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章 新的使命
隐隐的一阵鸡叫声,从邵家洼方向传来,传进潮湿幽暗的地窖里,已到拂晓时分了。从半夜就刮起的东北风,仍在施展着它的无穷威力。地窖里也时有“嗖嗖”“沙沙”的声响,那是掠过地窖顶子的风鸣之声,以往偶尔听到的蟋蟀的鸣叫,已经完全没有了。那盏开始时间若明若暗的豆油灯,燃尽了原本就少的可怜的豆油,早就熄灭了。虽已拂晓,地窖里仍是黑咕隆咚地,就像传说里的冥界一般。
这一夜,陆风和李全忠谁也没睡,谁也没想睡。坐一会儿,卧一会儿,脚冷了揪过被子盖盖,手冷了两手搓一搓。熬干了那盏豆油灯后,本是该睡的,可陆风的如泣如诉的回忆,他那二十几年的苦难辛酸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俩睡意全无,就一直这样坐卧着,在讲述在聆听。这时天已经全亮了,陆风站起来,伸了伸两臂又蹬了蹬有些麻木的双腿。他说,自当兵的那天起,自己就想着报仇,可是旧仇未报又添新仇。这就是说,家仇是和国恨联系着的,抛开国恨,只想着单枪匹马报自己的家仇,是不行的。这不是一名革命战士的责任和义务,也不是一个员应该具有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气节和胸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日本鬼子一定会被消灭,会被赶出国门的,并且不会太久了。到那时,国恨家仇都报了,没有人再敢欺负我们了。为了这个胜利的到来,我们还应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把工作做好,把群众发动好组织好。让群众觉悟起来积极起来,共同抗战。全忠也站起来说:“好,你说的太好了,说的我心里热乎乎的,有一句我感觉很深奥也很新鲜,直接说到我心坎里去了。”陆风问是哪一句,是不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全忠说:“对对,就是这句。”
也不知是王国峻的膏药果然神奇,还是吉人自有天相,人们更愿意相信二者兼而有之。陆风的伤竟然奇迹般地好了。
一位战士牵了两匹马在地窖的外面停下了。从地窖里走出了早已换上军装的陆风和随后的李全忠。陆风表情平静严肃,明明走出了地窖可又禁不住地回转身站到了地窖的门口,在努力地向里张望和搜索着,好像是漏下了弥足珍贵的物件,要把它找到。站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走到马前,向全忠伸出已清瘦了许多的手。全忠也没有往日那许多话,他是知道的,这一天这一刻是要到来的,也用不着说什么和表示什么了。当陆风的手伸过来时,他也急巴巴地伸出了手,握住了陆风微微颤抖的手,各自以相互对视代替了千言万语,代替了他们的相互祝愿和依依惜别。
部队还在益都境内,陆风一归队,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部队正在抓住反扫荡告一段落的时机,进行休整。
一九四四年春,陆风随部队挥师向北,回到了黄河两岸的抗日根据地。此时此地,抗战形势仍极其严峻。独立营转战于河东河西两县以及周边地区,还要和各地方武装协调作战,还要配合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各抗日群团组织改造乡村伪政权以及减租减息等工作。
一天,陆风被军区和河西县委的领导同志召见,向他宣布了一项让他十分震惊的任命:调陆风同志到河西县三区任区高官。当他一字不漏地聆听了这项任命,并从几位领导同志的严肃认真的面部表情上得到确认是真的的时候,陆风急了,激动迷惑和不情愿倏地涌上了脑际。他知道,这就意味着他从此以后不再是一名军人了,更不是一个带领战士驰骋南北的独立营营长了,从此也就捞不着打鬼子了。他越想越急,越急越胆壮,哪里还顾得上是上级领导坐在对面,说:“我要留队,我要抗战,我要打鬼子。”听到这里,军区首长竟扑嗤笑了。问:“你还要干什么呢?我真不敢相信,一个独立营的营长,竟说出这样的话,竟认为当区高官就不是抗战,就不是打鬼子。难道只有当兵的是打鬼子的吗?你看看这几位同志也不是穿军装的,也不是军人,或者由于工作的需要现在不是了,但是你敢说他们都不是抗日的,都不是打鬼子的吗?你不知道地方上有多少工作要做,需要用多少人,甚至可以说地方工作远比军队工作还复杂。你小子可不要小看了这个区高官,这不是让你去消停去清闲的,就是让你去抗日去打鬼子的,我的陆风同志。你可知道,抗日就是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压倒一切的工作,在这点上军队工作和地方工作并没有什么区别,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也没有什么区别,大家的共同目的和共同任务就是消灭鬼子,拯救人民,建立新中国。”陆风听了,不想再说话,可是不说出来又憋的慌,还是说了一句:“你们不要认为我曾经负过伤,身体不行,就不能带兵打仗了,其实我好了,棒着呢!”首长又说:“没有人认为你身体不行,调动是为了工作大局,并没有考虑照顾你的身体。好了,不必再说什么了,就照你一贯的性格和作风,服从命令吧。”
陆风不再说话了,绝对服从代替了他的执拗和不情愿。第二天,他就告别了首长和战友,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河西县三区,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去接触它的时候,或者用不着你去接触的时候,你总认为它没有什么,就像一碟淡而无味的菜肴,不想去动它尝它,任凭它放在那里或者旁人去尝它吃它。但是当某些事情已摆在了你的眼皮底下,让你无法回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件事其实是很复杂的,是有着它的本身的内在规律的。还是像那盘菜肴,原本就不是淡而无味的,而是有滋有味,有着别样滋味的美,这种美也不是每个尝它的人都能领略和欣赏的。
