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谈话记(节录)(1927年初夏)
反观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有志的青年们,虽然不流于这种现象,也无从跳出圈套外,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那一家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知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知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这句话怎么讲呢?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洽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知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界的学校,完人偏在知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最希望的是在求知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在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我很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但照这两年的经过看来,我的目的并未能达到多少。第一个原因,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断的知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在这种雰围之下,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华学校自有他的历史,自有他的风气,我不过是几十位教员中之一位,当未约到多数教员合作以前,一个人很难为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知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与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骛于断片的知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所成就,不能如当初的预期。
我对于同学诸君,尤其万分抱歉,大学部选修我的功课的,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不用说了,就在研究院中,恐怕也不能不令诸君失望。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老实说我对于任何学问并没有专门的特长,所以对于诸同学的工作中间也有我所知道的,我当然很高兴地帮帮他266梁启超文集们的忙,也许有我们同学的专门工作比我还做得好,这倒不是客气话。外研究院中的教授,于很隘小范围内的学问,他真个可以指导研究,而除此隘小范围以外,他都不管。而我今日在研究院中的地位,却是糟了。同学以为我什么都懂得,所以很亲密的天天来请教我,而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没有充分帮助。不过虽然如此,而我的希望仍是很浓厚着,仍努力继续下去。什么希望呢?假定要我指导某种学问的最高境界,我简直是不能,可以说,我对于专门学问深刻的研究,在我们同事诸教授中,谁都比我强,我谁都赶不上他。但是我情愿每天在讲堂上讲做学问的方法,或者同学从前所用的方法不十分对,我可以略略加以纠正,或者他本来已得到方法,可以为相当的补助。这一点我在知识上对于诸同学可以说是有若干的暗示,也许同学得到我这种的暗示,可以得到做学问的路,或者可以加增一点勇气。
还有一点,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对于诸同学我不敢说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不过我总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暗示或模范,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我已有一日之长。五十余岁的人,而自己训练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肯放过,不肯懈怠,天天看惯了这种样子,也可以使我们同学得到许多勇气。所以我多在校内一年,我们一部同学可以多得一年的薰染,则我的志愿已算是不虚了。
现在中国的情形糟到什么样子,将来如何变化,谁也不敢推测。在现在的当局者,那一个是有希望的?那一个党派是有希望的?那末中国就此沉沦下去了吗?不,决不的。如果我们这样想,那我们太没志气,太不长进了。现在一般人做的不好,固然要后人来改正,就是现在一般人做的很好,也要后人来继续下去。现在学校的人,当然是将来中国的中坚,然而现在学校里的人,准备了没有?准备什么样来担任这个重大的责任?知识才能固然是要的,然而道德信仰——不是宗教——是断然不可少的。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知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什么坏事情不是知识才能分子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余根本去刬除。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一见面一动笔,所用以切磋观摩规劝者,老是这么样坚忍,这么样忠实,这么样吃苦有恒负责任。……这一些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而他们就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可惜江公、罗公早死一点,不久胡公也卒,单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
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象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刬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一方面又从外国舶来了许多什么党,什么派,什么主义……。譬如孙中山先生他现在已死了,我对他不愿有什么苛论,且我对于他的个人也有相当的佩服——但是孙中山比袁项城总算好得多了,不过至少也是李鸿章所走的一条路。尤其是他的党派见解,无论甚么的好人,不入他的党,多得挨臭骂;无论什么坏东西,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固然国民党的发达,就是靠这样投机者之投机,而将来致命伤也都尽在这般人之中,这句话似乎可以断定吧。
现在既然把甚么道德的标准统统破坏无遗,同时我们解剖现代思想的潮流,就不出这二股范围之外:一是袁世凯派,二是孙中山派。而一方面老先生们又全不知挽救的方法,天天空讲些礼教,刚刚被一般青年看做笑话的资料,而瞧不起他。我们试看曾文正公等当时是甚么样修养的,是这样的么?他们所修养的条件,是什么样克己,什么样处事,什么样改变风气……先从个人、朋友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许放松。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项城也走这一条路,也许直到现在还能见这种风气呢。然而现在的社会是必须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沉沦下去,这是我们奇耻大辱。但是谁来改造他?一点不客气,是我辈,我辈不改造谁来改造?要改造社会,先从个人做人方面做去,以次及于旁人,一个、二个……以至千万个,只要我自己的努力不断,不会终没有成绩的。江、罗诸公,我们知道他是个乡下先生,他为什么有这样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于诸同学很抱希望,希望什么?希望同学以改造社会风气为各人自己的责任。
