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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台湾自然资源与本身经济发展需要、人口状况相比,台湾本岛的自然资源又是有限的。战后台湾人口的迅速增加已使台湾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据统计:台湾是我国人口密度较大的省份之一。1947年台湾省总人口为624万多人。到1950年增加到790万人。1952年又增加到846万人。台湾人口在1949年后急剧增加,主要是随蒋介石撤退来台的近200万军政人员及家属。这些人的到来,对于遭到生产破坏、物资奇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台湾经济来说,无疑使人口包袱更加沉重。

  大凡战乱时期远走他乡的人,都将金银细软带在身边。因此,台湾人口的骤增,又导致了游资充斥,游资充斥又使地下钱庄应运而生,仅台北一地,就有几百家地下钱庄。当时台湾用的是旧台币,但不可避免与金圆券有往来汇兑的情形,大陆金圆券发生动摇,台湾的金融物价也受到严重影响。加之台湾军队骤增,军费只能靠超量印发钞票来应付,故此台湾又重蹈大陆通货膨胀的覆辙,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外jiāo”方面,台湾已是四面楚歌,孤立无援。世界一般舆论都认为台湾当局在台苟延残喘的时日,已屈指可数。“撤退来台的外国使节,寥若晨星。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李元平:《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第14页,台湾中国出版公司1978年5月版。。在美国抛出“弃蒋”政策后,“自由世界”的核心国之一英国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后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跟进,相继同新中国建jiāo。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阿尔巴尼亚,以及蒙古、越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于1949年10月3日起,相继同新中国建jiāo。《蒋总统的一生》的作者吴一舟哀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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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雨yù来风满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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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外国使馆人员及侨民均已离开台湾,认为台湾沦陷的命运,已无可挽救。”

  就全盘形势而言,1949年末至1950年初的台湾,用“山雨yù来风满楼”来形容最为恰当,随蒋氏父子撤退来台的江南先生后来在《蒋经国传》中谈及此时台湾局势说:

  “很多过来人,甚至30年后,回首前瞻,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

  此际台湾的出路在哪里?众叛亲离、身处四面楚歌的蒋氏父子将会抛出什么法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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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重登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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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是一个权力yù极强的人。他在每次下野之后,都宣称远离政治核心,然而实则始终在暗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直至他重新登上权力巅峰。这次下野后,蒋介石又宣称他的“政治责任已经解除”,但他仍抓住guó mín dǎng总裁的招牌不放,加之他在军队中的势力与多年的影响,虽名不在,实则仍是“无形总统”。与蒋有20年恩怨、迫他下野的李宗仁,对蒋的做法愤愤然,致使李宗仁登场后,蒋、李矛盾未见冰释,反而更加激化,争斗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二人的分道扬镳。蒋、李之间在蒋下野后的争斗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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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对手斗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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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是一个权力yù极强的人。他在每次下野之后,都宣称远离政治核心,然而实则始终在暗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直至他重新登上权力巅峰。这次下野后,蒋介石又宣称他的“政治责任已经解除”,但他仍抓住guó mín dǎng总裁的招牌不放,加之他在军队中的势力与多年的影响,虽名不在,实则仍是“无形总统”。与蒋有20年恩怨、迫他下野的李宗仁,对蒋的做法愤愤然,致使李宗仁登场后,蒋、李矛盾未见冰释,反而更加激化,争斗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二人的分道扬镳。蒋、李之间在蒋下野后的争斗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

  第一回合:围绕江防之争。淮海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师南下,饮马于长江北岸。刚刚踏上代总统宝座的李宗仁,于慌乱之中召集guó mín dǎng军政要员,研究长江防御作战计划。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会上,国防部作战厅长蔡文治根据李宗仁的意图提出江防计划。蔡认为:要阻止解放军过江,必须将guó mín dǎng主力沿长江上下游延伸,江yīn以下江面辽阔,不易强渡,可不必用重兵防守。因此,可将汤恩伯主力部队部署在南京附近。据李宗仁回忆,出席会议的何应钦与顾祝同均同意此项计划。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却不以为然。声言这一方案有违总裁意旨。他根据蒋介石密令提出:将江防主力集中江yīn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应付。简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毫不客气地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因此他认为汤的计划实属“自杀政策”。汤则反唇相讥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蔡又说:“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汤至此暴怒,顿然把桌子一拍,对蔡大声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qiāng毙你再说。”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李宗仁拿汤也没办法,本想撤换他,但他是蒋的嫡系,手握重兵,何应钦、顾祝同都不敢惹他,李也只好眼睁睁地看他胡来。正是由于guó mín dǎng江防部署存在着上述致命弱点,因而人民解放军迅速突破长江天堑,3天便占领总统府所在地南京。从江防之争的结果看,是蒋介石占了上风。

  第二回合:围绕和谈之争。尽管蒋介石与李宗仁都曾主张和谈,但在和谈的态度与目的上,两人却有本质的差异。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求和文告,是被逼所致。在蒋氏字典中,从来没有“和平”二字,对中共没有和平诚意,他的真实目的,是利用和谈争取再战时间,最终与中共决一死战。在他引退之后,仍对和谈进行幕后cāo纵,拆李宗仁的台。他当时为和谈定下的基调是:

  (1)“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guó mín dǎng领导”;(2)“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发言地位”;(3)关于军队整编问题,确定双方比例,“自行整编”。

  李宗仁与蒋介石不同。他能按着美国的意图办事,并不一定要同中共作战到底。李之所以主和,意图有二:

