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美商业体系与文化融合 中国生产，美国消费
从2001年12月开始，中美两国联系更为紧密。贸易数据可以反映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一系列变化。2002年，中美两国贸易总额只有近1500亿美元；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近4000亿美元；2008年更是接近4500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在全球金融体系几近崩溃的情况下，中美贸易总额也只是稍稍下降。2001年之前，中美贸易总额增长稳定，但并没有呈现指数增长。2001年后，尽管中国对美出口占据了中美贸易总额的大部分，可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虽然起点相对较低，但增长更为迅速。2002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总额是220亿美元，进口商品总额是1250亿美元；2007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总额是650亿美元，进口商品总额是3200亿美元；2008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总额将近900亿美元，包括从中国的香港地区在内的进口商品总额是3500亿美元。在中国的世界贸易总量中，中美贸易所占的比重接近20%，如果将美国和中国香港的贸易往来也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将近30%。虽然香港在1997年回归了中国，但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仍然是单独计算的。
在与日本和中国台湾等的贸易往来中，中国的进口远远大于出口；在与德国等一些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中国的进出口持平。中国曾经需要一些自己不生产或者没有能力生产的高端工业设备，包括涡轮机、发电机、优质钢材、飞机、机车和一系列技术产品。由于美国经济已经由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变，美国生产出来的中国需要的商品少了，而美国购买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多了。
这些数字可以让我们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但这些数字同样也可能会误导我们。数据明确地显示，目前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事实却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按照人们的普遍理解，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向美国出售低价商品，因为在美国生产同样的商品，成本会更高。但事实上，中国现在也已经成为美国企业最大的市场，这是百盛餐饮集团、雅芳公司和联邦快递公司等早期努力的直接结果。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商品生产国的形象已经在美国深入人心，而中国作为一个消费大国的事实受到的关注却很少。然而将对未来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偏偏就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2007年，在中美贸易顺差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仍然保持逆差。中国对欧洲的进口大于出口；在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中，中国继续保持逆差。2008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进口额占到中国所有出口商品总额的1/3，成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产品最大的买家。这看上去似乎是支持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观点，但这里的数据也有问题。
进出口商品总额是由政府机构和国际贸易集团根据一国口岸出入境的商品数量来计算的。相关部门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确认商品的原产地，区分商品的原产国与运出国。希腊货轮可能装载了大量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同美国或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就会增加。此外，单一产品实际上可能是由多个国家共同生产的，这也给数据统计带来了挑战。例如，在中国工厂组装的手机，可能有部分零件产自新加坡，芯片产自中国台湾，液晶显示屏产自日本，塑料外壳产自马来西亚。甚至像T恤衫这样简单的商品都可能是多国联合生产的：美国种植的棉花在中国纺织厂纺织成布料，再由中国制衣厂剪裁制作，最后运回美国印花。世界贸易组织曾经尝试创建一些统计模式，以将单一产品归于一个原产国，但事实证明，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进出口数据的统计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被忽略了：一国从另一国进口的商品可能是本国企业在另一国生产的。例如，通用电气公司在其设在中国的工厂里组装产品，当这些产品运抵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港并被运送到仓库的时候，它们可以不被计入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当中。但是，如果这些产品及其零部件是在中国工厂里生产并组装的，那么当这些产品运抵新泽西州纽瓦克港的时候，它们就会被计入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当中。“进口”对“出口”的分类，反映的仍然是过去的国际环境特点：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国家有着自己的内部市场、内部生产以及内部消费。在国家数据的统计当中，国家边界就像一条闪亮的地理界限，将“我们”与“他们”分隔开来。
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寻找货源，然后再将商品运送到世界其他地区销售，新千年以来中国国际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源于此，而不是源于中国企业在洞察国际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主动生产低成本的同类商品。美国企业进口的常常是零部件而非成品，这些零部件由美国在华的制造工厂完成组装，这样美国企业就可以维持低成本运营，不仅可以继续在美国国内立足，甚至还可以扩大生产。
此外，据估计，中国出口商品的50%以上都是由外国企业购买的，这是外国资本在华投资建厂生产出这些产品的结果。与此同时，中国进口商品的一半以上也是由这些外国企业购进的。像通用电气公司、卡特彼勒公司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食品公司这样的外国企业在中国设厂时，首先要从日本、德国或美国等地进口动力或工业设备。在华工厂的收入增加了这些企业的总收入，如果这些企业是美国企业或者其股票在纽约股市交易，那么其中国工厂的收入和利润就会增加这些企业带给美国的税收或是带动企业股价的提高。尽管这样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可能会因为企业的外包行为而减少，但企业股价的上涨会使富人受益，同时也有利于工人养老金的提高。
