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公元589年（隋唐）－1367年（宋元）：“世界第一”的黄金期 第十一章 马可·波罗的中国
泉州商人蒲寿庚昼夜难眠，整日在院子里低徊叹息。城门之外，一支丢盔卸甲的残军正急切地等着他做出一个决定。那是1276年的冬天，烽火燃烧长江之南，蒲寿庚的一念之差即将直接影响赵宋王朝的存亡。
十三世纪初，一股蒙古族的军事力量崛起于北方，它的杰出领袖叫铁木真，他统一了蒙古高原的各部落，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既“天之骄子”。1271年，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五年后，元兵攻陷临安，宋恭帝投降，大臣陆秀夫率残部夺海路南逃，另立年仅七岁的赵昺为皇帝，在元兵的追杀下，陆秀夫窜逃入闽，其目的地就是南方重镇泉州。而蒲寿庚正是泉州的实际控制人。
在血统上，蒲寿庚不是一个汉族人，他眼呈宝蓝，头发微卷，是一个祖籍西域的白种阿拉伯人（白番）。
蒲家事迹散见于元、明两代的各种笔记之中，其祖先信奉伊斯兰教，由西域南下到越南占城经商，成了富饶之家，南宋名将岳飞的孙子岳珂曾经到占城蒲宅参观过，其奢富之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蒲家又辗转到了广州，不知道因为怎样的因缘成了广州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商人领袖（“总诸番互市”），流传至今的《蒲氏家谱》中记载，蒲家在广州港首建了第一座灯塔，白天以悬旗为号，晚间以火把为标，指挥进出的经商船舶，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获得权威和财富的关键所在。到了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一辈，举家迁居到了福建的泉州，时间约在南宋末期。
泉州港与明州港（今浙江宁波）、广州港并列为南中国三大海港。与明州、广州相比，泉州的内陆腹地最大，当时闽江的上游与江西的信江河、浙江的钱塘江相接，跟繁华的江南市场连为一体，其下游则与福州港相连，循海道而达南北洋。除了在地理上的居中便捷之外，泉州的制造业优势最为突出，中国出口外洋的大宗商品为瓷器、茶叶和丝绸，泉州的德化白瓷产量很大，同时与另外两大造瓷中心——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最为靠近，泉州茶叶自古出名，是铁观音的故乡，另外，泉州的蚕桑生产及丝绸纺织也很发达。因此，泉州有天然的外贸优势。自唐代之后，西域及南洋商人大量定居泉州城镇南门附近一个被称为“蕃人巷”的居住区，到了十二世纪的北宋中期，“蕃人巷”中即已拥有十万人之众，他们组建远洋船队从事远航贸易，操纵和垄断了本港的海外贸易。蒲家迁居此地后，获得了更大的商业成功。
蒲寿庚自幼以“豪侠无赖”而闻名，他一边经营家族事业，一边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政治事务之中，南宋朝廷视之为人才，对他颇有倚重。就在元军南下的前两年，1274年（咸淳年间），他因平定海寇有功而被授官为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后来又升任闽广招抚使，主管闽广一带的市舶关税，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官商”，他垄断了泉州地区的香料海外贸易，成为一时巨富，据记载，他有家仆数千人，俨然是一支不可小窥的私人武装力量，有一次，一位安徽籍的军阀南下，一次就抢走了蒲家四百艘货船，由此也可见他拥有的船舶数量之多。
元军渡江攻击南宋之后，东南沿海风声鹤唳，蒲寿庚先是组织力量抗击元军，成为南方重要的抵抗势力。因此，当宋兵被一路追杀之时，小皇帝一行首先想到的避难之地就是蒲寿庚控制的泉州，以此为据点，或可再聚力量，顽隅反击。
然而，蒲寿庚在这时却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下令关闭城门，不让小皇帝进城。众君臣只好绕道经泉州城郊，继续向东南流窜，最后在广东湛江与追兵展开最后的决战，宋兵全军覆灭，陆秀夫背负小皇帝在崖山投海殉国。脉衍300多年的赵宋王朝自此终结。
南宋灭亡时，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蒙古人的入侵导致华夏文明的彻底毁灭，因此有“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叹息。后世学者常常把南宋的失败归罪于统治者的道德沦丧――沉迷于享乐而不思进取。不过，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观点却不同，他认定，“中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其实与道德松弛无关，而似乎更像是在其经济性和社会学的本质之中。”
投靠元朝的蒲寿庚得到了回报，他被忽必烈大汗授予昭勇大将军，任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他在泉州大开杀戒，诛杀赵宋宗室三千余人，尸堆成冢。终元一代，蒲家三世显赫，统治泉州达数十年之久，也成为当时最著名的首富家族。在元人笔记之中，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一个巨商，他拥有大型海船八十艘，家藏珍珠一百三十石。
蒲寿庚叛宋投元，被汉人和史家唾为不齿，更成了商人见利忘义、随风使舵的范例，对蒲氏家族的诅咒和惩罚甚至延续到一百多年后，在明朝初年，政府曾明确规定“蒲姓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入朝当官”。（“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
不过，他的这一决定不但保全了上百万生灵，更把泉州带上了一段无比辉煌的历史。由于广东的汉人拼死抵抗，元兵血腥屠杀，“三入广，广州始平”，广州港自此一蹶不振，泉州取而代之，成为中国最大港口，并与亚里山大港并列在当时世界最著名的两大海港。
蒲寿庚对泉州的崛起居功阙伟，在他的主导下，泉州与上百个国家形成了贸易关系，货物贸易十分繁忙，市舶司管理的的海船数量一度有一万五千艘之多。他还在泉州至杭州之间，专门设置了“海上站赤”（即海驿）15站，每站备有海船5艘，水军200人，专门运送从泉州入口的蕃货及贡品。因商贸之繁荣，泉州商人名闻天下，元代学者吴澄记载，泉州是“富商巨贾之窟宅，号为天下最。”
