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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点土豆仔…… 装炸药的篮子和毛绒玩具

  那次,我完成了一项任务,不能继续留在村里,就投奔了游击队。几天后,盖世太保进村抓捕我的家人。虽然弟弟侥幸逃脱,但母亲被他们抓住了。敌人残酷地折磨我的母亲,向她拷问我的行踪。母亲被关押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每次搜索行动,法西斯都把她和其他妇女一起,押在最前面。他们害怕踩到游击队的地雷,所以总是逼着当地居民走在自己前面,如果遇上地雷,群众就会被炸死,德国兵们就得以保全性命。整整两年,他们就这样押着我母亲……

  不止一次了,我们正要打伏击开火,突然发现妇女们走在前面,德国人走在后面。等她们走近了,又看见自己的亲人都在里头。这时大家最提心吊胆的,就是游击队长下令开枪,大家都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指令。一个人小声嘟哝:“那是我妈。”另一个人也说:“那是我小妹。”还有人发现了自己的孩子……我母亲总是围着一条白头巾。她个子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认出她。往往我自己还没有看见她,别人就告诉我:“你妈妈在那儿……”

  射击命令一旦下达,你就必须开枪。在那个关头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朝哪儿开枪了,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紧紧盯住那块白头巾——看看妈妈是活着,还是倒下了?那块白头巾很显眼……只要枪声一响,乡亲们和敌人都向四处跑开,也就会有人被击中倒下。如果我没有弄清楚妈妈是否还活着,就会一连数天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直到联络员从村里回来,告诉我妈妈还在,我才又恢复正常。就是这样,直到下一次伏击,再经历一回。这种事要是搁在今天,我是怎么也受不了这种刺激的。可当时我非常仇恨法西斯,就是这种仇恨,支撑我挺了下来……

  直到现在,我的耳边还时常出现一个小孩子的惨叫声,一个被扔到井里的孩子的叫声。您哪里听到过那种声音啊?那孩子被扔进井里时,尖声凄厉,简直像是从地狱里,像是从阴曹地府传出来的声音。那已经不是孩子的喊叫声,甚至不是人的声音了……还有,谁看到过一个年轻小伙子被钢锯活活锯成几段?……那是我们的游击队战友……从那儿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杀敌报仇,有多少杀多少,用最无情的方法消灭他们!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虏,就想活活掐死他几个。用我的双手掐死他们,用我的牙齿咬死他们。我都不想开枪击毙他们,这种死法对他们太便宜了。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枪去杀死他们……

  在法西斯逃跑之前,这时已经是1943年,他们枪杀了我母亲……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在临死前还在为我们祝福:

  “坚持下去,孩子们,你们应该活下去。就是死,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死……”

  妈妈并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她说的只是普普通通女人的话。就是想我们能活下去,并且要读书学习,特别是学习。

  跟她一起关在囚牢里的妇女后来告诉我,每次母亲被押出去时,都请求她们:“噢,姐妹们,我只有一件事挂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请照顾我的孩子们!”

  所以,待战争过后,当我回到老家时,母亲的一位难友便把我带到她家去生活——虽然她也还要养活两个小孩子。法西斯把我们家的茅屋烧掉了,我弟弟牺牲在游击队里,妈妈被枪杀,爸爸还在前线打仗。爸爸从前线回来时,满身的伤、满身的病,没有活多久也去世了。就这么一大家子人,到头来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母亲这位难友自己也很穷,再加上两个很小的孩子。因此我决定离开她,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她哭着,不肯放我走。

  我得知母亲被敌人枪杀后,变得神志不清,心智恍惚,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一定要找到她的尸体……敌人枪杀她们后,把尸体埋在一个很深的防坦克壕里,又用推土机在上面碾过。人们在现场指给我看,妈妈当时站在什么地方,我就跑过去用双手挖了起来,找出了好几具尸体,我凭着妈妈手上的一枚戒指认出了她。看到这枚戒指,我大叫一声,就不省人事了。几个女人把母亲的尸体抬回来,用罐头盒舀水洗净她的身子,安葬了。我现在还保存着那个罐头盒。

