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那是星期一晚上的事。我不记得我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去找杰克·迪博尔德的。我先到警局去找他，没找到，我就一直找到他家去。我们先聊了一会儿，接着我说：“你知道吗？我越想越觉得那件谋杀案是汤米干的。”
“你说到哪里去了？嫌疑犯一个死了，一个招认了，这事已经是历史了。”
“我知道，”我说，“但你听我说。”我就用纯逻辑的方式，跟他解释为什么我认为是汤米杀了他妻子。有好几个地方，我讲解好几遍，不过他听懂之后还是一副意兴阑珊的模样。
“我不知道，”他说，“这事有点复杂。你说她被绑在阁楼上多久？八到十个小时吧？这时间真长啊，而且在这段时间里完全没有人证。假设她醒过来了呢，假设她自己挣脱了呢？那他不是白忙一场了？”
“这就不能告他谋杀了，顶多告他非法绑缚妻子而已，上一次是不是在几百年前，有个丈夫为了这种事入狱？”我讽刺地说。
“是啊，除非我们能证明是他动的手，否则一点用也没有。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事的确有不少破绽，但是你的理论也有点牵强，你不觉得吗？”
“是啊，我只是说事情也有可能是这样发生的而已。”
“现实生活不会有这种事吧？”
“不见得。”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一定能伸张正义。你跟我解释了半天，我才弄懂你的意思。你想在陪审团面前试试看吗？我保证对方的律师一定很难缠，也保证他每隔三十秒就会叫一次抗议，你说得下去吗？陪审团成员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头发油油的，肤色铁青，手里拿把刀，衬衫上还有几滴血，他们就长这样子。”
“是的。”
“不管了，反正这事已经是历史了。你知道我现在手上是什么案子吗？市府公园灭门血案，你在报纸上读到了吧？”
“那个犹太家庭？”
“三个规规矩矩的犹太人，父亲、母亲、孩子。父亲留胡子，孩子斯斯文文，一家人围坐在餐桌上，全部是脑后一枪。我现在就知道这么多，已经够我受的了。现在就算肯尼迪是他杀的，我也不在乎。”
“那只是一种想法而已。”我说。
“挺有意思的，我没骗你，可惜不太实际，就算是真的，谁有时间去办这个案子？你知道的。”
我觉得现在该是痛饮狂醉的时候，虽然不怎么理想，但我手上两个案子总算是结了。我的孩子到夏令营去，我的房租付了，酒吧账单全部清了，而且银行户头里还有点存款。现在无论怎么看，我连续醉上一个星期，都不是什么过分的事。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好像事情还没完，我没放荡一番，也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去找酒保报到。一两天之后，我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喝我那掺了波本的咖啡时，斯基普进来了。
他跟我点了点头，然后走到吧台，很快喝了一杯，又站了一会儿。之后，他走到桌边，拉了一把椅子，在我对面一屁股坐下来。
“拿去。”他把一个褐色的信封放在他跟我之间。那种信封看起来很像是装钱用的。
我说：“这是什么？”
“给你的。”
我打开来看，是一沓钱。我拿出来数了数。“得了，”他说，“别这样啦，你想招惹坏人跟你回家吗？放进口袋，回家再数。”
“这是什么？”
“你的那一份，收起来好不好？”
“我的哪一份？”
他叹了口气，态度有些不耐烦。他点了根烟，狠吸了一口，为了不把烟喷在我脸上，还特意把头转了过去。“一万块，分一半给你。”他说，“一万块的一半是五千，信封里就是五千块，现在帮个忙，把它收起来好不好？”
“我为什么有一半呢，斯基普？”
“悬赏。”
“悬什么赏？”
他的眼神有点挑衅的意味，“我不是告诉你，我一定会讨点东西回来吗？那些王八蛋可别想占尽我的便宜。”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阿特伍德和卡特勒，”他说，“我把他们卖给莫里西兄弟了，这就是赏金。”
