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我整个一生都处在压抑的状态。我整个一生都在辛苦地工作,争取与这种压抑的状态做殊死的搏斗。当我住在佐治亚州的开罗市,当时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有一个黑人保姆,她的名字叫艾尔莎。她住在城市另一端的一个小屋子里,小屋子非常寒酸。”她的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只香烟,含到嘴里,动作优雅地将它点着。她把一团烟雾喷到空气中。“那时候,黑人都被叫做黑鬼。我知道‘黑鬼’这个字眼很肮脏。这个字眼有蔑视,有仇恨。我知道,人人都喜欢用它来描述黑人,可是我也知道,艾尔莎不是黑鬼。”她顿了顿,直视我的眼睛:“你知道吗,那样形容黑人是错误的。”她走到房间对面,脸冲着墙壁:“我花了一生的时间,才发现我其实是个艺术家,”她的脸转向我,“我也发现,我是一个女人,一个有着特殊需要的女人。当时,我妈妈却压抑我的需要,迫使我义无反顾,始终不渝地同她对我的压迫斗争。我要斗争的还有你爸爸,他也把我压抑得半死不活。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如今第一次感觉,我完全可以找回失去的自我。”
与其让我在这里听这些废话,还不如让我听一个老师说:南希的零钱可以买六个苹果,每个苹果四十五分钱,那么请问,在南希的口袋里,一共有多少个两角五分辅币?
“所以,奥古斯丁,我希望你支持我和弗恩的关系,因为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不需要,我也不会接受任何牙龈。我已经花了好多年时间,用我整个人生来反抗这种压抑,我希望我用不着和你再搏斗一番。”她长长地吐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她的脑袋深沉地垂下去,下巴落到了胸口处。
看起来,我真该为她鼓掌才是,不过我没有那样做。
我说:“好吧,我我不介意,我不会干涉你们的。你可以给我五块钱吗?”
她露出了笑容:“希望我有五块钱给你。没问题宝贝儿,要是真有的话,我一定给你。去,把我的钱包拿来,让我好好看一下。”
这是个阳光灿烂的周六下午。这一天,天空中零星漂浮着几朵纤细的白云,这一天的确是外出游行的好日子。霍普和我把一些气球吹胀,用彩带系起来。芬奇大夫穿着短裤和拖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嘴里随意哼唱着歌曲:“梦想着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爸爸——”霍普喊道。
“战斗在不可忍受的——”
“爸爸!我想知道,你想让我们把气球系到你的帽子上,还是你的雨伞上。”
芬奇大夫走进了房间。“我想让气球砌到所有的东西上。今天是快乐的日子,到处都应该有气球。”
霍普满脸笑容。“好的。”
我吹起一只黄色的气球,交给了霍普。霍普在气球上系上一条红色的丝带,把丝带系在大夫那顶褐色皮帽的帽箍上。
“我们应该给他的帽子多系一些粉红色气球,”霍普说,“爸爸喜欢粉红色。”
最终,我们吹了大约六十多只气球,把它们系到大夫的帽子上,雨伞上,系到大夫长长的黑色羊毛外衣的扣子上。他想穿着这件衣服参加游行,尽管天气很热。我们还把气球系到自己的腰间,甚至把两只气球系到阿格尼丝的胸前,一左一右,一边系着一只。
“我不想就这样走到人群中间,”阿格尼丝抱怨说,“再给我一些气球,我得系到别的部位。我可不想光系着这两只,像什么样子!”
大夫远远就听到了阿格尼丝的抱怨,他走进房间。他现在穿上了外衣。“不,阿格尼丝,”他大声说,“你就应该这样系着气球出门。你是一家之母,是伟大的哺乳者,这就是气球的象征意义。”
“行了,尽是胡说八道。”阿格尼丝说,“我才不买账呢。”
“我说过,你只能系两只气球。它们是你的乳房鸟。”
“乳房鸟?太好玩了,爸爸,我喜欢这个叫法。”
“真的喜欢?”大夫动了动眉毛,“那么,你也应该在胸前系上两只气球。”
半小时以后,芬奇大夫走出家门,衣服上系满了气球。他把缀满气球的太阳伞高高地举过头顶。系着粉红色丝带的粉红色气球,从他的帽子上飘落下来。
霍普和我跟在后面,大约有几步远。我们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全世界的父亲联合起来!今天是全世界父亲们的节日!我身上也挂满了气球,有的系在我的裤带上。霍普只有两只气球,胸口处各系一只。
霍普的姐姐安妮跟在我们后面,还有她的儿子普比尔。安妮很恼火,她觉得参加这样的游行,是上了芬奇大夫的当。她拒绝系上“乳房鸟”,只在手里拿着一只气球。而普比尔却不含糊,六七只气球系在脚踝上,他小小的身体仿佛从地面上升起来似的。
再往后面就是纳塔莉。她也同意系上“乳房鸟”,不过她坚持戴太阳镜,还有一顶大帽子,这样的话,她的熟人就不容易在街道上认出她。
我妈妈走在队伍的末尾。她看上去十分紧张,而且心神不定。她右手握着一只白色的小气球,左手夹着摩尔香烟。她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一来,她看上去就像是个普通女人,偶然出来散步,又偶然拣到一只白色的小气球,就随意地拿在手里。我不知道她是为参与这样的游行队伍感到羞耻,还是她的精神病即将发作,需要芬奇大夫为她实施治疗。
