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甄荣典、沈尔七、李淑桓、琼崖华侨服务团、何云 119、太行深处编报人——记华北《新华日报》领导人何云
何云，原名朱世翘，1904年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朱巷乡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曾上小学，杭州师范学校，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还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何云和一些爱国青年回到上海，投入抗日救国行列。
何云在上海曾任“抗日武装自卫会”秘书，“国民御侮自救会”的宣传部长。1932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国论坛》在上海出版，何云当了编辑，协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领导的“民族解放大同盟”工作，白天上街演讲，晚上深入工人中宣传抗日救国。1933年6月，他不幸被捕，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
何云被捕后在狱中的斗争，高贵的革命气节，陶铸同志在1942年9月1日《延安日报》发表的《沉痛的哀悼》一文中，有一段很感人的记述：
“我与何云同志的认识，是在1933年夏，我被捕解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时，他与我同号。在长期患难相共的监狱生活中，我们之间建立了很亲切的同志友谊。南京宪兵司令部里的空气极坏，那儿充满了惨无人道的事情，人与人的关系在那儿是不存在的。什么正义、道德、文明、情爱，在那儿看不到影子。有的是惨毒的刑罚，有的是疯狂地屠杀，有的是死的威胁，利的诱惑，制造寡廉鲜耻，出卖灵魂的勾当。许多人经不起这种考验，落入那罪恶的深渊。何云同志当时还是一个新党员，他一进到司令部后，虽然看到一些自命为最革命的人，结果成为无耻的叛徒，不无感慨，有点失望，但他与我们在一起，是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而战斗，不管敌人如何威胁、利诱，他毫不为之动摇，反之，他以很老练的姿态，积极参加反叛徒的斗争与帮助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志的稳定。我当时很惊奇，他这种革命品质，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中，那是如何难能可贵呀！使我历历如在目前的是一个黄昏的时候，拘留所当局找我去谈话，同志们以为我第二天清晨一定要到雨花台去了（那是枪决犯人的地方）……
“当我谈完话，回号子时，许多同志都面带愁容迎接我，何云同志更热烈地握着我的手，几乎说不出话来。同时，他还张罗，为我弄了一坛‘饯行酒’来，劝我多喝点，他以极热烈的感情表现于他的每句话来鼓励与安慰我，并教育当时同号的许多同志，我真是感动极了。我暗暗发誓，明早要到雨花台，一定要死得很壮烈，这才对得起这些同志。夜深了，我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何云同志这时突然爬到我的身边，很激动地对我说：‘我是一个新党员，看见一些老党员经不起考验，动摇叛变很难过，看到许多同志作艰苦卓绝毫不妥协的斗争，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党和革命，很感动，对我坚决革命帮助很大。’他安慰我：‘明天万一你有不幸，我与同志们一定坚持到底，你放心，你的家庭我也要设法通知和救济。’接着，又谈了许多其他问题，一直到天亮都陪着我。
“后来，我并未被‘打靶’，而是被判处无期徒刑，马上要送监……我去监狱后，不久他也进来了。因为在宪兵司令部表现太倔强，斗争活动太强烈，也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很高兴与我们在一起。我因他身体瘦弱，是没有吃过苦的文弱书生，恐怕长期的监狱生活会吃不消而非常担心，但他却不在乎。当时，有些被判五年、八年的人很悲观，何云劝他们：‘我被判处无期徒刑还不难过哩，判五年、八年有什么！我们早晚会一起出去的。’在狱中，何云还刻苦学习德文，学马列主义原著。他在4年多的生活里，完全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很坚定地度过了4年多的监狱生活，干净地进去，干净地出来……”