我看着他。
“我总不能去找他们把钱要回来吧？博比早把钱花了个精光，半毛钱我也榨不出来。我就到莫里西酒吧去，找到蒂姆·帕特，问他那笔赏金的事是不是还算数，我知道是谁干的，他的眼睛立刻亮得跟星星似的。当我把名字和地址跟他说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想要亲我了。”
我把那个褐色的信封袋又放回我们之间，朝斯基普那里推了过去，我说：“这不是我的，斯基普。”
“这是你的，我跟蒂姆·帕特说过了，这一半的钱是你的，案子是你破的，拿着吧。”
“我不想要，你们已经给过我钱了。这消息我卖给你，就是你的，你把它卖给蒂姆·帕特，钱当然是你的。”
他又猛吸一口烟，“我已经把其中的一半给卡萨宾了，因为我欠了他五千块。他也不想要，我跟他说，听着，这钱你拿了，我们就扯平了。他拿了，剩下的就是你的。”
“我不想要。”
“这是钱啊，钱是可以花的，你知不知道？”
我没说话。
“喂，”他说，“拿去，好不好？你不想要，那就不要嘛，你烧掉，扔掉，送人，我问都不会问。这笔钱我不能要，不能要，你明不明白？”
“为什么呢？”
“他妈的，”他说，“去他妈的，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在说什么？”
“不过，下一次我还是会这么做的。我一定是疯了，疯得一点理智也没有了。不过，真的有下次的话，我还会再干的。”
“干什么？”
他看着我，“我给蒂姆·帕特三个名字跟三个地址。”他说。
他把烟夹拇指跟食指中间，瞪着它。“你最好别在我面前这个样子。”说完，他把烟屁股往我面前的咖啡杯里一扔，“哦，天哪，我的脑子真糊涂了，杯里还有半杯咖啡。我以为这是我的杯子，可是我根本没有杯子，我是怎么了？对不起，我再替你叫杯咖啡。”
“一杯咖啡，算不了什么。”
“那是反射动作，我根本没在想，我——”
“斯基普，别管那杯咖啡了，坐下。”
“哦，好吧。”他又拿出一根烟，在手背上敲了敲。
我说：“你给蒂姆·帕特三个名字。”
“对。”
“阿特伍德、卡特勒，还有——”
“还有博比，”他说，“我出卖了博比。”
他把烟放在嘴里，拿出打火机点着。他的眼睛半睁半闭，好像在躲吐出的烟雾。他说：“我出卖他了，马修，我出卖了我最好的朋友。不过现在我觉得他根本不是我的朋友，我干脆就把他给卖了。我告诉蒂姆·帕特说，博比是内奸，全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他看着我说，“你一定觉得我是个大混蛋。”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我非这么做不可。”
“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能收下这笔钱了。”
“是，现在我明白了。”
“他说不定能逃过这一劫，你知道的，那家伙就是运气好，遇难呈祥。前几天晚上，他趾高气昂地从我的酒吧里走出去，好像那地方是他的一样。现在咱们就瞧瞧，这个演员能不能靠他的演技捡回一条命。”
我没说话。
“这有可能，他就是有这种死里逃生的狗运气。”
“可能吧。”
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爱这个家伙，”他说，“我想，我想，他也爱我。”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吐了出来。“从现在开始，”他说，“我再也不会爱任何人了。”他站了起来，“我想他总有机会逃过吧，对不对？他应该没那么倒霉。”
“可能吧。”
但他没逃过。没有一个人逃过。周末之前，所有的人——加里·阿特伍德、李·大卫·卡特勒、罗伯特·鲁斯兰德，这三个人的尸体在城中三个地方被发现，他们的脸被黑布蒙住，手被电线绑在背后，头部被一颗点二五口径的子弹贯穿。丽塔·多妮真的尸体躺在卡特勒的旁边，死状跟其他人一模一样。我想她是运气不好，凑巧碰上了。