  一连几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摆脱愧疚:妈妈都是因为我才死的啊。可是,也不全是因为我……如果我因为担心自己的亲人而不去抗敌,如果另一个人也这样想,如果第三个、第四个人也都这样,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我决意让自己忘记,忘记妈妈向我们走来时的情景,忘记听到命令的那个瞬间……可是我确实朝她那个方向开过枪,我忘不掉她的白色头巾……您绝不能想到,这种感受是怎样让人痛不欲生。时间愈久,愈是苦不堪言。

  有时在深夜里,窗外突然有年轻人的笑声和说话声传来,我都会吓得乱打哆嗦,刹那间以为这是孩子的哭喊声、孩子的惨叫声。有时我突然从梦中惊醒,觉得喘不过气来,一团焦煳味堵住心口……您不知道人肉烧焦是什么气味,特别是在夏天,那是一种叫人毛骨悚然的甜丝丝的味道。我如今在区政府的工作就是,如果哪儿着了火,就必须赶到现场搬走文件。可是如果听说是农场失火,有牲畜烧死了,那我是说什么也不会去的。我不能够去,因为那会使我回忆起过去……那种味道,就像被烧焦的人肉的味道……有时深夜醒来,也会跑去取香水,因为我觉得空气中也有这种气味,到处都是……

  我很长时间不敢结婚,不敢要孩子。因为我害怕如果突然又爆发战争,我还是要上前线,那我的孩子怎么办?现在我喜欢阅读有关人死之后的书籍,死后的世界是怎样的?我在那边会与谁相遇?我是多么希望,但又如此害怕见到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不怕,但是现在年龄大了……

  我最强烈的体会是,一看到德国鬼子,就好像在被人殴打,整个身体都难以忍受地疼,每一个细胞都感到痛苦:他们凭什么到我的家乡来?那种仇恨十分强烈,超过对自己亲人的担忧,甚至比对死亡的恐惧都要强烈得多。我们当然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亲人们,但我们却别无选择。敌人穷凶极恶地侵犯了我们的土地,用火和剑杀了进来……

  那一次,我在得知敌人要来抓我时,就逃进森林参加了游击队。我一个人走了,把七十五岁的老母亲留在了家里,而且她是孤身一人。我们商量好,让妈妈装作又聋又瞎,以为这样,敌人就不会把她怎么样了。其实,这都是我在自我安慰。

  就在我逃离的第二天,法西斯就破门而入。按照我们说好的,妈妈假装她是既看不到又听不到。但敌人还是残酷地毒打她,逼问她女儿在哪里。母亲也因此生了一场大病,长期卧床不起……

  我会一直保持我们当年的样子,到生命结束……是的,那时我们多么天真,多么浪漫。虽然现在我们白发苍苍了……但是我依然不变!

  我有一个女友叫卡佳·西玛柯娃,是游击队的联络员,她有两个女儿,都不大,也就是六七岁吧。她常常牵着两个女儿的手,走遍全城,记下哪儿有敌人的军事设施。敌人岗哨喊住质问她,她就张着嘴巴,装出痴呆的样子。就这样极度危险地工作了好几年……作为母亲,她是把自己的女儿奉献了出去……

  我们还有个叫扎查尔斯卡雅的女战友,她有个女儿叫瓦列丽亚,小姑娘才七岁。有一次,需要炸掉敌人的一座饭堂,我们决定把炸药包放到敌人的烤炉里去,可是得有人先把炸药带进敌营。这位母亲说,她的女儿可以把炸药带进去。她把炸药放在篮子里,上面铺了两件儿童裙、一个毛绒玩具、二十个鸡蛋,还有一些黄油。就这样,硬是让一个小姑娘把炸药包带到敌人饭厅里去了。人们都说,最强大的力量是母亲保护子女的母性本能,但我认为不是!理想更有力量!信念更有力量!我在想……甚至我可以相信,如果没有这样的母亲,没有这样的女儿,如果她们不敢这样带炸弹进入敌营,我们根本就不会胜利。是的,生命诚然宝贵!但还有更加贵重的东西……