一些外国企业在华销售的产品，不管是约翰·迪尔公司的联合收割机、摩托罗拉公司的手机，还是卡特彼勒公司生产的重型推土机，其中的部分零件可能是由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工厂制造的，钢材是由韩国生产的，然后再由设在中国珠江三角洲的工厂进行组装的。外国企业在中国销售产品可以直接提高外国企业的收益，就像上海的肯德基帮助百胜餐饮集团取得了骄人的商业业绩一样。但是，进出口总量的数据却无法反映出这些内容。当然，如果约翰·迪尔公司的联合收割机先出口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出售到中国内地，那么商业收益就能从进出口数据中反映出来了。因为香港是交通枢纽，铁路、航线和公路都在这里交汇并通往中国内地的众多城市，所以，对外贸企业来说，先把商品从生产地运送到香港，然后再转运回中国内地，这样在经济上更加划算。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同一件商品就被统计了两次，一次被算作进口商品，另一次被算作出口商品，并且两次都是按照中国商品来统计，这样一来，就会出现重复统计的现象。
贸易是中美关系的核心，然而商品贸易只是这其中的一个方面。思想交流也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且思想交流的重要性不比商品贸易的重要性低。在美国和欧洲，贸易也是最敏感的话题，它与人们对于失业、失去经济保障以及国家丧失经济主权的担忧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担忧早在国家出现时就已经产生了。历史上的帝国总是企图垄断贸易以获取力量和权力。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国家采取重商主义政策，目的是防止其他国家接近它们的贸易航路。英国政府企图限制北美殖民地与法国和西班牙进行贸易往来，而这成为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对英国敌意加深并导致美国独立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19世纪，即使现代自由贸易思想已经在英国扎了根，大英帝国仍然制定法律保护自己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阻止这些殖民地的商品在不首先经过英国本土的情况下直接被运送到其他国家。
贸易是与国家实力和主权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认识与民族主义相互交织，体现在了经济理论中。一国的贸易状况是国家兴衰的象征——贸易顺差被视为国家实力的来源，贸易逆差则被视为贸易不平衡的标志。如果得不到改善，国家的国际地位就会被削弱。2001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激增，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被解读成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听到的是一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观点：中美关系主要就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实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这种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这种现象也已经普遍存在。
上述对于贸易的理解可能是错的，但中美实力平衡的变化却是事实。贸易并不是造成变化的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量激增，墨西哥生产的低成本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这一度引起了人们对于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担忧，但仅此而已。没有人觉得墨西哥会在短时间内超过美国或是成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对手。尽管美国各行业协会已经深深意识到了墨西哥低成本商品大量涌入所带来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不会导致美国的衰落。1994年墨西哥比索贬值，美国政府对墨西哥给予了援助，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提示（如果需要有这样的提示的话），表明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实力平衡并没有因为贸易和制造业领域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改变。
如果中国的优势只是生产低成本商品，那么中国只能是另外一个墨西哥，只不过人口数量更多而已。在过去几十年里，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中国台湾，80年代的韩国和90年代的东欧国家在内，许多国家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个贸易壁垒日益减少的世界当中，比较优势理论是适用的，该理论认为，哪里的生产效率最高，产品就会在哪里生产。发达国家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进口低成本商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上，例如工人工资压力和工厂的倒闭，却很少注意到这些低成本商品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沃尔玛销售的DVD播放机是美国或德国制造的，那售价怎么可能只有100美元呢？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成本节约都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能解释的，美国很多工人的失业也不能归咎于墨西哥和中国，而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普及的结果。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遭受了“9·11”恐怖袭击并出兵阿富汗，美国经济持续下滑，这些大事都在同一年发生。200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主要表现在“库存衰退”上。此前，由于对强大的市场需求有很高的预期，各家公司，特别是电信公司增加了高技术设备的生产。在新千年到来之前，很多企业害怕“千年虫”问题导致计算机操作系统崩溃而投入大量资金购买高技术设备，而新千年之后，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开始削减，因此导致了大量高技术设备的库存积压。回顾历史，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每一轮新技术设备投资过后，企业都会减少用于这方面的开支。20世纪90年代末，各家企业都购置并安装了各种高速网络设备，它们需要时间去掌握如何应用这些新技术，学习如何使新系统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美国企业的技术设备支出急剧收缩，西欧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只是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与此同时，美国股市暴跌，各主要股指在2002年10月探底。但是，出乎很多分析家意料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仍然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
劳动生产率在整体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仍然能有所提高，这是传统的经济模式和历史经验所无法解释的现象。2002年，虽然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开始恢复增长，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感觉美国经济在下跌。2002年前3个月，美国经济增长超过5%，但民众感觉美国经济仍然在衰退之中。美国的整体经济数据与美国民众对经济的感知出现了脱节，并且这种脱节的趋势日益严重。例如，在2008年美国股市大跌和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发生之前，美国人就已经越来越感到不安，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很是悲观。但是，在近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生产力提高的程度是惊人的。