在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那个信封里还有钱，那时我没决定该怎么花。我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想清楚这一大笔钱该怎么分配。不过，第二天我就把五百块捐给圣保罗教堂，而且我还点了一大堆蜡烛。一部分钱寄给我的前妻，一部分我存进银行。被我这么一安排，这笔钱的血腥味洗去不少，倒像是一笔家用，一笔普通的钱。
我想这事应该是到此为止了。我一直这么想，但我错了。
午夜时分，电话铃响了。我那时已经睡了一两个小时，不过，我还是翻身接了电话。我起码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才弄清电话那端的人是谁。
是卡罗琳·奇塔姆。
“我一定要打个电话给你，”她说，“因为你喝波本，是个绅士。我觉得我应该打个电话给你。”
“怎么啦？”
“我们共同的朋友把我给甩了，”她说，“他还把我给开除了，现在，他不用一天到晚在办公室里面对着我了。他不要我就甩了我，你知道他是用电话通知我被开除的消息吗？”
“卡罗琳——”
“事情的原委都在纸条上，”她说，“我留了一张纸条。”
“喂，你先不要那么冲动。”我跳下床胡乱抓了两件衣服，“我马上就过去，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你阻止不了我的，马修。”
“我没有想要阻止你啊，我们先聊一聊，然后你爱干什么都可以。”
我的耳边是挂电话的声音。
我套上衣服，冲出房门，希望她是吃安眠药，那样就还来得及。我一拳打破她公寓大门的玻璃，伸手进去扭开门把，然后再用一张旧信用卡扳开弹簧锁。我想，如果她把门反锁，我就只好一脚把门踢开。幸好，门没反锁，事情简单多了。
门打开之后，我闻到一股火药味，往里走，更是硝烟弥漫。她躺在椅子上，头倒向一边，枪还握在手里。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黑洞。
咖啡桌上一瓶空的波本酒瓶下压着一张从笔记本里撕下来的纸条。空瓶旁还有一个空酒杯。从纸条上的字迹看来，这份遗言是她在浓浓酒意中写成的。
我读了那张纸条。站了一会儿，想了一下，然后到厨房拿条抹布把瓶子跟酒杯擦干净。我又拿了桌上另一个同样的杯子，冲洗干净，擦了擦，放回柜子上摆厨具的地方。
我把纸条放进口袋。我把那把小枪从她手里拿过来，习惯性地试了试卡罗琳的脉搏，接着找了个枕头裹住手枪消音。
我朝卡罗琳的胸腔跟嘴巴各开了一枪。
我把枪放进口袋里，离开现场。
他们在蒂勒里家沙发的坐垫中间，找到了那把枪。枪支表面的指纹早就擦得干干净净了，但是在弹夹上却有个清楚的指纹，经过査证之后，是汤米的。
弹道分析指证无误，卡罗琳是死在这把枪下。子弹如果打在骨头上，可能会被撞得粉碎，但是贯穿卡罗琳胃部的那发子弹没碰上任何骨头，完整无缺。
这条新闻上了报纸之后，我拿起电话打给德鲁·卡普兰，“我不大明白，”我说，“他好不容易才免掉一场牢狱之灾，为什么要跑到那边去把他女朋友给杀了呢？”
“你自己去问他吧。”卡普兰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不高兴，“你想知道我的想法吗？他是神经病。不，我刚才是胡说的。我觉得他妻子可能是他杀的，当然也可能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去查明这事的真相，对吧？但我相信这家伙有点杀人倾向。”
“那个女孩一定是他杀的？”
“应该是他杀的吧。那把枪是相当有力的证据。在沙发坐垫里找到枪，跟被人发现手里拿把冒烟的枪，有什么不同？白痴。”
“他留着那把枪干什么？”
“也许他还有什么想杀的人。你怎么会知道一个神经病想干什么？除了那把枪之外，有人还打电话给警方说，在枪击案之后，他见到有人跑出大楼，衣着打扮跟汤米的日常装束一模一样。如果他穿他那件邋遢的红色运动衣，人家就会以为他是那里的小弟了。”
“这么听来证据是相当有力了。”
“这次换别人去吧，”卡普兰说，“我告诉他说，我这次不适合替他辩护，不管怎样，我是不想再沾惹他了。”
