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开放年代 四四、上海证券交易所
1990年底正式营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是象征着中国金融现代化的一个地标。它和浦东新区一样，是中国政府试图向世界传递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可变更的标志。最初，上海证券交易所设在了浦江饭店，因为浦江饭店拥有一个宽阔的大厅可以用来做交易大厅。浦江饭店坐落在上海外滩边，位于外白渡桥东恻，占地面积4580平方米，始建于1846年，建筑风格为新古典主义维多利亚巴洛克式，是上海第一座西方商人修建的酒店。1997年上海证券交易迁往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这也是上海将浦东建成金融中心的一步妙棋。新建筑采用无形席位为主，有形席位为辅的交易模式，拥有亚太地区最大的交易大厅，设有1608个交易席位，交易网络连接交易终端5700个。还有覆盖全国、连通海外的卫星通信网每天为3000个卫星接收站传达即时行情和相关信息。
1990年12月19日上午，尉文渊一瘸一拐地走进位于上海北外滩的浦江饭店。这里经过四个月的装修，被改成了马上要举行开业典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尉文渊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组负责人，也是上证所的第一任总经理。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尉文渊，15岁就到新疆伊利去当兵，18岁入党，20岁复员回上海之后，开始是在电影院当服务员，后来进入上海一个区政府工作。高考恢复之后，尉文渊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进入审计署工作，随后又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担任金融行政管理处副处长。
1990年年初，在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上海市委领导说，希望上海能搞出一个大动作，向1989年之后对中国持观望态度的世界各国表明，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大动作是开发浦东，其中，也包括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建立了一个筹备组，筹备组的负责人，后来就成了年仅35岁的金管处副处长尉文渊。
不过，可能会令后人大跌眼镜的是，包括年轻的尉文渊在内，整个证券交易所筹备组里，没人亲眼见过证券交易所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字。尉文渊只能从照片上看着香港联交所，以此来推测一个证券交易所应该具备怎样的外观。正是以香港联交所的照片做参照，尉文渊找到了位于上海北外滩的浦江饭店。这座建于1846年的西式饭店因为它的悠久历史和它远东最大的大厅闻名。它是上海所建的第一座西方酒店，亮起过中国第一盏电灯，响起过第一部电话，它还曾经有过第一次马戏团演出和第一次交谊舞会。如今，因为它历史上远东闻名的大厅，要在这里建起中国共产党证券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后来的媒体报道说，尉文渊为这个新生的证券交易所设计交易系统时，把宝全押在了电子交易上。结果，当他在1990年11月份，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到香港证券市场考察时，看到香港联交所的交易体系，心里一惊，大喊糟糕。原来他发现自己设计的交易体系跟联交所的差别太大。后来尉文渊回忆时还有些得意，“原来自己的电脑交易的设想已经走在了联交所交易系统的前面”。
不过在这天早上尉文渊可没有心情去想这些。为了布置开业典礼的会场，前天晚上尉文渊没有回家，而是在浦江饭店的客房里睡了两三个小时左右。更糟糕的是，在搬桌子时脚被压到，晚上伤口发炎，第二天早上醒来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无可奈何的尉文渊只能在受伤的脚上套上一只大号皮鞋，然后在欢迎来宾进入酒店改装的交易大厅时，他要依在墙上，才能不被人看出脚伤。
开业典礼那天宾客云集，在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等人的注视下，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第一锤，半小时后前市收市，成交49笔，面额力5879008元。不过，这位世界最年轻的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说自己当时毫无感觉。因为当天回家之后他已经高烧到40度，早就忘了当时怎么交易、怎么收市。
不过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到1990年结束，整个上海股票交易市场，也只有8家上市公司，后来被人称为“老八股”，而当年的上证综合指数最高也就是127.61点，最低的时候则是百点之下，95.79点。在交易所空旷的大厅内坐着45名红马甲交易员，中间端坐的1位黄马甲监察员则监督着场内的交易。交易者需要打电话给场内的红马甲交易员，委托其买进或者卖出。