蒙古人在十三世纪的崛起，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但统治了中国，同时还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战争，成为欧洲和东北亚历史的一场梦魇。据国内外学者考证，蒙古国在全世界屠杀的人数达到一亿人左右，其中约有七千万为中国人，这一项记录被保存在《吉尼斯世界记录》中。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帝国，它的统治将延续到1368年，前后长达98年。在后世的记忆中，这是一个特别黑暗的异族统治时期，在滴血的蒙古战刀的威慑下，汉人战战兢兢地苟活了将近一百年。不过在一个人看来，当时的中国却是地球上最最富有的国度，它的繁荣和生动让人心生向往。
1298年，这个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被关在监狱中，无所事事之余，他向狱友罗斯特·切罗口述了他在1271年到1295年之间游历东方的传奇故事，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他在元朝的经历，这次讲述被编成一部书，它就是日后非常出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被认为是第一个深入中国的西方人。他自称跑遍了大江南北，还在朝廷中当过官，忽必烈派他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利汗国（今伊朗）与阿鲁浑汗完婚，他率14艘四桅十二帆的巨船，从泉州启航，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到达波斯。
在《游记》中，他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的各地风貌。他曾两次抵达泉州港，在游记中它被称为“刺桐”，马可·波罗写道，“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在这本《游记》中，马可·波罗对前朝故都临安城的工商繁荣描写得更为精细，他写道――
“按照通常的估计，这座城方圆约有一百英里，它的街道和运河都十分宽阔，还有许多广场或集市，因为时常赶集的人数众多，所以占据了极宽敞的地方……据说，该城中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一万二千座。那些架在大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的桥梁的桥拱都建得很高，建筑精巧，竖着桅杆的船可以在桥拱下顺利通过。
……城内除掉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这些广场每边都长达半英里。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四十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有许多较低的桥横跨其上。这些方形市场彼此相距四英里。在广场的对面，有一条大运河与大街的方向平行。这里的近岸处有许多石头建筑的大货栈，这些货栈是为那些携带货物从印度和其它地方来的商人而准备的。从市场角度看，这些广场的位置十分利于交易，每个市场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销售。
……居民的住宅雕梁画柱，建筑华丽。由于居民喜好这种装饰，所以花在绘画和雕刻上的钱数十分可观。本地居民性情平和。由于从前的君主都不好战，风气所致，于是就养成他们恬静闲适的民风。他们对于武器的使用，一无所知，家中也从不收藏兵器。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
……在此处所经营的手工业中，有十二种被公认高于其余各种，因为它们的用处更为普遍。每种手艺都有上千个工场，而每个工场中都有十个、十五个或二十个工人。在少数工场中，甚至有四十个人工作。这些工人受工场老板的支配。这些工场中富裕的手工业主人并不亲自劳动，而且他们还摆出一付绅士的风度，装模作样地摆架子。”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所记载的不少数据让后世学者一直不敢相信，比如，他说临安城“方圆约有一百英里”，相当于方圆170公里，这一面积比现在的杭州城区面积还要大很多。再比如，他说自己在临安期间，正好碰上大汗的钦差在这里听取该城的税收和居民数目的报告，因此有机会了解临安的人口数目。当时上报的有一百六十个托曼（Toman）的炉灶，所谓炉灶就是指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家庭，一个托曼就是一万，所以马可·波罗推算临安城有一百六十万户人家。按当时每户四人计算，就有640万人，这也是一个十分夸张的数字。
当代西方学界一直在争论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到过中国。马可·波罗说他于1275年到达大都，在中国旅居17年，可是让学者们疑惑的是，他在《游记》中为什么没有提及长城、茶叶、筷子、书法和女人缠足？中国学者则大多认定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史家钱穆就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泉州的地方学者则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们论证说，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泉州海船有细致的描写，他看到的船体底部有二至六层板，而这些细节不见于其他史料，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泉州湾出土宋代沉船，其构造与马可·波罗的描写完全一致。
