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从“黄册库”看明代“祖制”的命运 第二节 祖制的空壳
朱元璋对自己给子孙后代留下的“祖制”,是十分自信的。他认为经过自己这颗超级大脑几十年日夜不停的思考,这些“祖制”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没有改进的余地了。他不放心后代们的智力水平,所以一再强调,他留下的这些规矩,一个字也不许改。他嘱咐后代们“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实录》卷八十二)。他要求“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五)。
那么,这个“祖制”,被他的子孙后代们执行得怎么样呢?
几乎明代每一个皇帝都要反复强调自己对祖训的恪守之诚。如明宣宗就说:“朕祗奉祖宗成法,诸司事有疑碍而奏请者,必命考旧典。盖皇曾祖肇建国家,皇祖考相承,法制详备。况历涉世务,练达人情,谋虑深远,子孙遵而行之,犹恐未至。世之作聪明,乱旧章,驯致败亡,往往多有可鉴。”
而明代臣民一提起祖训,更是神魂飞越,推崇得无以复加,崇拜得一塌糊涂。天启间潘孔壁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
太祖……创制立法,至精大备,明明典则,贻厥子孙……真万代之龟鉴。列圣相承,二百四十七年以来,海内晏如……实我皇祖德泽,法度缠绵而巩固之……我皇祖经世大法,该而核,简而要矣!
在这样强大的恪守祖训的政治传统之下,表面上看,黄册制度一直运行下来,而且规矩依然森严。黄册库初建时,只是在湖中的旧洲岛上建有少量库房。随着黄册每十年一造,每次汇送户部约六万册,新旧并存,册库也每十年增建约三十间。所以后湖中的册库与黄册,逐渐增多,布满了旧洲、新洲、中洲等各岛。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有册库34间黄册五万余本。万历三十年,增长到667间。到明朝灭亡前夕,后湖共收贮黄册达一百七十九万余本。正如后湖管册官、南京户部主事计宗道在一首诗中所形容的:“九州图籍归天府,万载珍藏亦富哉。”这样巨大的规模,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
自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起,至清兵攻陷南京,黄册库的工作前后二百六十多年从未间断。不论从它保管整理的档案的数量和文件利用的频繁程度,还是从它本身各种规定严密的工作制度,后湖黄册库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档案馆之一。
但事实上,明代中后期,黄册制度其实只剩下了空壳。
“祖训”远没有朱元璋所说的那样尽善尽美。某些朱元璋制造的“土法上马”又异常强大的政治机器,只有他这样的政治强人才能开动得起来,而他的后世子孙们根本没有那样的精神力量去操纵。于是,虽然人们仍然要保留祖制的外壳,不敢稍稍触动,但形势的变化使得这个外壳已经毫无意义。
“祖制”演变成一具可怕的政治僵尸。黄册制度就是这样。明代中后期,黄册制度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可笑的政治笑话。
首先,库内的黄册数量虽然迅速增加,但质量已经大大下降,甚至徒有其表而已。
朱元璋制定的明确而严格的黄册制造质量标准在洪武、永乐年间得到了贯彻。这两朝的黄册后来被人称为“铜版册”,就是说它坚固厚实,有如铜版。然而明代中期之后,各地造黄册,已经不再遵守原来的规定。嘉靖三年,南京吏科给事中彭汝实这样说:
各库黄册式样大小不一,中间全损亦殊。大抵体裁最阔大者多损,体裁稍窄小者多全。盖惟阔大则翻阅既难,晒晾不便,收藏搬运之际,亦未免于损破矣。(《后湖志》卷十)朱元璋规定必须使用厚实白绵纸造册,然而明中期以后,许多地方为贪污经费,专门以脆薄的劣质纸张造册。更有许多在造黄册时动了大量手脚的底层官员为了毁灭罪证,特意使用容易被虫蛀的上过粉的纸来造册,装订时又违反规定,使用大量面制浆糊。这样,黄册送到后湖之后,不久就会被蛀蚀一空。
这一着很奏效,明代中期之后,后湖黄册库经常发生黄册“通架蛀光”的情况。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黄册库共有七十九万二千九百余册,但其中壳面不存,不同程度被虫蛀或腐烂的已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册之多,占81%以上。(《后湖志》卷九,《为补造虫蛀黄册以备清查事题本》)不但用纸严重违反规定,内容也越来越敷衍塞责。朱元璋本来要求是正楷,后来却普遍是“字迹潦草,行款参差”。
这种状况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基层胥吏们的贪赃枉法,更反映出官僚体系整体的败坏。否则,如此明显的不合呈式之处,各级负责审核的官员何以不能发现?后湖收册官员何以竟能接收?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那么,这个“祖制”,被他的子孙后代们执行得怎么样呢?