  我们游击队里有一对姓契木克的兄弟。有一次,他们在自己家的村子里中了埋伏,被堵在一个谷仓里,敌人从四面向他们开枪,又放火围攻,他们一直坚持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最后浑身大火冲了出来……敌人把他们放到大车上示众,让人们辨认他们是谁家的人。希望有人会出卖他们……

  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那里,他们的父母也在人群里,但谁也不吐露一个字。做母亲的要有一颗多么坚强的心,才不至于喊出声来呀……但没有任何应声。她知道,如果她哭喊出来,整个村子都会给烧光。敌人不仅会杀死她一个人,全村乡亲都会被杀害。为了一个被打死的德国兵,德寇是会烧掉整个村子来报仇的!她知道这一点。任何功绩都能受勋,但这位母亲呢?就是用“金星英雄”这种最高勋章去表彰她,也不算什么啊……就是为了她的沉默……

  我和母亲一同参加了游击队……妈妈在游击队里给大伙儿洗衣服、做饭。需要的时候,她还站岗。有一次我外出去执行任务,我妈听人说我被绞死了。过几天我回到了营地,她看到我时,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一连几个钟头,好像口舌麻木了。当时这所有的一切都得忍受……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必须忍受的痛苦……

  曾经,我们在路上救起过一位妇女,当时她已经神志恍惚,路都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她说自己已经死了。尽管感觉血还在身上流动,但她断定自己是在阴间,已经不是在人间了。我们使劲摇晃她,她才多少恢复了神志,对我们讲述敌人是怎样把她和她的五个孩子一道拉出去枪毙的。敌人把她和孩子们拉到板棚前,先把几个孩子枪毙了,一边开枪,还一边狞笑着……最后只剩下一个吃奶的孩子。一个法西斯比画着说,放下你的孩子,我要开枪了。这位母亲使劲地把孩子摔在了地上,她宁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愿意让德国鬼子开枪打死……她说她不想活了,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她再也无法在人间活下去了,只有活在阴间。她不想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想杀人,我不是天生就要杀人的。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教师。但是,当我看到法西斯怎样烧毁我们的村庄,我既不能尖叫,又不能哭出声来:我们那次是被派出执行侦察任务,恰好到了这个村子。我能做的,只有用力咬住自己的手,我的双手至今还留有那时候的伤疤,咬到手都出血,咬到肉里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人们是怎样尖叫,牲畜是怎样尖叫,家禽是怎样尖叫……我觉得连牛羊鸡鸭都发出了人的尖叫声。所有生命都在尖叫,痛苦地号叫。

  这不是我在说话,而是我的悲伤在说话……

  我们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必定胜利……

  后来,人们都以为是上级把父亲留下来执行区党委的任务。其实,没有任何人要求他留下,也没有什么任务。是我们自己决定留下来战斗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家人完全没有害怕和惊慌,有的只是愤怒与痛苦。是的,绝没有惊慌,大家都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就在德国人入侵我们村庄的那天傍晚,父亲用小提琴奏起了《国际歌》。他悲愤地拉着小提琴,表达自己抗争的意志……

  两三个月过去了……或者,更多时间过去了……

  我还记得,看到一个犹太男孩……一个德国人把他拴在自行车上,他就像狗一样跟在德国人车后面紧跑。“快跑!快跑!”德国人一边骑车一边大笑着。是个年轻的德国人……等他玩累了,就从自行车上下来,比画着叫男孩跪在地上,四肢着地,就像狗一样跳着走……他在一旁大叫:“狗崽子!狗崽子!”又扔出一根木棒,喝令孩子:捡回来!犹太男孩站起身,跑过去把棍子拿在手里跑回来。德国人大怒,气势汹汹地打他骂他,比画着要男孩四肢着地,像狗一样跳着跑过去,用牙齿衔起木棒。最后,男孩是用牙齿咬着木棒回来的……