何云蹲了4年多的监狱，身体很瘦弱，但他看到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潮，心情异常激动，一出狱，没有回家去看看母亲、妹妹，就到南京《金陵日报》工作，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初，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在南京筹备出版《金陵日报》，何云参加了报社工作。不久，《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何云任国际新闻栏的主编。国际新闻办得精彩动人，博得广大读者的好评。
1938年10月，由于日寇很快占领了武汉，我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于武汉失守前一起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四川重庆。何云奉党的指示，带领一部分职工由武汉出发到西安创办《新华日报》西北版。谁知出版工作筹备就绪，正要出版时，国民党当局从中阻挠，不同意办《新华日报》西北版。这时，朱德总司令经西安去延安参加六中全会，何云向朱总司令采访，写了《朱德总指挥谈三期抗战与争取华北抗战胜利》的文章。采访中，何云向朱总司令谈了西安国民党当局不让办报的事，朱老总很风趣地说：“如果他们不欢迎你们，华北军民欢迎你们。在偌大的太行山区，只有一两张油印、石印小报，字体又小又模糊，还得戴老花眼镜看，真费劲！”时隔不久，彭德怀副总司令路过西安去延安开会，找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说：“他们不让出西北版，人员和机器就都给我，到太行去出报。”后中央决定：何云去太行负责筹办《新华日报》（华北版）。何云兴奋异常，于是，穿着八路军的军装，腰挎手枪，带领工人和记者，10月初离开西安，渡过黄河，北上太行山。
山路崎岖，记者董谦看到何云走路有点带撇，问他的腿有什么毛病。何云告诉他：“这是在南京坐牢时受‘老虎凳’、‘压杠子’等严刑拷打造成的。”他拉起裤管，用手指着自己的小腿幽默地说：“你看，我的小腿已变成了罗圈腿，这就是敌人给我留下的难忘的纪念。”
谈到这次到华北敌后办报的抱负时，何云精神十分振奋，情绪很活跃。他对董谦说：“有机会到敌后办报，就如同军队开赴前线对日作战一样，报纸好比一架机关枪，铅字好比子弹，笔杆就是枪杆。办报也是战斗。”
到华北敌后办报，只有何云、董谦和8个印刷工人，一架老掉牙的印刷机。
“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办好报纸呢？”董谦不无忧虑地问何云。何云满怀信心地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什么事，要靠人去开拓。”
开拓这条路，何云真可说是费尽心血。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领导共同成立了一个党报委员会，成员有总部的彭德怀、左权、傅钟、陆定一和北方局的杨尚昆、李大章。何云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办报委员会的领导和支持下，何云大抓新闻干部的培训工作，办起了100多人的记者训练班，从延安抗大、鲁艺等学校派来一批文字和美术工作者，组成了《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的基本队伍。何云率领这支队伍，带着这些设备，于1938年11月底到沁县后沟，克服重重困难，不到一个月，工厂初具规模，于12月20日即出版了《新华日报》华北版试刊，隔日一期。
何云经常告诉报社同志：“一个铅字等于一颗子弹，在敌后办报就是无形的战斗。”他的这几句话，形象地反映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火线办报的情况。何云在亲自写的《发刊词》中提出：“本报愿在这困难阶段，为鼓励前进的号角，愿与华北文化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将华北全体文化战士紧紧团结在本报周围，为开展敌后的文化运动而与敌寇共战到底。”
在激烈的反“扫荡”中，报社没有固定的地址，经常转移。在何云的周密安排下，组织北京师大毕业、精通理工的王显周，偕同印刷厂厂长周永生和工人韩晋升、张建功等同志，制造了小型轻便的活动铅字架和小型脚踏机、轧墨机、浇版机，连同电台、纸张、油墨，只需3匹骡子即可驮走，何云称此为“背起报馆打游击”。他将工人和编辑人员组成连队，荷枪实弹，一面跟鬼子周旋，一面设法出报。尽管环境恶劣，炮火连天，华北《新华日报》从未中断，及时把国内外重大新闻刊印出来，飞驰各地，提供党政军领导参阅。报社电务科在何云精心培育和电台同志不断创新努力下，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惟一强大的新闻台，能收到延安新华社、重庆中央社和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电讯，打破了国民党中央社的垄断和封锁。