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国营二二一厂,专家楼三楼313室。
当那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传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此时,外面飘着小雪,大地覆盖上一层淡淡的白色,西北风呼啸着,把薄薄的雪花扬起来,又狠狠地扔在了地上。
刘子晨放下电话,来到卧室,望着正在大声咳嗽的教授,心里一阵发疼。童教授比1949年在香港的时候苍老许多,也比1958年跟随几千名科研人员进驻二二一厂时憔悴许多。岁月不饶人,教授已是75岁的老人了,身体状况很不乐观。
“成功了!”夫人轻声说。
她必须告诉他,让他跟全国人民一起分享这份快乐。教授把他脑子里所知道的点点滴滴,都化作无数次演算,奉献给了这个国家。今天的成功,当然有他一份功劳。
“刚才处长在电话里告诉我,《人民日报》今天要出版一张号外,童笙在北京,肯定会收藏一份,等下个月你去北京动手术,就可以看到了。”
教授停止咳嗽,脸上泛起一片红晕,他叹了口气说:“唉,终于成功了,有生之年能等到这个结果,一生无憾。只是……只是……”教授的眼睛变得蒙胧起来,“我又想起苏行……唉!”
第一次听到苏行的消息是在1951年,那时教授还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苏行从香港监狱出来后,在广州与谢晓静结了婚。婚后不久,他很快被勒令停止工作,接受有关部门调查。有人从南方来到北京找到教授,要求教授写一份报告,记述当时苏行到香港与教授接触时的所有言行,以供组织参考。来人说,苏行在香港被港英当局逮捕时,承认他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工,务必请教授积极配合,以辨真伪。
教授当时对苏行的身份产生过怀疑,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苏行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且,当保密局突击队包围教授家的时候,为了掩护教授一家从地道撤离,苏行选择留下,跟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最后不幸被捕。他是为了掩护共产党才谎称自己是保密局特工的,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工作性质决定的,组织上应该清楚。但现实往往没有逻辑,周哑鸣当时也是跟教授一起从地道撤退的,后来却暴露出他是国民党保密局卧底。
教授又一次迷惑了,苏行到底是什么人呢?他详详细细写了一份长达30页的报告,递交了上去。报告不偏不倚,以事实为依据,希望能给苏行一份证明,就像当年他要求苏行给他一份证明一样。只是,这份报告石沉大海,再也没有音信,也没有人再因为苏行找过教授。
第二次听到苏行的消息是1957年底,教授准备跟随大批科学家前往青海。在人民大会堂送别宴会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悄悄带给教授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苏行已于1955年病死于四川甘孜少乌农场,其妻子谢晓静也于当年年底在广州家中自杀身亡。从这位领导的口中,教授第一次得知苏行的真实姓名——李子豪。苏行之名,是为了纪念他去莫斯科“国际特工训练营”接受训练的那趟苏联之行。
那天晚上,教授彻夜难眠,长吁短叹。这么多年来,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对教授的心灵产生了莫大的冲击。虽然对自己的信仰仍坚定不移,但他明显感觉哪里出了差错。他更没有想到自己的迟疑,会给苏行带来灭顶之灾,如果从一开始就信任苏行,也就没有后面那么多错综复杂的故事了。
“真对不住他,”教授时隔这么多年后,想起苏行仍然潸然泪下,“如果当时我……”
夫人刘子晨在一旁劝慰教授:“您也别太内疚自责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就让它过去吧!”
教授动情地说:“苏行在天之灵能听见原子弹爆炸的声音,该有多好啊!”
“我想,他一定能听见的,”夫人附和着教授,“肯定能,放心吧,教授。”
沉默了一会儿,教授又说:“下个月去北京,不知道能不能见到王大霖。当年要不是他用两个特工假扮成咱们,还真不知道怎么离开香港呢!唉,人一老,就想见见过去的那些人,更何况,那是怎样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啊!”