上交所第一个挂牌的老八股之一是豫园饭店，开盘时豫园饭店股价是300多元。后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带着夫人到交易所参观，豫园股票已经涨到了3700多块。李鹏知道豫园饭店最初的股价后，就对随行的人说，股市不能搞投机啊！当时随行的经济学家却没有符合国务院总理的说法，告诉总理说，股市的本质就是投机。总理李鹏倒也从善如流，接着便说，那就不能搞大的投机。
虽然股价已经高涨如此，且被总理教训不能投机，但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第二年成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成立之处日子却并不好过，凌志军后来说，“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创之处，全都在艰难中挣扎，巴望着解开身上的约束”。一直到1992年的5月中旬，政府还仍然控制着股票价格，所有股票都被规定了最高涨幅。这样，即使想要有人搞“大的投机”，也不可能了。
不过我们仍然记得，1992年是邓小平按奈不住自己的言论三番四次被反驳，直接跑到南方去巡视了一圈。在南方邓小平接见了遵循着自己改革开放方针的封疆大吏，一个一个看过，一个一个肯定，让这些一直捏着一把汗的封疆大吏们个个松了口气，认为自己拿到了尚方宝剑。而邓小平也果然冲出了舆论和思想的禁锢，重新刮起改革开放之风。正是在1992年，“市场经济”这个词组开始大行其道，被人民日报视为复兴一个伟大国家的必由之路。各路政府要员纷纷发表言论阐释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党的代表大会也通过了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既然如此，也就到了该给股市松绑的时刻。当年5月21日，上海股票交易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引导，结果从放开即日到23日，股票价格一飞冲天，3天内暴涨570%。这一天也被人称为是中国股市真正诞生的一天。
凌志军后来描述5月21日股票交易价格放开前后的盛况颇为传神。“消息提前十六个小时传出，好像一阵风吹过这座城市，把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沉闷气息吹散了。市民们亢奋起来，从每一个角度涌出，汇聚到证券公司。股市已经收盘，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的膨胀。毫无疑问，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天气还是人气，都是如此。午夜时分，人群没有散去的征兆，只等着太阳升起的时候股票大涨。一个记者到处跑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一句：‘上海有几万人这个你在街头熬过长夜。’四川中路的海通证券公司门口，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言说：‘这回该狠狠博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全城三十家证券交易所门口，这时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儿交流经验的，一片沸腾。一位老者牵着三尺女童路过这里，自语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们仰望爷爷，好奇地问：‘什么叫文化大革命？’”甚至距离上海两个小时车程地杭州也不能幸免。有人从上海连夜开车要望杭州赶，结果深夜的沪杭公路车水马路。
但是最惊心动魄的事情还在后头，那是3个月之后的深圳。抢购股票的深圳风波后来甚至出动了武装警察，发射了瓦斯弹，才平息那些没有购买到认股权证，辛辛苦苦没日没夜排队的人们的怒气。这些人排队时候连厕所都不敢上，更别提要吃饭喝水。而且排队的人往往身上肩负的是整个家族，整个家乡的发财使命，那时候，深圳的邮局里都是一包一包装好的邮寄过来的身份证，邮局工作人员算了算，八百个身份证重一公斤，这样满满一包裹要17.5公斤。后来的财经作家们津津乐道的是，曾经名动一时，让整个中国证券市场都能闻风色变的新疆德隆创始人唐万新唐万里兄弟，就雇佣了很多人去排队购买认股权证，而且真靠这个发了一笔。另一位后来大名鼎鼎也是惟一一个身份公开的庄家吕梁，当时则在上窜下跳采访炒股者，四处赚取稿费。
庄家吕梁和德隆唐万新唐万里兄弟都是后来证券市场上的一时传奇，控制力的鼎盛时期甚至能决定自己做庄股票的每日收盘价——这种绝技就曾经在吕梁结婚当天表演过，当日的中科创业股票收盘价被吕梁的操盘手小丁固定在72.88员作为新婚贺礼。而后来德隆盛极一时，唐万新唐万里总对人说，德隆是在做“长庄”，是“不倒的庄家”，德隆的三驾马车新疆屯河、湘火炬和合金股份也是跌跌涨涨，很是热闹，吸引着无数的财经记者围绕打转。有一段时间甚至盛传“无股不庄”，于是有些庄家们也有理直气壮宣称自己庄家不倒，甚至是“善庄”。
当然，也有平民百姓因为炒股而炒成了富翁或者炒到一贫如洗甚至绝望跳楼的。证券市场总是不规范的，但是钱总是源源不决投入其中的。看不下去的老经济学家吴敬链开始怒斥说，股票市场像是赌场，而政府是拿着全国人民的钱去拯救那些被套牢的股民。另外一些维护资本市场的经济学家开始拍案而起，说吴敬链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还是2001年和2002年的事情了。后来大盘一路高涨，也没人再提这回事，偶而有一两个想起吴敬链曾经言论的人也会继续讥讽两句吴老师的“赌场论”可以扔到垃圾桶了。