遇到战斗紧张时，何云便在吃饭、休息的间隙，命令报务员架起电台，收听延安新华总社的新闻；不能铅印，就出油印战报。1939年，敌人“扫荡”时，他将报馆人员化整为零，出版了东线版、西线版、南线版、北线版。“百团大战”时，他带领部分记者，携带油印机，跟着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和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日夜战斗在火线上。华北版《新华日报》不仅受到国内抗日军民的信赖和珍爱、支持，还得到国外的关注。美国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会都长期订阅，它成为抗战最有力的新闻媒介。朱德总司令曾这样评论：“一张华北版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天天和日寇作战。”华北版《新华日报》创办一周年时，刘伯承同志专门题词，赞扬它是“华北抗战的向导”。朱德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尚昆、陆定一、李大章同志亲临大会讲话或是撰文，表示祝贺。
在艰苦的敌后斗争中，《新华日报》华北版在何云的组织领导和“惨淡经营”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敌后华北惟一规模宏大的机构。1940年，增加了史纪言、魏克明、安岗、刘江等十多位编辑、记者，报社（包括印刷厂）最初只有几十人，这时发展到700多人，报纸也改为日刊，还建立了强大的通讯网，联系和培养了许多优秀编采人员，帮助各地方开展工作，晋东南各地创办了数十种抗日报刊。
由于华北版《新华日报》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日寇千方百计要消灭它，每次“扫荡”都把摧毁《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敌后办报，完全是百分之百的战斗。报馆邻近敌军驻地，有时30里，有时不到20里，不但经常听到隆隆炮声，敌我双方接触的枪声有时也声声入耳。有一次何云与陆诒杯酒谈天，何云称这种场面为“杯酒论英豪”，他告诉陆诒：“你们在后方办报，只是笔杆抗战而已，可是在此地，则是铅字和子弹共用，笔杆与枪杆齐挥！”
何云常说，新闻不仅是反映，更重要的是指导。他很重视总结工作，每年工作总结，他都亲自动手写，并做许多自我批评，采编方针，内容和版面、发稿、看大样，每道工序都讲得很细很透，承担自己的责任，教育大家，启发大家。
何云亲手编报，亲手写评论。他为华北版《新华日报》写了很多真知灼见的国际评论。仅1939年，他写的专论就有《论德波关系》、《成为欧洲局势之焦点的波罗的海沿岸》、《新时期的敌寇困难》等9篇之多。
在敌后办报，印刷设备和技术都十分落后，铅字标题只有头号宋、楷、黑三种字体，根本没有特大号的字体，报纸版面显得十分呆板单调。何云常为这事忧心，下工厂和排字工人研究。排字房的同志说，可以用木条制版代替。何云一听，高兴地一拍大腿：“对呀！还是大家办法多，人民战争嘛，克服困难还得同志们共同努力。”说干就干，何云用毛笔写好了字，工人拿起刻字刀，不一会儿，一块木刻题目就做好了，刷上油墨在纸上一印，醒目的标题就出现了。何云看后，连连说：“很好！”每期报纸要用毛笔写好几条标题，何云都是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来，他在少年读私塾时曾练就一手仿欧字，清秀洒脱，刚劲有力，字型结构美观。
1942年春，日寇为了摆脱太行军民的抗日斗争的胜利威胁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困境，2月3日，调集1万多人对我太行山区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奔袭。我军与敌鏖战月余，将敌全部驱回城里。5月19日，敌又从同蒲、石太、平汉等铁路线据点，纠集了两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共3万多兵力，出动飞机多架，向太行山北侧后和太行山南侧地区进行所谓“铁壁合围”、“篦梳式”的疯狂大“扫荡”，妄图摧毁八路军前方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首脑机关。这次“扫荡”之周密，手段之毒辣，超过任何一次。太行山区硝烟弥漫，炮火连天。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灭绝人性！