当我回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赫雷拉日前出狱的消息。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的煎熬岁月，好在他没惹什么麻烦，总算是平安出狱了。
汤米·蒂勒里因为杀人，入狱两年三个月，但最近他却被一把厨房用的菜刀杀死，凶手不明。我猜想是赫雷拉在报仇，但我也懒得追究，也许是他在坐黑牢的时候，汤米没有按时寄支票到他老家去。也许是汤米又用电话招摇撞骗，但是在面对面的时候，没有办法解释清楚。
许多事都变了，许多人也不见了。
街角的那家希腊酒吧不见了，现在是一家韩国人开的水果摊。波莉酒吧现在被改作五十七餐室，内部装潢摇身一变，从低俗改为高雅，以前那个让人有点恶心的猩红壁纸跟霓虹灯全部不见了。火焰和蓝橙鸟也都不见了。在以前麦加文酒吧的地方开了一家牛排馆。小猫小姐在他们拿回账本之后的一年半关门了。约翰和斯基普把店面顶了出去，新主人在原地开了个同性恋俱乐部，不过也只撑了两年，又换人经营。
我跟斯基普碰面的那家健身房也开不下去了。后来，有人在那里开了一家舞蹈教室。两年前，那幢楼被拆了，原地盖了一幢新大楼。我与弗兰共进晚餐的那家法国餐厅现在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时髦的印度餐馆。另一家格调比较高的法国餐厅倒还在，不过，我还是没进去吃过。
沧海桑田。
杰克·迪博尔德死了。心脏病。我知道这个消息时，他已经死了六个月了。蒂勒里的那个案子之后，我们没怎么联络。
跟斯基普把店卖掉之后，约翰·卡萨宾离开了纽约。我听说他在汉普顿开了酒吧，而且结了婚。
七七年底的时候，莫里西酒吧也关门了。虽然被控走私军火，但是蒂姆·帕特却逃过被起诉的命运，他的兄弟也不见了。奇怪的是一楼的剧场倒还在经营。
斯基普死了。在小猫小姐关门之后，他有点失魂落魄，待在公寓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一天，他在餐桌边，死于急症。
七六年初，比利·基根离开阿姆斯特朗酒吧，也挥别了纽约市。我最后一次听到有人提他，说他在旧金山，卖蜡烛、丝花或是什么跟酒吧完全不相干的东西。一个月前，我在第五大道一家书店里碰到丹尼斯，他手里抱着一叠瑜伽、精神主义和心灵学之类的书。
艾迪·凯勒两年前从纽约警察局退休。头两年，我还接到他寄来的圣诞卡，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渔村。最近我就没有他的音讯了，或许是因为我始终没回信的缘故。大部分的人在寄出卡片，却没有收到回音之后，就会把名单上的那个人划掉。
天哪，真的过了十年了吗？我的一个孩子上了大学，一个在军队里服役。我完全不记得上一次我是什么时候跟他们一起去打球，逛博物馆。
安妮塔又结婚了。她还住在老地方，只是我不再寄钱给她。
这么多的变化，一点一滴，使得这个世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去年夏天，最后一家地下酒吧也关了。阿姆斯特朗的租约到期了，吉米无意续约，一定是该死的中国餐馆乘虚而入。吉米在五十七街跟第十大道的拐角处重新营业，但是距离我住的地方就太远了。
不过，这也不打紧，因为我已经不喝酒了。有没有地下酒吧，对我来说，完全没分别。我很少去点蜡烛，但却常常待在教堂地下室里，用保丽龙的杯子喝没掺波本的咖啡。
回头看看这十年的往事，我相信我现在会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以前的事了。可是，现在什么事都不同了，真的，改头换面，全然不同了。我现在还是住在相同的旅馆里，在相同的街道活动，偶尔去看场球赛或是拳赛。可是十年前我喝酒，现在我却滴酒不沾。我不会为我喝进去的任何一滴酒感到后悔，但我非常感谢上帝，现在不用再靠那玩意儿了。
