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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一个人说（碰巧让我听见）：“他们提倡爱，可他们挣的钱可不比谁少。”“他们”不知是指谁，我听了心里却忽悠悠的一下子没了着落。我知道这问题我心里一直都有，只是敷衍着，回避着，就像小时候听见死，心里黑洞洞的不敢再想。我不能算是穷人，也没打算把财产都捐献出去，可我像“他们”一样，自以为心存爱愿。也许是要为自己辩护，也许不完全是，觉得这问题是得认真想想了。
这问题的完整表述是这样：对所有提倡爱并自信怀有爱愿的人来说，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你贫穷，因而生活得比你远为艰难的时候，你的爱愿何以落实？或者说，当他人的贫困与你的相对富足并存之时，你的爱愿是否踏虚蹈空？甚至，你的提倡算不算是一种虚伪？
这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不容含糊的问题。但想来，这还会是一个令多数人陷于尴尬的问题。因为你很少可能不是一个相对富足的人，因为贫困之下还有更贫困，更贫困之下还有更更贫困；差别从未在人类历史上消灭过，而且很难想像它终于会消灭。还有一层，贫困的位置其实是谁都不喜欢的，一有机会，这位置很少有人愿意留给自己。这样，依照前述逻辑，还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心怀爱愿呢？还有多少爱愿敢说是脚踏实地呢？甚至，爱愿，还剩下多少脚踏实地的机会呢？然而爱愿是要宏扬与实践的，是要蔚然与恒久的呀。可要是依照前述逻辑，爱愿，或爱的信奉，就只少数人够资格享有它了，而且还是在一个随时希望放弃这资格的时间段里。
然而，这种注定是少而临时的资格，这种仅以贫富为甄别的爱愿，还是人类亘古期盼的那种爱愿吗？不错，人应当互爱互助，应当平等，为富不仁是要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受谴责的是“不仁”，而非“为富”呀。请稍微冷静些，想一想被溺爱惯坏的孩子吧——爱愿若仅意味着贫富的扯平，它不会成为游手好闲者的倚赖吗？它不会成为好吃懒做者的温床吗？甚至，它不会骄纵出觊觎他人劳动成果的贼目与偷手吗？
于是乎还有一件事也就明白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爱愿何以越来越稀疏，越狭隘。最后竟弄到荒唐滑稽的地步。比如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公交车上上来一位老人，是否给他让座也要先问问他是贫农还是地主，是工人还是工贼。
为贫困者捐资，无疑是爱愿的一种实践，但这就能平定前述那严峻的一问吗？先看看捐资之后怎样了吧。捐资之后，捐资者与受捐者就一样富有了吗？大半不会。大半还会是捐资者比受捐者富有，还会是贫与富并存，贫富之间的差距也不见得就能缩小，因为前述局面并无改观——爱愿依然要面对那严峻的一问，而且依然是不容含糊。除非你捐到一贫如洗。可这样的人有吗？
且慢，这样的人历史中确凿是有几个的！有几位伟人，有几位圣贤，料必也会有几位不为人知的隐者。不过这又怎样呢？事实上他们也只能作为爱愿的引导和爱者的崇尚，不大可能推广。崇尚而不可能推广，这就怪了，这里头有事儿，当然不是咬牙跺脚写血书的事儿。
什么事儿呢？比如平均主义。贫富扯平不就是平均主义吗？可平均主义的后果料必一大半中国人都还记得：平均绝难平均到全面富裕，只可能平均到一致的贫穷——就像赛跑，不可能大家跑得一样快，但可以让大家跑得一样慢。但麻烦还不在这儿，麻烦的是，平均主义是要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为什么？很简单：既不能平均到全面富裕，便只好把些不听话的削头去足都码码齐，即便是码成一致的贫穷也在所不惜。不听话的——真正的麻烦在这儿！平均必然要以强制为倚靠，强制会导致什么，历史已屡有证明。30年前我在农村插队，村中就有几个脑筋“跑得快”的，只因想单干，就被推到台上去批斗。另几个不听话的，只为把自家的细粮卖了，换成更经吃的玉米和高粱，便被一绳捆去，以“投机倒把罪”坐了班房。
平均不是平等。平等是说人的权利，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均单讲收获，各位请再终点上排齐。平等，应该为能力低弱或起步艰难的人提供优越条件，但不保证所有的人一起撞线。平均却可能鼓励了贪懒之徒，反正最后大家都一样。比如自由和爱情，怎么平均？平均只可能是一个经济概念，均贫富。平等则指向人的一切权利。这样的造反当然不会造出法治，只不过再次泄露“宝葫芦的秘密”——分田分地真忙。但这样忙过之后怎样了呢？我曾在陕北插队，那是个特殊的地方，解放得早，先后有过两次土改：第一次均贫富之后不久，又出现了新贫农和新富农，于是又来了一次。这有点儿象孩子玩牌，矫情，一瞧要输就推倒重来。这样的玩法不可再三，再三的结果是大家都变得懒惰、狡猾；突出的事例是，分到田的人先都把田里的树伐作自家的木材，以期重新发牌时不会吃亏。可后来发现这其实白搭，再洗牌时所有的地里都只剩着黄土了。
崇尚而不能推广，原因就在这儿。平均，原也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啊，然而不好意思，人性确凿是有些丑陋。人生来就有差别，不可能都自觉自愿去平均；这是事实而非道理，道理出于事实而非相反。当然爱愿并不满足于事实，这是后话。
那么，强制平均怎样？可强制本身就不平均——谁来强制，谁被强制呢？或者，以强制来使人自觉自愿？这玩笑就开得大了，多半就要成全了强人篡取神位的图谋。倘人言即是神命，对也是对，错也是对，芸芸众生岂不凶多吉少？
人是不可替代神的，否则人性有恃无恐，其残缺与丑陋难免胡作非为。惟神是可以施行强制的——这天，这地，这世界，这并不完美的人性，以及这差别永在、困苦叠生的人之处境，都可以理解为神的给定。上帝曾向约伯指明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休想篡改这个给定，你必须接受它。就连耶稣，就连佛祖，也不能篡改它。不能篡改它，而是在它之中来行那宏博的爱愿。
必须接受人的罪性。人性并不那么清洁和善美。但幸而，人性中还埋藏着可以开掘的几分明智。这明智并不就是清洁和善美，但因其能够向往清洁和善美，能够看见人的残缺与丑陋，于是能够指望他建立起信仰，以及建立起一种叫做法律的东西，以此弥补人性的残缺，监视和管束人性的丑陋。
法律实出无奈，既是由于人的丑陋，当然也是出于人的爱愿。
贫穷的并不都是因为懒惰，富有的也未必全是靠着勤劳，相反，巧取豪夺也可致富，勤劳本分也有受了穷的。对此爱愿当然不可袖手一旁。但爱愿曾一时糊涂。相信了平均，结果不单事与愿违，反而引狼入室弄出了强制。
但法律不是强制吗？不过，此强制与彼强制有些不同。其一：法律是事先商定的规则，由不得谁见机行事，任意修改。比如足球，并非是由裁判说了算，而是由规则说了算，是为法治，故黑哨也逃不脱制裁。其二：法律是由大家商定的，不是由什么人来强制大家商定的，所以大家才自愿受其制约。又比如足球，一切规则都是为了保持足球的魅力，以赢得人们广泛的喜爱，倘只取决于权势的好恶，看台上寥寥然只坐着几门谁家的亲戚，那足球也就完了。
任何规则，都要有众人的理解与拥护才行，否则不过一纸空文。再比如足球，单是裁判和球员知其规则还不行，球迷要是不懂，这球也甭踢。比如说，自家一输球，看台上就起哄，再输，球迷就退场，那还不如甭踢，先就算你们赢了吧。不过，要是裁判有“猫儿腻”呢？当然，误判应当理解，偏袒也要忍耐而后申诉，但若有人以权压众，包庇、怂恿黑哨呢？甚至事先就已排定了比赛的结果呢？球迷们那就给它一大哄吧，然后退场——此乃义举，算得上护法行动。
法律不担保均贫富，正如规则不担保比赛结果。要是有谁担保了比赛结果，没问题你把他告上法庭。可要是有人担保了均贫富呢？人们却犹豫，甚至可能拥护他。就算发此誓愿者确无他图，可历史上有谁真正做到过均贫富吗？真正做到，同时又不损害人的自由，可能吗？就比如，有谁能让大家自由奔跑，又保证大家跑得一样快吗？有谁能把这山高谷深日烈风寒的行星改造得“环球同此凉热”吗？
骂一骂富人这很容易，甚至也不都是毫无理由，社会的不公既在，经常也就需要一些敏锐甚至挑剔的眼睛。不过另有一种可能：这愤怒其实比前述的尴尬还不如。尴尬是因为能够反躬自问，而比如说喊着“开‘奔驰’的出去”的（听说最近上演着一出话剧，剧终时，剧中人便高亢地向观众这样喊），大约从未反观自己，否则他不难看出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那么他出不出去呢？都出去了，只剩一个最穷的人，戏还怎么演呢？
尴尬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因为，反躬自问是一切爱愿和思想的初萌。要是你忽然发现你处在了尴尬的地位，这不值得惊慌，也最好不要逃避，莫如由着它日日夜夜惊扰你的良知，质问你的信仰，激活你的思想；进退维谷之日正可能是别有洞天之时，这差不多能算规律。