何云看到形势险恶，一面利用报纸及时将敌动态、暴行，告诉人民，大声疾呼：“提高警惕！紧急战备！”“太行敌军续增，扫荡企图愈明”。并将报纸改出战时小报；一面组织报社的同志备战，轻装，做好炒面装入米袋，将不便携带的物资及不便转移的女同志、病号、小孩，疏散隐蔽到离山庄20多里的庄子岭。庄子岭地形险要，自然山洞多，山上有树木，是八路军总部的后方隐蔽基地。
5月24日，日寇开始向辽县、武安、偏城袭击合围，来势凶猛。25日，日寇以6000多兵力从西、北、南三面向艾铺合围，配合飞机多架，轮番轰炸。为了适应打游击和出报，何云将报社人员临时编成两个连队，由报社秘书长史纪言、印刷厂厂长周永生分别担任连长，总称是八路军教导队，他任队长，上过抗大的林火任指导员。25日凌晨，八路军总部从麻田、大林口出发，何云奉命带领200多人的队伍，在一个警卫排的掩护下，从山庄出发，与总部一起向游击根据地附近的庄子岭、寺子沟转移。队伍撤离山庄时，已听到枪声，经过南艾铺，机关、学校、部队很快被敌人发现，更加紧合围。我军在十字岭方向跟敌交战的枪炮声不绝于耳。这时，总部的队伍还没有过来，何云让报社同志休息，等待总部的消息，待命行动。
等到过了中午，几架飞机隆隆而来，左盘右旋，向下俯冲，投弹，扫射，响起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何云急忙把人马疏散到沟谷、山洞和树丛中隐蔽。驮铅字、印刷器材的3头骡子被炸死，翻倒在山沟里，铅字撒满了山坡。
等到黄昏时分，突然发现西山山梁的路上，隐隐绰绰有人影。去人联络，是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带着突围的同志在那里休息。何云像遇到救星一样兴奋，急忙集合队伍，连走带跑地带上山岭和总部会合。何云一到山上，就去见罗主任。罗主任向他们介绍了总部几天来的情况。
原来，昨天拂晓，总部司、政大队人马从驻地出发，准备向冀西方向转移，计划跳出敌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游击。谁料，出村不远就遭到辽县、武乡、榆社等地南北几路敌人的突击奔袭，将总部紧紧包围，总部警卫团向敌人展开顽强的战斗，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遇上刚从外线向西的一二九师主力七七一团在附近路过，闻讯立即赶来解救，经过一场生死搏斗，击退了敌人。总部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向西突围，另一路在七七一团的掩护下，由罗瑞卿主任率领宣传、民运、敌工部等机关向东南突围，现在刚刚来到十字岭，部队经过两天一夜的行军、战斗，疲惫不堪，正在就地休息。这时夜幕四合，罗主任指示何云，让教导队也在山梁上休息，听令行动。休息中，何云从团长马忠全那里听到一个沉痛的消息：左权副参谋长在指挥部队掩护总部作战中，不幸牺牲！何云痛如刀绞，悲愤得差点失声痛哭。
第二天拂晓，罗主任率野政和大队人马沿着高山狭路，向东南方向转移，走了3个多小时，发现前面山下有许多敌人。罗主任当机立断，命令全体人马兵分几路，分段行动，分头向西转移。何云指挥教导队到了武安县馆陶川，爬上西边高山，突然南山头传来机枪声，青年木刻家赵在青被机枪打中，摔下山沟，壮烈牺牲。何云怀着悲痛带着队伍来到坡底深谷旁边，又与野政大队人马汇合在一起。罗主任等各分队汇合后，立即集合队伍，宣布：“同志们！我们身边的主力部队另有作战任务，我们不能拖住他们。我们要‘放虎归山’，让他们担负起粉碎日寇‘扫荡’的战斗任务。我们要独立行动，一定要胜利冲到外线去打游击！”
罗主任讲完后，各单位火速召开小型会议，讨论如何行军突围。报社经过讨论，决定分成三路：一路由何云率领少数编辑、电务、印刷工人组成轻装小分队，随罗主任突围转移到冀北继续出油印报；另一路随一团突围，到太南采访；最后余下人员由史纪言带领就地分散隐蔽和老乡们一起打游击。何云将此计划向罗主任作了汇报，得到允准后，立即分头行动。
何云带着准备出油印报的小分队突围，由于敌人封锁很严，突了几次都遇到困难，只好退回到庄子岭西山沟里树下隐蔽。天黑时，敌机投掷燃烧弹，山坡上的枯草都燃烧起来，部队一边灭火，一边继续突围，到次日天亮前，大部分同志突出了包围圈，何云与部分同志还是没有冲出重围。
天亮后，敌人以所谓“篦梳战术”开始搜山，晚上搭起帐篷在山头宿营，包围圈里还有汉奸活动，何云和十几个同志寸步难行，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这时跟野政、右邻已完全失去联系，不清楚敌人在哪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找上级。何云果断作出两条措施：一是一起设法转移到庄子岭上去隐蔽，跟上级取得联系后再出油印报；二是由电文科副科长文绶同志带着电务科五六个人从另一方向去庄子岭，约定太阳落山后在庄子岭集合。为了减少目标，文绶带着电务科同志先走。
何云带着四五个人隐蔽突围，到辽县东南大小羊角村附近时，被山上的敌人发现，遭到敌疯狂的射击。何云的腿行动本来就很困难，不幸又被敌人打中，重伤昏倒在地。医生上来抢救，何云用力睁开眼睛对他说：“我的伤不重，快去抢救倒在前面的同志。”