三区看似平常,并没有什么轩然大波,陆风过去曾来过几次,都是联系配合传达,处理完事情马上就走,并没有对这里的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但是自从到任以来,他通过对各乡和重点村的调查,才觉得这里问题太多了太复杂了。不利于抗战甚至有碍于抗战的因素比比皆是。他这才记起了来时领导同志们说的:到了那里你就会知道,那里的抗战工作做不完,老问题还未曾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并且问题的出现都直接影响到抗战。通过调查,陆风掌握了一些乡村政权的情况,有的村,只有一二个员,并且有的党员不能发挥作用,也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和条件;还有些村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村政权至今还掌握在伪保长手里,甚至还有一个乡,连乡政权都是伪政权,这些人把持政权,对的路线政策,虽不敢公然反对,却是抵制消极敷衍的,甚至仍然按照国民政府的老一套办事。这些把持伪政权的人,对敌人妥协投降,奉迎讨好;对消极隐瞒,得过且过;对村民则恫吓扼制,心狠手辣。他们故意散布“亡国论”“变天论”,故意夸大敌人的力量,故意搬弄是非,离间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样党的方针路线在这些地方就得不到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投入抗战。陆风偕同组织部门,狠抓了政权建设,强调每个村都要至少有一名党员,有条件的可以多发展,每个党员都要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撤销了那些伪政权,让这些被撤下来的人靠边站,但根据团结抗日的原则,让他们也享有村民的权利和义务,对抗战做贡献。同时,完善减租减息工作,巩固已有的成果,随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陆风又组织区乡两级干部,到村蹲点,大张旗鼓地“反奸除霸”,大力发展生产。
一九四五年春,陆风来三区已经一年了。这一年,他可是花了大力气的,看看三区已有了不小的变化,但还需要下些扎扎实实的功夫,到那时三区走在全县的前列不是没有可能的,想到这里,他更坚定了信心。
一纸任命又放到了他的桌上,上级决定调他去河西县委任组织部长,并且决定由耿树彬接任三区区高官。陆风又有了些疑惑,他想找到领导问问,你们中了哪门子邪,凭什么调动这么频繁,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干得好好的,你们有什么理由什么必要把他调走呢?可是,他敢吗?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允许他吗?上级决定了的事情是不好违背的这一点自己不知道吗?无奈,他做好了交接就去当他的县委组织部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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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陆风和李全忠谁也没睡,谁也没想睡。坐一会儿,卧一会儿,脚冷了揪过被子盖盖,手冷了两手搓一搓。熬干了那盏豆油灯后,本是该睡的,可陆风的如泣如诉的回忆,他那二十几年的苦难辛酸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俩睡意全无,就一直这样坐卧着,在讲述在聆听。这时天已经全亮了,陆风站起来,伸了伸两臂又蹬了蹬有些麻木的双腿。他说,自当兵的那天起,自己就想着报仇,可是旧仇未报又添新仇。这就是说,家仇是和国恨联系着的,抛开国恨,只想着单枪匹马报自己的家仇,是不行的。这不是一名革命战士的责任和义务,也不是一个员应该具有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气节和胸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日本鬼子一定会被消灭,会被赶出国门的,并且不会太久了。到那时,国恨家仇都报了,没有人再敢欺负我们了。为了这个胜利的到来,我们还应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把工作做好,把群众发动好组织好。让群众觉悟起来积极起来,共同抗战。全忠也站起来说:“好,你说的太好了,说的我心里热乎乎的,有一句我感觉很深奥也很新鲜,直接说到我心坎里去了。”陆风问是哪一句,是不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全忠说:“对对,就是这句。”
也不知是王国峻的膏药果然神奇,还是吉人自有天相,人们更愿意相信二者兼而有之。陆风的伤竟然奇迹般地好了。
一位战士牵了两匹马在地窖的外面停下了。从地窖里走出了早已换上军装的陆风和随后的李全忠。陆风表情平静严肃,明明走出了地窖可又禁不住地回转身站到了地窖的门口,在努力地向里张望和搜索着,好像是漏下了弥足珍贵的物件,要把它找到。站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走到马前,向全忠伸出已清瘦了许多的手。全忠也没有往日那许多话,他是知道的,这一天这一刻是要到来的,也用不着说什么和表示什么了。当陆风的手伸过来时,他也急巴巴地伸出了手,握住了陆风微微颤抖的手,各自以相互对视代替了千言万语,代替了他们的相互祝愿和依依惜别。
部队还在益都境内,陆风一归队,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部队正在抓住反扫荡告一段落的时机,进行休整。
一九四四年春,陆风随部队挥师向北,回到了黄河两岸的抗日根据地。此时此地,抗战形势仍极其严峻。独立营转战于河东河西两县以及周边地区,还要和各地方武装协调作战,还要配合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各抗日群团组织改造乡村伪政权以及减租减息等工作。