  那个德国青年这样耍弄了犹太男孩两个多小时后,又把他拴到自行车后面,转身回去。男孩就像狗一样跑着……朝犹太人隔离区那边……

  听到这个故事,您还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去作战,为什么要学会射击吗?……

  我怎么忘得掉伤员们用汤匙只能吃盐的情景啊……还有集合列队点名时,士兵刚应声出来,就和步枪一起倒在地上——饿得站都站不住了。

  是人民在支援我们。要是没有人民的支援,游击运动就无法存在下去,是人民在和我们并肩作战。虽然有时他们会流泪,但毕竟还是把自己的东西全都贡献了出来:“孩子们,我们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望胜利。”

  他们把粮食都给了我们,连最后一点点土豆仔也拿出来,一口袋一口袋送到森林里交给我们。这个说:“我有多少,交多少。”那个说:“我也是。”“那么你呢,伊万?”“你呢,玛丽亚?”“我跟大家一样,可我还有孩子……”

  要是没有老百姓,我们怎么办?游击队全都驻扎在森林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活不成。他们耕地、播种,养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们吃、供我们穿,整个战争期间都是这样。夜里只要不打枪,他们就出来耕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那儿正在安葬一位老人,他是夜晚耕地播种粮食时被打死的,死的时候种子还紧紧攥在手里,掰都掰不开。他们对粮食永远不放手……

  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自卫,可他们呢?因为把粮食送给游击队,他们会被敌人杀死。我在村里过上一夜就走,可是如果有人告密,说我在哪家待过,那家家人都会被枪毙。一个村里有个单身妇女,没有男人,却带着三个小孩。她有孩子要养活,但我们到她家去时,她从不赶我们走,还给我们生炉子烤火,洗衣服……她把最后一点糊口的东西都送给了我们:“你们吃吧,年轻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像豌豆一般。我们吃着,孩子却在炉边坐着,哭着。这是最后一点豌豆大小的土豆仔……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我收到一批传单,把它们缝到了枕头里。妈妈铺床的时候摸出来了,她把枕头拆开,发现了里头的传单,哭了:“你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可是后来她也帮我干起了工作。

  那时游击队的联络员常常到我家来,虽然从马匹上卸完东西就走,但您想,别人会看不见吗?谁都能看到,也猜得出来。我总是对人说,他们是打我哥哥那儿来,是从乡下老家来的。可是邻居们都一清二楚,我在乡下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永远感激他们,我应该向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邻居致敬。只要走漏一丝风声,就足以使我们全家人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只须用手指头朝我们家这边指一下,我们就完了。可是没有,没有一个人干出那种事……战争期间,我真的太喜欢那些邻居了,对他们的爱永远不会减少……

  解放以后,我走在大街上总要习惯性地环顾四周:已经不能不害怕了,已经不能心情平静地通过街道了。走路必须注意汽车,在火车站要注意火车……好久都不能放弃这种心态……

  我当时忍不住哭了……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走进一家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却摆着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屋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哪里还能裹住脚呢。野外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老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蹒跚着走到圣像跟前,慢慢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了游击队员:“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

  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在最初几天,我在村外找到两个伤员……一个是头部受伤,另一个士兵是腿上中了弹片。我自己把那个弹片拔了出来,再往伤口里倒煤油冲洗,那时候找不到其他用品,而我知道煤油可以消毒……

  处理好这两个伤员,我扶着他们站起来。先扶着一个走进树林,然后是第二个。这个伤员离开时,突然跪在我的脚下,想亲吻我的脚:“亲爱的小妹妹,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那个时候,既不知道名字,也没有任何事情。只有妹妹和哥哥。

  一到晚间,村里的女人们就聚集在我家茅屋里议论时局:“德国人说他们拿下了莫斯科。”

  “他们永远别想!”