谁知等医生检查完了其他伤病员，返回看望何云时，他已流尽最后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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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云在上海曾任“抗日武装自卫会”秘书，“国民御侮自救会”的宣传部长。1932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国论坛》在上海出版，何云当了编辑，协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领导的“民族解放大同盟”工作，白天上街演讲，晚上深入工人中宣传抗日救国。1933年6月，他不幸被捕，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
何云被捕后在狱中的斗争，高贵的革命气节，陶铸同志在1942年9月1日《延安日报》发表的《沉痛的哀悼》一文中，有一段很感人的记述：
“我与何云同志的认识，是在1933年夏，我被捕解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时，他与我同号。在长期患难相共的监狱生活中，我们之间建立了很亲切的同志友谊。南京宪兵司令部里的空气极坏，那儿充满了惨无人道的事情，人与人的关系在那儿是不存在的。什么正义、道德、文明、情爱，在那儿看不到影子。有的是惨毒的刑罚，有的是疯狂地屠杀，有的是死的威胁，利的诱惑，制造寡廉鲜耻，出卖灵魂的勾当。许多人经不起这种考验，落入那罪恶的深渊。何云同志当时还是一个新党员，他一进到司令部后，虽然看到一些自命为最革命的人，结果成为无耻的叛徒，不无感慨，有点失望，但他与我们在一起，是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而战斗，不管敌人如何威胁、利诱，他毫不为之动摇，反之，他以很老练的姿态，积极参加反叛徒的斗争与帮助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志的稳定。我当时很惊奇，他这种革命品质，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中，那是如何难能可贵呀！使我历历如在目前的是一个黄昏的时候，拘留所当局找我去谈话，同志们以为我第二天清晨一定要到雨花台去了（那是枪决犯人的地方）……
“当我谈完话，回号子时，许多同志都面带愁容迎接我，何云同志更热烈地握着我的手，几乎说不出话来。同时，他还张罗，为我弄了一坛‘饯行酒’来，劝我多喝点，他以极热烈的感情表现于他的每句话来鼓励与安慰我，并教育当时同号的许多同志，我真是感动极了。我暗暗发誓，明早要到雨花台，一定要死得很壮烈，这才对得起这些同志。夜深了，我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何云同志这时突然爬到我的身边，很激动地对我说：‘我是一个新党员，看见一些老党员经不起考验，动摇叛变很难过，看到许多同志作艰苦卓绝毫不妥协的斗争，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党和革命，很感动，对我坚决革命帮助很大。’他安慰我：‘明天万一你有不幸，我与同志们一定坚持到底，你放心，你的家庭我也要设法通知和救济。’接着，又谈了许多其他问题，一直到天亮都陪着我。
“后来，我并未被‘打靶’，而是被判处无期徒刑，马上要送监……我去监狱后，不久他也进来了。因为在宪兵司令部表现太倔强，斗争活动太强烈，也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很高兴与我们在一起。我因他身体瘦弱，是没有吃过苦的文弱书生，恐怕长期的监狱生活会吃不消而非常担心，但他却不在乎。当时，有些被判五年、八年的人很悲观，何云劝他们：‘我被判处无期徒刑还不难过哩，判五年、八年有什么！我们早晚会一起出去的。’在狱中，何云还刻苦学习德文，学马列主义原著。他在4年多的生活里，完全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很坚定地度过了4年多的监狱生活，干净地进去，干净地出来……”
何云蹲了4年多的监狱，身体很瘦弱，但他看到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潮，心情异常激动，一出狱，没有回家去看看母亲、妹妹，就到南京《金陵日报》工作，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初，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在南京筹备出版《金陵日报》，何云参加了报社工作。不久，《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何云任国际新闻栏的主编。国际新闻办得精彩动人，博得广大读者的好评。
