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2004年八九月间，因为主持摄制大型电视专题片《警世钟为何而鸣》，我与中国“和平崛起”论的倡导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等人，就中国和平发展及其相关问题有过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后来，我便有了将这些深度访谈整理成文并编辑成书予以公开出版的想法。
说起必坚同志，我与他的结识已有许多年了。2004年9月10日，必坚同志访欧回来，与我谈了一上午，谈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由来及其发展”。必坚同志说，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刚开过不久，他率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代表团访美，在同美国朝野人士接触中，发现“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仍有一定市场。于是他就向他们介绍中共十六大，说中共十六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几年的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改革开放，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不会恶性膨胀，唯我独尊，争霸、称霸。许多美国人士听懂了他的话，总体反应不错，特别是美国几位前政要，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伯杰等，更是明确表示赞同中国作为后起大国有别于一战时德国、二战时德日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观点，并从不同角度做了论证，认为美中合作攸关美国全球战略大局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回国后，必坚同志就建议我党中央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正式提出：“围绕我国二十几年来开创的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崛起新道路问题，展开专题研究。”必坚同志的战略思考打开了我的视野，引起了我的沉思。2005年，我因参与创作大型电视专题片《思想——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再次上京去见必坚同志。5月30日，必坚同志不顾眼睛感染与我见面。我说：“我们正在做一部新的电视片，想要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反映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想听听您的意见。”必坚同志在解释了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后，很自然地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与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联系起来，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联系起来。于是，我们的话题又转向了中国“和平崛起”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说起新天同志，记得第一次找她，是邀请她出任电视专题片《决战太平洋》第三集的嘉宾主持。2004年8月，我为摄制大型电视专题片《警世钟为何而鸣》再一次找到了她。她又跟我谈了一上午。她说：“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剧变，对于战争与和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冲突与战争的类型和动因都发生了变化，人类面临着新的安全威胁。这一重大的变化使得中国必须重新认识安全威胁的来源和特点，确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以新思想来避免和应对威胁、冲突和战争。针对中国面临的独特安全威胁，中国必须进行独特的选择，探索和平崛起的道路，预防、化解或缩小冲突和战争，保证战略机遇期的实现。”她还向我简要介绍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题研究中国和平发展的情况。她说他们所里的课题组由十几位不同领域的学者组成，主要集中于探索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只有在必须考虑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时才涉及内政。她还说中国和平发展是长期的任务，至少要到2050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程度才算初步完成，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国政府和领导已将此概括为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在思考中国的对外战略时，必须从理论上说明这些问题，即：
如何看待当今的时代主题和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新趋势，这一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什么意义，如何认识和评估现行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准则、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新兴国家进入这一体系的途径以及国际体系接纳包容新兴国家的模式，如何判断新的安全威胁以及树立与时俱进的新安全观，如何认识冷战结束后的大国关系和多元力量格局，如何认识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等。
而从战略或政策的研究来说，它的时段性更明显，课题的研究也就将先集中至2020年前，探索战略机遇期内的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如何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三大任务达到互动的最佳方式，中国应如何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以适应这一特定时间、空间和任务的要求。
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孟宪生等人也都分别与我以多种形式讨论了中国和平发展。这些讨论也都相继成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1月23日下午，刘吉同志应邀观看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中共中央编译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思想——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样片。他为该片高调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调宣传改革开放、高调宣传“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大声叫好。他还说：“资本主义的崛起，包括殖民地运动，作为资本的原始积累，不仅有剥削，而且有掠夺，掠夺殖民地，侵略别国，搞的是武力崛起，战争崛起。我们走的却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和平不仅维护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同时也为新亚洲的和平崛起开拓了一条创新的道路。这是多少代中国人前仆后继的梦想。这是当代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民主精神的真正体现。这是一项正义的事业。中国应该成为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刘吉同志的想法引起了我的莫大兴趣，我当场决定专门约他谈谈中国的和平发展。一星期后，我去了浦东金桥。我们两人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午后谈到了黄昏。