比如说，法律，正就是爱愿于尴尬之后的一项思想成果。而且肯定，法律的每一次完善，都是爱愿几经尴尬之后的别开生面。斥骂的畅快，往好里说是童言无忌，但若挺悠久的一种文化总那么孩子气，大半也不是好兆。比如说，那就为诘问备好了麻木，以愤怒代替了思考，尴尬倒是没了，可从此爱闹脾气。反躬自问越少，横眉冷对越多，爱愿消损，思想萎钝，规则一旦荒芜，比如说足球吧，怎么踢呢？很可能就会像一个自闭的儿童，抱了皮球，一脚一脚地朝着墙壁发狠，魔魔道道地自说自话。
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事可怎么说？谁敢说这样的事已经没有？那么法律，对这样的结果也是听之任之吗？规则不是不担保结果吗？
但这不是结果呀，这正是法律或规则的起因。“朱门酒肉臭”先放一放再说，“路有冻死骨”则是在要求着法律的出面与完善。人有生的权利，有种种与生俱来的平等的权利，此乃天之赋予，即神命，是法律的根据。再比如足球，游戏规则是人订的，但游戏——游戏的欲望、游戏的限制、游戏的种种困阻和种种可能性，都是神定。这简直就是人生的比喻，人世的微缩，就像长河大漠就像地久天长就像宇宙无垠就像命运无常，都是神的给定，是神为使一种美丽的精神得以展开而设置的前提，这不是规则的结果，而是对规则的呼唤，是规则由之开始的地方。在这一切给定之后，神说：人生而平等（不是平均）。生，乃人之首要的平等权利，因而，倘有穷到活不下去的人，必是法律或规则出了问题，是完善它的时候，而非废弃它的理由。
可要是这么说，是不是就有点儿可笑？法律既定，一有“冻死骨”，你就说这不是结果，这是法律的开始之地，是法律需要完善的时候，那法律还有什么权威？它岂不又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非也，这不是任人打扮，这是神命难违。法律也不是绝对权威，绝对的权威是神命：人有生的权利！倘这儿出了差错，错的一定是人，惟去检点和完善人订的规则，切不可怀疑那绝对的命令。
可要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穷得活不下去了呢？也得白白送给他衣食住所吗？是的，也得！穷，但不能让他穷到活不下去，这正是担保平等但不担保平均，担保权利但不担保结果呀。情愿如此潦倒而生的人，也是背弃了神约，背弃了爱愿（他只顾自己），但神不背弃任何人，爱愿依然照顾着他，随时为他备下一个平等的起点。
幸而情愿这样潦倒而生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是听得见神的要求的。爱愿，不能是等待神迹的宠溺，要紧的一条是对神命的爱戴，以人的尊严，以人的勤劳和勇气，以其向善向美的追求，供奉神约，沐浴神恩。
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是这世界上的某地，其监狱有如宾馆，狱中的食物稍不新鲜囚犯们也要抗议，文章作者（以及我这读者）于是不解：那么惩罚何以体现？我们被告知：此地的人都是看重自由的，剥夺自由已是最严厉的惩罚。又被告知：不可虐待囚徒，否则会使他们仇视社会。这事令我感动良久，这样的事出于何国何地无需计较，它必是出于严明的法律，而那法律之上，必是神命的照耀。惟对热爱自由、看重尊严的人，惩罚才能有效，就像惟心存爱愿者才可能真有忏悔。否则，或者惩罚无效，或者就复制着仇恨。没有规矩何出方圆？没有神命又何出规矩呢？爱愿必博大而威赫地居于规则之上。
法律或规则既为人订，就别指望它一定没有问题。无法无天的地方已经很少，但穷到活不下去的却大有人在。比如有病没钱治的。比如老了没人养的。比如，设若资本至尊无敌，那连本钱都凑不足的人可怎么起步？比如我，一定要跟刘易斯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不(贝+青)等着做“冻死骨”才怪。所以有了残奥会。残奥会什么意思？那是说：爱愿高于规则，神命高于人订。换言之：规则是要跟随爱愿的，人订是要仰仗神命的。但残奥会也要有规则，其规则仍不担保结果，这再次表明：神命并不宠爱平均，只关爱平等。残奥会的圣火并不由次神点燃，故其一样是始于平等，终于平等。电视上有个定期的智力比赛，这节目曾为残疾人开过一期专场，参赛者有肢残人，有聋哑人，有盲人，并无弱智者，可这一期的赛题不仅明显的容易，而且有更多的求助于他人的机会，结果是全部参赛者都得了满分。我的感受是：次神出面了。次神是人扮的，向爱之心虽在，却又糊涂到家，把平等听成了平均。
很久了，我就想说说尿毒症病人“透析”的事儿。三年前我双肾失灵，不得不以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但透析的费用之高是很少有人能自力承担的，幸而我得到了多方支援，否则不堪设想。否则会怎样？一是慢慢憋死（有点儿钱），二是快快憋死（没钱）。但憋死的过程是一样的残酷——身体渐渐地肿胀，呼吸渐渐地艰难，意识怪模怪样地仿佛在别处，四周的一切都仿佛浸泡在毒液里渐渐地僵冷。但这并不是最坏的感觉，最坏的感觉是：你的亲人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你，看着这样的过程，束手无策。但这仍不见得是最坏的感觉，最坏的感觉是：人类已经发明了一种有效的疗法，只要有钱，你就能健康如初，你就能是一个欢跳的儿子，一个漂亮的女儿，一个能干的丈夫或是一个温存的妻子，一个可靠的父亲或是一个慈祥的母亲，但现在你没钱，你就只好撕碎了亲人的心，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分一秒地撕，用你日趋衰弱的呼吸撕，用你忍不住的呻吟和盼望活下去的目光撕，最后，再用别人已经康复的事实给他们永久的折磨。谁经得住这样的折磨？是母亲还是父亲？是儿子还是女儿？是亲情还是那宏博的爱愿？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幸而经历到一半时得到了救援，因而我知道剩下的一半是什么。我活过来了，但是有不得不去走那另一半的人呀。我闭上眼睛不去看他们，但你没法也闭上心哪。我见过一个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门外，空望着对面的墙壁，大夫跟她说什么她好像都已经听不懂了。我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儿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还是不能救活他们未满成年的孩子，看见和听见，这多么简单，但那后面，是怎样由希望和焦虑终于积累成的绝望啊！
我听有位护士说过：“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觉得真不如压根儿就没发明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都得死。”这话不让我害怕，反让我感动。是呀，你走进透析室你才发现（我不是说其他时候就不能发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类走到今天，怎么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呢？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分界线？这是怎么了？人类出了什么事？
如果你再走进另一些病床，走到植物人床前，走到身患绝症者的床前，你就更觉荒诞：这些我们的亲人，这些曾经潇洒漂亮的人，这些曾经都是多么看重尊严的人，如今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吃喝拉撒全靠它们，呼吸和心跳也全靠它们，他们或终日痛苦地呻吟，或一无知觉地躺着，或心里祈盼着结束，或任凭病魔的摆布。首先，这能算是人道吗？其次，当社会为此而投入无数资财的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得了并不难治的病，却因为付不起医疗费就耽误了。这又是怎么了？人类到底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比如说，高科技在飞速发展，随之，要想使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仅仅保持住呼吸和心跳，将越来越不是一件难事了，但它的代价是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一方面，新的医疗手段和设备肯定是昂贵的，其发展的无止境意味着资金投入的无止境。另一方面，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如果人的生存权利平等，如果仅仅保持住心跳和呼吸也算生存，那么这种高科技、高资金的投入就更是无止境。两个无止境加起来，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有限的社会财富，将越来越多地用于延长身患绝症者的痛苦，而对其他患者的治疗投入就难免捉襟见肘了。