1938年10月，由于日寇很快占领了武汉，我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于武汉失守前一起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四川重庆。何云奉党的指示，带领一部分职工由武汉出发到西安创办《新华日报》西北版。谁知出版工作筹备就绪，正要出版时，国民党当局从中阻挠，不同意办《新华日报》西北版。这时，朱德总司令经西安去延安参加六中全会，何云向朱总司令采访，写了《朱德总指挥谈三期抗战与争取华北抗战胜利》的文章。采访中，何云向朱总司令谈了西安国民党当局不让办报的事，朱老总很风趣地说：“如果他们不欢迎你们，华北军民欢迎你们。在偌大的太行山区，只有一两张油印、石印小报，字体又小又模糊，还得戴老花眼镜看，真费劲！”时隔不久，彭德怀副总司令路过西安去延安开会，找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说：“他们不让出西北版，人员和机器就都给我，到太行去出报。”后中央决定：何云去太行负责筹办《新华日报》（华北版）。何云兴奋异常，于是，穿着八路军的军装，腰挎手枪，带领工人和记者，10月初离开西安，渡过黄河，北上太行山。
山路崎岖，记者董谦看到何云走路有点带撇，问他的腿有什么毛病。何云告诉他：“这是在南京坐牢时受‘老虎凳’、‘压杠子’等严刑拷打造成的。”他拉起裤管，用手指着自己的小腿幽默地说：“你看，我的小腿已变成了罗圈腿，这就是敌人给我留下的难忘的纪念。”
谈到这次到华北敌后办报的抱负时，何云精神十分振奋，情绪很活跃。他对董谦说：“有机会到敌后办报，就如同军队开赴前线对日作战一样，报纸好比一架机关枪，铅字好比子弹，笔杆就是枪杆。办报也是战斗。”
到华北敌后办报，只有何云、董谦和8个印刷工人，一架老掉牙的印刷机。
“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办好报纸呢？”董谦不无忧虑地问何云。何云满怀信心地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什么事，要靠人去开拓。”
开拓这条路，何云真可说是费尽心血。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领导共同成立了一个党报委员会，成员有总部的彭德怀、左权、傅钟、陆定一和北方局的杨尚昆、李大章。何云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办报委员会的领导和支持下，何云大抓新闻干部的培训工作，办起了100多人的记者训练班，从延安抗大、鲁艺等学校派来一批文字和美术工作者，组成了《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的基本队伍。何云率领这支队伍，带着这些设备，于1938年11月底到沁县后沟，克服重重困难，不到一个月，工厂初具规模，于12月20日即出版了《新华日报》华北版试刊，隔日一期。
何云经常告诉报社同志：“一个铅字等于一颗子弹，在敌后办报就是无形的战斗。”他的这几句话，形象地反映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火线办报的情况。何云在亲自写的《发刊词》中提出：“本报愿在这困难阶段，为鼓励前进的号角，愿与华北文化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将华北全体文化战士紧紧团结在本报周围，为开展敌后的文化运动而与敌寇共战到底。”
在激烈的反“扫荡”中，报社没有固定的地址，经常转移。在何云的周密安排下，组织北京师大毕业、精通理工的王显周，偕同印刷厂厂长周永生和工人韩晋升、张建功等同志，制造了小型轻便的活动铅字架和小型脚踏机、轧墨机、浇版机，连同电台、纸张、油墨，只需3匹骡子即可驮走，何云称此为“背起报馆打游击”。他将工人和编辑人员组成连队，荷枪实弹，一面跟鬼子周旋，一面设法出报。尽管环境恶劣，炮火连天，华北《新华日报》从未中断，及时把国内外重大新闻刊印出来，飞驰各地，提供党政军领导参阅。报社电务科在何云精心培育和电台同志不断创新努力下，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惟一强大的新闻台，能收到延安新华社、重庆中央社和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电讯，打破了国民党中央社的垄断和封锁。遇到战斗紧张时，何云便在吃饭、休息的间隙，命令报务员架起电台，收听延安新华总社的新闻；不能铅印，就出油印战报。1939年，敌人“扫荡”时，他将报馆人员化整为零，出版了东线版、西线版、南线版、北线版。