“我今天感觉不太舒服,”她此前曾对我说,“我正在写一首新诗,写得很辛苦,让我心力交瘁。”
我们这只队伍沿着佩里大街前进,穿过了霍利尔广场,到达了主街,又进入市中心。
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芬奇大夫用红色的卡祖笛(一种玩具笛子),一路吹着意大利歌曲《来自天涯的男人》。
见到他的样子,路边的孩子们高兴地尖叫起来,而大夫就会停下来,嘴里“嗨,嗨,嗨”地打招呼,还把一张张油印的宣传单交给他们的父母,上面写着:“你们——情感不成熟的父亲,对于孩子和社会是一种灾难。”落款是:理学士芬奇,医学博士。
孩子的父母礼貌地微笑着,看上去有些烦躁和懊恼。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就争先恐后地把宣传单扔进垃圾桶。我看到不止一位母亲认真检查孩子的手,确保他们的手指上没戴着小徽章一类的东西。
对我来说,芬奇大夫组织的这种游行,实在是叫人羞愤透顶,无以复加,以至于我都无所谓了。类似这样的极端的观念和行为,我已经能够处之泰然了。
“请协助我爸爸教育全美国所有的父亲,”我们经过围观的人群时,霍普情绪饱满、慷慨激昂地呼喊着,“请加入‘全世界父亲协会’。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治理好这个社会。”
我们曾偶然经过五、六个史密斯大学新生的身边。他们倚靠在一座建筑物旁边,当我们的队伍经过时,他们窃窃私语,咯咯咯地讪笑起来。
“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们,天真的小姐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有一位强壮、成熟而亢奋的父亲?你们当中,有谁想见识一下我的睾丸呀?”大夫大声问,表情有些顽皮,有些滑稽。
女大学生们的微笑立刻消失了,我看到她们眼睛里流露出几丝恐惧。毫无疑问,尽管她们曾领受过各种提醒和警告,但这种情形还是让她们防不胜防。
接下来,芬奇大夫嘴里吹着口哨,带领我们继续前进。
有那么一两次,我们被警察在路上拦住。不过,当芬奇大夫向他们出示了驾驶执照,证明他是医学博士时,我们就获得允许继续前进。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惊奇,似乎只要是医疗系统的人,你就可以摆脱麻烦,一路红灯。
我妈妈落在后面了。她曾站在一家书店橱窗前浏览。她还停下脚步,进了一家鞋店,试穿了一双凉鞋。
“你出了什么事吗?”我问她。
“我和弗恩的关系现在很僵。我喜欢她,可她太虚伪、太做作,瞻前顾后,装腔作势。她有时候真让我头疼。弗恩是个传统的那种女人。”
“唉,想不到她原来是个臭婊子。”我说。
“行了,别这么说她。”我妈妈语气沉重地说,“这也是她丈夫埃德的原因,他根本不支持弗恩和我的关系,这就给她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她拒绝放弃他的家庭。可是,她的家庭成员年龄都不小了,都能照顾好自己。我的意思是,最小的女儿也和你的年龄差不多。”
“我知道了,戴尔德拉。我希望你把这个事情解决好。”我妈妈告诉过我,尽量别管她叫妈妈,而是叫她的名字。她更希望把我们想成是朋友,而不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更健康,也更成熟——她告诉我。
“谢谢你,”她说,“我也希望如此。”接着,她的神情愉快起来,“我是否告诉过你,我有一首诗歌被《美国人》杂志选用了?”
芬奇大夫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只是游行。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一边听最新流行的歌曲《女人的夏天》,一边慢条斯理地梳理发型。我刚刚用KMS牌洗发水洗了头。我突然听到了有人争吵,声音很弱,很模糊。它来自于其他房间,我不禁竖起了耳朵。我尽量忽略歌曲中的“越来越快的脚步,带我去向何方”,飞快地辨别出个别争吵字眼。
“傻×!”这是纳塔莉的声音。
紧跟着,“操她妈的傻×!”这是霍普的回应。
我立刻把唱针从唱盘上取下,走出了房间。我在过道里蹑手蹑脚地潜行,隐藏在她们的房间外面。欣赏别人吵架乃至打斗,可比听《女人的夏天》过瘾多了,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的,我的脸上露出坏笑。
吵架是“六十七街”的本质和核心。如果说我们是酿造葡萄酒的葡萄园,那么,吵架就是含有而难得的佳酿。
“不,霍普。这和你无关。您老是认为,他妈的什么事都和你有关,为什么?因为你太可怜了,你活得太不痛快了!”
“闭嘴吧,纳塔莉。你为什么这么具有攻击性?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为什么你这么恨我?”