绝没有反对科学发展的意思。但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医学必然或者已经提出一些哲学问题了。医学已不再只是一门救死扶伤的技术，而是也要像文学和哲学那样问一下生命的意义了，问一下什么是生？什么是死？生的意义如何？以及，“安乐死”是否正当？
在不久前的《实话实说》节目中，听到一位法律专家陈述他反对“安乐死”的理由，他说得零乱，总结下来大致是两点。其一：“安乐死”从实行（即立法和执法）的角度看，困难很多，因此他认为是不应该的。这可真叫逻辑混乱。一事之应不应该实行，并不取决于其实行是否有困难，而是要取决于其实行是否正当。倘不正当，实行已失前提，还谈什么困不困难？倘其正当，那正是要克服困难的理由（以及正是表明法律专家并不白吃饭的时候），否则倒是默允或纵容了不正当。这样看，无论“安乐死”应不应该实行，都与困难无关，那专家说了半天等于什么都没说。
当然，应不应该，并不等于能不能够。见报纸上有文章说，从中国目前的条件看，“安乐死”还不能够很快实行。这我同意，但这又不等于说，我们不应该从现在就开始探讨它的正当性和可行性。
我住过很多回医院，见过很多身患绝症的人，见过他们对平安归去的祈盼，见过因祈盼不得回应而给他们带来的折磨，生理的和精神的折磨，分分秒秒不得间歇。我真是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似乎只是为了一种貌似人道的习俗。这样的时候，你既看不到人的尊严，也看不到人的爱愿，当然也就看不出任何一点人道；那好像只是一次刑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被病魔百般戏弄，失尽了尊严和自由，而另一些他的同类呢，要么冷漠地视而不见，要么爱莫能助，惟暗自祈祷自己的归程万勿这般残忍。这简直是对所有人的一次侮辱，其辱不在死，人人都是要死的；其辱在于，历来自尊的人类在死亡面前竟是如此地慌张和无所作为。刑罚所以比死更可怕，就在于人眼睁睁地丧失了把握命运的能力。我想，创造刑罚的人一定是深谙这一点的。可我们为什么要让那必来的“归去”成为刑罚呢？为什么不能让它成为人生之旅的光明磊落的结束，坦然而且心怀敬意地送走我们所爱的人呢？
当有人（以及每一个人都可能）受此酷刑的折磨与侮辱之时，法律和法律之上的爱愿，只摆出几项改变它必然要遇到的困难，就可以溜之大吉并且心安理得了吗？
那位法律专家反对“安乐死”的另一个理由是：“人没有死的权利。”但是为什么呢？他未提供有力的说明。他除了说得有些蛮横，还说得有些含糊：“死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自然而然的事就一定正当吗？真若这样，要你法律专家干吗？不过，这一回的问题好像真的不太简单。
人没有死的权利——第一，这话可以翻译成：个人没有死的权利，比如文革中，一个终于受不住摧残与屈辱的人，要是自杀了，必落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凭此罪名，你生前的一切就都被否定，你的亲朋好友就都可能受到株连。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老老实实忍受屈辱，无权反抗，连以死抗争的权利都没有。当然，你已经自杀了说明你可以自杀，任何罪名对你都已毫无作用，但其实，那罪名是说给生者听的，是对一切生者的威吓，那是要取消所有人抗议邪恶势力的最后权利。还说“人没有死的权利”吗？一个人若连以死抗争的权利都被剥夺，可想而知，他还会有怎样的生的权利。
人没有死的权利——第二，此言也可作如下想：生的权利既为天赋，人便无权取消它，死既为天命之必然，故只可顺其自然。话说到这儿，真像似有些道理了。
但是未必，且不论生死之界定尚属悬案，只说：真这样顺其自然，医学又是干什么用的？医学，不是在抗拒死亡吗？倘若顺其自然，那么不仅医学，一切学、一切人的作为就都要取消。那样的话可真是顺其自然了——人将跑成一群漫山遍野地寻食、交配、繁衍，然后听天由命的物类了。理想也无，爱愿也无，前途嘛，不过是地平线以内四季的安排。有人说了：这样不好吗？可更多的人说：这样不好！说好的人就这样去好吧。说不好的人就有麻烦：为什么不好？以及怎样才好？
人热爱自然，但料必没人会说人等同于自然。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从自然中升华出来的异质，是异于自然的情感，是异于物质的精神，异于其他物种的魂游梦寻，是上帝之另一种美丽的创造。上帝是要“乘物以游心”吧？他在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又做了一点手脚（比如抽取了亚当的一条肋骨，比如给了女娲一团泥巴），为的是看看那冷漠的天地间能否开放出一种热情，看看那热情能否张扬得精彩纷呈，再看看那精彩纷呈能否终于皈依他的爱愿。人热爱自然正如人珍重自己的身体，人不能等同于自然正如人要记住上帝的期待，否则自然无思无欲无梦无语，有了大熊猫等等也就足够，人来干吗？
依我浅见——绝非谦虚，我甚至有点儿不敢说但还是说吧：中国文化的兴趣，更多地是对自然之妙构的思问，比如人体是如何包含了天地之全息，比如生死是如何地像四季一样轮回，比如对天地厚德、人性本善的强调。这类思问玄妙高深精彩绝伦，竟令几千年后的现代物理学大为赞叹！所以中国人特别地喜欢顺其自然，淡泊无为，视自然为心性的依归。但那异于自然的情感呢，就比较地抑制；异于自然的精神呢，就比较地枯疏。所以中国人的养身之道特别发达，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就不大顽固。
反对“安乐死”，看身患绝症者饱受折磨与屈辱而听之任之，大约都是因为不大过问生命的意义。人不是苟活苟死的物类，不是以过程的漫长为自豪，而是以过程的精彩、尊贵和独具爱愿为骄傲的。医学其实终不能抗拒死亡，人到底是要死的这谁都明白，那么医学（以及种种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医学说到底仍只是一份爱愿，是上帝倡导爱愿的一项措施，是由之而对人间爱愿的一次期待。当有人身患绝症，生命惟饱受折磨而无任何意义之时，其他人却以顺其自然为由而袖手一旁，人间爱愿岂非自寻其辱？上帝的期待岂不就要落空？
“安乐死”还是不应该吗？还是要“自然而然”地任那绝症对人暴施折磨和侮辱吗？难道还有谁看不出“安乐死”并不是要取消人之生的权利，而是要解除那残酷的刑罚，是在那疑难的一刻仍要信奉神命、行其爱愿吗？神命难违，神不单给了人生的权利，还给了人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神命不可违。可我心里一直都有个疑问：神是谁？神在哪儿？其实，哪一份神命不由人传？哪一种神性不由人来认信？哪一位先知或布道者不是人呢？如此，神还有什么超凡独具？还有什么绝对权威？谁不能造一个乃至若干个神出来，然后挟神祗以令众生？神岂不又是任人打扮了吗？
除非神亲临作证。除非神迹昭然——比如刹那间使饥饿的流民获得食品，转眼间使病残者康复如初。除非神于此刻亲宣其命，众目皆见，众耳皆闻。但是第一，真正见过神迹的人很少，通常都是人传，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第二，因上述神迹而皈依信仰者，信的未必是神命，多半是看重了神的馈赠，这就难免又发展成对实利的膜拜，和对爱愿的淡忘。
那么可有并非人传，而是众目皆见众耳皆闻的神迹吗？有啊，有啊！我们头上脚下的这个气象万千的星球不是吗？约伯终于对之说“是”的一切，不是吗？为什么把一根木棍变成蛇算得神迹，沧海桑田、日走星移倒不算？为什么点石成泉算得神迹，时时处处的“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倒不算？为什么天地之种种慷慨的馈赠算，而世间之种种严酷的困阻就不算？
神命不可违，神命就得是一种绝对的价值要求，只可被人领悟，不能由人设定。故，那样的价值要求必得是始于（而非终于）天赋的事实（比如说“第一推动”），是人智不能篡改而非不许篡改的。不许，仍是人智所为，不能，才为人力不逮。那是什么呢？那正是神迹呀１这天之深远，地之辽阔，万物之生生不息，人之寻求不止的欲望和人之终于有限的智力，从中人看见了困境的永恒，听见了神命的绝对，领悟了：惟宏博的爱愿是人可以期求的拯救。
为什么单单是爱愿呢？恨不可以吗？以及独享福乐，不可以吗？恨与享乐，不过是顺从着人之并不清洁善美的本性，那是任何物种都有的自然倾向，因而那仍不过是顺其自然，并未看见人智之有限，并未听懂那天深地远之中的无声天启。那样的话，仍是只要有着大熊猫等等就够了，这冷漠的世界仍难升华出美丽的精神。所以，终于（而非出于）自然的拯救算不上拯救；断灭一切欲望以达无苦无忧的极乐之地，那是人的臆想，既非天赋事实，又非天启智慧，那才是出于人之妄念，终于人之无明吧。