  其一,乘机同中共讨价还价,以达到“划江而治”,保住guó mín dǎng半壁江山和guó mín dǎng的残部。

  其二,以和倒蒋。

  为了使上述意图得以实现,李宗仁上台之后,的确表现出对和谈的积极xìng。上台当日,在他就任代总统的文告中称:“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表示愿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并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人共同协助。

  1月24日,李宗仁令行政院长孙科实行七项和平措施,具体内容为:

  (1)将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2)取消全国戒严令;

  (3)裁撤“戡乱建国总队”;

  (4)释放政治犯;

  (5)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封闭的报纸杂志;

  (6)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

  (7)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4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很显然,李宗仁并没有按照蒋介石所定和谈基调办事。1月27日,李宗仁致电máo zé dōng称:

  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并希望中共尽快决定谈判地点。

  李宗仁此举并未提jiāoguó mín dǎng中央委员和政治委员联席会议讨论,他之所以绕过蒋介石总裁的guó mín dǎng中央委员会,是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可是李的这一贸然之举反倒给蒋介石幕后cāo纵以口实。就在李电发出不久,溪口就有长途电话与行政院长孙科接触。几天后,孙科以南京已在解放军大pàoshè程之内、办公不安全为由,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至此guó mín dǎng政府形成一国三公的分裂局面:幕后cāo纵的蒋介石、受蒋介石指挥的孙科、有名无权的代总统李宗仁。与此同时,蒋还攻击李宗仁“以毛之八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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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对手斗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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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尽快达到停战目的,李宗仁毅然于2月14日甩开行政院,派出颜惠庆、章士钊等4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飞北平试探国共和谈的可能xìng。4月1日,李又正式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谈判代表团,抵北平正式与中共谈判。7日,李宗仁再电máo zé dōng称:

  “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

  和谈进行过程中,中共要朱蕴山带信给李宗仁,无论谈判协定达成与否,人民解放军都要过江。蒋介石获知此一讯息后,令guó mín dǎng中常会拟定了五项和谈原则:

  (1)“和谈开始时,双方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产党”;

  (2)政府所定“外jiāo政策,应予维持”;

  (3)“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依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与生命财产;

  (4)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

  (5)“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列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汇编》第2辑第593594页。

  蒋还要张群传话给李宗仁:

  “只要彼能站稳本党立场,认清国家民族利益,共同对共,则无率和战,必全力予以支持。”《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汇编》第2辑第594页。

  李宗仁在此情形下进退维谷。当黄绍、屈武带回中共代表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李宗仁对修正案不敢做主,一面立即送溪口请蒋介石过目,一面召集桂系将领开会商讨。白崇禧埋怨代表团没有坚持基本立场,他低估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兵力,高估了guó mín dǎng残部的力量,幻想江南蒋介石嫡系部队可能同广西部队合作,以保长江万无一失。所以他说:“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接受和谈,等于无条件投降。”黄绍则说:如果德公同意签署这一协定,则将来可选为联合政府的副主席,即广西部队亦因此得到安全的保障。这些条件对我们十分有利,也是非常宽大的。李宗仁听到这里chā口说:

  “我对个人问题无所谓,而唯有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我是为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那就应该去职,以谢国人。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应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前途为重。”《李宗仁先生晚年》第76页。

  会议争论不休,终无结果。

  蒋介石于4月17日阅毕黄绍携回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在当日日记中写道:

  “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24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99页。

  蒋介石一面骂黄绍接受转达“无耻之极”,一面提出“速提对案jiāo共党”,“拒绝其条件”。并要李宗仁按guó mín dǎng中常会所定和谈五项原则办事。

  在此关键时刻,李宗仁棋错一步,采纳了蒋介石与白崇禧的建议,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终于导致了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对蒋介石而言,他有台湾作退路,可以不要和平。但对李宗仁而言,他如果不与中共和平相处,共同建国,就必然在蒋介石的种种掣肘中宣告失败,而且无立足之地。后来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纵观蒋、李争斗的第二个回合,最终又以蒋胜而告终。

  第三回合:围绕蒋介石出国之争。从两次争斗的失利中,李宗仁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蒋介石一日不去,他就不会有丝一毫的作为。为了摆脱失利的困境,并从蒋手中夺回应有的权力,李决定要不惜一切逼蒋出国。李的这一想法正好与力主和谈的张治中的看法不谋而合。

  张治中是桂系首领白崇禧的同学,两人关系很融洽,与李宗仁关系甚好,又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他虽在和谈问题上得罪了蒋介石,但他毕竟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关系。李宗仁上台后,他深感李的地位很虚弱,和谈前途诸多险阻,对李的处境表示同情。当他2月份应李宗仁之邀入京时,曾因多次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接触,谈及蒋、李关系时,二人均感蒋介石在溪口cāo纵一切,实为南京和谈的障碍。张建议司徒雷登对蒋施加影响,劝蒋出国。司徒雷登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反劝张以其个人同蒋的关系,劝蒋出国。时逢guó mín dǎng元老吴铁城抵京,他与上述两人看法一致,遂与李宗仁jiāo换意见。李宗仁便派张治中、吴铁城前去溪口劝蒋出国。与此同时,李一面请求美国助他阻蒋“干政”,一面亲自写信给蒋介石,声称如蒋不停止干预,他将“决心引退,以谢国人”。当时南京《救国日报》还刊出了“蒋不出国救国无望”的新闻,从而挑起了逼蒋出国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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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对手斗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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