社会自然博弈中更多的收获，这总是无可厚非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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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速增长了三十年，日本人富裕了，台湾高速增长了三十年，台湾人富裕了，韩国高速增长了三十年，韩国人富裕了，新加坡高速增长了三十年，新加坡人富裕了，中国高速增长了三十年，中国成了世界上赋税最高的国家。
增长的成果哪里去了？老百姓没有看到。增长成就了跨国公司的利润，增长成就了少数寡头的财富，增长成就了国家的税收，增长成就了官员的贪腐。
从大明时代起，朱敬伦就对贪腐问题最为关注，可以说始终执行的是严刑峻法，贪腐问题并不算严重。也并不热衷于吸引外资，所以增长也没有变成跨国公司的利润。可是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的巨大变革，带来的财富重新分配，和工业革命创造的爆炸性财富，还是早就了一大批富豪。国家税收也大幅度提升。
在一个良性运作的社会中，税收是必不可少的，高福利国家的税收也高，税收反而是一种调节财富分配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没人会对高税收有意见。
富豪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没出现西方式的血淋淋的程度，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但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是到了重新建立财富分配方式的时候了。
完全平均他不考虑，完全公平也不可能做到，但至少他认为，中国可以比英国人，比美国人更公平一些。
至于重新分配的方法朱敬伦也有，北欧式的的高税收高福利可以搞，美国式的针对不同人群的税收调整也可以搞。
唯一担心的是专家们威胁社会的效率问题，是北欧搞高福利时代先后出现的一些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旦社会底层的民众，在不需要辛勤工作也可以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又没有强烈的发展愿望，或者看不到让他们努力工作的收获的话，他们会失去动力，人就变得懒散。
西方经济学家，将此称之为高福利的负效应，北欧曾经出现过。最典型的是荷兰问题，荷兰在开发了北海油田之后，结果工业大幅缩减，因为人都不愿意去工作了，都在吃油田的福利，造成了去工业化，经济学上将这种现象后来称之为荷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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