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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 “批判极左思潮”

  他们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术:随着“王、关、林”的被揭露,人们对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喷发了。他们却把“王、关、林”说成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把“王、关、林”说成是搞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视线一下子便移到“王、关、林”身上去了!

  ※※※

  就在王力、关锋、林杰隔离审查的第二天———1967年9月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出现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

  王力、关锋“显眼”地“缺席”了。

  江青在讲话中,透露了新的“信息”,即“批判极‘左’思潮”。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对江青的话,作了注释:“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与江青、陈伯达保持“步调一致”,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了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中央文革”的这些“首长”们的这番话,显然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所谓“五·一六”,是指1967年6月14日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令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为首成立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集团”。

  江青、陈伯达、康生本是极左派,搞的是极左路线的一套,这时怎么忽地“批判极左思潮”呢?

  原来,他们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术:随着“王、关、林”的被揭露,人们对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喷发了。他们却把“王、关、林”说成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把“王、关、林”说成是搞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视线一下子便移到“王、关、林”身上去了!丢了车,保了帅!

  1967年9月5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特大喜讯”: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之后,已经安然返回北京。

  就在当天,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一讲话被收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再一次发出“战斗号召”。

  江青说:

  今年1、2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早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是不科学……

  就在江青讲话之后,9月8日,姚文元的又一“雄文”《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了。

  《人民日报》以三个整版刊出此文,各报也全文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旨在批判陶铸的两本书,却忽然插入了一段与那两本书毫不相干的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尽管姚文元的文章没有点明“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是谁,而满街飞舞的传单和醒目的大字标语作了最好的注解:

  “打倒‘五·一六’的黑后台王、关、林!”

  “王、关、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最为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样一条标语:

  “王八七打倒了,关帝庙香火断了,林家铺子倒闭了!”

  不言而喻,“王八七”指王力,“关帝庙”指关锋,“林家铺子”指林杰。

  蒯大富手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报,刊登整版文章:《阵阵黑风何处来———看“王、关、林”反党集团在清华》。

  请注意:这里的“王、关、林”,已被称为“反党集团”。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