至于瑞金同志，不仅给我，而且给天下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皇甫平”。1991年的早春时分，瑞金同志与凌河同志、芝鸿同志合作，遵照邓小平有关“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的指示，有关“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的指示，有关“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示，有关“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指示，一口气写下那几篇均以“皇甫平”的名义公开发表的文章，从而引发中国政坛的一场大地震。关于这事，1996年盛夏，在上海近郊的一个度假村里，芝鸿同志就曾对我大略说过。2004年8月，邓小平百年诞辰前夕，瑞金同志在他的家里，又对我说得更加细致、详尽。2006年的清明前后，已经解甲归田、赋闲在家的瑞金同志又以《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毅然加入中国改革何去何从的新一轮大争论，坚决回击那样“一种以‘反思改革’为名来否定改革的思潮”，再次“予人诸多联想”。2007年的春节前夕，瑞金同志在一个风吹在身上依然觉得出阵阵寒意的冬日下午，与我在他家附近的那一家小咖啡馆里，促膝长谈中国和平发展，直至华灯初上，朦胧的夜色模糊了窗外的街景……还有宪生同志，初次见面，他就对我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众多战略家和军事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要想获得和平，就要准备战争。和平与战争是伴随着国家的建立而来，也将伴随着国家的消亡而去。在国家消亡之前，和平与战争永远是既对立又相联的两极。”他还说：“无论何时，我们都得牢牢记着：没有50多年以前的抗美援朝，没有40多年以前的金门炮战及以后的数次边界自卫反击战，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安宁。战争是实力的较量，今天的和平发展也是实力的较量，国防实力仍然是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脊梁。”他的话让我很是震撼，顿时感觉腰杆子直了许多。
2007年1月，我们在确定《大国旋律》的选题时，感到需要有一名军人学者从国家安全角度谈一谈中国和平发展问题。后来，我们的对话就是围绕宪生同志与方泽同志合著的《大战略之战：整体战》展开的，也就更多谈到了他们用整体战略应对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新思路，谈到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人类有责任和义务防止失去理性和战略智慧的倒退，避免把人类创造文明的力量异化为毁灭文明的力量，以及明智选择、寻求一种不转化为武力的和平角逐竞争方式。
总之，我与上述五位前沿学者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为了一个目的，这就是通过对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探讨，鼓舞全民族的士气，冷静思考前进道路上的问题，从容应对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在这里，我要对必坚同志、刘吉同志、瑞金同志、新天同志和宪生同志说一声谢谢。首先让我得到教益的正是他们的真知灼见。
前沿学者的意见并不就等于我的意见，更不就等于出版社的意见。
前沿学者与前沿学者的意见也不尽相同。
这不是挺好、挺正常吗？
没有争论，就没有共识。
最后，我要感谢在编撰本书时曾经鼓励和帮助过我的冷溶、君如、芝鸿、铁川、止静、世军、跃民、桂保、博永、胡军等同志，以及尽力协助过我的冰子、张晶、汪蕾、晓华同志。
我还要感谢点点。
尤其要感谢梦野。
坚韧、执著而又才华横溢的梦野是我的朋友。他在过去的八九年里，一身风尘，一肩行囊，一面紧贴火热心口的五星红旗，迢迢走遍了两大半球的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再过300多个日日夜夜，他就将破纪录地成为第一个真正自费环游全世界的炎黄子孙。
然而，真正让我激动不已的，不是他到了哪些地方，而是为什么要到那些地方，他在走过那些地方的同时又都想到了什么。
他说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行走更容易的事情了。只要双脚健全，迈开去，就能向前，一步步接近想要抵达的地方。天底下却也没有比行走更困难的事情了。所谓“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说的就是大智者之行，彻悟者之走。
人是有思想的。
人不能为行而行，为走而走。
没有刻骨铭心的忧患，就不能在格陵兰冰川的开裂中听到大自然的呼号。
没有和而不同的向往，就不能在维吉兰雕塑的张扬中看出全人类的渴望。
梦野是一个摄影家。
梦野是一个旅行家。
梦野是一个探险家。
梦野更是一个具有博大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者。
他的梦在莽原椰林。
他的梦在远郊野外。
相信他应允我选入本书的那一些摄影作品，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更加形象地看到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明白一种颠扑不破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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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必坚同志，我与他的结识已有许多年了。2004年9月10日，必坚同志访欧回来，与我谈了一上午，谈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由来及其发展”。必坚同志说，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刚开过不久，他率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代表团访美，在同美国朝野人士接触中，发现“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仍有一定市场。于是他就向他们介绍中共十六大，说中共十六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几年的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改革开放，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不会恶性膨胀，唯我独尊，争霸、称霸。许多美国人士听懂了他的话，总体反应不错，特别是美国几位前政要，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伯杰等，更是明确表示赞同中国作为后起大国有别于一战时德国、二战时德日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观点，并从不同角度做了论证，认为美中合作攸关美国全球战略大局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回国后，必坚同志就建议我党中央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正式提出：“围绕我国二十几年来开创的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崛起新道路问题，展开专题研究。”必坚同志的战略思考打开了我的视野，引起了我的沉思。2005年，我因参与创作大型电视专题片《思想——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再次上京去见必坚同志。5月30日，必坚同志不顾眼睛感染与我见面。我说：“我们正在做一部新的电视片，想要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反映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想听听您的意见。”