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力应该是同步上升、同步下降的。然而在美国，自2001年以来，它们却经常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原因是什么呢？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新经济”浪潮中信息技术和设备的应用，企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提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机器人能够进行汽车零部件生产，那就意味着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工人数量减少了。如果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按照每个工人的劳动产出来衡量的，那么，当企业在工人数量减少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多汽车的时候，即使工人数量减少了，企业的生产力还是提高了。客户服务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应用了可以对客户历史消费情况和消费喜好进行追踪的服务软件，每个客户服务代表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客户问题，这同样也会导致生产力的提高。
与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变化相比，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贸易变动所带来的变化。原因之一在于，与中国的玩具制造厂相比，客户管理软件是无形的。同时，政客们在竞选活动中指责中国或墨西哥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比指责戴尔计算机或思科路由器更容易赢得选民的支持。2002年10月，在北卡罗来纳州希科利举行的一场国会竞选演说中，民众打起了这样的标语——“找到工作了吗？”“我的工作跑到了墨西哥，然后又去了中国。”如果标牌上说“我的工作让互联网抢走了”这样的话，那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2002年，全球经济开始出现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增长，官方统计数据与此前公众及学术界的预测都不一致。在经济增长、生产力提高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却直线下滑。这也与历史发展的常规轨迹不同。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几乎总是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涨，因为企业的生产能力常常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工人们往往也会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环境的改善，工人的工资也会相应的提高，当然，这同时也会加剧通货膨胀。但是，2002年，除了医疗保险有所增加之外，工人的工资水平并没有上涨，而通货膨胀率则下降到了1.5%左右。从2001年末到2002年，美联储大幅降低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了1.25%。但是，美国10年期国债的全球利率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动，虽然一度跌到了4%以下，但基本上都是在4%～5%之间浮动，因为这一利率是由市场而不是中央银行决定的。用传统观点来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只要美联储一有动作，市场利率就会作出回应。但是在2002年，情况不同了。
2002年，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举动开始影响利率的波动，但是，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变化，也没有人把这一变化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联系起来。在过去10年中，中国已经开始购买美国国债。2000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还不到1000亿美元。2001年后，随着中国出口的增长和市场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越来越快。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接近7000亿美元，2007年接近10000亿美元，而2009年则已经超过了20000亿美元。最初，包括中国人在内，并没有人注意到这种趋势，人们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趋势对全球利率和美国利率的影响。即使有人注意到了这种趋势，中国通常也只是被视为美国国债的另外一个买家而已，利率的波动通常被视为正常调整，与中国并没有什么关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也都是这样看的，至少他们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探讨或争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经济学并不那么感兴趣，经济学家也不太关心中国的时政，而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关注更多的也只是中国的国内经济而非国际体系，没有人专门对一个甚至其存在都很少有人相信的体系进行评估。
因此，2003年，美国经济对于很多分析家而言成了一个谜。几年后，在2005年2月，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的听证会上承认，他自己也对“利率谜团”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什么即使是在中央银行利率大幅波动的情况下，长期利率仍然保持稳定。
从那时起，这个谜团就一直困扰着人们。人们都在把谜团的成因归咎于中国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相关人士或组织没能够调整他们的测量模型与传统思维。统计学家们一直埋头于具体数据的测量之中，以至于他们忽略了外部世界已经发生的改变，而世界变化的速度往往超过人类在一定时期的测量水平和解释能力可以达到的程度。