尽管有种种争议，不过，马可·波罗还是为后人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元代记忆”。更重要的是，这本《游记》为处在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人打开了一扇用黄金砌成的“东方窗口”。十三世纪的欧洲文明水平与东方不在同一阶段，其繁荣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马可·波罗的游记写成几个月后，就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其后的将近百年时间，欧洲遭受空前的自然灾害，1315年爆发的大饥荒以及1346年开始的黑死病瘟疫，使得全欧洲死亡7500万人。在空前的惊慌萧条之中，马可·波罗的游记更勾起了人们对东方和财富的无穷想象，日后，它将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地理大发现”的向导书。
元朝因军力强大，统治者心态十分开放，根本不在意任何形式的“入侵”，所以，推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经济开放度超过秦汉唐宋，为历代最高。
与农耕文化的古代汉族不同，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古人从来有重商的传统，成吉思汗发动西征就是因为花拉子模国劫杀了蒙古商队才引起的。蒙古帝国建立后，国境空前辽阔，为国内外贸易创造了需要想象力才能到达的大市场，政府对商人采取了种种保护政策，比如规定，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如果所到州郡，失盗而不能捕获者，以官物偿之。凡商旅往来要道及止宿处所，地方官均设置巡防弓手。稍晚于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写道：“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美好、最安全的地方。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
元朝的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北陆南水，两条“丝绸之路”上车舟繁忙，商贾如潮。
自中唐以来逐渐衰落的中西陆路的商业贸易重新兴盛，不仅旧有的交通线再次畅通，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商路。如由漠北经阿尔泰山西行，以及由南西伯利亚西行的道路等。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建立贸易联系，通过伊利汗国则可沟通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心中西方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海路贸易的兴盛尤有过之，且放任主义的色彩极浓。史家公认，宋代海外贸易相当繁盛，远胜汉、唐，不过，宋代比起元代又逊色得多。宋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56个，而元代则达到了140多个——据《岛夷志略》记载，与泉州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更多达220个。元沿宋制，在南方一些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忽必烈一朝先后设立七个市舶司，颁布市舶法则20余条，规定外贸货物十分抽一，又另抽三十分之一为商税。后来，到元中期合并为泉州、广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三处。
元代的众多经济政策延续宋代旧制，比如专营、扑买制度毫无更改，盐税仍然是最重要的国库收入来源，占到整个收入的一半左右。一个重大的创新是，建立了影响千年的银本位制，还进行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纸币改革。
中国自秦汉以来主要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白银和黄金在某些场合取得货币性质，但铜币一直被公认为本位货币。中亚细亚一带一向通用银币，早在进入中原之前，蒙古与中亚国家就有极频繁的商队往来，白银是它们之间的世界货币。元王朝建立之后，就确立了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中国从此被称为“白银帝国”，这一状况将一直维持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
1287年，元朝宣布发行不兑换纸币——至元宝钞，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货币史上最早实行的纯纸币流通制度。由于元王朝的版图横跨欧亚，据《元史》记载，中亚细亚和南洋一带均有元朝钞币流通，而稍后的波斯、日本、印度等国也曾仿用过中国式的纸币，所以，其影响非常之大。纸币发行，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元初主持之人对此非常小心，就好比日夜捧着一只极易破碎的瓷器一样，生怕稍有不慎，掉落地上，纸币发行十多年，币值没有下降。因为纸币流通的便利以及政府的有效维持，促进了元朝前期的经济复苏和繁荣。
由于蒙古贵族不善于经商和理财，因此对那些善于经营的商人特别信任和重用，许多人被吸收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忽必烈曾任命多位商人出身的人出任宰相一职，如回回人阿合马、镇海、汉人卢世荣、吐蕃（藏族）人桑哥，这是自管仲、吕不韦之后，绝无仅有的景象。这些人都颇有敛财之术，对帝国初期的经济重建和财政整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一个有意思的史实是，阿合马等人都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或被政敌刺杀，或被皇帝抄家砍头，并在《元史》中被集体列入《奸臣传》。
元代的经济思想也呈现重商特征。被认为是程朱理学在元代的“惟一大师”许衡就明确提出，“士君子大多以务农为生，经商虽然是末业，不过也是可以从事的职业，只要能够恪守义理，即便投身此业，也无不可。”他是继叶适之后，对“士君子”经商持肯定态度的又一位重要学者。
有元一代，有案可查的商人事迹非常稀少，且大多集中于开国时期，其著名者，除了泉州蒲寿庚之外，还有南方的汉人朱清、张瑄，以及“斡脱商人”奥都拉合蛮。
朱清、张瑄是靠贩运粮食而成巨富的。