我想，哪种文化也不是“第一推动”，哪种宗教也都不是“绝对的开端”，它们都是后果，或闻天启而从神命，或视人性本善为其圭臬。“第一推动”或“绝对的开端”，只能是你与生俱来的，躲不开也逃不脱的面对。惟在此后（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人类）才有了生命的艰难，精神的迷惘，才有了文化和信仰，理性和启示，或也才有了妄念与无明。倘不是从这根本的处境出发，只从寺庙或教堂开始，料必听到的只是人传。
这又让我想到了文学，想到了“写作的零度”。只从经济、政治出发则类似数典忘祖，只从某种传统出发则近乎原地踏步，文学的初衷原是在那永不息止的“推动”与“开端”中找到心魂的位置。所以，文学料必在文学之外，论文料必在论文之外，神命料必在理性之外，人的跟随料必在现实之外。
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语虽是人言，却既暗示了人不能篡改的天赋事实，又暗示了人要超越其自然本性的方向。己所不欲，意味着人之有欲，且欲之无限——这是天赋事实。人欲无限，则可能损及别人（他者），而为别人（他者）所不欲——这也是天赋事实。人在人群，每个人就都是自己也都是他人，人类是万灵万物之网的一脉，个人又是人类整体之一局部——这是人之独闻的天启，人于是恍然而悟：原来如此，惟整体的音乐可使单独的音符连接出意义，惟宏博的爱愿是人性升华的路径。所以爱愿不是人的自然本性，而是人超越大熊猫等等而独具的智慧，是见自然绝地而有的精神追寻，是闻神命而有的觉醒。
神，当然不是理性推导出来的，但却是理性看到了理性的无能才听见的启示。我不大相信理性走入绝地之前的神，那样的神多半是信徒期求优待——今生不可那就来世——所推举的偶像；优待哪有个完呢？弄来弄去便与贪官纵容自己的亲朋同流，结果是爱愿枯萎，人间惟多出几个乱收费的假庙。
理性走入绝地，有限的人智看见了无限的困阻，人才会变得谦恭，条条计策终见迷茫，人才在服从与祈祷中听见神命。但我还是不大相信这时就可以弃绝理性，因为那绝地之上等着人的除了倡导爱愿的神还有别样的神，比如还有道破人生苦短，号召及时行乐的神。价值相对主义可能会说：诸神平等，怎么都行。但怎么都行不等于怎么都好，保护大熊猫不等于人也要做大熊猫。或有人说：大熊猫怎么了？人还不如大熊猫呢！那人也不如耗子吗？就算也不如，那圣雄甘地如不如希特勒呢？还是不如？那好，大家提防着你就是，所以还得提防着价值相对主义。
人居各地，习俗不一，人在人群，孤独无二，魂拘人身，根本的困境与救路都是一样的。受贿的神受不同的贿，指引爱愿的神却并不因时因地而有改变。
物质至上，并非一国一地之歧途，而是全人类的迷失。你看一切政府的共同目标是什么？你看全球各地的斗志昂扬都基于什么？无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以及消费指数的增长；增长增长再增长，似乎人类的前途、生命的意义全系于物质占有和消费水平的可持续增长。这样的竞赛之下，谁还顾得上地球？谁还顾得上生态？相互的警告与斥责，不过是五十步恨百步，或百步对五十步的先期防范，讨价还价中哪还有什么爱愿和理性？完全像贪婪的子孙在争夺父母（地球）的遗产。本来嘛，做买卖的谁不想赚？非要让先赚的让着后赚的，一百步等着五十步，实在也是不通事理。可是话说回来，五十步恨百步也未必是恨其掠夺地球，也未必是恨那消费模式腐蚀着人类灵魂，更可能是恨着自己的手慢，好东西先都让别人拿了去。如此这般地增长了再增长，赚了又赚，五十望一百，一百望一千一万，结果无非是地球日益枯萎，人间恨怨飚升。而这未必只是政治、经济问题（把这仅仅看作政治、经济问题，我疑心那还是中着物欲的魔法，还是像五十望一百而不成时的心理不平衡），多半是信仰出了毛病，是如林语堂所说：近二千年来人已经听不懂了神的声音。岂止是听不懂，是干脆不要听，是如陈嘉映所说：“生活真容易变得有趣，所以没有人思考。”诗意地栖居吗？就怕诗人早也认同了饭局中的操作与推销。
有位一向自诩关怀生命意义的老友，忽一日自信看透了人生，说：“咳，什么意义不意义，道德不道德的，你说是不是？”不小心我说了“不是”。场面于是有些沉闷，大家对坐无言，然后避开这话题胡乱说些别的。但我知道他心里在说什么——“虚伪！”我也知道这一句谴责后面的理由——“老实说，你不看重名利？”我还知道支持这理由的所谓看透——“什么信仰呀爱愿呀，这个呀那个呀，说说罢了，人生实实在在，不过死前的一次性消费，唱高调的不是傻瓜就是装蒜。”
虚伪，这两个字厉害，把它射向诚实，效果多佳。比如黄色小说的自卫反击：“各位的做爱难道不是这样？为何不从实招来？”想想也是，诚实于是犹豫。黄色见状，嘴上或心里必是脆脆的一声：“虚伪！”诚实容易被这一声断喝吓糊涂，其实呢，黄色只见了性爱之形同，而难识心魂之异彩——本来嘛，爱情之要，原是黄色的盲区。不过“虚伪”二字真是厉害，它所以百发百中，皆因人非圣贤，谁心里没有一些阴暗和隐藏？但这些可能是污浊的品质，恰是人应当忏悔和道德不可或缺的缘由，怎能借坦荡与实在之名视其为正当？这差不多是个悖论：你说他虚伪，是因其知污浊而隐藏，你说那隐藏的并不污浊，甚至美妙到可供炫耀，那虚伪岂不要换成谦逊了？
上述的虚伪固然不是美德，但毕竟留了一份美好的畏惧在头上，而上述的坦荡和实在，则无所畏惧到彻底不识了好歹。好与歹，岂可由实在引出？好与歹根本是心魂的询问。难怪价值相对主义说怎么都好，它是执实在而不思不悟，助人欲以坦然胡行。有了美好的畏惧在，虚伪则可望迷途知返，人便有了忏悔的可能。我有时设想，最不可救药的虚伪什么样儿？比如说，有一天忏悔也不是因为看见了自己的污浊，而是追随着时髦，受洗也不是为了信守神约，而是看它为一枚高雅的徽标，信仰呀爱愿呀都跟把黑发染黄一样成了美容店的业务，那才真叫麻烦。
但爱愿都是什么呢？如何才算是爱愿呢？爱愿既然高于规则，它就不能再是规则。爱愿既然是天启，它就不能又是人说。比如，爱愿之紧要的一条是爱他人，这分寸如何把握？就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可能的把握，但它也只说出了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己之所欲，怎样呢？务施于人吗？你欲丰衣足食，务使别人也丰衣足食，你欲安居乐业，务使别人也安居乐业，这当然好。但是，你欲欺世盗名，也务使别人偷梁换柱吗？你欲做伪证，也务使别人知法犯法吗？显见是不行，那是教人作恶呀。那么，你欲捐资扶贫，你欲安贫乐道，你欲杀身成仁，这总不是恶了吧？那么，别人也都得这样吗？你说不必。你甚至说，强迫捐资岂非掠夺？强使乐道，道将非道；强逼成仁，仁安在哉？如此说来，自扫门前雪吧，不如少管别人的事。人欲乘凉，我独种树，人欲出人头地，我看平常是真，相安莫扰各行其是，岂不天下都乐？可是有个别人叫希特勒，他要打仗，还有几个别人叫“四人帮”，他们要焚书坑儒，怎么办？你可能会说：这已经跑题了——倘其自己跟自己打，自己烧自己的书，请便，但你把仗打到别人头上，那就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训，故此一条圣训已经把话说全。就算是这样吧，那么“勿施于人”要不要务施于人呢？要，是“勿施”之否定；不要，是否定了“勿施”。你说：还是独善其身的好，但这是绕圈子，希特勒打来了，“四人帮”烧来了！你说：那正是因为是他们违背了圣训呀？倘人人尊此训而独善，哪还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但他们要是压根儿就不信你那圣训呢？好了，不管你是指责他们的违背，还是遗憾于他们的不信，都说明这圣训压根儿就有务施于人的倾向。
怎么回事？哪儿出了毛病？“务施”者，难免为他人所不欲，故当“勿施”；“勿施”者，又难免误失了圣训，故又当“务施”。那么，“勿施”与“务施”的分寸谁来把握？鱼与熊掌可否兼得？水与火，怎样和谐共处，相得益彰？
但这是能由人说的吗？人一说就是“务施”，就是“勿施”，或就是“误失”，就又要掉进那个逻辑陷阱。
这事必由神说。人，必要从那不可更改的天赋事实（第一推动，或绝对开端）之中，从寂静之中，大音无声之中，谛听天启。
可是先生，你这就不是绕圈子吗？你说你听见了此般天启，我还说我听见了彼般天启呢！这像不像把猴子扮成人，等他说人话？像不像把人扮成神，由他行天道？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要把这一节写满：这怎么办？
或要用一生来问：这怎么办？
人将听见，那无穷之在莫不是：这怎么办，和这怎么办？
在逻辑的盲区，或人智的绝地，勿期圆满。但你的问，是你的路。你的问，是有限铺向无限的路，是神之无限对人之有限的召唤，是人之有限对神之无限的皈依。尼采有诗：“自从我放弃了寻找，我就学会了找到。”我的意见是：自从我学会了寻找，我就已经找到。
叹息找不到而放弃寻找的，必都是想得到时空中的一处福地，但终于能够满足的是大熊猫和竹子，永远不能不满足的是人和人的精神；精神之路恰是在寻找之中呀。寻找着就是找到着，放弃了，就是没找到。就比如，活着就是耗损，就是麻烦，彻底的节约和省事你说是什么？但死也未必救得了这麻烦。宇宙本是一团无穷动啊，你逃得了和尚逃得了庙？天行健，生命的消息不息不止，那不是无穷动吗？人在此动之中，人即此动之一环，你省得了什么事？于人而言，无穷动岂不就是无穷地寻找？