“百团大战”时，他带领部分记者，携带油印机，跟着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和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日夜战斗在火线上。华北版《新华日报》不仅受到国内抗日军民的信赖和珍爱、支持，还得到国外的关注。美国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会都长期订阅，它成为抗战最有力的新闻媒介。朱德总司令曾这样评论：“一张华北版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天天和日寇作战。”华北版《新华日报》创办一周年时，刘伯承同志专门题词，赞扬它是“华北抗战的向导”。朱德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尚昆、陆定一、李大章同志亲临大会讲话或是撰文，表示祝贺。
在艰苦的敌后斗争中，《新华日报》华北版在何云的组织领导和“惨淡经营”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敌后华北惟一规模宏大的机构。1940年，增加了史纪言、魏克明、安岗、刘江等十多位编辑、记者，报社（包括印刷厂）最初只有几十人，这时发展到700多人，报纸也改为日刊，还建立了强大的通讯网，联系和培养了许多优秀编采人员，帮助各地方开展工作，晋东南各地创办了数十种抗日报刊。
由于华北版《新华日报》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日寇千方百计要消灭它，每次“扫荡”都把摧毁《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敌后办报，完全是百分之百的战斗。报馆邻近敌军驻地，有时30里，有时不到20里，不但经常听到隆隆炮声，敌我双方接触的枪声有时也声声入耳。有一次何云与陆诒杯酒谈天，何云称这种场面为“杯酒论英豪”，他告诉陆诒：“你们在后方办报，只是笔杆抗战而已，可是在此地，则是铅字和子弹共用，笔杆与枪杆齐挥！”
何云常说，新闻不仅是反映，更重要的是指导。他很重视总结工作，每年工作总结，他都亲自动手写，并做许多自我批评，采编方针，内容和版面、发稿、看大样，每道工序都讲得很细很透，承担自己的责任，教育大家，启发大家。
何云亲手编报，亲手写评论。他为华北版《新华日报》写了很多真知灼见的国际评论。仅1939年，他写的专论就有《论德波关系》、《成为欧洲局势之焦点的波罗的海沿岸》、《新时期的敌寇困难》等9篇之多。
在敌后办报，印刷设备和技术都十分落后，铅字标题只有头号宋、楷、黑三种字体，根本没有特大号的字体，报纸版面显得十分呆板单调。何云常为这事忧心，下工厂和排字工人研究。排字房的同志说，可以用木条制版代替。何云一听，高兴地一拍大腿：“对呀！还是大家办法多，人民战争嘛，克服困难还得同志们共同努力。”说干就干，何云用毛笔写好了字，工人拿起刻字刀，不一会儿，一块木刻题目就做好了，刷上油墨在纸上一印，醒目的标题就出现了。何云看后，连连说：“很好！”每期报纸要用毛笔写好几条标题，何云都是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来，他在少年读私塾时曾练就一手仿欧字，清秀洒脱，刚劲有力，字型结构美观。
1942年春，日寇为了摆脱太行军民的抗日斗争的胜利威胁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困境，2月3日，调集1万多人对我太行山区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奔袭。我军与敌鏖战月余，将敌全部驱回城里。5月19日，敌又从同蒲、石太、平汉等铁路线据点，纠集了两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共3万多兵力，出动飞机多架，向太行山北侧后和太行山南侧地区进行所谓“铁壁合围”、“篦梳式”的疯狂大“扫荡”，妄图摧毁八路军前方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首脑机关。这次“扫荡”之周密，手段之毒辣，超过任何一次。太行山区硝烟弥漫，炮火连天。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灭绝人性！
何云看到形势险恶，一面利用报纸及时将敌动态、暴行，告诉人民，大声疾呼：“提高警惕！紧急战备！”“太行敌军续增，扫荡企图愈明”。并将报纸改出战时小报；一面组织报社的同志备战，轻装，做好炒面装入米袋，将不便携带的物资及不便转移的女同志、病号、小孩，疏散隐蔽到离山庄20多里的庄子岭。庄子岭地形险要，自然山洞多，山上有树木，是八路军总部的后方隐蔽基地。
