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田家英之死
就在陈伯达“荣登”那“中央文革”组长宝座的前五天，他的宿敌、年仅44年的田家英，成为“文革”的第二个罹难者———在田家英愤然离世的前五天，邓拓含冤屈死。
关于田家英被迫害致死的经过，田家英夫人董边曾作如下回忆：
1966年5月22日下午3点，安子文同志和王力、戚本禹来到中南海我家里，当时田家英不在。他们等了一会儿，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同志回来了。这时安子文对我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应坐下来听听。”当时逄先知也在座。安子文、王力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安子文严肃地向田家英说，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工作，要搬出中南海。田家英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否交？安子文说，统统交。戚本禹问：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是否在你这里？（引者注：指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的谈话记录）田家英回答：没有。
点交文件进行到5点多，安子文、王力走了，戚本禹继续点交到天黑才走。半夜12点，戚本禹打来电话，要田家英到秘书室去签字。家英气愤地把电话挂了，对我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又对我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加给田家英那两条“罪名”，并宣布“停职反省”，“搬出中南海”，凡是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不难想到这意味着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第2天即5月23日上午，家英含恨离开了我们。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安子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关于田家英的死因，他的挚友李锐在1980年一期《大地》杂志上的《怀念田家英》一文中，曾写得很清楚：
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江青的一些行为（当然，那时议论的还多属于生活方面）。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当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诉过我：这位“陈夫子”制了一颗“闲章”，曰“野鹤闲云”。特别喜爱，以此自诩。其实，这正从反面露出此人当年的极大牢骚：无权无势。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但还想方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卖帐，于是怀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致死的情况。……他当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江青；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江青陷害的。真想不到兢兢业业18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记得鲁迅谈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当时与田家英谈话的“三人小组”组长安子文，已不在人世。笔者为了了解情况，曾访问过戚本禹。对于田家英之死，他不愿谈。笔者访问王力时，他如此说：
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四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的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变成了“炙手可热势绝伦”。
戚本禹乃山东威海人，生于1932年。香港报纸曾报道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实他根本没上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9年，他虚岁18调入北京中南海工作。他后来在《红旗》杂志当历史组组长。进入“中央文革”时，他的职务最低，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科科长。
他觊觎着田家英的职务。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取代了田家英，他的政治野心便猛然扩大了……
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
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
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关于田家英被迫害致死的经过，田家英夫人董边曾作如下回忆：
1966年5月22日下午3点，安子文同志和王力、戚本禹来到中南海我家里，当时田家英不在。他们等了一会儿，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同志回来了。这时安子文对我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应坐下来听听。”当时逄先知也在座。安子文、王力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安子文严肃地向田家英说，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工作，要搬出中南海。田家英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否交？安子文说，统统交。戚本禹问：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是否在你这里？（引者注：指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的谈话记录）田家英回答：没有。
点交文件进行到5点多，安子文、王力走了，戚本禹继续点交到天黑才走。半夜12点，戚本禹打来电话，要田家英到秘书室去签字。家英气愤地把电话挂了，对我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又对我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加给田家英那两条“罪名”，并宣布“停职反省”，“搬出中南海”，凡是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不难想到这意味着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第2天即5月23日上午，家英含恨离开了我们。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安子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关于田家英的死因，他的挚友李锐在1980年一期《大地》杂志上的《怀念田家英》一文中，曾写得很清楚：
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江青的一些行为（当然，那时议论的还多属于生活方面）。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当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诉过我：这位“陈夫子”制了一颗“闲章”，曰“野鹤闲云”。特别喜爱，以此自诩。其实，这正从反面露出此人当年的极大牢骚：无权无势。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但还想方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卖帐，于是怀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致死的情况。……他当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江青；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江青陷害的。真想不到兢兢业业18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记得鲁迅谈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当时与田家英谈话的“三人小组”组长安子文，已不在人世。笔者为了了解情况，曾访问过戚本禹。对于田家英之死，他不愿谈。笔者访问王力时，他如此说：
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四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的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变成了“炙手可热势绝伦”。
戚本禹乃山东威海人，生于1932年。香港报纸曾报道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实他根本没上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9年，他虚岁18调入北京中南海工作。他后来在《红旗》杂志当历史组组长。进入“中央文革”时，他的职务最低，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科科长。
他觊觎着田家英的职务。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取代了田家英，他的政治野心便猛然扩大了……
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
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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