夫人说:“是啊,我对他印象特别好。本来有意让童笙嫁给他,童笙也有这个意思,可谁知道,他娶了一个叫麦英的广东姑娘,而且那个姑娘还有个小孩,加上王锤,等于两家合为一家。世事真是说不明白,尤其缘分,更是说不清。”
教授没说话,又剧烈咳嗽起来。
两个月后,童江南教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做了手术,但效果不好。弥留之际,教授几度昏迷,但拉着夫人的手,说了他这辈子最清醒的一段话。教授说:“千千万万的人上了这趟列车,上车后才发现,列车要去的方向跟他们当初为之奋斗的方向不太一样。于是,有些人下了车,比如苏行、谢晓静;有些人还在车上,比如我。我想,列车暂时不会停下来,它仍然艰难前行,至于最后到哪儿……谁也不知道。”
三天后,教授与世长辞。根据教授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他想安安静静地走。
但教授夫人不能停下来,她把这么多年来教授使用过的草稿纸收集在了一起,她知道这些草稿的重要。让夫人没有想到的是,草稿纸总共有20多斤重。平时它们散落在书架、沙发、写字台、床头,甚至卫生间,各个旮旯犄角都有它们的影子。教授不准夫人收拾,它们虽然看着乱,但要想找,只有教授知道每张草稿在什么地方。如果夫人归置了,反而乱了套。这些草稿,北京中科院的家里有,青海那边也有,收集在一起,还是挺麻烦的。教授去世后一个月,夫人才把这些草稿纸收拾妥当,她分门别类把一页一页的草稿装订在一起,写上编号,掸去上面的灰尘,就像她平时给教授穿上熨烫好的衣服一样。
这项工作一共干了三天,夫人疲倦至极。这天晚上,夫人静静地坐在梳妆台前,默默地望着镜中白发苍苍的自己,不禁感叹万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悲伤可以悄悄淡去,但留给生者的无尽回忆是绵长的,永远的。
夫人记得教授说过,等试验成功后,他想回上海看看,去过去任教的大学拜访一下同事挚友,他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跟他们来往了。由于工作性质,教授只能隐姓埋名,进入青海以后,他更是没有走出青海半步。他消失了整整6年,连童笙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到哪里去了。教授还说过,去城隍庙吃他最爱吃的小笼包子,那也是夫人最爱吃的,那里有他们年轻时的欢声笑语。可惜,这些愿望永远不能实现了,只能留作记忆永远藏在心中。
一串浑浊的泪从夫人布满皱纹的脸颊滑落,她一边低吟着“结同心尽了今生,琴瑟和谐,鸾凤和鸣”,一边抚摸着摆在梳妆台上面的一摞草稿,轻柔得就像教授病重咳嗽时,她抚摸教授的背那样。
“你想我吗?教授。”她喃喃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梳妆盒,打开盖子,拿出一支陈旧的唇膏。夫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化过妆了,唇膏有点发硬,已经涂不出颜色。夫人伸出舌尖,轻轻舔着,然后把舔出来的颜色柔柔地涂抹在自己的唇上。镜中的唇开始红了,艳得很,与白发形成鲜明的对比。
“咔嚓”,突然,一声轻微的响声,像相机快门,是从唇膏上发出的。
夫人顺手翻了一页草稿纸。
“咔嚓”,又是一声,夫人又翻了一页。镜子中的她笑了,眼角绽放出温暖的皱纹,一缕白发从额头耷拉下来,挡住了她的眼睛……
第二天早上七点,夫人就出门了,她要去西直门一家小旅馆看望从南方远道而来的侄女。上个星期她接到侄女的信,信上只有一行字:姑姑,我来北京出差了,爸爸需要的药买好了吗?我顺便带回去。
1965年元旦已过,北京似乎还没有下雪的意思,跟往年白雪皑皑的街景相比,今年显得特别灰暗。夫人穿了一件浅色的大衣,裹着围脖,一双棉鞋还是前年在青海自己做的,保暖性却很好。走不了一会儿,夫人全身开始发热。不知道哪里有个高音喇叭,传来一个高亢激昂的声音:“我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夫人把脖子缩了一下,她最近经常耳鸣,受不了高音的刺激。
旅馆在动物园北边,夫人穿过一条铁路时,看到一片荒郊野地,遍布野草和坟冢,一派凄清的景色,刚才热乎的身子一下子冷了下去。
旅馆很好找,在一片平房的最里面,有一座简陋的四合院,外墙坍塌剥落,上面有五个红色的大字:毛主席万岁!推开大门后,胖乎乎的老板娘就迎了出来,她穿着一件肥大的黑棉袄,挺着肚子,眉飞色舞地大声说道:“来客人了啦!您请进!”
“请问,有一个从南方来的……”夫人听见老板娘的嗓门,微微皱了下眉。
一听不是住店,老板娘的脸顿时耷拉下去,她指了里面,说:“在西房呢!”
夫人敲门,门开了,一个中年女人站在门内,她一见夫人,立即绽开笑靥,说:“姑姑来了,快请进!”