一直让目光盯住贸易领域也是造成目光短浅的一个原因，这样做也无法全面了解中国经济转型的情况。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很难相信，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能够如此之快。报纸头版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可以说明中国的增长速度，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都以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且大多数专家都没有能够预测出2001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对世界造成巨大影响。正如一开始墨西哥的那个例子所暗示的那样，单单只凭数据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直深陷衰退的困境之中，银行危机一直困扰着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本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倒退脚步和日本经济萎缩程度相比，还是小了很多。20世纪80年代末，当世界开始担心日本东山再起之时，日本的衰退已经显露出来了，尽管当时的日本经济统计数据还很乐观。与此同时，开曼群岛虽然没有得到全球认可，但是那里成了对冲基金的主要吸纳地。在世纪之交，开曼群岛多达万亿美元的资金为全球的抵押资产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设定了基调。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在与日本和中国台湾等的贸易往来中，中国的进口远远大于出口；在与德国等一些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中国的进出口持平。中国曾经需要一些自己不生产或者没有能力生产的高端工业设备，包括涡轮机、发电机、优质钢材、飞机、机车和一系列技术产品。由于美国经济已经由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变，美国生产出来的中国需要的商品少了，而美国购买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多了。
这些数字可以让我们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但这些数字同样也可能会误导我们。数据明确地显示，目前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事实却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按照人们的普遍理解，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向美国出售低价商品，因为在美国生产同样的商品，成本会更高。但事实上，中国现在也已经成为美国企业最大的市场，这是百盛餐饮集团、雅芳公司和联邦快递公司等早期努力的直接结果。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商品生产国的形象已经在美国深入人心，而中国作为一个消费大国的事实受到的关注却很少。然而将对未来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偏偏就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2007年，在中美贸易顺差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仍然保持逆差。中国对欧洲的进口大于出口；在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中，中国继续保持逆差。2008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进口额占到中国所有出口商品总额的1/3，成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产品最大的买家。这看上去似乎是支持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观点，但这里的数据也有问题。
进出口商品总额是由政府机构和国际贸易集团根据一国口岸出入境的商品数量来计算的。相关部门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确认商品的原产地，区分商品的原产国与运出国。希腊货轮可能装载了大量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同美国或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就会增加。此外，单一产品实际上可能是由多个国家共同生产的，这也给数据统计带来了挑战。例如，在中国工厂组装的手机，可能有部分零件产自新加坡，芯片产自中国台湾，液晶显示屏产自日本，塑料外壳产自马来西亚。甚至像T恤衫这样简单的商品都可能是多国联合生产的：美国种植的棉花在中国纺织厂纺织成布料，再由中国制衣厂剪裁制作，最后运回美国印花。世界贸易组织曾经尝试创建一些统计模式，以将单一产品归于一个原产国，但事实证明，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进出口数据的统计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被忽略了：一国从另一国进口的商品可能是本国企业在另一国生产的。例如，通用电气公司在其设在中国的工厂里组装产品，当这些产品运抵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港并被运送到仓库的时候，它们可以不被计入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当中。但是，如果这些产品及其零部件是在中国工厂里生产并组装的，那么当这些产品运抵新泽西州纽瓦克港的时候，它们就会被计入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当中。“进口”对“出口”的分类，反映的仍然是过去的国际环境特点：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国家有着自己的内部市场、内部生产以及内部消费。在国家数据的统计当中，国家边界就像一条闪亮的地理界限，将“我们”与“他们”分隔开来。
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寻找货源，然后再将商品运送到世界其他地区销售，新千年以来中国国际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源于此，而不是源于中国企业在洞察国际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主动生产低成本的同类商品。美国企业进口的常常是零部件而非成品，这些零部件由美国在华的制造工厂完成组装，这样美国企业就可以维持低成本运营，不仅可以继续在美国国内立足，甚至还可以扩大生产。
此外，据估计，中国出口商品的50%以上都是由外国企业购买的，这是外国资本在华投资建厂生产出这些产品的结果。与此同时，中国进口商品的一半以上也是由这些外国企业购进的。像通用电气公司、卡特彼勒公司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食品公司这样的外国企业在中国设厂时，首先要从日本、德国或美国等地进口动力或工业设备。在华工厂的收入增加了这些企业的总收入，如果这些企业是美国企业或者其股票在纽约股市交易，那么其中国工厂的收入和利润就会增加这些企业带给美国的税收或是带动企业股价的提高。尽管这样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可能会因为企业的外包行为而减少，但企业股价的上涨会使富人受益，同时也有利于工人养老金的提高。
一些外国企业在华销售的产品，不管是约翰·迪尔公司的联合收割机、摩托罗拉公司的手机，还是卡特彼勒公司生产的重型推土机，其中的部分零件可能是由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工厂制造的，钢材是由韩国生产的，然后再由设在中国珠江三角洲的工厂进行组装的。外国企业在中国销售产品可以直接提高外国企业的收益，就像上海的肯德基帮助百胜餐饮集团取得了骄人的商业业绩一样。但是，进出口总量的数据却无法反映出这些内容。当然，如果约翰·迪尔公司的联合收割机先出口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出售到中国内地，那么商业收益就能从进出口数据中反映出来了。因为香港是交通枢纽，铁路、航线和公路都在这里交汇并通往中国内地的众多城市，所以，对外贸企业来说，先把商品从生产地运送到香港，然后再转运回中国内地，这样在经济上更加划算。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同一件商品就被统计了两次，一次被算作进口商品，另一次被算作出口商品，并且两次都是按照中国商品来统计，这样一来，就会出现重复统计的现象。