一天,陆风被军区和河西县委的领导同志召见,向他宣布了一项让他十分震惊的任命:调陆风同志到河西县三区任区高官。当他一字不漏地聆听了这项任命,并从几位领导同志的严肃认真的面部表情上得到确认是真的的时候,陆风急了,激动迷惑和不情愿倏地涌上了脑际。他知道,这就意味着他从此以后不再是一名军人了,更不是一个带领战士驰骋南北的独立营营长了,从此也就捞不着打鬼子了。他越想越急,越急越胆壮,哪里还顾得上是上级领导坐在对面,说:“我要留队,我要抗战,我要打鬼子。”听到这里,军区首长竟扑嗤笑了。问:“你还要干什么呢?我真不敢相信,一个独立营的营长,竟说出这样的话,竟认为当区高官就不是抗战,就不是打鬼子。难道只有当兵的是打鬼子的吗?你看看这几位同志也不是穿军装的,也不是军人,或者由于工作的需要现在不是了,但是你敢说他们都不是抗日的,都不是打鬼子的吗?你不知道地方上有多少工作要做,需要用多少人,甚至可以说地方工作远比军队工作还复杂。你小子可不要小看了这个区高官,这不是让你去消停去清闲的,就是让你去抗日去打鬼子的,我的陆风同志。你可知道,抗日就是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压倒一切的工作,在这点上军队工作和地方工作并没有什么区别,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也没有什么区别,大家的共同目的和共同任务就是消灭鬼子,拯救人民,建立新中国。”陆风听了,不想再说话,可是不说出来又憋的慌,还是说了一句:“你们不要认为我曾经负过伤,身体不行,就不能带兵打仗了,其实我好了,棒着呢!”首长又说:“没有人认为你身体不行,调动是为了工作大局,并没有考虑照顾你的身体。好了,不必再说什么了,就照你一贯的性格和作风,服从命令吧。”
陆风不再说话了,绝对服从代替了他的执拗和不情愿。第二天,他就告别了首长和战友,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河西县三区,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去接触它的时候,或者用不着你去接触的时候,你总认为它没有什么,就像一碟淡而无味的菜肴,不想去动它尝它,任凭它放在那里或者旁人去尝它吃它。但是当某些事情已摆在了你的眼皮底下,让你无法回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件事其实是很复杂的,是有着它的本身的内在规律的。还是像那盘菜肴,原本就不是淡而无味的,而是有滋有味,有着别样滋味的美,这种美也不是每个尝它的人都能领略和欣赏的。
三区看似平常,并没有什么轩然大波,陆风过去曾来过几次,都是联系配合传达,处理完事情马上就走,并没有对这里的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但是自从到任以来,他通过对各乡和重点村的调查,才觉得这里问题太多了太复杂了。不利于抗战甚至有碍于抗战的因素比比皆是。他这才记起了来时领导同志们说的:到了那里你就会知道,那里的抗战工作做不完,老问题还未曾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并且问题的出现都直接影响到抗战。通过调查,陆风掌握了一些乡村政权的情况,有的村,只有一二个员,并且有的党员不能发挥作用,也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和条件;还有些村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村政权至今还掌握在伪保长手里,甚至还有一个乡,连乡政权都是伪政权,这些人把持政权,对的路线政策,虽不敢公然反对,却是抵制消极敷衍的,甚至仍然按照国民政府的老一套办事。这些把持伪政权的人,对敌人妥协投降,奉迎讨好;对消极隐瞒,得过且过;对村民则恫吓扼制,心狠手辣。他们故意散布“亡国论”“变天论”,故意夸大敌人的力量,故意搬弄是非,离间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样党的方针路线在这些地方就得不到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投入抗战。陆风偕同组织部门,狠抓了政权建设,强调每个村都要至少有一名党员,有条件的可以多发展,每个党员都要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撤销了那些伪政权,让这些被撤下来的人靠边站,但根据团结抗日的原则,让他们也享有村民的权利和义务,对抗战做贡献。同时,完善减租减息工作,巩固已有的成果,随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陆风又组织区乡两级干部,到村蹲点,大张旗鼓地“反奸除霸”,大力发展生产。
一九四五年春,陆风来三区已经一年了。这一年,他可是花了大力气的,看看三区已有了不小的变化,但还需要下些扎扎实实的功夫,到那时三区走在全县的前列不是没有可能的,想到这里,他更坚定了信心。
一纸任命又放到了他的桌上,上级决定调他去河西县委任组织部长,并且决定由耿树彬接任三区区高官。陆风又有了些疑惑,他想找到领导问问,你们中了哪门子邪,凭什么调动这么频繁,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干得好好的,你们有什么理由什么必要把他调走呢?可是,他敢吗?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允许他吗?上级决定了的事情是不好违背的这一点自己不知道吗?无奈,他做好了交接就去当他的县委组织部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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