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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性命攸关的《逆风千里》突遭风雨 雨打风吹

  影片在送到上级严格审查时,中央领导邓子恢、军队领导罗瑞卿、刘亚楼观看后,都表示了肯定,对审查时一些领导提出的不同意见,当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则表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并且三次提出若干条具体的修改意见。

  1963年12月影片完成之后,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审看了此片,认为“导演的镜头语言还算流畅。”随后,陶铸同志陪同邓子恢、刘亚楼亲自到珠影厂审看影片,在肯定影片的前提条件下,特提出三点具体的修改意见:“一、去掉假枪毙;二、我军战斗中一个也没有牺牲的不真实;三、加写战士纪鹏飞炸桥的壮烈牺牲。”1964年1月,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陈荒煤在审看影片后,表示基本同意陶铸同志的修改意见。同年6月,陶铸和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再次来珠影厂审看修改后的对白双片,表示很满意,只提出战士纪鹏飞在炸桥牺牲时,不要让指导员上桥抢救。此时,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在珠影厂审看影片后,认为没有政策性问题,可以送北京审查。珠影厂迅速将影片送文化部电影局审查,文化部领导特请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审看此片,罗瑞卿看后,表示同意影片通过审查,并可以在全国发行。

  然而,康生却大发淫威,借机刁难,他硬说这部影片是“直接为国民党服务,鼓动阶级敌人复辟的反革命影片,对特务分子起指导作用。”陶铸识破康生别有用心的诬蔑,当即在北京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义正词严地反驳康生:“这部片子我看过,它虽然不是一部优秀的影片,却不存在你讲的这些严重的政治问题。”可是,康生却仍不肯善罢甘休,他继续声嘶力竭地无端指责审查这部影片的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们:“你们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并武断地强迫命令这部影片在全国停止发行。于是,这部影片先后被康生、江青点名列为“毒草”影片进行公开批判,中宣部在1964年4月11号正式下文,被迫点名下发批判《逆风千里》的通知。两年后“文革”全面爆发,康生、江青之流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对该片的大批判和大讨伐,定调是“陶铸一手扶植出来的大毒草。”

  文艺路线的斗争始终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文革”前的1964年,又开始了无休止的文艺界第二次整风运动。《逆风千里》在全国上映之后,好景不长。时任中央领导要职的康生就这部影片说了一句话:“这是动国民党之心,泄共产党之愤”,由此彻底宣判了这部影片的死刑。1964年的7月29日,康生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总结会上,公开点名批判影片《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是“坏电影”、“坏戏”。随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相继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的文章。8月29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和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在该通知的报告上提示:“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还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领袖一怒,万众皆惧,《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红河激浪》等顿时连带而出,《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用了整整一版文字,彻底地、全面地对《逆风千里》逐条逐段地展开批驳,使这部影片被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而成为“文革”前最早被列为“大毒草”、“反革命”影片的首批影片,上映时还在其片头上特意加上了上千字的前言,其大标题即是:“反革命影片《逆风千里》”。

  一部影片被定调为“反革命”,那这部影片本身连同他的主要创作人员、剧组演职员,一下子全部受到了逃也逃不掉的无形牵连。编剧周万诚被遣送回山东老家,“文革”中多次挨批挨斗,牙齿全部被打掉。导演方徨是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老干部,1941年“皖南事变”曾坐过国民党反动派“上饶集中营”的监狱,后来在赤石暴动越狱。这样一位九死一生的老革命,却被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大帽子,经常被串联到珠影厂的红卫兵、厂内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们拉出去公众批斗,但是,方徨始终倔强地没有低下高昂的头,他一生经历过地狱般的煎熬和战场上的横飞弹雨,对一部《逆风千里》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以其坚忍的毅力去据理力争。作为一个在硝烟中锤炼出来的电影工作者,他是受苏联名家邦达尔丘克《一个人的遭遇》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影响,加之自身在战场上的亲历,从而成功地执导了《逆风千里》,他认为自己没有反党反人民,更没有去歌颂、美化国民党。反复的批斗,肉体的打击,“文革”期间又被强行送到干校劳改,还曾患过脑脓肿、直肠癌,两次大手术的人间重返,方徨以80岁的高龄至今健在,然而,在“文革”期间他的老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厂里的大喇叭对准他的窗户,彻夜地高声喧哗,使她终日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惶惶不安,终于在一天晚上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使她受到猛然惊吓而猝死,这是方徨最感难受,心中永远也抹不掉的痛。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