几乎明代每一个皇帝都要反复强调自己对祖训的恪守之诚。如明宣宗就说:“朕祗奉祖宗成法,诸司事有疑碍而奏请者,必命考旧典。盖皇曾祖肇建国家,皇祖考相承,法制详备。况历涉世务,练达人情,谋虑深远,子孙遵而行之,犹恐未至。世之作聪明,乱旧章,驯致败亡,往往多有可鉴。”
而明代臣民一提起祖训,更是神魂飞越,推崇得无以复加,崇拜得一塌糊涂。天启间潘孔壁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
太祖……创制立法,至精大备,明明典则,贻厥子孙……真万代之龟鉴。列圣相承,二百四十七年以来,海内晏如……实我皇祖德泽,法度缠绵而巩固之……我皇祖经世大法,该而核,简而要矣!
在这样强大的恪守祖训的政治传统之下,表面上看,黄册制度一直运行下来,而且规矩依然森严。黄册库初建时,只是在湖中的旧洲岛上建有少量库房。随着黄册每十年一造,每次汇送户部约六万册,新旧并存,册库也每十年增建约三十间。所以后湖中的册库与黄册,逐渐增多,布满了旧洲、新洲、中洲等各岛。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有册库34间黄册五万余本。万历三十年,增长到667间。到明朝灭亡前夕,后湖共收贮黄册达一百七十九万余本。正如后湖管册官、南京户部主事计宗道在一首诗中所形容的:“九州图籍归天府,万载珍藏亦富哉。”这样巨大的规模,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
自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起,至清兵攻陷南京,黄册库的工作前后二百六十多年从未间断。不论从它保管整理的档案的数量和文件利用的频繁程度,还是从它本身各种规定严密的工作制度,后湖黄册库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档案馆之一。
但事实上,明代中后期,黄册制度其实只剩下了空壳。
“祖训”远没有朱元璋所说的那样尽善尽美。某些朱元璋制造的“土法上马”又异常强大的政治机器,只有他这样的政治强人才能开动得起来,而他的后世子孙们根本没有那样的精神力量去操纵。于是,虽然人们仍然要保留祖制的外壳,不敢稍稍触动,但形势的变化使得这个外壳已经毫无意义。
“祖制”演变成一具可怕的政治僵尸。黄册制度就是这样。明代中后期,黄册制度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可笑的政治笑话。
首先,库内的黄册数量虽然迅速增加,但质量已经大大下降,甚至徒有其表而已。
朱元璋制定的明确而严格的黄册制造质量标准在洪武、永乐年间得到了贯彻。这两朝的黄册后来被人称为“铜版册”,就是说它坚固厚实,有如铜版。然而明代中期之后,各地造黄册,已经不再遵守原来的规定。嘉靖三年,南京吏科给事中彭汝实这样说:
各库黄册式样大小不一,中间全损亦殊。大抵体裁最阔大者多损,体裁稍窄小者多全。盖惟阔大则翻阅既难,晒晾不便,收藏搬运之际,亦未免于损破矣。(《后湖志》卷十)朱元璋规定必须使用厚实白绵纸造册,然而明中期以后,许多地方为贪污经费,专门以脆薄的劣质纸张造册。更有许多在造黄册时动了大量手脚的底层官员为了毁灭罪证,特意使用容易被虫蛀的上过粉的纸来造册,装订时又违反规定,使用大量面制浆糊。这样,黄册送到后湖之后,不久就会被蛀蚀一空。
这一着很奏效,明代中期之后,后湖黄册库经常发生黄册“通架蛀光”的情况。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黄册库共有七十九万二千九百余册,但其中壳面不存,不同程度被虫蛀或腐烂的已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册之多,占81%以上。(《后湖志》卷九,《为补造虫蛀黄册以备清查事题本》)不但用纸严重违反规定,内容也越来越敷衍塞责。朱元璋本来要求是正楷,后来却普遍是“字迹潦草,行款参差”。
这种状况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基层胥吏们的贪赃枉法,更反映出官僚体系整体的败坏。否则,如此明显的不合呈式之处,各级负责审核的官员何以不能发现?后湖收册官员何以竟能接收?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