纳塔莉恶狠狠地大笑起来:“你这是扯烂污,泼脏水,是纯粹的自我转移。是你恨我,不是我恨你,可你却不承认,你这个被压抑的婊子。”
“我何必不恨你,纳塔莉?”霍普恼恨地大声说。
“少跟我来自我克制这一套!”纳塔莉立刻反击。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心理学方面的词汇暴风骤雨般地暴涨起来,除了自我转移、自我克制,我还知道了自我压抑、主动进攻,被动防御、神经质、抑郁药、镇静剂什么的。
除了互相称呼对方的大名——比如婊子、妓女以外,芬奇大夫家里的人还以他们强烈的求知欲,迅速吸收了弗洛伊德关于个体心理发展的划分理论,把它们收藏到辱骂对方的词库中。
“你还太嫩,还处在口腔期,你永远也到不了肛门期。你最大的希望,就是到达肛门期,可你没戏了!你是个不成熟的、性冷淡的老处女!”纳塔莉高声尖叫。
“别这样为难我,”霍普说,“别把所有的愤怒都转移到我身上。”
“你的逃避战术根本不会奏效,”纳塔莉提醒她,“我不会让你从我这里溜走。你不是对我有仇恨吗?那你就必须面对我的质问!想躲?做梦!”
我看看附近那台大钢琴,我回想起过去更加快乐的时光。就在上一周,芬奇大夫的一个病人——她名字叫休,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为我们弹轻音乐作为伴奏,而纳塔莉、霍普和我站在钢琴旁边歌唱:“我们的家园在哪里?那是一块最美丽的土地……”只要我们愿意,休会长时间为我们弹奏,前提是我们不可以叫她的名字。她坚持让我们叫她“芬奇博士”。
“你需要和爸爸谈一谈,纳塔莉。你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我告诉你这一点,是因为你是我的妹妹,我爱你。你需要找爸爸看病,先在我这儿预约一下吧。”
我听见纳塔莉用力跺脚的声音。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很担心她会绕着楼梯拐进客厅,因为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在她们房间的侧面。要是她看见我,知道我在窃听,我就倒霉了。谢天谢地,她的脚步声很响,不过不是进入客厅,而是把她的姐姐扭倒在沙发上。
“好啊,婊子,你快说啊!”
“你放开我,”霍普说。我听见她呼吸很困难,纳塔莉可是个高大而强壮的女孩。
“快承认吧!”
“纳塔莉,快起来,我喘不过气了。”
“那你就去死吧。”
接着是一阵安静,然后是霍普挤压着嗓子,好容易发出的声音:“好啦,好啦,我恨你。现在你高兴了吧?”
“呸——”纳塔莉吐出了一口恶气似的,“妈的!”她咚咚咚地跺着脚走出房间,走到楼梯上,“狗屎!”她站在楼梯口喊道:“你在情感上永远也长不大,永远!”
霍普大声说:“纳塔莉,我会想办法给你弄个限制法令,把你看管起来。你现在失控了,我一定会那样做的。”
纳塔莉砰地关上了房门。
吵架结束了。
如果总分是十分的话,这场恶战充其量只能打四分。或许是四分半。十分意味着警察的卷入,或者有人需要被送进精神病院。问题在于,在芬奇大夫家里,争吵一旦发生,其他人都不参与,而我偶然发现的一个有趣的规律是:人数越多,吵架就越激烈。
通常说来,起初只有两个人为小事而争论,譬如他们为选择哪个电视频道而争执不下,随即第三个人进入房间,看见两个人在电视机前又吵又叫,他们决定让第三个人发表意见,而且要采取明确的立场。就这样,稍有不慎,别的人就不幸被卷入其中。
在芬奇大夫家里,最精彩的吵架,往往有五个或五个以上的人参与。不过最后,争执都会结束,喧闹都会平息,那就是芬奇大夫的出面。譬如,吵架者会给医生打电话,或者集体涌进他的办公室。这是一群充满敌意和杀气的家伙,他们首先驱逐芬奇大夫正在看的病人,有人会解释说,这是“家庭危机”。而那些病人,不管他们有潜在的自杀倾向,还是患有多重人格分裂,都会被转移到接待室,喝上一杯牛奶或果茶。与此同时,芬奇大夫扮演判官的角色,尽快解决家人的争端。
芬奇大夫坚信,愤怒是大脑疾病的根源。他还认为,除非愤怒得以释放,不然就会毁掉一个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家里经常发生吵架事件。由于吵架的规模和强度微不足道,所以他不但鼓励大家唱歌、跳舞、跳绳,还要学会发泄。
愤怒就像我们每天吃的汉堡包,它的结构复杂,内容丰富,比如有内省性愤怒、压抑性愤怒、误导性愤怒,还有愤怒的行为,愤怒的言语。如果人们不能恰当而及时地排解愤怒,他们就会健康受损,甚至很容易走向死亡。
所以,我们经常朝对方喊叫,这就像是一场比赛,而奖品就是大脑的健康。芬奇大夫经常说:“霍普最近表现不错,她经常表达有益健康的愤怒。我敢保证,她正在告别肛门期,正在进入情感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生殖期。”这时,大家都挺恨她,不只因为她走起路来矜持而得意,而且不知不觉地,她居然在情感成熟方面遥遥领先了。