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些顽强不屈的看空派。其中很多是有在西方投行工作背景的新锐投行经济学家，比如之前摩根斯坦利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比如银河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2007年的大牛市让很多人都讥笑这些语言家的判断力，一家媒体甚至评选出所谓的预言最不准的经济学家，讥讽他们为乌鸦嘴。沪指一路高涨，年内冲破6000。乐观者开始说奥运会前要冲破八千，一本畅销书的名字是《牛市一万点》，甚至开始遐想中国股市冲破万点。
结果，到了2008年，中国股市还真是被那些看空派说对了。从5000到4000再到3000。跌到3000点时，所有媒体都开始惊呼。但是没过几个月，沪指竟然跌破了2000点。市场上开始流传各种救市传言，关于政府是否应该救市的争论也此起彼伏。政府却最沉得住气，看着沪指跌破2000，没有明确表现出一丝想要救市的意图。
199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从外滩搬到浦东的新址时，当时的上海副市长和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派人送去了一堆玻璃钢雕的牛和熊。所有人都喜欢牛，牛代表着繁荣。但是大家却都忽略了熊的意义。在《纽约客》作家约翰·布鲁克斯一本描写1920—1938年华尔街的书中说，“熊市投资者一定要知道，我们有时必须饱受，必须要将从牛市中获得的财富投入再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说，熊是一位医者，他要求我们控制自己无尽的欲望，转而追求和获取智慧。因此，我们可以像熊一样退出，耐心等待，默默思考，同时又保持警惕，直到重生的季节来临”。
只是那些心急如焚的投资者可能没有心情这样去想，这时候他们应该听听加尔布雷斯的一句话，简短有力，而且也更容易理解：“现在流入股市的资金远远多于操纵股市的智慧”。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1990年12月19日上午，尉文渊一瘸一拐地走进位于上海北外滩的浦江饭店。这里经过四个月的装修，被改成了马上要举行开业典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尉文渊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组负责人，也是上证所的第一任总经理。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尉文渊，15岁就到新疆伊利去当兵，18岁入党，20岁复员回上海之后，开始是在电影院当服务员，后来进入上海一个区政府工作。高考恢复之后，尉文渊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进入审计署工作，随后又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担任金融行政管理处副处长。
1990年年初，在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上海市委领导说，希望上海能搞出一个大动作，向1989年之后对中国持观望态度的世界各国表明，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大动作是开发浦东，其中，也包括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建立了一个筹备组，筹备组的负责人，后来就成了年仅35岁的金管处副处长尉文渊。
不过，可能会令后人大跌眼镜的是，包括年轻的尉文渊在内，整个证券交易所筹备组里，没人亲眼见过证券交易所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字。尉文渊只能从照片上看着香港联交所，以此来推测一个证券交易所应该具备怎样的外观。正是以香港联交所的照片做参照，尉文渊找到了位于上海北外滩的浦江饭店。这座建于1846年的西式饭店因为它的悠久历史和它远东最大的大厅闻名。它是上海所建的第一座西方酒店，亮起过中国第一盏电灯，响起过第一部电话，它还曾经有过第一次马戏团演出和第一次交谊舞会。如今，因为它历史上远东闻名的大厅，要在这里建起中国共产党证券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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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天早上尉文渊可没有心情去想这些。为了布置开业典礼的会场，前天晚上尉文渊没有回家，而是在浦江饭店的客房里睡了两三个小时左右。更糟糕的是，在搬桌子时脚被压到，晚上伤口发炎，第二天早上醒来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无可奈何的尉文渊只能在受伤的脚上套上一只大号皮鞋，然后在欢迎来宾进入酒店改装的交易大厅时，他要依在墙上，才能不被人看出脚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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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到1990年结束，整个上海股票交易市场，也只有8家上市公司，后来被人称为“老八股”，而当年的上证综合指数最高也就是127.61点，最低的时候则是百点之下，95.79点。在交易所空旷的大厅内坐着45名红马甲交易员，中间端坐的1位黄马甲监察员则监督着场内的交易。交易者需要打电话给场内的红马甲交易员，委托其买进或者卖出。