宋、元四百年中，中国出现了经济重心的区域性转移。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的研究，在8世纪时，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北部，其主要的农作物为小麦和谷子，到了13世纪末，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长江以南，以种植水稻为主。这一转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产业机会：因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北方，所以粮食运输成为有利可图的大商机，元代南粮北调规模之大，从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政府通过海、河两条水运线把南粮大量运往北方，其中商品粮的比重又相当大。
朱清是崇明人（今上海崇明），原来是一个出身卑猥的家奴，因不堪虐待，杀其主而避迹海上，与张瑄结伙贩卖私盐，沦为海盗，因此，熟悉东南沿海的各路海道门户。后受南宋朝廷招安，成了合法商人。宋亡后，元廷寻求南粮北调的运输路线，朱清、张瑄建议由海路运输，被采纳。1282年，两人移居太仓（今江苏太仓），造平底海船60艘，自刘家港运粮4万石至京师，开创了元代海运的先例。以后，运粮数逐年增加，最高达三百多万石。太仓因此大为繁荣，与东南亚诸国通商，成为闻名东亚一带的“六国码头”。
朱清、张瑄因主持粮运工作，也让自己成为富甲天下的垄断经营者。《辍耕录》卷五《朱张》记载：朱、张两家门庭盛时，家族子弟都当上了大官，田园宅馆遍及天下，粮仓连绵成片，巨型的运粮大船穿梭于大海、运河之中。
可悲的是，朱清、张瑄的富奢生活也仅仅维持了二十年，1303年，两人被告发“不法”，朝廷将两家逮捕入京，并查抄家财，没收军械船舶，朱清撞石自尽，张瑄死于狱中。
自朱、张之后的六十余年间，汉族富商几乎绝迹于史籍，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势力的死灰复燃非常警惕，全力予以打压――占领了中原疆土的蒙古统治者似乎从来没有试图“溶入”汉文化，一个最突出的事实是，元朝皇帝大多不习汉语，这与之后的满清皇帝成鲜明反差。而他们自己又不擅商业，蒙古贵族甚至被明令禁止直接经商，于是，一个特殊的代理阶层就出现了，他们便是由色目人组成的“斡脱商人集团”。
色目人，是指那些随着蒙古军队东来入华的西域人，常见于元人记载的色目人主要有以下几种：回回、唐兀、乃蛮、汪古、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吐蕃、阿儿浑等。元帝国把国民分成四等，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汉族人）和南人（南宋领土上的汉族人），色目人的地位高于汉人和南人。一些色目商人被蒙古贵族选中，为其打理财务，被称为“斡脱商人”，这是一群拥有特许经营权力的商人，是如假包换的“官商集团”。
根据元人的记载，“斡脱”的意思是，色目人接受蒙古王爷、公主的金钱委托，以此为本，到市场上去牟取利润。据日本学者爱宕松男的研究，蒙古贵族收回的年息率约在一成左右，而“斡脱商人”借贷于人，则收年息一倍，这种高利贷被称为“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斡脱”的利润之高可以想见。成为了“斡脱商人”的色目人主要控制并垄断了三大贸易领域：“课税扑买”——以定额承包的方式买断税收、“斡脱经营”——放高利贷、市舶贸易――国际贸易，也正因此，“斡脱商人”成为元代最富有的一个财富阶层。
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斡脱”大商人并不多，最著名者便是回回人奥都拉合蛮。
据《新元史》载，奥都拉合蛮原本是一个“窭人”——穷苦、浅薄鄙陋之人，靠替王公贵族打理财务而致富，窝阔台（太宗）时期，中原汉地的商税收入总额为二万二千锭，奥都拉合蛮出资以一倍的价格买断了征税权，因此被任命为总税务官――蒙古提领诸路课税所官。《新元史》记录了一个细节，以证明此人受到皇帝的宠信：根据蒙古法律，春、夏两季洗澡的人要被处死，有一次，皇帝与皇兄察合台出猎，看见奥都拉合蛮居然在洗澡，皇兄想要杀了他，皇帝说，“他好象是丢了金子在水里找，不是在洗澡。”不但免了他的死罪，还让他追随左右，日见亲信。奥都拉合蛮靠特许征税成为北方豪富，在他的治理下，中原地区“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
窝阔台时期，除了奥都拉合蛮“扑买”中原商税之外，又有刘忽笃马以银十万两“扑买”全国的赋税徭役（“天下差发”），涉猎发丁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全国官营的廊房、地基和水利，刘廷玉和一个回回人以银五万两“扑买”大都的酒课和葡萄酒课，其他的“扑买”对象，乃至天下河泊、桥梁、渡口等等。到了忽必烈的至元初年，甚至有斡脱商人以增加国库收入为理由（“以增岁课为辞”），要求“扑买”全国的纸钞发行权。
“斡脱”所得之利润归于私人，但是却以公权力干预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是典型的权贵资本模式。握有政权的蒙古贵族与极具商业头脑的色目人结为利益同盟，成为游离于其他社会阶层之上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的人数极少，但“政商一体”，不可抗拒。他们不直接从事工商制造活动，但以垄断经营的方式攫取最大规模的财富。在各类史书、诗文中，记载了很多“斡脱商人”欺行霸市的事实，两则如下：
有一位叫扎忽真的妃子派人到杭州索讨“斡脱钱”，但是却又拿不出全部借贷人的花名和贷款数额依据，于是，便派官吏强指三人借贷，三人又指告他人，追征蔓引，使一百四十余民户遭致横祸。时人有诗证曰：“十千债要廿千偿，债主仍须数倍强。定是还家被官缚，且将贯百寄妻娘”。
蒙哥时期，磁州人民无力交纳税收，“斡脱商人”乘机以年息借额为条件放高利贷，来年无法赔偿，又“易子为母”，不到十年，全郡民众集体破产，欠债数以百万计，基层官吏催讨无力，也只好纷纷挂印出逃。
“斡脱商人”阶层的存在，还意味着汉人被集体性地排斥在垄断商业利益集团之外，只能在中下层的产业领域苟且存活，这也是元代企业史上最为独特之处——在将近一百年时间里，汉族人失去了对工商业的控制权。