贸易是中美关系的核心，然而商品贸易只是这其中的一个方面。思想交流也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且思想交流的重要性不比商品贸易的重要性低。在美国和欧洲，贸易也是最敏感的话题，它与人们对于失业、失去经济保障以及国家丧失经济主权的担忧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担忧早在国家出现时就已经产生了。历史上的帝国总是企图垄断贸易以获取力量和权力。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国家采取重商主义政策，目的是防止其他国家接近它们的贸易航路。英国政府企图限制北美殖民地与法国和西班牙进行贸易往来，而这成为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对英国敌意加深并导致美国独立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19世纪，即使现代自由贸易思想已经在英国扎了根，大英帝国仍然制定法律保护自己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阻止这些殖民地的商品在不首先经过英国本土的情况下直接被运送到其他国家。
贸易是与国家实力和主权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认识与民族主义相互交织，体现在了经济理论中。一国的贸易状况是国家兴衰的象征——贸易顺差被视为国家实力的来源，贸易逆差则被视为贸易不平衡的标志。如果得不到改善，国家的国际地位就会被削弱。2001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激增，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被解读成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听到的是一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观点：中美关系主要就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实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这种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这种现象也已经普遍存在。
上述对于贸易的理解可能是错的，但中美实力平衡的变化却是事实。贸易并不是造成变化的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量激增，墨西哥生产的低成本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这一度引起了人们对于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担忧，但仅此而已。没有人觉得墨西哥会在短时间内超过美国或是成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对手。尽管美国各行业协会已经深深意识到了墨西哥低成本商品大量涌入所带来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不会导致美国的衰落。1994年墨西哥比索贬值，美国政府对墨西哥给予了援助，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提示（如果需要有这样的提示的话），表明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实力平衡并没有因为贸易和制造业领域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改变。
如果中国的优势只是生产低成本商品，那么中国只能是另外一个墨西哥，只不过人口数量更多而已。在过去几十年里，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中国台湾，80年代的韩国和90年代的东欧国家在内，许多国家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个贸易壁垒日益减少的世界当中，比较优势理论是适用的，该理论认为，哪里的生产效率最高，产品就会在哪里生产。发达国家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进口低成本商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上，例如工人工资压力和工厂的倒闭，却很少注意到这些低成本商品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沃尔玛销售的DVD播放机是美国或德国制造的，那售价怎么可能只有100美元呢？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成本节约都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能解释的，美国很多工人的失业也不能归咎于墨西哥和中国，而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普及的结果。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遭受了“9·11”恐怖袭击并出兵阿富汗，美国经济持续下滑，这些大事都在同一年发生。200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主要表现在“库存衰退”上。此前，由于对强大的市场需求有很高的预期，各家公司，特别是电信公司增加了高技术设备的生产。在新千年到来之前，很多企业害怕“千年虫”问题导致计算机操作系统崩溃而投入大量资金购买高技术设备，而新千年之后，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开始削减，因此导致了大量高技术设备的库存积压。回顾历史，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每一轮新技术设备投资过后，企业都会减少用于这方面的开支。20世纪90年代末，各家企业都购置并安装了各种高速网络设备，它们需要时间去掌握如何应用这些新技术，学习如何使新系统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美国企业的技术设备支出急剧收缩，西欧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只是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与此同时，美国股市暴跌，各主要股指在2002年10月探底。但是，出乎很多分析家意料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仍然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
劳动生产率在整体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仍然能有所提高，这是传统的经济模式和历史经验所无法解释的现象。2002年，虽然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开始恢复增长，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感觉美国经济在下跌。2002年前3个月，美国经济增长超过5%，但民众感觉美国经济仍然在衰退之中。美国的整体经济数据与美国民众对经济的感知出现了脱节，并且这种脱节的趋势日益严重。例如，在2008年美国股市大跌和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发生之前，美国人就已经越来越感到不安，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很是悲观。但是，在近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生产力提高的程度是惊人的。