上交所第一个挂牌的老八股之一是豫园饭店，开盘时豫园饭店股价是300多元。后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带着夫人到交易所参观，豫园股票已经涨到了3700多块。李鹏知道豫园饭店最初的股价后，就对随行的人说，股市不能搞投机啊！当时随行的经济学家却没有符合国务院总理的说法，告诉总理说，股市的本质就是投机。总理李鹏倒也从善如流，接着便说，那就不能搞大的投机。
虽然股价已经高涨如此，且被总理教训不能投机，但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第二年成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成立之处日子却并不好过，凌志军后来说，“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创之处，全都在艰难中挣扎，巴望着解开身上的约束”。一直到1992年的5月中旬，政府还仍然控制着股票价格，所有股票都被规定了最高涨幅。这样，即使想要有人搞“大的投机”，也不可能了。
不过我们仍然记得，1992年是邓小平按奈不住自己的言论三番四次被反驳，直接跑到南方去巡视了一圈。在南方邓小平接见了遵循着自己改革开放方针的封疆大吏，一个一个看过，一个一个肯定，让这些一直捏着一把汗的封疆大吏们个个松了口气，认为自己拿到了尚方宝剑。而邓小平也果然冲出了舆论和思想的禁锢，重新刮起改革开放之风。正是在1992年，“市场经济”这个词组开始大行其道，被人民日报视为复兴一个伟大国家的必由之路。各路政府要员纷纷发表言论阐释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党的代表大会也通过了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既然如此，也就到了该给股市松绑的时刻。当年5月21日，上海股票交易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引导，结果从放开即日到23日，股票价格一飞冲天，3天内暴涨570%。这一天也被人称为是中国股市真正诞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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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惊心动魄的事情还在后头，那是3个月之后的深圳。抢购股票的深圳风波后来甚至出动了武装警察，发射了瓦斯弹，才平息那些没有购买到认股权证，辛辛苦苦没日没夜排队的人们的怒气。这些人排队时候连厕所都不敢上，更别提要吃饭喝水。而且排队的人往往身上肩负的是整个家族，整个家乡的发财使命，那时候，深圳的邮局里都是一包一包装好的邮寄过来的身份证，邮局工作人员算了算，八百个身份证重一公斤，这样满满一包裹要17.5公斤。后来的财经作家们津津乐道的是，曾经名动一时，让整个中国证券市场都能闻风色变的新疆德隆创始人唐万新唐万里兄弟，就雇佣了很多人去排队购买认股权证，而且真靠这个发了一笔。另一位后来大名鼎鼎也是惟一一个身份公开的庄家吕梁，当时则在上窜下跳采访炒股者，四处赚取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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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些顽强不屈的看空派。其中很多是有在西方投行工作背景的新锐投行经济学家，比如之前摩根斯坦利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比如银河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2007年的大牛市让很多人都讥笑这些语言家的判断力，一家媒体甚至评选出所谓的预言最不准的经济学家，讥讽他们为乌鸦嘴。沪指一路高涨，年内冲破6000。乐观者开始说奥运会前要冲破八千，一本畅销书的名字是《牛市一万点》，甚至开始遐想中国股市冲破万点。
结果，到了2008年，中国股市还真是被那些看空派说对了。从5000到4000再到3000。跌到3000点时，所有媒体都开始惊呼。但是没过几个月，沪指竟然跌破了2000点。市场上开始流传各种救市传言，关于政府是否应该救市的争论也此起彼伏。政府却最沉得住气，看着沪指跌破2000，没有明确表现出一丝想要救市的意图。
199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从外滩搬到浦东的新址时，当时的上海副市长和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派人送去了一堆玻璃钢雕的牛和熊。所有人都喜欢牛，牛代表着繁荣。但是大家却都忽略了熊的意义。在《纽约客》作家约翰·布鲁克斯一本描写1920—1938年华尔街的书中说，“熊市投资者一定要知道，我们有时必须饱受，必须要将从牛市中获得的财富投入再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说，熊是一位医者，他要求我们控制自己无尽的欲望，转而追求和获取智慧。因此，我们可以像熊一样退出，耐心等待，默默思考，同时又保持警惕，直到重生的季节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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