元朝末期，纲常败坏，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而治国者却没有理财之能，蒙古贵族、色目商人与汉族民众的对立情绪无法化解，这个迷信战刀的政权化了将近一百年时间却始终没有让国家成为血肉不分的整体。1351年前后，天下终于大乱，历经十余年战事，元朝覆灭，乞丐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夺得政权，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十三世纪初，一股蒙古族的军事力量崛起于北方，它的杰出领袖叫铁木真，他统一了蒙古高原的各部落，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既“天之骄子”。1271年，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五年后，元兵攻陷临安，宋恭帝投降，大臣陆秀夫率残部夺海路南逃，另立年仅七岁的赵昺为皇帝，在元兵的追杀下，陆秀夫窜逃入闽，其目的地就是南方重镇泉州。而蒲寿庚正是泉州的实际控制人。
在血统上，蒲寿庚不是一个汉族人，他眼呈宝蓝，头发微卷，是一个祖籍西域的白种阿拉伯人（白番）。
蒲家事迹散见于元、明两代的各种笔记之中，其祖先信奉伊斯兰教，由西域南下到越南占城经商，成了富饶之家，南宋名将岳飞的孙子岳珂曾经到占城蒲宅参观过，其奢富之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蒲家又辗转到了广州，不知道因为怎样的因缘成了广州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商人领袖（“总诸番互市”），流传至今的《蒲氏家谱》中记载，蒲家在广州港首建了第一座灯塔，白天以悬旗为号，晚间以火把为标，指挥进出的经商船舶，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获得权威和财富的关键所在。到了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一辈，举家迁居到了福建的泉州，时间约在南宋末期。
泉州港与明州港（今浙江宁波）、广州港并列为南中国三大海港。与明州、广州相比，泉州的内陆腹地最大，当时闽江的上游与江西的信江河、浙江的钱塘江相接，跟繁华的江南市场连为一体，其下游则与福州港相连，循海道而达南北洋。除了在地理上的居中便捷之外，泉州的制造业优势最为突出，中国出口外洋的大宗商品为瓷器、茶叶和丝绸，泉州的德化白瓷产量很大，同时与另外两大造瓷中心——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最为靠近，泉州茶叶自古出名，是铁观音的故乡，另外，泉州的蚕桑生产及丝绸纺织也很发达。因此，泉州有天然的外贸优势。自唐代之后，西域及南洋商人大量定居泉州城镇南门附近一个被称为“蕃人巷”的居住区，到了十二世纪的北宋中期，“蕃人巷”中即已拥有十万人之众，他们组建远洋船队从事远航贸易，操纵和垄断了本港的海外贸易。蒲家迁居此地后，获得了更大的商业成功。
蒲寿庚自幼以“豪侠无赖”而闻名，他一边经营家族事业，一边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政治事务之中，南宋朝廷视之为人才，对他颇有倚重。就在元军南下的前两年，1274年（咸淳年间），他因平定海寇有功而被授官为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后来又升任闽广招抚使，主管闽广一带的市舶关税，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官商”，他垄断了泉州地区的香料海外贸易，成为一时巨富，据记载，他有家仆数千人，俨然是一支不可小窥的私人武装力量，有一次，一位安徽籍的军阀南下，一次就抢走了蒲家四百艘货船，由此也可见他拥有的船舶数量之多。
元军渡江攻击南宋之后，东南沿海风声鹤唳，蒲寿庚先是组织力量抗击元军，成为南方重要的抵抗势力。因此，当宋兵被一路追杀之时，小皇帝一行首先想到的避难之地就是蒲寿庚控制的泉州，以此为据点，或可再聚力量，顽隅反击。
然而，蒲寿庚在这时却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下令关闭城门，不让小皇帝进城。众君臣只好绕道经泉州城郊，继续向东南流窜，最后在广东湛江与追兵展开最后的决战，宋兵全军覆灭，陆秀夫背负小皇帝在崖山投海殉国。脉衍300多年的赵宋王朝自此终结。
南宋灭亡时，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蒙古人的入侵导致华夏文明的彻底毁灭，因此有“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叹息。后世学者常常把南宋的失败归罪于统治者的道德沦丧――沉迷于享乐而不思进取。不过，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观点却不同，他认定，“中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其实与道德松弛无关，而似乎更像是在其经济性和社会学的本质之中。”
投靠元朝的蒲寿庚得到了回报，他被忽必烈大汗授予昭勇大将军，任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他在泉州大开杀戒，诛杀赵宋宗室三千余人，尸堆成冢。终元一代，蒲家三世显赫，统治泉州达数十年之久，也成为当时最著名的首富家族。在元人笔记之中，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一个巨商，他拥有大型海船八十艘，家藏珍珠一百三十石。
蒲寿庚叛宋投元，被汉人和史家唾为不齿，更成了商人见利忘义、随风使舵的范例，对蒲氏家族的诅咒和惩罚甚至延续到一百多年后，在明朝初年，政府曾明确规定“蒲姓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入朝当官”。（“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
不过，他的这一决定不但保全了上百万生灵，更把泉州带上了一段无比辉煌的历史。由于广东的汉人拼死抵抗，元兵血腥屠杀，“三入广，广州始平”，广州港自此一蹶不振，泉州取而代之，成为中国最大港口，并与亚里山大港并列在当时世界最著名的两大海港。
蒲寿庚对泉州的崛起居功阙伟，在他的主导下，泉州与上百个国家形成了贸易关系，货物贸易十分繁忙，市舶司管理的的海船数量一度有一万五千艘之多。他还在泉州至杭州之间，专门设置了“海上站赤”（即海驿）15站，每站备有海船5艘，水军200人，专门运送从泉州入口的蕃货及贡品。因商贸之繁荣，泉州商人名闻天下，元代学者吴澄记载，泉州是“富商巨贾之窟宅，号为天下最。”