尽管芬奇大夫善于趾高气扬地发泄愤怒,而且,他的男中音时而深沉,时而高亢,能够有效阻止大家冲着他大喊大叫,但有时候,大夫本人也会成为别人“健康的发泄”的靶子。通常说来,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阿格尼丝。
芬奇大夫和阿格尼丝结婚以来,似乎过去了好几百年。当初,阿格尼丝遇见芬奇时,后者还是个年轻的医学院的学生,外形潇洒、前途光明。阿格尼丝则是个富有魅力的传统型姑娘,信奉天主教。想必她当初嫁给芬奇大夫,是一时糊涂,缺乏远见。恐怕她当初怎么也想不到,芬奇大夫会把家庭鼓捣成如此局面。
阿格尼丝让我想到了一辆老式卡迪拉克,它由于轻率而掉进偏僻的深沟,司机已经咽了气,它只能不停地呻吟和挣扎,却永远无法爬到地面上。纵使地位显赫,也无济于事。通常说来,阿格尼丝只是躲在幕后,要么一言不发,要么随声附和,要么无休止地扫地或看电视。她不是那种显山露水的类型,似乎无声无息地,永远躲在舞台的角落里。
所以,要是碰上她发起火来,肯定是令人激动的幸事。而且,她的火气通常直指芬奇大夫。
原因是芬奇大夫有自己的情妇。实际上,大夫有三个情妇。大夫喜欢公开宣布:“阿格尼丝只是我的法律意义上的妻子,而在情感和精神上,我们并没有结合在一起。”
阿格尼丝对此似乎不大介意,除非大夫胆敢当着她的面说这句话。或者说,大夫说这句话的时候,赶上他最宠爱的情妇——杰拉尔丁·佩恩小姐在场。
杰拉尔丁·佩恩小姐是个高大的女人,打个比方说,在女人当中,她就相当于一辆奔驰汽车。在我看来,她大约有六英尺高,肩膀宽阔,脸盘很大。当她进入房间时,小姐这个词是不会进入我的脑海的。
大夫爱她,崇拜她,把她视为缪斯女神,十多年来一直如此。他和杰拉尔丁一起旅行,不停地更换汽车旅馆。他们的爱情不是秘密。我们经常会开玩笑:“你能想象杰拉尔丁压在他身上的情景吗?她会把大夫压扁的!”
杰拉尔丁很少到六十七街来,除非是借着节假日或者特殊事件的掩护。阿格尼丝的表情很是冷淡,不过礼数周到。她从来不会忘记,自己才是大夫真正意义上的妻子,既是首任又是首席,无可取代。
不过杰拉尔丁离开以后,阿格尼丝的吼叫声就会穿墙而出。
“我根本不在乎?笑话!”她的声音从紧闭的卧室房门里传出来。接着,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到墙上,“我是你的妻子,你不能对我这样!”
芬奇大夫总是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他说阿格尼丝的愤怒完全是歇斯底里。他的脸开始变红,他的眼睛流出泪水,有时候,他索性让别人进入房间,观察他的妻子歇斯底里的愤怒状态。“霍普!他大声喊道,“快来看啊,你妈妈正在歇斯底里地发作呢,值得一看!”
阿格尼丝继续喊叫,不管是否有人出现在门口,探头张望。她似乎陶醉于又哭又笑的状态,而接下来,出于某种原因,她渐渐安静下来。有人指出,她看上去是何等神志不清,因为她居然把床头桌高高地举到头上。最后,她彻底恢复了平静,并且和大家一起笑起来。
让我久久地为之着迷的一种现象是:她总是不声不响,不卑不亢,保持着作为大夫的妻子应有的尊严。她提到丈夫时,总是说“芬奇大夫”。她的嘴唇总是涂着口红,哪怕在和芬奇吵架过后,把抛到天花板上的火鸡残体清洗干净,她也忘不了略施粉黛,红唇如血,而且一贯如此。
芬奇大夫也可能对妻子大发脾气。他会随心所欲地吼叫,而阿格尼丝完全置之不理。大夫站在她的跟前,穿着肥大的短裤,黑色的短袜,黑色的皮鞋,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阿格尼丝尽量避开他,走到壁炉前,那里摆着在圣母玛利亚前做弥撒用的蜡烛。她握着指甲刀,一边修剪蜡烛的烛心,一边哼唱着咏叹调。
有时候,吵架会产生一种节日般喜庆的感觉。
杰夫,他是大夫唯一的亲生儿子,住在波士顿。他和马萨诸塞州那些古怪的家庭成员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不过即便如此,一旦他回到父母这里,大夫家里所有的人,以及许多病人都会齐聚这里——普比尔的妈妈安妮,芬奇大夫的大女儿凯特,维基有时也会赶来。还有霍普、纳塔莉,还有我妈妈,有时候,参加者当中还包括大夫的“结拜兄长”——基默尔神父,以及神父的“干女儿”维多利亚。
要是炉子上正在烘烤一条猪腿,或在蒸煮一只火鸡,那么通常用不了多久,这些动物的肢体就会飞向天空。
“没错,那是因为你觉得,你他妈的对我们太好了,对我们挺够意思了。”这是纳塔莉的大嗓门。
“冷静点儿,纳塔莉。我在波士顿那边很忙,我有工作要做呀。”
霍普也试图让杰夫感到内疚。“起码没事回来看看爸爸,也不至于把你折磨死吧?你也不像是住在加利福尼亚啊。”
“就是嘛,”安妮也很同意,“我是个有儿子的单身母亲。你是想说你比我还忙吗?就算你真的忙,你也可以……”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与其让我在这里听这些废话,还不如让我听一个老师说:南希的零钱可以买六个苹果,每个苹果四十五分钱,那么请问,在南希的口袋里,一共有多少个两角五分辅币?