5月24日，日寇开始向辽县、武安、偏城袭击合围，来势凶猛。25日，日寇以6000多兵力从西、北、南三面向艾铺合围，配合飞机多架，轮番轰炸。为了适应打游击和出报，何云将报社人员临时编成两个连队，由报社秘书长史纪言、印刷厂厂长周永生分别担任连长，总称是八路军教导队，他任队长，上过抗大的林火任指导员。25日凌晨，八路军总部从麻田、大林口出发，何云奉命带领200多人的队伍，在一个警卫排的掩护下，从山庄出发，与总部一起向游击根据地附近的庄子岭、寺子沟转移。队伍撤离山庄时，已听到枪声，经过南艾铺，机关、学校、部队很快被敌人发现，更加紧合围。我军在十字岭方向跟敌交战的枪炮声不绝于耳。这时，总部的队伍还没有过来，何云让报社同志休息，等待总部的消息，待命行动。
等到过了中午，几架飞机隆隆而来，左盘右旋，向下俯冲，投弹，扫射，响起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何云急忙把人马疏散到沟谷、山洞和树丛中隐蔽。驮铅字、印刷器材的3头骡子被炸死，翻倒在山沟里，铅字撒满了山坡。
等到黄昏时分，突然发现西山山梁的路上，隐隐绰绰有人影。去人联络，是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带着突围的同志在那里休息。何云像遇到救星一样兴奋，急忙集合队伍，连走带跑地带上山岭和总部会合。何云一到山上，就去见罗主任。罗主任向他们介绍了总部几天来的情况。
原来，昨天拂晓，总部司、政大队人马从驻地出发，准备向冀西方向转移，计划跳出敌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游击。谁料，出村不远就遭到辽县、武乡、榆社等地南北几路敌人的突击奔袭，将总部紧紧包围，总部警卫团向敌人展开顽强的战斗，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遇上刚从外线向西的一二九师主力七七一团在附近路过，闻讯立即赶来解救，经过一场生死搏斗，击退了敌人。总部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向西突围，另一路在七七一团的掩护下，由罗瑞卿主任率领宣传、民运、敌工部等机关向东南突围，现在刚刚来到十字岭，部队经过两天一夜的行军、战斗，疲惫不堪，正在就地休息。这时夜幕四合，罗主任指示何云，让教导队也在山梁上休息，听令行动。休息中，何云从团长马忠全那里听到一个沉痛的消息：左权副参谋长在指挥部队掩护总部作战中，不幸牺牲！何云痛如刀绞，悲愤得差点失声痛哭。
第二天拂晓，罗主任率野政和大队人马沿着高山狭路，向东南方向转移，走了3个多小时，发现前面山下有许多敌人。罗主任当机立断，命令全体人马兵分几路，分段行动，分头向西转移。何云指挥教导队到了武安县馆陶川，爬上西边高山，突然南山头传来机枪声，青年木刻家赵在青被机枪打中，摔下山沟，壮烈牺牲。何云怀着悲痛带着队伍来到坡底深谷旁边，又与野政大队人马汇合在一起。罗主任等各分队汇合后，立即集合队伍，宣布：“同志们！我们身边的主力部队另有作战任务，我们不能拖住他们。我们要‘放虎归山’，让他们担负起粉碎日寇‘扫荡’的战斗任务。我们要独立行动，一定要胜利冲到外线去打游击！”
罗主任讲完后，各单位火速召开小型会议，讨论如何行军突围。报社经过讨论，决定分成三路：一路由何云率领少数编辑、电务、印刷工人组成轻装小分队，随罗主任突围转移到冀北继续出油印报；另一路随一团突围，到太南采访；最后余下人员由史纪言带领就地分散隐蔽和老乡们一起打游击。何云将此计划向罗主任作了汇报，得到允准后，立即分头行动。
何云带着准备出油印报的小分队突围，由于敌人封锁很严，突了几次都遇到困难，只好退回到庄子岭西山沟里树下隐蔽。天黑时，敌机投掷燃烧弹，山坡上的枯草都燃烧起来，部队一边灭火，一边继续突围，到次日天亮前，大部分同志突出了包围圈，何云与部分同志还是没有冲出重围。
天亮后，敌人以所谓“篦梳战术”开始搜山，晚上搭起帐篷在山头宿营，包围圈里还有汉奸活动，何云和十几个同志寸步难行，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这时跟野政、右邻已完全失去联系，不清楚敌人在哪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找上级。何云果断作出两条措施：一是一起设法转移到庄子岭上去隐蔽，跟上级取得联系后再出油印报；二是由电文科副科长文绶同志带着电务科五六个人从另一方向去庄子岭，约定太阳落山后在庄子岭集合。为了减少目标，文绶带着电务科同志先走。
何云带着四五个人隐蔽突围，到辽县东南大小羊角村附近时，被山上的敌人发现，遭到敌疯狂的射击。何云的腿行动本来就很困难，不幸又被敌人打中，重伤昏倒在地。医生上来抢救，何云用力睁开眼睛对他说：“我的伤不重，快去抢救倒在前面的同志。”
谁知等医生检查完了其他伤病员，返回看望何云时，他已流尽最后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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