问吧，勿以为问是虚幻，是虚误。人是以语言的探问为生长，以语言的构筑为存在的。从这样不息的询问之中才能听见神说，从这样代代相传的言说之中，才能时时提醒着人回首生命的初始之地，回望那天赋事实（第一推动或绝对开端）所给定的人智绝地。或者说，回到写作的零度，神说既是从那儿发出，必只能从那儿听到。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这问题的完整表述是这样：对所有提倡爱并自信怀有爱愿的人来说，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你贫穷，因而生活得比你远为艰难的时候，你的爱愿何以落实？或者说，当他人的贫困与你的相对富足并存之时，你的爱愿是否踏虚蹈空？甚至，你的提倡算不算是一种虚伪？
这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不容含糊的问题。但想来，这还会是一个令多数人陷于尴尬的问题。因为你很少可能不是一个相对富足的人，因为贫困之下还有更贫困，更贫困之下还有更更贫困；差别从未在人类历史上消灭过，而且很难想像它终于会消灭。还有一层，贫困的位置其实是谁都不喜欢的，一有机会，这位置很少有人愿意留给自己。这样，依照前述逻辑，还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心怀爱愿呢？还有多少爱愿敢说是脚踏实地呢？甚至，爱愿，还剩下多少脚踏实地的机会呢？然而爱愿是要宏扬与实践的，是要蔚然与恒久的呀。可要是依照前述逻辑，爱愿，或爱的信奉，就只少数人够资格享有它了，而且还是在一个随时希望放弃这资格的时间段里。
然而，这种注定是少而临时的资格，这种仅以贫富为甄别的爱愿，还是人类亘古期盼的那种爱愿吗？不错，人应当互爱互助，应当平等，为富不仁是要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受谴责的是“不仁”，而非“为富”呀。请稍微冷静些，想一想被溺爱惯坏的孩子吧——爱愿若仅意味着贫富的扯平，它不会成为游手好闲者的倚赖吗？它不会成为好吃懒做者的温床吗？甚至，它不会骄纵出觊觎他人劳动成果的贼目与偷手吗？
于是乎还有一件事也就明白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爱愿何以越来越稀疏，越狭隘。最后竟弄到荒唐滑稽的地步。比如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公交车上上来一位老人，是否给他让座也要先问问他是贫农还是地主，是工人还是工贼。
为贫困者捐资，无疑是爱愿的一种实践，但这就能平定前述那严峻的一问吗？先看看捐资之后怎样了吧。捐资之后，捐资者与受捐者就一样富有了吗？大半不会。大半还会是捐资者比受捐者富有，还会是贫与富并存，贫富之间的差距也不见得就能缩小，因为前述局面并无改观——爱愿依然要面对那严峻的一问，而且依然是不容含糊。除非你捐到一贫如洗。可这样的人有吗？
且慢，这样的人历史中确凿是有几个的！有几位伟人，有几位圣贤，料必也会有几位不为人知的隐者。不过这又怎样呢？事实上他们也只能作为爱愿的引导和爱者的崇尚，不大可能推广。崇尚而不可能推广，这就怪了，这里头有事儿，当然不是咬牙跺脚写血书的事儿。
什么事儿呢？比如平均主义。贫富扯平不就是平均主义吗？可平均主义的后果料必一大半中国人都还记得：平均绝难平均到全面富裕，只可能平均到一致的贫穷——就像赛跑，不可能大家跑得一样快，但可以让大家跑得一样慢。但麻烦还不在这儿，麻烦的是，平均主义是要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为什么？很简单：既不能平均到全面富裕，便只好把些不听话的削头去足都码码齐，即便是码成一致的贫穷也在所不惜。不听话的——真正的麻烦在这儿！平均必然要以强制为倚靠，强制会导致什么，历史已屡有证明。30年前我在农村插队，村中就有几个脑筋“跑得快”的，只因想单干，就被推到台上去批斗。另几个不听话的，只为把自家的细粮卖了，换成更经吃的玉米和高粱，便被一绳捆去，以“投机倒把罪”坐了班房。
平均不是平等。平等是说人的权利，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均单讲收获，各位请再终点上排齐。平等，应该为能力低弱或起步艰难的人提供优越条件，但不保证所有的人一起撞线。平均却可能鼓励了贪懒之徒，反正最后大家都一样。比如自由和爱情，怎么平均？平均只可能是一个经济概念，均贫富。平等则指向人的一切权利。这样的造反当然不会造出法治，只不过再次泄露“宝葫芦的秘密”——分田分地真忙。但这样忙过之后怎样了呢？我曾在陕北插队，那是个特殊的地方，解放得早，先后有过两次土改：第一次均贫富之后不久，又出现了新贫农和新富农，于是又来了一次。这有点儿象孩子玩牌，矫情，一瞧要输就推倒重来。这样的玩法不可再三，再三的结果是大家都变得懒惰、狡猾；突出的事例是，分到田的人先都把田里的树伐作自家的木材，以期重新发牌时不会吃亏。可后来发现这其实白搭，再洗牌时所有的地里都只剩着黄土了。
崇尚而不能推广，原因就在这儿。平均，原也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啊，然而不好意思，人性确凿是有些丑陋。人生来就有差别，不可能都自觉自愿去平均；这是事实而非道理，道理出于事实而非相反。当然爱愿并不满足于事实，这是后话。
那么，强制平均怎样？可强制本身就不平均——谁来强制，谁被强制呢？或者，以强制来使人自觉自愿？这玩笑就开得大了，多半就要成全了强人篡取神位的图谋。倘人言即是神命，对也是对，错也是对，芸芸众生岂不凶多吉少？
人是不可替代神的，否则人性有恃无恐，其残缺与丑陋难免胡作非为。惟神是可以施行强制的——这天，这地，这世界，这并不完美的人性，以及这差别永在、困苦叠生的人之处境，都可以理解为神的给定。上帝曾向约伯指明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休想篡改这个给定，你必须接受它。就连耶稣，就连佛祖，也不能篡改它。不能篡改它，而是在它之中来行那宏博的爱愿。
必须接受人的罪性。人性并不那么清洁和善美。但幸而，人性中还埋藏着可以开掘的几分明智。这明智并不就是清洁和善美，但因其能够向往清洁和善美，能够看见人的残缺与丑陋，于是能够指望他建立起信仰，以及建立起一种叫做法律的东西，以此弥补人性的残缺，监视和管束人性的丑陋。
法律实出无奈，既是由于人的丑陋，当然也是出于人的爱愿。
贫穷的并不都是因为懒惰，富有的也未必全是靠着勤劳，相反，巧取豪夺也可致富，勤劳本分也有受了穷的。对此爱愿当然不可袖手一旁。但爱愿曾一时糊涂。相信了平均，结果不单事与愿违，反而引狼入室弄出了强制。
但法律不是强制吗？不过，此强制与彼强制有些不同。其一：法律是事先商定的规则，由不得谁见机行事，任意修改。比如足球，并非是由裁判说了算，而是由规则说了算，是为法治，故黑哨也逃不脱制裁。其二：法律是由大家商定的，不是由什么人来强制大家商定的，所以大家才自愿受其制约。又比如足球，一切规则都是为了保持足球的魅力，以赢得人们广泛的喜爱，倘只取决于权势的好恶，看台上寥寥然只坐着几门谁家的亲戚，那足球也就完了。
任何规则，都要有众人的理解与拥护才行，否则不过一纸空文。再比如足球，单是裁判和球员知其规则还不行，球迷要是不懂，这球也甭踢。比如说，自家一输球，看台上就起哄，再输，球迷就退场，那还不如甭踢，先就算你们赢了吧。不过，要是裁判有“猫儿腻”呢？当然，误判应当理解，偏袒也要忍耐而后申诉，但若有人以权压众，包庇、怂恿黑哨呢？甚至事先就已排定了比赛的结果呢？球迷们那就给它一大哄吧，然后退场——此乃义举，算得上护法行动。
法律不担保均贫富，正如规则不担保比赛结果。要是有谁担保了比赛结果，没问题你把他告上法庭。可要是有人担保了均贫富呢？人们却犹豫，甚至可能拥护他。就算发此誓愿者确无他图，可历史上有谁真正做到过均贫富吗？真正做到，同时又不损害人的自由，可能吗？就比如，有谁能让大家自由奔跑，又保证大家跑得一样快吗？有谁能把这山高谷深日烈风寒的行星改造得“环球同此凉热”吗？
骂一骂富人这很容易，甚至也不都是毫无理由，社会的不公既在，经常也就需要一些敏锐甚至挑剔的眼睛。不过另有一种可能：这愤怒其实比前述的尴尬还不如。尴尬是因为能够反躬自问，而比如说喊着“开‘奔驰’的出去”的（听说最近上演着一出话剧，剧终时，剧中人便高亢地向观众这样喊），大约从未反观自己，否则他不难看出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那么他出不出去呢？都出去了，只剩一个最穷的人，戏还怎么演呢？
尴尬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因为，反躬自问是一切爱愿和思想的初萌。要是你忽然发现你处在了尴尬的地位，这不值得惊慌，也最好不要逃避，莫如由着它日日夜夜惊扰你的良知，质问你的信仰，激活你的思想；进退维谷之日正可能是别有洞天之时，这差不多能算规律。
比如说，法律，正就是爱愿于尴尬之后的一项思想成果。而且肯定，法律的每一次完善，都是爱愿几经尴尬之后的别开生面。斥骂的畅快，往好里说是童言无忌，但若挺悠久的一种文化总那么孩子气，大半也不是好兆。比如说，那就为诘问备好了麻木，以愤怒代替了思考，尴尬倒是没了，可从此爱闹脾气。反躬自问越少，横眉冷对越多，爱愿消损，思想萎钝，规则一旦荒芜，比如说足球吧，怎么踢呢？很可能就会像一个自闭的儿童，抱了皮球，一脚一脚地朝着墙壁发狠，魔魔道道地自说自话。