“所以,奥古斯丁,我希望你支持我和弗恩的关系,因为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不需要,我也不会接受任何牙龈。我已经花了好多年时间,用我整个人生来反抗这种压抑,我希望我用不着和你再搏斗一番。”她长长地吐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她的脑袋深沉地垂下去,下巴落到了胸口处。
看起来,我真该为她鼓掌才是,不过我没有那样做。
我说:“好吧,我我不介意,我不会干涉你们的。你可以给我五块钱吗?”
她露出了笑容:“希望我有五块钱给你。没问题宝贝儿,要是真有的话,我一定给你。去,把我的钱包拿来,让我好好看一下。”
这是个阳光灿烂的周六下午。这一天,天空中零星漂浮着几朵纤细的白云,这一天的确是外出游行的好日子。霍普和我把一些气球吹胀,用彩带系起来。芬奇大夫穿着短裤和拖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嘴里随意哼唱着歌曲:“梦想着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爸爸——”霍普喊道。
“战斗在不可忍受的——”
“爸爸!我想知道,你想让我们把气球系到你的帽子上,还是你的雨伞上。”
芬奇大夫走进了房间。“我想让气球砌到所有的东西上。今天是快乐的日子,到处都应该有气球。”
霍普满脸笑容。“好的。”
我吹起一只黄色的气球,交给了霍普。霍普在气球上系上一条红色的丝带,把丝带系在大夫那顶褐色皮帽的帽箍上。
“我们应该给他的帽子多系一些粉红色气球,”霍普说,“爸爸喜欢粉红色。”
最终,我们吹了大约六十多只气球,把它们系到大夫的帽子上,雨伞上,系到大夫长长的黑色羊毛外衣的扣子上。他想穿着这件衣服参加游行,尽管天气很热。我们还把气球系到自己的腰间,甚至把两只气球系到阿格尼丝的胸前,一左一右,一边系着一只。
“我不想就这样走到人群中间,”阿格尼丝抱怨说,“再给我一些气球,我得系到别的部位。我可不想光系着这两只,像什么样子!”
大夫远远就听到了阿格尼丝的抱怨,他走进房间。他现在穿上了外衣。“不,阿格尼丝,”他大声说,“你就应该这样系着气球出门。你是一家之母,是伟大的哺乳者,这就是气球的象征意义。”
“行了,尽是胡说八道。”阿格尼丝说,“我才不买账呢。”
“我说过,你只能系两只气球。它们是你的乳房鸟。”
“乳房鸟?太好玩了,爸爸,我喜欢这个叫法。”
“真的喜欢?”大夫动了动眉毛,“那么,你也应该在胸前系上两只气球。”
半小时以后,芬奇大夫走出家门,衣服上系满了气球。他把缀满气球的太阳伞高高地举过头顶。系着粉红色丝带的粉红色气球,从他的帽子上飘落下来。
霍普和我跟在后面,大约有几步远。我们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全世界的父亲联合起来!今天是全世界父亲们的节日!我身上也挂满了气球,有的系在我的裤带上。霍普只有两只气球,胸口处各系一只。
霍普的姐姐安妮跟在我们后面,还有她的儿子普比尔。安妮很恼火,她觉得参加这样的游行,是上了芬奇大夫的当。她拒绝系上“乳房鸟”,只在手里拿着一只气球。而普比尔却不含糊,六七只气球系在脚踝上,他小小的身体仿佛从地面上升起来似的。
再往后面就是纳塔莉。她也同意系上“乳房鸟”,不过她坚持戴太阳镜,还有一顶大帽子,这样的话,她的熟人就不容易在街道上认出她。
我妈妈走在队伍的末尾。她看上去十分紧张,而且心神不定。她右手握着一只白色的小气球,左手夹着摩尔香烟。她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一来,她看上去就像是个普通女人,偶然出来散步,又偶然拣到一只白色的小气球,就随意地拿在手里。我不知道她是为参与这样的游行队伍感到羞耻,还是她的精神病即将发作,需要芬奇大夫为她实施治疗。
“我今天感觉不太舒服,”她此前曾对我说,“我正在写一首新诗,写得很辛苦,让我心力交瘁。”
我们这只队伍沿着佩里大街前进,穿过了霍利尔广场,到达了主街,又进入市中心。
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芬奇大夫用红色的卡祖笛(一种玩具笛子),一路吹着意大利歌曲《来自天涯的男人》。
见到他的样子,路边的孩子们高兴地尖叫起来,而大夫就会停下来,嘴里“嗨,嗨,嗨”地打招呼,还把一张张油印的宣传单交给他们的父母,上面写着:“你们——情感不成熟的父亲,对于孩子和社会是一种灾难。”落款是:理学士芬奇,医学博士。
孩子的父母礼貌地微笑着,看上去有些烦躁和懊恼。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就争先恐后地把宣传单扔进垃圾桶。我看到不止一位母亲认真检查孩子的手,确保他们的手指上没戴着小徽章一类的东西。
对我来说,芬奇大夫组织的这种游行,实在是叫人羞愤透顶,无以复加,以至于我都无所谓了。类似这样的极端的观念和行为,我已经能够处之泰然了。