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力应该是同步上升、同步下降的。然而在美国，自2001年以来，它们却经常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原因是什么呢？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新经济”浪潮中信息技术和设备的应用，企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提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机器人能够进行汽车零部件生产，那就意味着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工人数量减少了。如果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按照每个工人的劳动产出来衡量的，那么，当企业在工人数量减少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多汽车的时候，即使工人数量减少了，企业的生产力还是提高了。客户服务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应用了可以对客户历史消费情况和消费喜好进行追踪的服务软件，每个客户服务代表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客户问题，这同样也会导致生产力的提高。
与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变化相比，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贸易变动所带来的变化。原因之一在于，与中国的玩具制造厂相比，客户管理软件是无形的。同时，政客们在竞选活动中指责中国或墨西哥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比指责戴尔计算机或思科路由器更容易赢得选民的支持。2002年10月，在北卡罗来纳州希科利举行的一场国会竞选演说中，民众打起了这样的标语——“找到工作了吗？”“我的工作跑到了墨西哥，然后又去了中国。”如果标牌上说“我的工作让互联网抢走了”这样的话，那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2002年，全球经济开始出现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增长，官方统计数据与此前公众及学术界的预测都不一致。在经济增长、生产力提高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却直线下滑。这也与历史发展的常规轨迹不同。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几乎总是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涨，因为企业的生产能力常常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工人们往往也会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环境的改善，工人的工资也会相应的提高，当然，这同时也会加剧通货膨胀。但是，2002年，除了医疗保险有所增加之外，工人的工资水平并没有上涨，而通货膨胀率则下降到了1.5%左右。从2001年末到2002年，美联储大幅降低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了1.25%。但是，美国10年期国债的全球利率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动，虽然一度跌到了4%以下，但基本上都是在4%～5%之间浮动，因为这一利率是由市场而不是中央银行决定的。用传统观点来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只要美联储一有动作，市场利率就会作出回应。但是在2002年，情况不同了。
2002年，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举动开始影响利率的波动，但是，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变化，也没有人把这一变化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联系起来。在过去10年中，中国已经开始购买美国国债。2000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还不到1000亿美元。2001年后，随着中国出口的增长和市场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越来越快。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接近7000亿美元，2007年接近10000亿美元，而2009年则已经超过了20000亿美元。最初，包括中国人在内，并没有人注意到这种趋势，人们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趋势对全球利率和美国利率的影响。即使有人注意到了这种趋势，中国通常也只是被视为美国国债的另外一个买家而已，利率的波动通常被视为正常调整，与中国并没有什么关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也都是这样看的，至少他们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探讨或争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经济学并不那么感兴趣，经济学家也不太关心中国的时政，而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关注更多的也只是中国的国内经济而非国际体系，没有人专门对一个甚至其存在都很少有人相信的体系进行评估。
因此，2003年，美国经济对于很多分析家而言成了一个谜。几年后，在2005年2月，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的听证会上承认，他自己也对“利率谜团”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什么即使是在中央银行利率大幅波动的情况下，长期利率仍然保持稳定。
从那时起，这个谜团就一直困扰着人们。人们都在把谜团的成因归咎于中国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相关人士或组织没能够调整他们的测量模型与传统思维。统计学家们一直埋头于具体数据的测量之中，以至于他们忽略了外部世界已经发生的改变，而世界变化的速度往往超过人类在一定时期的测量水平和解释能力可以达到的程度。
一直让目光盯住贸易领域也是造成目光短浅的一个原因，这样做也无法全面了解中国经济转型的情况。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很难相信，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能够如此之快。报纸头版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可以说明中国的增长速度，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都以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且大多数专家都没有能够预测出2001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对世界造成巨大影响。正如一开始墨西哥的那个例子所暗示的那样，单单只凭数据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直深陷衰退的困境之中，银行危机一直困扰着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本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倒退脚步和日本经济萎缩程度相比，还是小了很多。20世纪80年代末，当世界开始担心日本东山再起之时，日本的衰退已经显露出来了，尽管当时的日本经济统计数据还很乐观。与此同时，开曼群岛虽然没有得到全球认可，但是那里成了对冲基金的主要吸纳地。在世纪之交，开曼群岛多达万亿美元的资金为全球的抵押资产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设定了基调。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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