蒙古人在十三世纪的崛起，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但统治了中国，同时还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战争，成为欧洲和东北亚历史的一场梦魇。据国内外学者考证，蒙古国在全世界屠杀的人数达到一亿人左右，其中约有七千万为中国人，这一项记录被保存在《吉尼斯世界记录》中。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帝国，它的统治将延续到1368年，前后长达98年。在后世的记忆中，这是一个特别黑暗的异族统治时期，在滴血的蒙古战刀的威慑下，汉人战战兢兢地苟活了将近一百年。不过在一个人看来，当时的中国却是地球上最最富有的国度，它的繁荣和生动让人心生向往。
1298年，这个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被关在监狱中，无所事事之余，他向狱友罗斯特·切罗口述了他在1271年到1295年之间游历东方的传奇故事，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他在元朝的经历，这次讲述被编成一部书，它就是日后非常出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被认为是第一个深入中国的西方人。他自称跑遍了大江南北，还在朝廷中当过官，忽必烈派他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利汗国（今伊朗）与阿鲁浑汗完婚，他率14艘四桅十二帆的巨船，从泉州启航，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到达波斯。
在《游记》中，他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的各地风貌。他曾两次抵达泉州港，在游记中它被称为“刺桐”，马可·波罗写道，“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在这本《游记》中，马可·波罗对前朝故都临安城的工商繁荣描写得更为精细，他写道――
“按照通常的估计，这座城方圆约有一百英里，它的街道和运河都十分宽阔，还有许多广场或集市，因为时常赶集的人数众多，所以占据了极宽敞的地方……据说，该城中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一万二千座。那些架在大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的桥梁的桥拱都建得很高，建筑精巧，竖着桅杆的船可以在桥拱下顺利通过。
……城内除掉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这些广场每边都长达半英里。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四十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有许多较低的桥横跨其上。这些方形市场彼此相距四英里。在广场的对面，有一条大运河与大街的方向平行。这里的近岸处有许多石头建筑的大货栈，这些货栈是为那些携带货物从印度和其它地方来的商人而准备的。从市场角度看，这些广场的位置十分利于交易，每个市场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销售。
……居民的住宅雕梁画柱，建筑华丽。由于居民喜好这种装饰，所以花在绘画和雕刻上的钱数十分可观。本地居民性情平和。由于从前的君主都不好战，风气所致，于是就养成他们恬静闲适的民风。他们对于武器的使用，一无所知，家中也从不收藏兵器。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
……在此处所经营的手工业中，有十二种被公认高于其余各种，因为它们的用处更为普遍。每种手艺都有上千个工场，而每个工场中都有十个、十五个或二十个工人。在少数工场中，甚至有四十个人工作。这些工人受工场老板的支配。这些工场中富裕的手工业主人并不亲自劳动，而且他们还摆出一付绅士的风度，装模作样地摆架子。”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所记载的不少数据让后世学者一直不敢相信，比如，他说临安城“方圆约有一百英里”，相当于方圆170公里，这一面积比现在的杭州城区面积还要大很多。再比如，他说自己在临安期间，正好碰上大汗的钦差在这里听取该城的税收和居民数目的报告，因此有机会了解临安的人口数目。当时上报的有一百六十个托曼（Toman）的炉灶，所谓炉灶就是指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家庭，一个托曼就是一万，所以马可·波罗推算临安城有一百六十万户人家。按当时每户四人计算，就有640万人，这也是一个十分夸张的数字。
当代西方学界一直在争论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到过中国。马可·波罗说他于1275年到达大都，在中国旅居17年，可是让学者们疑惑的是，他在《游记》中为什么没有提及长城、茶叶、筷子、书法和女人缠足？中国学者则大多认定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史家钱穆就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泉州的地方学者则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们论证说，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泉州海船有细致的描写，他看到的船体底部有二至六层板，而这些细节不见于其他史料，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泉州湾出土宋代沉船，其构造与马可·波罗的描写完全一致。
尽管有种种争议，不过，马可·波罗还是为后人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元代记忆”。更重要的是，这本《游记》为处在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人打开了一扇用黄金砌成的“东方窗口”。十三世纪的欧洲文明水平与东方不在同一阶段，其繁荣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马可·波罗的游记写成几个月后，就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其后的将近百年时间，欧洲遭受空前的自然灾害，1315年爆发的大饥荒以及1346年开始的黑死病瘟疫，使得全欧洲死亡7500万人。在空前的惊慌萧条之中，马可·波罗的游记更勾起了人们对东方和财富的无穷想象，日后，它将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地理大发现”的向导书。
