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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九十一章

  宋仁宗至和元年,韩琦知并州已经一年有余。这一年,在韩琦亲自主持下,并州的孔庙和学府被整修c扩建一新。

  这是韩琦出任地方大员后,在任所修建的第二座学府了,它充分体现了韩琦对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视。

  相比于定州没有州学,并州的州学虽然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供奉至圣先师的庙宇和州学现有的规模,却都让人感觉到了一种颓败和凄凉。

  并州州学设在城东南隅,这里原本是祭祀孔老夫子的庙宇。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太宗皇帝平定北汉,毁掉太原旧城,把州治迁到榆次,过了三年,又因为榆次地处并非要地,于是再迁到唐明(汾河东岸唐明镇),筑新城,就是今天的并州。当时战乱之后,并没有人意识到并州这一代都会之所,异日终为帝国一道(道,宋时行政区域名称)之根本,加上太宗皇帝发泄对北汉百姓的不满,规定并州城从官府衙门到城隍庙府c街道c门户,一切都要从简,夫子庙更是没人重视,堂皇大圣先师的庙宇仅有一处祠所。

  宋仁宗景祐二年,李若谷以枢密直学士知并州,把孔庙兴建成了州学,这即是并州州学的初始。

  宋仁宗庆历二年,龙图阁直学士明镐出知并州,又在州学大殿旁边建了一座祭祀孔子的礼堂,使并州的孔庙和州学总算有了一点模样。然而,随着并州就学生员的增加,州学地方不够用,不得不将供奉孔子和他一众弟子图像的殿阁腾出来,做为学生们的宿舍,以致春秋二时,举办祭祀大典时只能一半儿人站在礼堂内,一半儿人站在礼堂外,不伦不类,大失伦常大典的庄严。

  韩琦知并州后,首先奏请朝廷委任州学教授,以专职教学,又趁并州岁时丰稔,派人到山东曲阜考实孔子仪像c冠服,并买下并州孔庙外百姓土地,对孔庙进行了一体化扩建:“彻其旧而一新之,然后广殿耽然而雄,仪容俨然而尊,颜氏以降诸弟子,孟氏以降诸大儒,或象而侍c或图而列,次序于堂庑之间,焕然大备。”又将孔庙附近戍兵兵营改建成州学:“南书楼c北讲堂,东c西斋舍”,使孔庙和州学不再共用一门。并州州学从此大具规模。

  韩琦为此亲作《并州新修庙学记》:三才各有主:四时大运主于天;万物大生主于地;人伦大化主于夫子。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虽终天地而不变也。凡为人君c为人臣c为人子者,能勉而其吾夫子之主,则其国治焉c其家保焉c其身安焉。夫精艺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则不得施其本。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今学兴矣,处吾学者,其务外勤于艺而内志于道,一旦由兹而仕也,则以其道为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谓之达其本。

  韩琦并应学生们之邀,为孟子(孟轲)c荀子(荀况)c杨子(西汉杨雄)c文中子(隋末大儒王通)c文公(唐韩愈)作“五贤赞”。

  韩琦在“五贤赞”序文中说:

  余既新夫子之宫,乃绘诸弟子及左氏而下释经诸儒于东c西序,又图孟c荀c杨c王c韩五贤于书楼之北壁,遣人自国庠得前人所撰孔子弟子暨释经诸儒之赞,署于其侧,独五贤者无赞焉。诸生欲其速备也,亟请鄙文以补之。余惜其缺,诺焉而不敢让,既而叹曰:夫五贤者,圣人之亚c学者之师,诸生姑欲速一时之备,使余不暇求当文者为之辞,而辄易言之,世且讥我c诸生岂爱我哉?虽然,孔c孟之道c尧c舜之德,而途巷之人,亦能称诵之,同推其善而已矣,知我者宜恕焉。

  果然是十年风水轮流转。

  宋仁宗至和元年,也就是韩琦这批庆历新政大员离开京城权力中枢十年之后,宅心仁厚的宋仁宗,终于再次对这批宿旧大臣流露出了怀念之情。

  事情的起因,源之于欧阳修丁母忧后对仁宗皇帝的觐见。

  当年庆历新政失败,欧阳修是新政大员中最早被仁宗皇帝“请出”京城的一个:先是去考察麟州弃留,接着出任河北转运使。后来,因为杜衍c范仲淹c富弼c韩琦等人相继被罢,欧阳修不顾越职言事之嫌,慨然上书,为这几个人及庆历新政铮辩,因为书中有“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几句话,结果欧阳修更是成了政敌们的眼中钉c肉中刺,必欲彻底将这位放言无忌大嘴打倒而后快,于是罗织各种不实之辞,诬欧阳修和外甥女张氏有暧昧关系,终使欧阳修左迁知制诰,知滁州。此后欧阳修漂泊在外,历任知扬州c颖州,后来,朝廷恢复欧阳修学士之位,留守南京。也就是在南京任上,欧阳修丁母忧去职。当三年守孝期满的欧阳修再见到仁宗皇帝时,这位耿直忠正的大臣,离开京城已经整整十年。

  十年光阴催人老。当年离京时意气风发c正当壮年的欧阳修,如今再见面已是满头花发。

  宋仁宗看见已经明显苍老的欧阳修,不知是不是还记得自己当年曾经对这位风骨鲠直的大臣,有过“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的”的赞赏?但仁宗皇帝面对这位满头花发的宿旧大臣,内心深处一定是顿生出了恻然c愧疚之意。

  宋仁宗对欧阳修表现出了少有的怜爱,他问欧阳修在外已经几年,今年多大岁数等等,命欧阳修判吏部流内铨,做京官,不必再在外面风雨漂泊。

  “判吏部流内铨”,其职责是磨堪幕府州县官员的功过,引对黜陟。这个职务并不是十分的显赫,但以欧阳修过去曾颇受仁宗皇帝宠信的经历看,这实际上是欧阳修东山再起的一个台阶。

  欧阳修留在京城,这就又让朝中一些私欲膨胀c及问心有愧者颇为忌惮,担心自己说不定哪天稍有不慎,就有什么把柄落到这位言辞尖刻c不讲情面c嘴大又骨头硬的人手里,让他一纸奏书给断送自己的锦绣前程,因此,这些人视欧阳修为眼中钉,必欲拔去而后快,又开始玩弄阴谋诡计,伪造了一封欧阳修请求仁宗皇帝清除宫中一些依仗皇恩c谋取私利宦官的奏书。这一下自然引起宦官们的极大不满。而对此懵然无知的欧阳修,终于在小人们的暗箭之下,屁股还没在判流内铨位子上坐热,便被一纸诏命出知同州。不过,在知谏院范镇仗义执言下,仁宗皇帝又改任欧阳修一个闲职:去修撰《唐书》。

  仁宗皇帝对宿旧大臣的怀念,并不止是欧阳修一个人。

  在这些人中,最让仁宗皇帝怀念的,是已故去十年之久的老宰相吕夷简。当年吕夷简死后,仁宗皇帝很想推恩老宰相的后人,得知吕夷简的儿子吕公弼颇有才干,便将吕公弼的名字记在了殿柱上。吕公弼从赐进士出身一步步积迁直史馆c河北转运使c都转运使c加龙图阁直学士,从知瀛州调任权开封府。吕公弼每次朝见仁宗,奏事退朝时,仁宗皇帝都会目送吕公弼走出宫门,并时时对身边的人感叹:公弼特别象他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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