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事可怎么说？谁敢说这样的事已经没有？那么法律，对这样的结果也是听之任之吗？规则不是不担保结果吗？
但这不是结果呀，这正是法律或规则的起因。“朱门酒肉臭”先放一放再说，“路有冻死骨”则是在要求着法律的出面与完善。人有生的权利，有种种与生俱来的平等的权利，此乃天之赋予，即神命，是法律的根据。再比如足球，游戏规则是人订的，但游戏——游戏的欲望、游戏的限制、游戏的种种困阻和种种可能性，都是神定。这简直就是人生的比喻，人世的微缩，就像长河大漠就像地久天长就像宇宙无垠就像命运无常，都是神的给定，是神为使一种美丽的精神得以展开而设置的前提，这不是规则的结果，而是对规则的呼唤，是规则由之开始的地方。在这一切给定之后，神说：人生而平等（不是平均）。生，乃人之首要的平等权利，因而，倘有穷到活不下去的人，必是法律或规则出了问题，是完善它的时候，而非废弃它的理由。
可要是这么说，是不是就有点儿可笑？法律既定，一有“冻死骨”，你就说这不是结果，这是法律的开始之地，是法律需要完善的时候，那法律还有什么权威？它岂不又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非也，这不是任人打扮，这是神命难违。法律也不是绝对权威，绝对的权威是神命：人有生的权利！倘这儿出了差错，错的一定是人，惟去检点和完善人订的规则，切不可怀疑那绝对的命令。
可要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穷得活不下去了呢？也得白白送给他衣食住所吗？是的，也得！穷，但不能让他穷到活不下去，这正是担保平等但不担保平均，担保权利但不担保结果呀。情愿如此潦倒而生的人，也是背弃了神约，背弃了爱愿（他只顾自己），但神不背弃任何人，爱愿依然照顾着他，随时为他备下一个平等的起点。
幸而情愿这样潦倒而生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是听得见神的要求的。爱愿，不能是等待神迹的宠溺，要紧的一条是对神命的爱戴，以人的尊严，以人的勤劳和勇气，以其向善向美的追求，供奉神约，沐浴神恩。
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是这世界上的某地，其监狱有如宾馆，狱中的食物稍不新鲜囚犯们也要抗议，文章作者（以及我这读者）于是不解：那么惩罚何以体现？我们被告知：此地的人都是看重自由的，剥夺自由已是最严厉的惩罚。又被告知：不可虐待囚徒，否则会使他们仇视社会。这事令我感动良久，这样的事出于何国何地无需计较，它必是出于严明的法律，而那法律之上，必是神命的照耀。惟对热爱自由、看重尊严的人，惩罚才能有效，就像惟心存爱愿者才可能真有忏悔。否则，或者惩罚无效，或者就复制着仇恨。没有规矩何出方圆？没有神命又何出规矩呢？爱愿必博大而威赫地居于规则之上。
法律或规则既为人订，就别指望它一定没有问题。无法无天的地方已经很少，但穷到活不下去的却大有人在。比如有病没钱治的。比如老了没人养的。比如，设若资本至尊无敌，那连本钱都凑不足的人可怎么起步？比如我，一定要跟刘易斯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不(贝+青)等着做“冻死骨”才怪。所以有了残奥会。残奥会什么意思？那是说：爱愿高于规则，神命高于人订。换言之：规则是要跟随爱愿的，人订是要仰仗神命的。但残奥会也要有规则，其规则仍不担保结果，这再次表明：神命并不宠爱平均，只关爱平等。残奥会的圣火并不由次神点燃，故其一样是始于平等，终于平等。电视上有个定期的智力比赛，这节目曾为残疾人开过一期专场，参赛者有肢残人，有聋哑人，有盲人，并无弱智者，可这一期的赛题不仅明显的容易，而且有更多的求助于他人的机会，结果是全部参赛者都得了满分。我的感受是：次神出面了。次神是人扮的，向爱之心虽在，却又糊涂到家，把平等听成了平均。
很久了，我就想说说尿毒症病人“透析”的事儿。三年前我双肾失灵，不得不以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但透析的费用之高是很少有人能自力承担的，幸而我得到了多方支援，否则不堪设想。否则会怎样？一是慢慢憋死（有点儿钱），二是快快憋死（没钱）。但憋死的过程是一样的残酷——身体渐渐地肿胀，呼吸渐渐地艰难，意识怪模怪样地仿佛在别处，四周的一切都仿佛浸泡在毒液里渐渐地僵冷。但这并不是最坏的感觉，最坏的感觉是：你的亲人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你，看着这样的过程，束手无策。但这仍不见得是最坏的感觉，最坏的感觉是：人类已经发明了一种有效的疗法，只要有钱，你就能健康如初，你就能是一个欢跳的儿子，一个漂亮的女儿，一个能干的丈夫或是一个温存的妻子，一个可靠的父亲或是一个慈祥的母亲，但现在你没钱，你就只好撕碎了亲人的心，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分一秒地撕，用你日趋衰弱的呼吸撕，用你忍不住的呻吟和盼望活下去的目光撕，最后，再用别人已经康复的事实给他们永久的折磨。谁经得住这样的折磨？是母亲还是父亲？是儿子还是女儿？是亲情还是那宏博的爱愿？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幸而经历到一半时得到了救援，因而我知道剩下的一半是什么。我活过来了，但是有不得不去走那另一半的人呀。我闭上眼睛不去看他们，但你没法也闭上心哪。我见过一个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门外，空望着对面的墙壁，大夫跟她说什么她好像都已经听不懂了。我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儿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还是不能救活他们未满成年的孩子，看见和听见，这多么简单，但那后面，是怎样由希望和焦虑终于积累成的绝望啊！
我听有位护士说过：“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觉得真不如压根儿就没发明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都得死。”这话不让我害怕，反让我感动。是呀，你走进透析室你才发现（我不是说其他时候就不能发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类走到今天，怎么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呢？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分界线？这是怎么了？人类出了什么事？
如果你再走进另一些病床，走到植物人床前，走到身患绝症者的床前，你就更觉荒诞：这些我们的亲人，这些曾经潇洒漂亮的人，这些曾经都是多么看重尊严的人，如今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吃喝拉撒全靠它们，呼吸和心跳也全靠它们，他们或终日痛苦地呻吟，或一无知觉地躺着，或心里祈盼着结束，或任凭病魔的摆布。首先，这能算是人道吗？其次，当社会为此而投入无数资财的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得了并不难治的病，却因为付不起医疗费就耽误了。这又是怎么了？人类到底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比如说，高科技在飞速发展，随之，要想使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仅仅保持住呼吸和心跳，将越来越不是一件难事了，但它的代价是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一方面，新的医疗手段和设备肯定是昂贵的，其发展的无止境意味着资金投入的无止境。另一方面，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如果人的生存权利平等，如果仅仅保持住心跳和呼吸也算生存，那么这种高科技、高资金的投入就更是无止境。两个无止境加起来，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有限的社会财富，将越来越多地用于延长身患绝症者的痛苦，而对其他患者的治疗投入就难免捉襟见肘了。
绝没有反对科学发展的意思。但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医学必然或者已经提出一些哲学问题了。医学已不再只是一门救死扶伤的技术，而是也要像文学和哲学那样问一下生命的意义了，问一下什么是生？什么是死？生的意义如何？以及，“安乐死”是否正当？