元朝因军力强大，统治者心态十分开放，根本不在意任何形式的“入侵”，所以，推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经济开放度超过秦汉唐宋，为历代最高。
与农耕文化的古代汉族不同，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古人从来有重商的传统，成吉思汗发动西征就是因为花拉子模国劫杀了蒙古商队才引起的。蒙古帝国建立后，国境空前辽阔，为国内外贸易创造了需要想象力才能到达的大市场，政府对商人采取了种种保护政策，比如规定，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如果所到州郡，失盗而不能捕获者，以官物偿之。凡商旅往来要道及止宿处所，地方官均设置巡防弓手。稍晚于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写道：“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美好、最安全的地方。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
元朝的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北陆南水，两条“丝绸之路”上车舟繁忙，商贾如潮。
自中唐以来逐渐衰落的中西陆路的商业贸易重新兴盛，不仅旧有的交通线再次畅通，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商路。如由漠北经阿尔泰山西行，以及由南西伯利亚西行的道路等。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建立贸易联系，通过伊利汗国则可沟通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心中西方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海路贸易的兴盛尤有过之，且放任主义的色彩极浓。史家公认，宋代海外贸易相当繁盛，远胜汉、唐，不过，宋代比起元代又逊色得多。宋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56个，而元代则达到了140多个——据《岛夷志略》记载，与泉州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更多达220个。元沿宋制，在南方一些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忽必烈一朝先后设立七个市舶司，颁布市舶法则20余条，规定外贸货物十分抽一，又另抽三十分之一为商税。后来，到元中期合并为泉州、广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三处。
元代的众多经济政策延续宋代旧制，比如专营、扑买制度毫无更改，盐税仍然是最重要的国库收入来源，占到整个收入的一半左右。一个重大的创新是，建立了影响千年的银本位制，还进行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纸币改革。
中国自秦汉以来主要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白银和黄金在某些场合取得货币性质，但铜币一直被公认为本位货币。中亚细亚一带一向通用银币，早在进入中原之前，蒙古与中亚国家就有极频繁的商队往来，白银是它们之间的世界货币。元王朝建立之后，就确立了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中国从此被称为“白银帝国”，这一状况将一直维持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
1287年，元朝宣布发行不兑换纸币——至元宝钞，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货币史上最早实行的纯纸币流通制度。由于元王朝的版图横跨欧亚，据《元史》记载，中亚细亚和南洋一带均有元朝钞币流通，而稍后的波斯、日本、印度等国也曾仿用过中国式的纸币，所以，其影响非常之大。纸币发行，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元初主持之人对此非常小心，就好比日夜捧着一只极易破碎的瓷器一样，生怕稍有不慎，掉落地上，纸币发行十多年，币值没有下降。因为纸币流通的便利以及政府的有效维持，促进了元朝前期的经济复苏和繁荣。
由于蒙古贵族不善于经商和理财，因此对那些善于经营的商人特别信任和重用，许多人被吸收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忽必烈曾任命多位商人出身的人出任宰相一职，如回回人阿合马、镇海、汉人卢世荣、吐蕃（藏族）人桑哥，这是自管仲、吕不韦之后，绝无仅有的景象。这些人都颇有敛财之术，对帝国初期的经济重建和财政整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一个有意思的史实是，阿合马等人都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或被政敌刺杀，或被皇帝抄家砍头，并在《元史》中被集体列入《奸臣传》。
元代的经济思想也呈现重商特征。被认为是程朱理学在元代的“惟一大师”许衡就明确提出，“士君子大多以务农为生，经商虽然是末业，不过也是可以从事的职业，只要能够恪守义理，即便投身此业，也无不可。”他是继叶适之后，对“士君子”经商持肯定态度的又一位重要学者。
有元一代，有案可查的商人事迹非常稀少，且大多集中于开国时期，其著名者，除了泉州蒲寿庚之外，还有南方的汉人朱清、张瑄，以及“斡脱商人”奥都拉合蛮。
朱清、张瑄是靠贩运粮食而成巨富的。