至于成功么?是不可说的。天地一日没有息,我相信我们没有绝对成功的一日。我们能工作一部分,就有一部分的成绩,最怕是不做。尤其我们断不要忘了这句话,社会我们切不要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不然,则社会愈弄愈坏,坏至于极,是不堪设想的。至少我有一分力量,要加以一分纠正,至于机会之来不来,是不可说的,但是无论有没有机会,而我们改善社会的决心的责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学不要说我的力量太小,或者说我们在学校里是没有功夫的。实际上只要你有多少力量,尽多少责任就得。至于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尽一分子的力,我也尽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这是对于品格上修养的话。
至于知识上的修养——在学问著述方面改造自己,那么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的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块,或散在各方,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
归纳起来罢,以上所讲的有二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我在清华的目的为此,虽不敢说我的目的已经满足达到,而终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也是做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点。
今天是一年快满的日子了,趁天气晴和时候,约诸同学在此相聚,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二点——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下去呀。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我对于同学诸君,尤其万分抱歉,大学部选修我的功课的,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不用说了,就在研究院中,恐怕也不能不令诸君失望。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老实说我对于任何学问并没有专门的特长,所以对于诸同学的工作中间也有我所知道的,我当然很高兴地帮帮他266梁启超文集们的忙,也许有我们同学的专门工作比我还做得好,这倒不是客气话。外研究院中的教授,于很隘小范围内的学问,他真个可以指导研究,而除此隘小范围以外,他都不管。而我今日在研究院中的地位,却是糟了。同学以为我什么都懂得,所以很亲密的天天来请教我,而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没有充分帮助。不过虽然如此,而我的希望仍是很浓厚着,仍努力继续下去。什么希望呢?假定要我指导某种学问的最高境界,我简直是不能,可以说,我对于专门学问深刻的研究,在我们同事诸教授中,谁都比我强,我谁都赶不上他。但是我情愿每天在讲堂上讲做学问的方法,或者同学从前所用的方法不十分对,我可以略略加以纠正,或者他本来已得到方法,可以为相当的补助。这一点我在知识上对于诸同学可以说是有若干的暗示,也许同学得到我这种的暗示,可以得到做学问的路,或者可以加增一点勇气。
还有一点,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对于诸同学我不敢说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不过我总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暗示或模范,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我已有一日之长。五十余岁的人,而自己训练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肯放过,不肯懈怠,天天看惯了这种样子,也可以使我们同学得到许多勇气。所以我多在校内一年,我们一部同学可以多得一年的薰染,则我的志愿已算是不虚了。
现在中国的情形糟到什么样子,将来如何变化,谁也不敢推测。在现在的当局者,那一个是有希望的?那一个党派是有希望的?那末中国就此沉沦下去了吗?不,决不的。如果我们这样想,那我们太没志气,太不长进了。现在一般人做的不好,固然要后人来改正,就是现在一般人做的很好,也要后人来继续下去。现在学校的人,当然是将来中国的中坚,然而现在学校里的人,准备了没有?准备什么样来担任这个重大的责任?知识才能固然是要的,然而道德信仰——不是宗教——是断然不可少的。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知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什么坏事情不是知识才能分子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余根本去刬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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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象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刬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一方面又从外国舶来了许多什么党,什么派,什么主义……。譬如孙中山先生他现在已死了,我对他不愿有什么苛论,且我对于他的个人也有相当的佩服——但是孙中山比袁项城总算好得多了,不过至少也是李鸿章所走的一条路。尤其是他的党派见解,无论甚么的好人,不入他的党,多得挨臭骂;无论什么坏东西,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固然国民党的发达,就是靠这样投机者之投机,而将来致命伤也都尽在这般人之中,这句话似乎可以断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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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成功么?是不可说的。天地一日没有息,我相信我们没有绝对成功的一日。我们能工作一部分,就有一部分的成绩,最怕是不做。尤其我们断不要忘了这句话,社会我们切不要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不然,则社会愈弄愈坏,坏至于极,是不堪设想的。至少我有一分力量,要加以一分纠正,至于机会之来不来,是不可说的,但是无论有没有机会,而我们改善社会的决心的责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学不要说我的力量太小,或者说我们在学校里是没有功夫的。实际上只要你有多少力量,尽多少责任就得。至于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尽一分子的力,我也尽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这是对于品格上修养的话。
至于知识上的修养——在学问著述方面改造自己,那么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的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块,或散在各方,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
归纳起来罢,以上所讲的有二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我在清华的目的为此,虽不敢说我的目的已经满足达到,而终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也是做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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