中年女人很漂亮,个子不高,一双妩媚的大眼睛,被眼角的皱纹簇拥着,身体有些发福,裹在一件裘皮大衣内,更显臃肿。她的嘴角左上方,有一颗小小的美人痣,衬托着薄薄的嘴唇。在夫人眼里,中年女人的打扮很不符合这家小旅馆的风格,她更应该住在北京饭店。虽然,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东西带来了吗?”中年女人问。
“嗯。”夫人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一个小布袋,递给了中年女人。
中年女人把布袋里的东西倒在手里,是五枚五分钱硬币。
“都在这儿了?”她问。
“是的,都在这儿。”夫人答道。
从旅馆出来后,夫人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忽然,她的鼻子有些酸,好像自己的一生只为了那五枚微型胶卷似的。她上了两趟列车,一趟跟教授一样,一趟在她心里。她知道,那是信仰。她为自己的信仰感动,为这么长的等待感动,为自己逝去的年华感动。人,要是能感动自己,该是这辈子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啊!她早就准备好了,做完这件事后,就去陪教授,她要带着教授下车,找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静静地安顿下来,那是她和教授永久的归宿。
街上那个高音喇叭还在广播着,嗓门越来越激昂:“毛主席早就说过,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夫人又一次缩紧脖子,想把那个声音挡在耳朵外面,她做到了,因为另一个比广播声还刺耳的声音从她背后响起:“夫人,久违了。”
她愣在原地,脖子从围脖里伸了出来。她听出来了,是王大霖。
“找了你15年,”王大霖冷冷地说,“终于还是把你找到了。”
夫人叹了口气,她知道,她不能陪教授了。她身子颤抖着,慢慢转过身,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远处停着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轿车的后门敞开着,里面坐着垂下脑袋的林曼……
“上车吧!蜜蜂。”王大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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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传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此时,外面飘着小雪,大地覆盖上一层淡淡的白色,西北风呼啸着,把薄薄的雪花扬起来,又狠狠地扔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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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了!”夫人轻声说。
她必须告诉他,让他跟全国人民一起分享这份快乐。教授把他脑子里所知道的点点滴滴,都化作无数次演算,奉献给了这个国家。今天的成功,当然有他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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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苏行的消息是在1951年,那时教授还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苏行从香港监狱出来后,在广州与谢晓静结了婚。婚后不久,他很快被勒令停止工作,接受有关部门调查。有人从南方来到北京找到教授,要求教授写一份报告,记述当时苏行到香港与教授接触时的所有言行,以供组织参考。来人说,苏行在香港被港英当局逮捕时,承认他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工,务必请教授积极配合,以辨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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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听到苏行的消息是1957年底,教授准备跟随大批科学家前往青海。在人民大会堂送别宴会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悄悄带给教授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苏行已于1955年病死于四川甘孜少乌农场,其妻子谢晓静也于当年年底在广州家中自杀身亡。从这位领导的口中,教授第一次得知苏行的真实姓名——李子豪。苏行之名,是为了纪念他去莫斯科“国际特工训练营”接受训练的那趟苏联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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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我吗?教授。”她喃喃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梳妆盒,打开盖子,拿出一支陈旧的唇膏。夫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化过妆了,唇膏有点发硬,已经涂不出颜色。夫人伸出舌尖,轻轻舔着,然后把舔出来的颜色柔柔地涂抹在自己的唇上。镜中的唇开始红了,艳得很,与白发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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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又是一声,夫人又翻了一页。镜子中的她笑了,眼角绽放出温暖的皱纹,一缕白发从额头耷拉下来,挡住了她的眼睛……
第二天早上七点,夫人就出门了,她要去西直门一家小旅馆看望从南方远道而来的侄女。上个星期她接到侄女的信,信上只有一行字:姑姑,我来北京出差了,爸爸需要的药买好了吗?我顺便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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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很好找,在一片平房的最里面,有一座简陋的四合院,外墙坍塌剥落,上面有五个红色的大字:毛主席万岁!推开大门后,胖乎乎的老板娘就迎了出来,她穿着一件肥大的黑棉袄,挺着肚子,眉飞色舞地大声说道:“来客人了啦!您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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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带来了吗?”中年女人问。
“嗯。”夫人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一个小布袋,递给了中年女人。
中年女人把布袋里的东西倒在手里,是五枚五分钱硬币。
“都在这儿了?”她问。
“是的,都在这儿。”夫人答道。
从旅馆出来后,夫人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忽然,她的鼻子有些酸,好像自己的一生只为了那五枚微型胶卷似的。她上了两趟列车,一趟跟教授一样,一趟在她心里。她知道,那是信仰。她为自己的信仰感动,为这么长的等待感动,为自己逝去的年华感动。人,要是能感动自己,该是这辈子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啊!她早就准备好了,做完这件事后,就去陪教授,她要带着教授下车,找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静静地安顿下来,那是她和教授永久的归宿。
街上那个高音喇叭还在广播着,嗓门越来越激昂:“毛主席早就说过,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夫人又一次缩紧脖子,想把那个声音挡在耳朵外面,她做到了,因为另一个比广播声还刺耳的声音从她背后响起:“夫人,久违了。”
她愣在原地,脖子从围脖里伸了出来。她听出来了,是王大霖。
“找了你15年,”王大霖冷冷地说,“终于还是把你找到了。”
夫人叹了口气,她知道,她不能陪教授了。她身子颤抖着,慢慢转过身,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远处停着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轿车的后门敞开着,里面坐着垂下脑袋的林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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