因为这样，你看，我在人生的旅途上不是少走了许多冤枉路吗？我发现我现在完全变了个人。对啊，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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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到哪里去了？嫌疑犯一个死了，一个招认了，这事已经是历史了。”
“我知道，”我说，“但你听我说。”我就用纯逻辑的方式，跟他解释为什么我认为是汤米杀了他妻子。有好几个地方，我讲解好几遍，不过他听懂之后还是一副意兴阑珊的模样。
“我不知道，”他说，“这事有点复杂。你说她被绑在阁楼上多久？八到十个小时吧？这时间真长啊，而且在这段时间里完全没有人证。假设她醒过来了呢，假设她自己挣脱了呢？那他不是白忙一场了？”
“这就不能告他谋杀了，顶多告他非法绑缚妻子而已，上一次是不是在几百年前，有个丈夫为了这种事入狱？”我讽刺地说。
“是啊，除非我们能证明是他动的手，否则一点用也没有。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事的确有不少破绽，但是你的理论也有点牵强，你不觉得吗？”
“是啊，我只是说事情也有可能是这样发生的而已。”
“现实生活不会有这种事吧？”
“不见得。”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一定能伸张正义。你跟我解释了半天，我才弄懂你的意思。你想在陪审团面前试试看吗？我保证对方的律师一定很难缠，也保证他每隔三十秒就会叫一次抗议，你说得下去吗？陪审团成员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头发油油的，肤色铁青，手里拿把刀，衬衫上还有几滴血，他们就长这样子。”
“是的。”
“不管了，反正这事已经是历史了。你知道我现在手上是什么案子吗？市府公园灭门血案，你在报纸上读到了吧？”
“那个犹太家庭？”
“三个规规矩矩的犹太人，父亲、母亲、孩子。父亲留胡子，孩子斯斯文文，一家人围坐在餐桌上，全部是脑后一枪。我现在就知道这么多，已经够我受的了。现在就算肯尼迪是他杀的，我也不在乎。”
“那只是一种想法而已。”我说。
“挺有意思的，我没骗你，可惜不太实际，就算是真的，谁有时间去办这个案子？你知道的。”
我觉得现在该是痛饮狂醉的时候，虽然不怎么理想，但我手上两个案子总算是结了。我的孩子到夏令营去，我的房租付了，酒吧账单全部清了，而且银行户头里还有点存款。现在无论怎么看，我连续醉上一个星期，都不是什么过分的事。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好像事情还没完，我没放荡一番，也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去找酒保报到。一两天之后，我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喝我那掺了波本的咖啡时，斯基普进来了。
他跟我点了点头，然后走到吧台，很快喝了一杯，又站了一会儿。之后，他走到桌边，拉了一把椅子，在我对面一屁股坐下来。
“拿去。”他把一个褐色的信封放在他跟我之间。那种信封看起来很像是装钱用的。
我说：“这是什么？”
“给你的。”
我打开来看，是一沓钱。我拿出来数了数。“得了，”他说，“别这样啦，你想招惹坏人跟你回家吗？放进口袋，回家再数。”
“这是什么？”
“你的那一份，收起来好不好？”
“我的哪一份？”
他叹了口气，态度有些不耐烦。他点了根烟，狠吸了一口，为了不把烟喷在我脸上，还特意把头转了过去。“一万块，分一半给你。”他说，“一万块的一半是五千，信封里就是五千块，现在帮个忙，把它收起来好不好？”
“我为什么有一半呢，斯基普？”
“悬赏。”
“悬什么赏？”
他的眼神有点挑衅的意味，“我不是告诉你，我一定会讨点东西回来吗？那些王八蛋可别想占尽我的便宜。”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阿特伍德和卡特勒，”他说，“我把他们卖给莫里西兄弟了，这就是赏金。”
我看着他。