在不久前的《实话实说》节目中，听到一位法律专家陈述他反对“安乐死”的理由，他说得零乱，总结下来大致是两点。其一：“安乐死”从实行（即立法和执法）的角度看，困难很多，因此他认为是不应该的。这可真叫逻辑混乱。一事之应不应该实行，并不取决于其实行是否有困难，而是要取决于其实行是否正当。倘不正当，实行已失前提，还谈什么困不困难？倘其正当，那正是要克服困难的理由（以及正是表明法律专家并不白吃饭的时候），否则倒是默允或纵容了不正当。这样看，无论“安乐死”应不应该实行，都与困难无关，那专家说了半天等于什么都没说。
当然，应不应该，并不等于能不能够。见报纸上有文章说，从中国目前的条件看，“安乐死”还不能够很快实行。这我同意，但这又不等于说，我们不应该从现在就开始探讨它的正当性和可行性。
我住过很多回医院，见过很多身患绝症的人，见过他们对平安归去的祈盼，见过因祈盼不得回应而给他们带来的折磨，生理的和精神的折磨，分分秒秒不得间歇。我真是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似乎只是为了一种貌似人道的习俗。这样的时候，你既看不到人的尊严，也看不到人的爱愿，当然也就看不出任何一点人道；那好像只是一次刑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被病魔百般戏弄，失尽了尊严和自由，而另一些他的同类呢，要么冷漠地视而不见，要么爱莫能助，惟暗自祈祷自己的归程万勿这般残忍。这简直是对所有人的一次侮辱，其辱不在死，人人都是要死的；其辱在于，历来自尊的人类在死亡面前竟是如此地慌张和无所作为。刑罚所以比死更可怕，就在于人眼睁睁地丧失了把握命运的能力。我想，创造刑罚的人一定是深谙这一点的。可我们为什么要让那必来的“归去”成为刑罚呢？为什么不能让它成为人生之旅的光明磊落的结束，坦然而且心怀敬意地送走我们所爱的人呢？
当有人（以及每一个人都可能）受此酷刑的折磨与侮辱之时，法律和法律之上的爱愿，只摆出几项改变它必然要遇到的困难，就可以溜之大吉并且心安理得了吗？
那位法律专家反对“安乐死”的另一个理由是：“人没有死的权利。”但是为什么呢？他未提供有力的说明。他除了说得有些蛮横，还说得有些含糊：“死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自然而然的事就一定正当吗？真若这样，要你法律专家干吗？不过，这一回的问题好像真的不太简单。
人没有死的权利——第一，这话可以翻译成：个人没有死的权利，比如文革中，一个终于受不住摧残与屈辱的人，要是自杀了，必落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凭此罪名，你生前的一切就都被否定，你的亲朋好友就都可能受到株连。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老老实实忍受屈辱，无权反抗，连以死抗争的权利都没有。当然，你已经自杀了说明你可以自杀，任何罪名对你都已毫无作用，但其实，那罪名是说给生者听的，是对一切生者的威吓，那是要取消所有人抗议邪恶势力的最后权利。还说“人没有死的权利”吗？一个人若连以死抗争的权利都被剥夺，可想而知，他还会有怎样的生的权利。
人没有死的权利——第二，此言也可作如下想：生的权利既为天赋，人便无权取消它，死既为天命之必然，故只可顺其自然。话说到这儿，真像似有些道理了。
但是未必，且不论生死之界定尚属悬案，只说：真这样顺其自然，医学又是干什么用的？医学，不是在抗拒死亡吗？倘若顺其自然，那么不仅医学，一切学、一切人的作为就都要取消。那样的话可真是顺其自然了——人将跑成一群漫山遍野地寻食、交配、繁衍，然后听天由命的物类了。理想也无，爱愿也无，前途嘛，不过是地平线以内四季的安排。有人说了：这样不好吗？可更多的人说：这样不好！说好的人就这样去好吧。说不好的人就有麻烦：为什么不好？以及怎样才好？
人热爱自然，但料必没人会说人等同于自然。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从自然中升华出来的异质，是异于自然的情感，是异于物质的精神，异于其他物种的魂游梦寻，是上帝之另一种美丽的创造。上帝是要“乘物以游心”吧？他在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又做了一点手脚（比如抽取了亚当的一条肋骨，比如给了女娲一团泥巴），为的是看看那冷漠的天地间能否开放出一种热情，看看那热情能否张扬得精彩纷呈，再看看那精彩纷呈能否终于皈依他的爱愿。人热爱自然正如人珍重自己的身体，人不能等同于自然正如人要记住上帝的期待，否则自然无思无欲无梦无语，有了大熊猫等等也就足够，人来干吗？
依我浅见——绝非谦虚，我甚至有点儿不敢说但还是说吧：中国文化的兴趣，更多地是对自然之妙构的思问，比如人体是如何包含了天地之全息，比如生死是如何地像四季一样轮回，比如对天地厚德、人性本善的强调。这类思问玄妙高深精彩绝伦，竟令几千年后的现代物理学大为赞叹！所以中国人特别地喜欢顺其自然，淡泊无为，视自然为心性的依归。但那异于自然的情感呢，就比较地抑制；异于自然的精神呢，就比较地枯疏。所以中国人的养身之道特别发达，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就不大顽固。
反对“安乐死”，看身患绝症者饱受折磨与屈辱而听之任之，大约都是因为不大过问生命的意义。人不是苟活苟死的物类，不是以过程的漫长为自豪，而是以过程的精彩、尊贵和独具爱愿为骄傲的。医学其实终不能抗拒死亡，人到底是要死的这谁都明白，那么医学（以及种种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医学说到底仍只是一份爱愿，是上帝倡导爱愿的一项措施，是由之而对人间爱愿的一次期待。当有人身患绝症，生命惟饱受折磨而无任何意义之时，其他人却以顺其自然为由而袖手一旁，人间爱愿岂非自寻其辱？上帝的期待岂不就要落空？
“安乐死”还是不应该吗？还是要“自然而然”地任那绝症对人暴施折磨和侮辱吗？难道还有谁看不出“安乐死”并不是要取消人之生的权利，而是要解除那残酷的刑罚，是在那疑难的一刻仍要信奉神命、行其爱愿吗？神命难违，神不单给了人生的权利，还给了人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神命不可违。可我心里一直都有个疑问：神是谁？神在哪儿？其实，哪一份神命不由人传？哪一种神性不由人来认信？哪一位先知或布道者不是人呢？如此，神还有什么超凡独具？还有什么绝对权威？谁不能造一个乃至若干个神出来，然后挟神祗以令众生？神岂不又是任人打扮了吗？
除非神亲临作证。除非神迹昭然——比如刹那间使饥饿的流民获得食品，转眼间使病残者康复如初。除非神于此刻亲宣其命，众目皆见，众耳皆闻。但是第一，真正见过神迹的人很少，通常都是人传，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第二，因上述神迹而皈依信仰者，信的未必是神命，多半是看重了神的馈赠，这就难免又发展成对实利的膜拜，和对爱愿的淡忘。
那么可有并非人传，而是众目皆见众耳皆闻的神迹吗？有啊，有啊！我们头上脚下的这个气象万千的星球不是吗？约伯终于对之说“是”的一切，不是吗？为什么把一根木棍变成蛇算得神迹，沧海桑田、日走星移倒不算？为什么点石成泉算得神迹，时时处处的“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倒不算？为什么天地之种种慷慨的馈赠算，而世间之种种严酷的困阻就不算？
神命不可违，神命就得是一种绝对的价值要求，只可被人领悟，不能由人设定。故，那样的价值要求必得是始于（而非终于）天赋的事实（比如说“第一推动”），是人智不能篡改而非不许篡改的。不许，仍是人智所为，不能，才为人力不逮。那是什么呢？那正是神迹呀１这天之深远，地之辽阔，万物之生生不息，人之寻求不止的欲望和人之终于有限的智力，从中人看见了困境的永恒，听见了神命的绝对，领悟了：惟宏博的爱愿是人可以期求的拯救。
为什么单单是爱愿呢？恨不可以吗？以及独享福乐，不可以吗？恨与享乐，不过是顺从着人之并不清洁善美的本性，那是任何物种都有的自然倾向，因而那仍不过是顺其自然，并未看见人智之有限，并未听懂那天深地远之中的无声天启。那样的话，仍是只要有着大熊猫等等就够了，这冷漠的世界仍难升华出美丽的精神。所以，终于（而非出于）自然的拯救算不上拯救；断灭一切欲望以达无苦无忧的极乐之地，那是人的臆想，既非天赋事实，又非天启智慧，那才是出于人之妄念，终于人之无明吧。
我想，哪种文化也不是“第一推动”，哪种宗教也都不是“绝对的开端”，它们都是后果，或闻天启而从神命，或视人性本善为其圭臬。“第一推动”或“绝对的开端”，只能是你与生俱来的，躲不开也逃不脱的面对。惟在此后（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人类）才有了生命的艰难，精神的迷惘，才有了文化和信仰，理性和启示，或也才有了妄念与无明。倘不是从这根本的处境出发，只从寺庙或教堂开始，料必听到的只是人传。