“请协助我爸爸教育全美国所有的父亲,”我们经过围观的人群时,霍普情绪饱满、慷慨激昂地呼喊着,“请加入‘全世界父亲协会’。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治理好这个社会。”
我们曾偶然经过五、六个史密斯大学新生的身边。他们倚靠在一座建筑物旁边,当我们的队伍经过时,他们窃窃私语,咯咯咯地讪笑起来。
“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们,天真的小姐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有一位强壮、成熟而亢奋的父亲?你们当中,有谁想见识一下我的睾丸呀?”大夫大声问,表情有些顽皮,有些滑稽。
女大学生们的微笑立刻消失了,我看到她们眼睛里流露出几丝恐惧。毫无疑问,尽管她们曾领受过各种提醒和警告,但这种情形还是让她们防不胜防。
接下来,芬奇大夫嘴里吹着口哨,带领我们继续前进。
有那么一两次,我们被警察在路上拦住。不过,当芬奇大夫向他们出示了驾驶执照,证明他是医学博士时,我们就获得允许继续前进。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惊奇,似乎只要是医疗系统的人,你就可以摆脱麻烦,一路红灯。
我妈妈落在后面了。她曾站在一家书店橱窗前浏览。她还停下脚步,进了一家鞋店,试穿了一双凉鞋。
“你出了什么事吗?”我问她。
“我和弗恩的关系现在很僵。我喜欢她,可她太虚伪、太做作,瞻前顾后,装腔作势。她有时候真让我头疼。弗恩是个传统的那种女人。”
“唉,想不到她原来是个臭婊子。”我说。
“行了,别这么说她。”我妈妈语气沉重地说,“这也是她丈夫埃德的原因,他根本不支持弗恩和我的关系,这就给她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她拒绝放弃他的家庭。可是,她的家庭成员年龄都不小了,都能照顾好自己。我的意思是,最小的女儿也和你的年龄差不多。”
“我知道了,戴尔德拉。我希望你把这个事情解决好。”我妈妈告诉过我,尽量别管她叫妈妈,而是叫她的名字。她更希望把我们想成是朋友,而不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更健康,也更成熟——她告诉我。
“谢谢你,”她说,“我也希望如此。”接着,她的神情愉快起来,“我是否告诉过你,我有一首诗歌被《美国人》杂志选用了?”
芬奇大夫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只是游行。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一边听最新流行的歌曲《女人的夏天》,一边慢条斯理地梳理发型。我刚刚用KMS牌洗发水洗了头。我突然听到了有人争吵,声音很弱,很模糊。它来自于其他房间,我不禁竖起了耳朵。我尽量忽略歌曲中的“越来越快的脚步,带我去向何方”,飞快地辨别出个别争吵字眼。
“傻×!”这是纳塔莉的声音。
紧跟着,“操她妈的傻×!”这是霍普的回应。
我立刻把唱针从唱盘上取下,走出了房间。我在过道里蹑手蹑脚地潜行,隐藏在她们的房间外面。欣赏别人吵架乃至打斗,可比听《女人的夏天》过瘾多了,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的,我的脸上露出坏笑。
吵架是“六十七街”的本质和核心。如果说我们是酿造葡萄酒的葡萄园,那么,吵架就是含有而难得的佳酿。
“不,霍普。这和你无关。您老是认为,他妈的什么事都和你有关,为什么?因为你太可怜了,你活得太不痛快了!”
“闭嘴吧,纳塔莉。你为什么这么具有攻击性?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为什么你这么恨我?”
纳塔莉恶狠狠地大笑起来:“你这是扯烂污,泼脏水,是纯粹的自我转移。是你恨我,不是我恨你,可你却不承认,你这个被压抑的婊子。”
“我何必不恨你,纳塔莉?”霍普恼恨地大声说。
“少跟我来自我克制这一套!”纳塔莉立刻反击。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心理学方面的词汇暴风骤雨般地暴涨起来,除了自我转移、自我克制,我还知道了自我压抑、主动进攻,被动防御、神经质、抑郁药、镇静剂什么的。
除了互相称呼对方的大名——比如婊子、妓女以外,芬奇大夫家里的人还以他们强烈的求知欲,迅速吸收了弗洛伊德关于个体心理发展的划分理论,把它们收藏到辱骂对方的词库中。
“你还太嫩,还处在口腔期,你永远也到不了肛门期。你最大的希望,就是到达肛门期,可你没戏了!你是个不成熟的、性冷淡的老处女!”纳塔莉高声尖叫。
“别这样为难我,”霍普说,“别把所有的愤怒都转移到我身上。”
“你的逃避战术根本不会奏效,”纳塔莉提醒她,“我不会让你从我这里溜走。你不是对我有仇恨吗?那你就必须面对我的质问!想躲?做梦!”