“我总不能去找他们把钱要回来吧？博比早把钱花了个精光，半毛钱我也榨不出来。我就到莫里西酒吧去，找到蒂姆·帕特，问他那笔赏金的事是不是还算数，我知道是谁干的，他的眼睛立刻亮得跟星星似的。当我把名字和地址跟他说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想要亲我了。”
我把那个褐色的信封袋又放回我们之间，朝斯基普那里推了过去，我说：“这不是我的，斯基普。”
“这是你的，我跟蒂姆·帕特说过了，这一半的钱是你的，案子是你破的，拿着吧。”
“我不想要，你们已经给过我钱了。这消息我卖给你，就是你的，你把它卖给蒂姆·帕特，钱当然是你的。”
他又猛吸一口烟，“我已经把其中的一半给卡萨宾了，因为我欠了他五千块。他也不想要，我跟他说，听着，这钱你拿了，我们就扯平了。他拿了，剩下的就是你的。”
“我不想要。”
“这是钱啊，钱是可以花的，你知不知道？”
我没说话。
“喂，”他说，“拿去，好不好？你不想要，那就不要嘛，你烧掉，扔掉，送人，我问都不会问。这笔钱我不能要，不能要，你明不明白？”
“为什么呢？”
“他妈的，”他说，“去他妈的，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在说什么？”
“不过，下一次我还是会这么做的。我一定是疯了，疯得一点理智也没有了。不过，真的有下次的话，我还会再干的。”
“干什么？”
他看着我，“我给蒂姆·帕特三个名字跟三个地址。”他说。
他把烟夹拇指跟食指中间，瞪着它。“你最好别在我面前这个样子。”说完，他把烟屁股往我面前的咖啡杯里一扔，“哦，天哪，我的脑子真糊涂了，杯里还有半杯咖啡。我以为这是我的杯子，可是我根本没有杯子，我是怎么了？对不起，我再替你叫杯咖啡。”
“一杯咖啡，算不了什么。”
“那是反射动作，我根本没在想，我——”
“斯基普，别管那杯咖啡了，坐下。”
“哦，好吧。”他又拿出一根烟，在手背上敲了敲。
我说：“你给蒂姆·帕特三个名字。”
“对。”
“阿特伍德、卡特勒，还有——”
“还有博比，”他说，“我出卖了博比。”
他把烟放在嘴里，拿出打火机点着。他的眼睛半睁半闭，好像在躲吐出的烟雾。他说：“我出卖他了，马修，我出卖了我最好的朋友。不过现在我觉得他根本不是我的朋友，我干脆就把他给卖了。我告诉蒂姆·帕特说，博比是内奸，全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他看着我说，“你一定觉得我是个大混蛋。”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我非这么做不可。”
“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能收下这笔钱了。”
“是，现在我明白了。”
“他说不定能逃过这一劫，你知道的，那家伙就是运气好，遇难呈祥。前几天晚上，他趾高气昂地从我的酒吧里走出去，好像那地方是他的一样。现在咱们就瞧瞧，这个演员能不能靠他的演技捡回一条命。”
我没说话。
“这有可能，他就是有这种死里逃生的狗运气。”
“可能吧。”
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爱这个家伙，”他说，“我想，我想，他也爱我。”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吐了出来。“从现在开始，”他说，“我再也不会爱任何人了。”他站了起来，“我想他总有机会逃过吧，对不对？他应该没那么倒霉。”
“可能吧。”
但他没逃过。没有一个人逃过。周末之前，所有的人——加里·阿特伍德、李·大卫·卡特勒、罗伯特·鲁斯兰德，这三个人的尸体在城中三个地方被发现，他们的脸被黑布蒙住，手被电线绑在背后，头部被一颗点二五口径的子弹贯穿。丽塔·多妮真的尸体躺在卡特勒的旁边，死状跟其他人一模一样。我想她是运气不好，凑巧碰上了。