  解放之后,同样是这些妇女,我们一起建立了集体农庄,她们选我做农庄主席。我们农庄里还有四个老爷爷和五个十到十三岁的小男孩。这就是我农庄的全体成员。我们有二十匹马,但它们已经是浑身生疮,必须治疗,这些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既没有车子,也没有马匹,妇女们就自己一铲一铲地翻地,赶着牛耙地,拽着牛尾巴一步一步地走,公牛一尥蹶子,她们就起不来了。几个男孩子白天拉犁耙地,晚上才能把绳子从身上解开。所有的食物都是一样的:野菜饼。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吧?是用酸模草的种子碾碎揉成面后烤成的……没有听说过吧?这是一种草,三叶草挤压磨碎,再完全捣成粉,就能做成烤饼。这种饼很苦很苦……

  秋天政府发来了派工单:要上交木材五百八十立方米。谁能做到啊?我就带上自己十二岁的儿子和十岁的女儿干。其他妇女也学着我干,我们就这样砍倒了一片森林……

  下面是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雅修凯维奇和他的女儿,原罗科索夫斯基旅彼特拉科夫游击队联络员玛丽亚讲的故事。

  为了胜利,我把全部家人都贡献出去了……最亲的家人。我的儿子们都在前线打仗,我有两个外甥,因为跟游击队有联系而被敌人枪毙了,我的姐姐,也就是他俩的母亲,被法西斯活活烧死在家里的茅屋中……当时在场的人们说,她一直抱着一尊圣像,直直地立着,像一根蜡烛,直到被火焰吞噬。战后,每当我看到夕阳,总会感觉那是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

  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只有十三岁。我知道父亲在帮助游击队,我全都懂……经常有人深更半夜到我家里来,留下一些东西,又取走一些东西。父亲外出时常常把我也带上,他把我放在大车上,对我说:“好好坐着,不许站起来。”我们坐着大车到约定的地点去,他从那儿运回武器和传单。

  后来爸爸开始派我一个人去联络站,他教我必须记住哪些要点。我总是悄悄地藏在灌木丛里,一直蹲到深夜,暗暗记下敌人列车通过的数目,还要记下车上是运送什么东西。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运武器,有时运的是坦克,有时运的是士兵。树丛就在铁路旁边,德国人每天都要朝这里扫射两三次。

  你当时不害怕吗?

  我那时长得很小,偷偷钻进树丛去,谁也发现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两次试图走出我们住的村子,游击队在树林里等他。可是他两次出村,都被敌人巡逻兵赶了回来。天色黑下来了,他终于喊起我来:“玛琳娜……”这时妈妈说话了:“我不放孩子去!”要把我从爸爸身边拽走……

  可我还是去了,按照爸爸的吩咐悄悄地穿过林子。虽然我熟悉那里的每条小路,但说实话,我很怕黑。最后,我总算找到了游击队,他们正在等着呢。我把爸爸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经开始黎明。怎样才能避开德国人的巡逻队?我在树林里绕啊绕啊,结果掉进了湖里,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从冰窟窿里钻出来……在雪地上光着脚丫跑啊跑……回到家我就病了,我一躺下就再也没爬起来,双腿麻木。那时候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妈妈只能煎些草药汤给我喝,用黏土敷在我头上……

  战后才把我送去看医生,可是已经太晚了,我全身瘫痪了,只能躺在床上……现在我可以坐起身来,但是时间不能久,只能躺着看电影……这就是我记忆里的战争……

  我把她抱在怀里,过了四十年,还是像小孩子那样……我妻子两年前去世,临终前,她原谅了我的一切。年轻时的罪孽,全都怨我……但玛丽亚仍不肯原谅我,从她的目光中我能看出来……我现在很怕死去,因为那样就把女儿一个人留在世界上了。谁还能这样把她抱在怀里?谁还会在夜间为她祈祷?还有谁能为她祈求上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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