我看看附近那台大钢琴,我回想起过去更加快乐的时光。就在上一周,芬奇大夫的一个病人——她名字叫休,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为我们弹轻音乐作为伴奏,而纳塔莉、霍普和我站在钢琴旁边歌唱:“我们的家园在哪里?那是一块最美丽的土地……”只要我们愿意,休会长时间为我们弹奏,前提是我们不可以叫她的名字。她坚持让我们叫她“芬奇博士”。
“你需要和爸爸谈一谈,纳塔莉。你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我告诉你这一点,是因为你是我的妹妹,我爱你。你需要找爸爸看病,先在我这儿预约一下吧。”
我听见纳塔莉用力跺脚的声音。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很担心她会绕着楼梯拐进客厅,因为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在她们房间的侧面。要是她看见我,知道我在窃听,我就倒霉了。谢天谢地,她的脚步声很响,不过不是进入客厅,而是把她的姐姐扭倒在沙发上。
“好啊,婊子,你快说啊!”
“你放开我,”霍普说。我听见她呼吸很困难,纳塔莉可是个高大而强壮的女孩。
“快承认吧!”
“纳塔莉,快起来,我喘不过气了。”
“那你就去死吧。”
接着是一阵安静,然后是霍普挤压着嗓子,好容易发出的声音:“好啦,好啦,我恨你。现在你高兴了吧?”
“呸——”纳塔莉吐出了一口恶气似的,“妈的!”她咚咚咚地跺着脚走出房间,走到楼梯上,“狗屎!”她站在楼梯口喊道:“你在情感上永远也长不大,永远!”
霍普大声说:“纳塔莉,我会想办法给你弄个限制法令,把你看管起来。你现在失控了,我一定会那样做的。”
纳塔莉砰地关上了房门。
吵架结束了。
如果总分是十分的话,这场恶战充其量只能打四分。或许是四分半。十分意味着警察的卷入,或者有人需要被送进精神病院。问题在于,在芬奇大夫家里,争吵一旦发生,其他人都不参与,而我偶然发现的一个有趣的规律是:人数越多,吵架就越激烈。
通常说来,起初只有两个人为小事而争论,譬如他们为选择哪个电视频道而争执不下,随即第三个人进入房间,看见两个人在电视机前又吵又叫,他们决定让第三个人发表意见,而且要采取明确的立场。就这样,稍有不慎,别的人就不幸被卷入其中。
在芬奇大夫家里,最精彩的吵架,往往有五个或五个以上的人参与。不过最后,争执都会结束,喧闹都会平息,那就是芬奇大夫的出面。譬如,吵架者会给医生打电话,或者集体涌进他的办公室。这是一群充满敌意和杀气的家伙,他们首先驱逐芬奇大夫正在看的病人,有人会解释说,这是“家庭危机”。而那些病人,不管他们有潜在的自杀倾向,还是患有多重人格分裂,都会被转移到接待室,喝上一杯牛奶或果茶。与此同时,芬奇大夫扮演判官的角色,尽快解决家人的争端。
芬奇大夫坚信,愤怒是大脑疾病的根源。他还认为,除非愤怒得以释放,不然就会毁掉一个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家里经常发生吵架事件。由于吵架的规模和强度微不足道,所以他不但鼓励大家唱歌、跳舞、跳绳,还要学会发泄。
愤怒就像我们每天吃的汉堡包,它的结构复杂,内容丰富,比如有内省性愤怒、压抑性愤怒、误导性愤怒,还有愤怒的行为,愤怒的言语。如果人们不能恰当而及时地排解愤怒,他们就会健康受损,甚至很容易走向死亡。
所以,我们经常朝对方喊叫,这就像是一场比赛,而奖品就是大脑的健康。芬奇大夫经常说:“霍普最近表现不错,她经常表达有益健康的愤怒。我敢保证,她正在告别肛门期,正在进入情感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生殖期。”这时,大家都挺恨她,不只因为她走起路来矜持而得意,而且不知不觉地,她居然在情感成熟方面遥遥领先了。
尽管芬奇大夫善于趾高气扬地发泄愤怒,而且,他的男中音时而深沉,时而高亢,能够有效阻止大家冲着他大喊大叫,但有时候,大夫本人也会成为别人“健康的发泄”的靶子。通常说来,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阿格尼丝。
芬奇大夫和阿格尼丝结婚以来,似乎过去了好几百年。当初,阿格尼丝遇见芬奇时,后者还是个年轻的医学院的学生,外形潇洒、前途光明。阿格尼丝则是个富有魅力的传统型姑娘,信奉天主教。想必她当初嫁给芬奇大夫,是一时糊涂,缺乏远见。恐怕她当初怎么也想不到,芬奇大夫会把家庭鼓捣成如此局面。