在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那个信封里还有钱，那时我没决定该怎么花。我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想清楚这一大笔钱该怎么分配。不过，第二天我就把五百块捐给圣保罗教堂，而且我还点了一大堆蜡烛。一部分钱寄给我的前妻，一部分我存进银行。被我这么一安排，这笔钱的血腥味洗去不少，倒像是一笔家用，一笔普通的钱。
我想这事应该是到此为止了。我一直这么想，但我错了。
午夜时分，电话铃响了。我那时已经睡了一两个小时，不过，我还是翻身接了电话。我起码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才弄清电话那端的人是谁。
是卡罗琳·奇塔姆。
“我一定要打个电话给你，”她说，“因为你喝波本，是个绅士。我觉得我应该打个电话给你。”
“怎么啦？”
“我们共同的朋友把我给甩了，”她说，“他还把我给开除了，现在，他不用一天到晚在办公室里面对着我了。他不要我就甩了我，你知道他是用电话通知我被开除的消息吗？”
“卡罗琳——”
“事情的原委都在纸条上，”她说，“我留了一张纸条。”
“喂，你先不要那么冲动。”我跳下床胡乱抓了两件衣服，“我马上就过去，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你阻止不了我的，马修。”
“我没有想要阻止你啊，我们先聊一聊，然后你爱干什么都可以。”
我的耳边是挂电话的声音。
我套上衣服，冲出房门，希望她是吃安眠药，那样就还来得及。我一拳打破她公寓大门的玻璃，伸手进去扭开门把，然后再用一张旧信用卡扳开弹簧锁。我想，如果她把门反锁，我就只好一脚把门踢开。幸好，门没反锁，事情简单多了。
门打开之后，我闻到一股火药味，往里走，更是硝烟弥漫。她躺在椅子上，头倒向一边，枪还握在手里。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黑洞。
咖啡桌上一瓶空的波本酒瓶下压着一张从笔记本里撕下来的纸条。空瓶旁还有一个空酒杯。从纸条上的字迹看来，这份遗言是她在浓浓酒意中写成的。
我读了那张纸条。站了一会儿，想了一下，然后到厨房拿条抹布把瓶子跟酒杯擦干净。我又拿了桌上另一个同样的杯子，冲洗干净，擦了擦，放回柜子上摆厨具的地方。
我把纸条放进口袋。我把那把小枪从她手里拿过来，习惯性地试了试卡罗琳的脉搏，接着找了个枕头裹住手枪消音。
我朝卡罗琳的胸腔跟嘴巴各开了一枪。
我把枪放进口袋里，离开现场。
他们在蒂勒里家沙发的坐垫中间，找到了那把枪。枪支表面的指纹早就擦得干干净净了，但是在弹夹上却有个清楚的指纹，经过査证之后，是汤米的。
弹道分析指证无误，卡罗琳是死在这把枪下。子弹如果打在骨头上，可能会被撞得粉碎，但是贯穿卡罗琳胃部的那发子弹没碰上任何骨头，完整无缺。
这条新闻上了报纸之后，我拿起电话打给德鲁·卡普兰，“我不大明白，”我说，“他好不容易才免掉一场牢狱之灾，为什么要跑到那边去把他女朋友给杀了呢？”
“你自己去问他吧。”卡普兰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不高兴，“你想知道我的想法吗？他是神经病。不，我刚才是胡说的。我觉得他妻子可能是他杀的，当然也可能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去查明这事的真相，对吧？但我相信这家伙有点杀人倾向。”
“那个女孩一定是他杀的？”
“应该是他杀的吧。那把枪是相当有力的证据。在沙发坐垫里找到枪，跟被人发现手里拿把冒烟的枪，有什么不同？白痴。”
“他留着那把枪干什么？”
“也许他还有什么想杀的人。你怎么会知道一个神经病想干什么？除了那把枪之外，有人还打电话给警方说，在枪击案之后，他见到有人跑出大楼，衣着打扮跟汤米的日常装束一模一样。如果他穿他那件邋遢的红色运动衣，人家就会以为他是那里的小弟了。”
“这么听来证据是相当有力了。”
“这次换别人去吧，”卡普兰说，“我告诉他说，我这次不适合替他辩护，不管怎样，我是不想再沾惹他了。”