这又让我想到了文学，想到了“写作的零度”。只从经济、政治出发则类似数典忘祖，只从某种传统出发则近乎原地踏步，文学的初衷原是在那永不息止的“推动”与“开端”中找到心魂的位置。所以，文学料必在文学之外，论文料必在论文之外，神命料必在理性之外，人的跟随料必在现实之外。
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语虽是人言，却既暗示了人不能篡改的天赋事实，又暗示了人要超越其自然本性的方向。己所不欲，意味着人之有欲，且欲之无限——这是天赋事实。人欲无限，则可能损及别人（他者），而为别人（他者）所不欲——这也是天赋事实。人在人群，每个人就都是自己也都是他人，人类是万灵万物之网的一脉，个人又是人类整体之一局部——这是人之独闻的天启，人于是恍然而悟：原来如此，惟整体的音乐可使单独的音符连接出意义，惟宏博的爱愿是人性升华的路径。所以爱愿不是人的自然本性，而是人超越大熊猫等等而独具的智慧，是见自然绝地而有的精神追寻，是闻神命而有的觉醒。
神，当然不是理性推导出来的，但却是理性看到了理性的无能才听见的启示。我不大相信理性走入绝地之前的神，那样的神多半是信徒期求优待——今生不可那就来世——所推举的偶像；优待哪有个完呢？弄来弄去便与贪官纵容自己的亲朋同流，结果是爱愿枯萎，人间惟多出几个乱收费的假庙。
理性走入绝地，有限的人智看见了无限的困阻，人才会变得谦恭，条条计策终见迷茫，人才在服从与祈祷中听见神命。但我还是不大相信这时就可以弃绝理性，因为那绝地之上等着人的除了倡导爱愿的神还有别样的神，比如还有道破人生苦短，号召及时行乐的神。价值相对主义可能会说：诸神平等，怎么都行。但怎么都行不等于怎么都好，保护大熊猫不等于人也要做大熊猫。或有人说：大熊猫怎么了？人还不如大熊猫呢！那人也不如耗子吗？就算也不如，那圣雄甘地如不如希特勒呢？还是不如？那好，大家提防着你就是，所以还得提防着价值相对主义。
人居各地，习俗不一，人在人群，孤独无二，魂拘人身，根本的困境与救路都是一样的。受贿的神受不同的贿，指引爱愿的神却并不因时因地而有改变。
物质至上，并非一国一地之歧途，而是全人类的迷失。你看一切政府的共同目标是什么？你看全球各地的斗志昂扬都基于什么？无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以及消费指数的增长；增长增长再增长，似乎人类的前途、生命的意义全系于物质占有和消费水平的可持续增长。这样的竞赛之下，谁还顾得上地球？谁还顾得上生态？相互的警告与斥责，不过是五十步恨百步，或百步对五十步的先期防范，讨价还价中哪还有什么爱愿和理性？完全像贪婪的子孙在争夺父母（地球）的遗产。本来嘛，做买卖的谁不想赚？非要让先赚的让着后赚的，一百步等着五十步，实在也是不通事理。可是话说回来，五十步恨百步也未必是恨其掠夺地球，也未必是恨那消费模式腐蚀着人类灵魂，更可能是恨着自己的手慢，好东西先都让别人拿了去。如此这般地增长了再增长，赚了又赚，五十望一百，一百望一千一万，结果无非是地球日益枯萎，人间恨怨飚升。而这未必只是政治、经济问题（把这仅仅看作政治、经济问题，我疑心那还是中着物欲的魔法，还是像五十望一百而不成时的心理不平衡），多半是信仰出了毛病，是如林语堂所说：近二千年来人已经听不懂了神的声音。岂止是听不懂，是干脆不要听，是如陈嘉映所说：“生活真容易变得有趣，所以没有人思考。”诗意地栖居吗？就怕诗人早也认同了饭局中的操作与推销。
有位一向自诩关怀生命意义的老友，忽一日自信看透了人生，说：“咳，什么意义不意义，道德不道德的，你说是不是？”不小心我说了“不是”。场面于是有些沉闷，大家对坐无言，然后避开这话题胡乱说些别的。但我知道他心里在说什么——“虚伪！”我也知道这一句谴责后面的理由——“老实说，你不看重名利？”我还知道支持这理由的所谓看透——“什么信仰呀爱愿呀，这个呀那个呀，说说罢了，人生实实在在，不过死前的一次性消费，唱高调的不是傻瓜就是装蒜。”
虚伪，这两个字厉害，把它射向诚实，效果多佳。比如黄色小说的自卫反击：“各位的做爱难道不是这样？为何不从实招来？”想想也是，诚实于是犹豫。黄色见状，嘴上或心里必是脆脆的一声：“虚伪！”诚实容易被这一声断喝吓糊涂，其实呢，黄色只见了性爱之形同，而难识心魂之异彩——本来嘛，爱情之要，原是黄色的盲区。不过“虚伪”二字真是厉害，它所以百发百中，皆因人非圣贤，谁心里没有一些阴暗和隐藏？但这些可能是污浊的品质，恰是人应当忏悔和道德不可或缺的缘由，怎能借坦荡与实在之名视其为正当？这差不多是个悖论：你说他虚伪，是因其知污浊而隐藏，你说那隐藏的并不污浊，甚至美妙到可供炫耀，那虚伪岂不要换成谦逊了？
上述的虚伪固然不是美德，但毕竟留了一份美好的畏惧在头上，而上述的坦荡和实在，则无所畏惧到彻底不识了好歹。好与歹，岂可由实在引出？好与歹根本是心魂的询问。难怪价值相对主义说怎么都好，它是执实在而不思不悟，助人欲以坦然胡行。有了美好的畏惧在，虚伪则可望迷途知返，人便有了忏悔的可能。我有时设想，最不可救药的虚伪什么样儿？比如说，有一天忏悔也不是因为看见了自己的污浊，而是追随着时髦，受洗也不是为了信守神约，而是看它为一枚高雅的徽标，信仰呀爱愿呀都跟把黑发染黄一样成了美容店的业务，那才真叫麻烦。
但爱愿都是什么呢？如何才算是爱愿呢？爱愿既然高于规则，它就不能再是规则。爱愿既然是天启，它就不能又是人说。比如，爱愿之紧要的一条是爱他人，这分寸如何把握？就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可能的把握，但它也只说出了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己之所欲，怎样呢？务施于人吗？你欲丰衣足食，务使别人也丰衣足食，你欲安居乐业，务使别人也安居乐业，这当然好。但是，你欲欺世盗名，也务使别人偷梁换柱吗？你欲做伪证，也务使别人知法犯法吗？显见是不行，那是教人作恶呀。那么，你欲捐资扶贫，你欲安贫乐道，你欲杀身成仁，这总不是恶了吧？那么，别人也都得这样吗？你说不必。你甚至说，强迫捐资岂非掠夺？强使乐道，道将非道；强逼成仁，仁安在哉？如此说来，自扫门前雪吧，不如少管别人的事。人欲乘凉，我独种树，人欲出人头地，我看平常是真，相安莫扰各行其是，岂不天下都乐？可是有个别人叫希特勒，他要打仗，还有几个别人叫“四人帮”，他们要焚书坑儒，怎么办？你可能会说：这已经跑题了——倘其自己跟自己打，自己烧自己的书，请便，但你把仗打到别人头上，那就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训，故此一条圣训已经把话说全。就算是这样吧，那么“勿施于人”要不要务施于人呢？要，是“勿施”之否定；不要，是否定了“勿施”。你说：还是独善其身的好，但这是绕圈子，希特勒打来了，“四人帮”烧来了！你说：那正是因为是他们违背了圣训呀？倘人人尊此训而独善，哪还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但他们要是压根儿就不信你那圣训呢？好了，不管你是指责他们的违背，还是遗憾于他们的不信，都说明这圣训压根儿就有务施于人的倾向。
怎么回事？哪儿出了毛病？“务施”者，难免为他人所不欲，故当“勿施”；“勿施”者，又难免误失了圣训，故又当“务施”。那么，“勿施”与“务施”的分寸谁来把握？鱼与熊掌可否兼得？水与火，怎样和谐共处，相得益彰？
但这是能由人说的吗？人一说就是“务施”，就是“勿施”，或就是“误失”，就又要掉进那个逻辑陷阱。
这事必由神说。人，必要从那不可更改的天赋事实（第一推动，或绝对开端）之中，从寂静之中，大音无声之中，谛听天启。
可是先生，你这就不是绕圈子吗？你说你听见了此般天启，我还说我听见了彼般天启呢！这像不像把猴子扮成人，等他说人话？像不像把人扮成神，由他行天道？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要把这一节写满：这怎么办？
或要用一生来问：这怎么办？
人将听见，那无穷之在莫不是：这怎么办，和这怎么办？
在逻辑的盲区，或人智的绝地，勿期圆满。但你的问，是你的路。你的问，是有限铺向无限的路，是神之无限对人之有限的召唤，是人之有限对神之无限的皈依。尼采有诗：“自从我放弃了寻找，我就学会了找到。”我的意见是：自从我学会了寻找，我就已经找到。
叹息找不到而放弃寻找的，必都是想得到时空中的一处福地，但终于能够满足的是大熊猫和竹子，永远不能不满足的是人和人的精神；精神之路恰是在寻找之中呀。寻找着就是找到着，放弃了，就是没找到。就比如，活着就是耗损，就是麻烦，彻底的节约和省事你说是什么？但死也未必救得了这麻烦。宇宙本是一团无穷动啊，你逃得了和尚逃得了庙？天行健，生命的消息不息不止，那不是无穷动吗？人在此动之中，人即此动之一环，你省得了什么事？于人而言，无穷动岂不就是无穷地寻找？
问吧，勿以为问是虚幻，是虚误。人是以语言的探问为生长，以语言的构筑为存在的。从这样不息的询问之中才能听见神说，从这样代代相传的言说之中，才能时时提醒着人回首生命的初始之地，回望那天赋事实（第一推动或绝对开端）所给定的人智绝地。或者说，回到写作的零度，神说既是从那儿发出，必只能从那儿听到。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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