阿格尼丝让我想到了一辆老式卡迪拉克,它由于轻率而掉进偏僻的深沟,司机已经咽了气,它只能不停地呻吟和挣扎,却永远无法爬到地面上。纵使地位显赫,也无济于事。通常说来,阿格尼丝只是躲在幕后,要么一言不发,要么随声附和,要么无休止地扫地或看电视。她不是那种显山露水的类型,似乎无声无息地,永远躲在舞台的角落里。
所以,要是碰上她发起火来,肯定是令人激动的幸事。而且,她的火气通常直指芬奇大夫。
原因是芬奇大夫有自己的情妇。实际上,大夫有三个情妇。大夫喜欢公开宣布:“阿格尼丝只是我的法律意义上的妻子,而在情感和精神上,我们并没有结合在一起。”
阿格尼丝对此似乎不大介意,除非大夫胆敢当着她的面说这句话。或者说,大夫说这句话的时候,赶上他最宠爱的情妇——杰拉尔丁·佩恩小姐在场。
杰拉尔丁·佩恩小姐是个高大的女人,打个比方说,在女人当中,她就相当于一辆奔驰汽车。在我看来,她大约有六英尺高,肩膀宽阔,脸盘很大。当她进入房间时,小姐这个词是不会进入我的脑海的。
大夫爱她,崇拜她,把她视为缪斯女神,十多年来一直如此。他和杰拉尔丁一起旅行,不停地更换汽车旅馆。他们的爱情不是秘密。我们经常会开玩笑:“你能想象杰拉尔丁压在他身上的情景吗?她会把大夫压扁的!”
杰拉尔丁很少到六十七街来,除非是借着节假日或者特殊事件的掩护。阿格尼丝的表情很是冷淡,不过礼数周到。她从来不会忘记,自己才是大夫真正意义上的妻子,既是首任又是首席,无可取代。
不过杰拉尔丁离开以后,阿格尼丝的吼叫声就会穿墙而出。
“我根本不在乎?笑话!”她的声音从紧闭的卧室房门里传出来。接着,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到墙上,“我是你的妻子,你不能对我这样!”
芬奇大夫总是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他说阿格尼丝的愤怒完全是歇斯底里。他的脸开始变红,他的眼睛流出泪水,有时候,他索性让别人进入房间,观察他的妻子歇斯底里的愤怒状态。“霍普!他大声喊道,“快来看啊,你妈妈正在歇斯底里地发作呢,值得一看!”
阿格尼丝继续喊叫,不管是否有人出现在门口,探头张望。她似乎陶醉于又哭又笑的状态,而接下来,出于某种原因,她渐渐安静下来。有人指出,她看上去是何等神志不清,因为她居然把床头桌高高地举到头上。最后,她彻底恢复了平静,并且和大家一起笑起来。
让我久久地为之着迷的一种现象是:她总是不声不响,不卑不亢,保持着作为大夫的妻子应有的尊严。她提到丈夫时,总是说“芬奇大夫”。她的嘴唇总是涂着口红,哪怕在和芬奇吵架过后,把抛到天花板上的火鸡残体清洗干净,她也忘不了略施粉黛,红唇如血,而且一贯如此。
芬奇大夫也可能对妻子大发脾气。他会随心所欲地吼叫,而阿格尼丝完全置之不理。大夫站在她的跟前,穿着肥大的短裤,黑色的短袜,黑色的皮鞋,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阿格尼丝尽量避开他,走到壁炉前,那里摆着在圣母玛利亚前做弥撒用的蜡烛。她握着指甲刀,一边修剪蜡烛的烛心,一边哼唱着咏叹调。
有时候,吵架会产生一种节日般喜庆的感觉。
杰夫,他是大夫唯一的亲生儿子,住在波士顿。他和马萨诸塞州那些古怪的家庭成员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不过即便如此,一旦他回到父母这里,大夫家里所有的人,以及许多病人都会齐聚这里——普比尔的妈妈安妮,芬奇大夫的大女儿凯特,维基有时也会赶来。还有霍普、纳塔莉,还有我妈妈,有时候,参加者当中还包括大夫的“结拜兄长”——基默尔神父,以及神父的“干女儿”维多利亚。
要是炉子上正在烘烤一条猪腿,或在蒸煮一只火鸡,那么通常用不了多久,这些动物的肢体就会飞向天空。
“没错,那是因为你觉得,你他妈的对我们太好了,对我们挺够意思了。”这是纳塔莉的大嗓门。
“冷静点儿,纳塔莉。我在波士顿那边很忙,我有工作要做呀。”
霍普也试图让杰夫感到内疚。“起码没事回来看看爸爸,也不至于把你折磨死吧?你也不像是住在加利福尼亚啊。”
“就是嘛,”安妮也很同意,“我是个有儿子的单身母亲。你是想说你比我还忙吗?就算你真的忙,你也可以……”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