当我回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赫雷拉日前出狱的消息。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的煎熬岁月，好在他没惹什么麻烦，总算是平安出狱了。
汤米·蒂勒里因为杀人，入狱两年三个月，但最近他却被一把厨房用的菜刀杀死，凶手不明。我猜想是赫雷拉在报仇，但我也懒得追究，也许是他在坐黑牢的时候，汤米没有按时寄支票到他老家去。也许是汤米又用电话招摇撞骗，但是在面对面的时候，没有办法解释清楚。
许多事都变了，许多人也不见了。
街角的那家希腊酒吧不见了，现在是一家韩国人开的水果摊。波莉酒吧现在被改作五十七餐室，内部装潢摇身一变，从低俗改为高雅，以前那个让人有点恶心的猩红壁纸跟霓虹灯全部不见了。火焰和蓝橙鸟也都不见了。在以前麦加文酒吧的地方开了一家牛排馆。小猫小姐在他们拿回账本之后的一年半关门了。约翰和斯基普把店面顶了出去，新主人在原地开了个同性恋俱乐部，不过也只撑了两年，又换人经营。
我跟斯基普碰面的那家健身房也开不下去了。后来，有人在那里开了一家舞蹈教室。两年前，那幢楼被拆了，原地盖了一幢新大楼。我与弗兰共进晚餐的那家法国餐厅现在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时髦的印度餐馆。另一家格调比较高的法国餐厅倒还在，不过，我还是没进去吃过。
沧海桑田。
杰克·迪博尔德死了。心脏病。我知道这个消息时，他已经死了六个月了。蒂勒里的那个案子之后，我们没怎么联络。
跟斯基普把店卖掉之后，约翰·卡萨宾离开了纽约。我听说他在汉普顿开了酒吧，而且结了婚。
七七年底的时候，莫里西酒吧也关门了。虽然被控走私军火，但是蒂姆·帕特却逃过被起诉的命运，他的兄弟也不见了。奇怪的是一楼的剧场倒还在经营。
斯基普死了。在小猫小姐关门之后，他有点失魂落魄，待在公寓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一天，他在餐桌边，死于急症。
七六年初，比利·基根离开阿姆斯特朗酒吧，也挥别了纽约市。我最后一次听到有人提他，说他在旧金山，卖蜡烛、丝花或是什么跟酒吧完全不相干的东西。一个月前，我在第五大道一家书店里碰到丹尼斯，他手里抱着一叠瑜伽、精神主义和心灵学之类的书。
艾迪·凯勒两年前从纽约警察局退休。头两年，我还接到他寄来的圣诞卡，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渔村。最近我就没有他的音讯了，或许是因为我始终没回信的缘故。大部分的人在寄出卡片，却没有收到回音之后，就会把名单上的那个人划掉。
天哪，真的过了十年了吗？我的一个孩子上了大学，一个在军队里服役。我完全不记得上一次我是什么时候跟他们一起去打球，逛博物馆。
安妮塔又结婚了。她还住在老地方，只是我不再寄钱给她。
这么多的变化，一点一滴，使得这个世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去年夏天，最后一家地下酒吧也关了。阿姆斯特朗的租约到期了，吉米无意续约，一定是该死的中国餐馆乘虚而入。吉米在五十七街跟第十大道的拐角处重新营业，但是距离我住的地方就太远了。
不过，这也不打紧，因为我已经不喝酒了。有没有地下酒吧，对我来说，完全没分别。我很少去点蜡烛，但却常常待在教堂地下室里，用保丽龙的杯子喝没掺波本的咖啡。
回头看看这十年的往事，我相信我现在会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以前的事了。可是，现在什么事都不同了，真的，改头换面，全然不同了。我现在还是住在相同的旅馆里，在相同的街道活动，偶尔去看场球赛或是拳赛。可是十年前我喝酒，现在我却滴酒不沾。我不会为我喝进去的任何一滴酒感到后悔，但我非常感谢上帝，现在不用再靠那玩意儿了。
因为这样，你看，我在人生的旅途上不是少走了许多冤枉路吗？我发现我现在完全变了个人。对啊，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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