宋、元四百年中，中国出现了经济重心的区域性转移。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的研究，在8世纪时，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北部，其主要的农作物为小麦和谷子，到了13世纪末，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长江以南，以种植水稻为主。这一转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产业机会：因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北方，所以粮食运输成为有利可图的大商机，元代南粮北调规模之大，从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政府通过海、河两条水运线把南粮大量运往北方，其中商品粮的比重又相当大。
朱清是崇明人（今上海崇明），原来是一个出身卑猥的家奴，因不堪虐待，杀其主而避迹海上，与张瑄结伙贩卖私盐，沦为海盗，因此，熟悉东南沿海的各路海道门户。后受南宋朝廷招安，成了合法商人。宋亡后，元廷寻求南粮北调的运输路线，朱清、张瑄建议由海路运输，被采纳。1282年，两人移居太仓（今江苏太仓），造平底海船60艘，自刘家港运粮4万石至京师，开创了元代海运的先例。以后，运粮数逐年增加，最高达三百多万石。太仓因此大为繁荣，与东南亚诸国通商，成为闻名东亚一带的“六国码头”。
朱清、张瑄因主持粮运工作，也让自己成为富甲天下的垄断经营者。《辍耕录》卷五《朱张》记载：朱、张两家门庭盛时，家族子弟都当上了大官，田园宅馆遍及天下，粮仓连绵成片，巨型的运粮大船穿梭于大海、运河之中。
可悲的是，朱清、张瑄的富奢生活也仅仅维持了二十年，1303年，两人被告发“不法”，朝廷将两家逮捕入京，并查抄家财，没收军械船舶，朱清撞石自尽，张瑄死于狱中。
自朱、张之后的六十余年间，汉族富商几乎绝迹于史籍，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势力的死灰复燃非常警惕，全力予以打压――占领了中原疆土的蒙古统治者似乎从来没有试图“溶入”汉文化，一个最突出的事实是，元朝皇帝大多不习汉语，这与之后的满清皇帝成鲜明反差。而他们自己又不擅商业，蒙古贵族甚至被明令禁止直接经商，于是，一个特殊的代理阶层就出现了，他们便是由色目人组成的“斡脱商人集团”。
色目人，是指那些随着蒙古军队东来入华的西域人，常见于元人记载的色目人主要有以下几种：回回、唐兀、乃蛮、汪古、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吐蕃、阿儿浑等。元帝国把国民分成四等，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汉族人）和南人（南宋领土上的汉族人），色目人的地位高于汉人和南人。一些色目商人被蒙古贵族选中，为其打理财务，被称为“斡脱商人”，这是一群拥有特许经营权力的商人，是如假包换的“官商集团”。
根据元人的记载，“斡脱”的意思是，色目人接受蒙古王爷、公主的金钱委托，以此为本，到市场上去牟取利润。据日本学者爱宕松男的研究，蒙古贵族收回的年息率约在一成左右，而“斡脱商人”借贷于人，则收年息一倍，这种高利贷被称为“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斡脱”的利润之高可以想见。成为了“斡脱商人”的色目人主要控制并垄断了三大贸易领域：“课税扑买”——以定额承包的方式买断税收、“斡脱经营”——放高利贷、市舶贸易――国际贸易，也正因此，“斡脱商人”成为元代最富有的一个财富阶层。
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斡脱”大商人并不多，最著名者便是回回人奥都拉合蛮。
据《新元史》载，奥都拉合蛮原本是一个“窭人”——穷苦、浅薄鄙陋之人，靠替王公贵族打理财务而致富，窝阔台（太宗）时期，中原汉地的商税收入总额为二万二千锭，奥都拉合蛮出资以一倍的价格买断了征税权，因此被任命为总税务官――蒙古提领诸路课税所官。《新元史》记录了一个细节，以证明此人受到皇帝的宠信：根据蒙古法律，春、夏两季洗澡的人要被处死，有一次，皇帝与皇兄察合台出猎，看见奥都拉合蛮居然在洗澡，皇兄想要杀了他，皇帝说，“他好象是丢了金子在水里找，不是在洗澡。”不但免了他的死罪，还让他追随左右，日见亲信。奥都拉合蛮靠特许征税成为北方豪富，在他的治理下，中原地区“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
窝阔台时期，除了奥都拉合蛮“扑买”中原商税之外，又有刘忽笃马以银十万两“扑买”全国的赋税徭役（“天下差发”），涉猎发丁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全国官营的廊房、地基和水利，刘廷玉和一个回回人以银五万两“扑买”大都的酒课和葡萄酒课，其他的“扑买”对象，乃至天下河泊、桥梁、渡口等等。到了忽必烈的至元初年，甚至有斡脱商人以增加国库收入为理由（“以增岁课为辞”），要求“扑买”全国的纸钞发行权。
“斡脱”所得之利润归于私人，但是却以公权力干预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是典型的权贵资本模式。握有政权的蒙古贵族与极具商业头脑的色目人结为利益同盟，成为游离于其他社会阶层之上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的人数极少，但“政商一体”，不可抗拒。他们不直接从事工商制造活动，但以垄断经营的方式攫取最大规模的财富。在各类史书、诗文中，记载了很多“斡脱商人”欺行霸市的事实，两则如下：
有一位叫扎忽真的妃子派人到杭州索讨“斡脱钱”，但是却又拿不出全部借贷人的花名和贷款数额依据，于是，便派官吏强指三人借贷，三人又指告他人，追征蔓引，使一百四十余民户遭致横祸。时人有诗证曰：“十千债要廿千偿，债主仍须数倍强。定是还家被官缚，且将贯百寄妻娘”。
蒙哥时期，磁州人民无力交纳税收，“斡脱商人”乘机以年息借额为条件放高利贷，来年无法赔偿，又“易子为母”，不到十年，全郡民众集体破产，欠债数以百万计，基层官吏催讨无力，也只好纷纷挂印出逃。
“斡脱商人”阶层的存在，还意味着汉人被集体性地排斥在垄断商业利益集团之外，只能在中下层的产业领域苟且存活，这也是元代企业史上最为独特之处——在将近一百年时间里，汉族人失去了对工商业的控制权。
元朝末期，纲常败坏，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而治国者却没有理财之能，蒙古贵族、色目商人与汉族民众的对立情绪无法化解，这个迷信战刀的政权化了将近一百年时间却始终没有让国家成为血肉不分的整体。1351年前后，天下终于大乱，历经十余年战事，元朝覆灭，乞丐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夺得政权，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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