必坚同志在解释了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后，很自然地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与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联系起来，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联系起来。于是，我们的话题又转向了中国“和平崛起”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说起新天同志，记得第一次找她，是邀请她出任电视专题片《决战太平洋》第三集的嘉宾主持。2004年8月，我为摄制大型电视专题片《警世钟为何而鸣》再一次找到了她。她又跟我谈了一上午。她说：“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剧变，对于战争与和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冲突与战争的类型和动因都发生了变化，人类面临着新的安全威胁。这一重大的变化使得中国必须重新认识安全威胁的来源和特点，确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以新思想来避免和应对威胁、冲突和战争。针对中国面临的独特安全威胁，中国必须进行独特的选择，探索和平崛起的道路，预防、化解或缩小冲突和战争，保证战略机遇期的实现。”她还向我简要介绍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题研究中国和平发展的情况。她说他们所里的课题组由十几位不同领域的学者组成，主要集中于探索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只有在必须考虑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时才涉及内政。她还说中国和平发展是长期的任务，至少要到2050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程度才算初步完成，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国政府和领导已将此概括为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在思考中国的对外战略时，必须从理论上说明这些问题，即：
如何看待当今的时代主题和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新趋势，这一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什么意义，如何认识和评估现行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准则、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新兴国家进入这一体系的途径以及国际体系接纳包容新兴国家的模式，如何判断新的安全威胁以及树立与时俱进的新安全观，如何认识冷战结束后的大国关系和多元力量格局，如何认识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等。
而从战略或政策的研究来说，它的时段性更明显，课题的研究也就将先集中至2020年前，探索战略机遇期内的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如何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三大任务达到互动的最佳方式，中国应如何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以适应这一特定时间、空间和任务的要求。
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孟宪生等人也都分别与我以多种形式讨论了中国和平发展。这些讨论也都相继成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1月23日下午，刘吉同志应邀观看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中共中央编译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思想——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样片。他为该片高调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调宣传改革开放、高调宣传“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大声叫好。他还说：“资本主义的崛起，包括殖民地运动，作为资本的原始积累，不仅有剥削，而且有掠夺，掠夺殖民地，侵略别国，搞的是武力崛起，战争崛起。我们走的却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和平不仅维护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同时也为新亚洲的和平崛起开拓了一条创新的道路。这是多少代中国人前仆后继的梦想。这是当代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民主精神的真正体现。这是一项正义的事业。中国应该成为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刘吉同志的想法引起了我的莫大兴趣，我当场决定专门约他谈谈中国的和平发展。一星期后，我去了浦东金桥。我们两人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午后谈到了黄昏。
至于瑞金同志，不仅给我，而且给天下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皇甫平”。1991年的早春时分，瑞金同志与凌河同志、芝鸿同志合作，遵照邓小平有关“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的指示，有关“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的指示，有关“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示，有关“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指示，一口气写下那几篇均以“皇甫平”的名义公开发表的文章，从而引发中国政坛的一场大地震。关于这事，1996年盛夏，在上海近郊的一个度假村里，芝鸿同志就曾对我大略说过。2004年8月，邓小平百年诞辰前夕，瑞金同志在他的家里，又对我说得更加细致、详尽。2006年的清明前后，已经解甲归田、赋闲在家的瑞金同志又以《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毅然加入中国改革何去何从的新一轮大争论，坚决回击那样“一种以‘反思改革’为名来否定改革的思潮”，再次“予人诸多联想”。2007年的春节前夕，瑞金同志在一个风吹在身上依然觉得出阵阵寒意的冬日下午，与我在他家附近的那一家小咖啡馆里，促膝长谈中国和平发展，直至华灯初上，朦胧的夜色模糊了窗外的街景……还有宪生同志，初次见面，他就对我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众多战略家和军事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要想获得和平，就要准备战争。和平与战争是伴随着国家的建立而来，也将伴随着国家的消亡而去。在国家消亡之前，和平与战争永远是既对立又相联的两极。”他还说：“无论何时，我们都得牢牢记着：没有50多年以前的抗美援朝，没有40多年以前的金门炮战及以后的数次边界自卫反击战，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安宁。战争是实力的较量，今天的和平发展也是实力的较量，国防实力仍然是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脊梁。”他的话让我很是震撼，顿时感觉腰杆子直了许多。
2007年1月，我们在确定《大国旋律》的选题时，感到需要有一名军人学者从国家安全角度谈一谈中国和平发展问题。后来，我们的对话就是围绕宪生同志与方泽同志合著的《大战略之战：整体战》展开的，也就更多谈到了他们用整体战略应对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新思路，谈到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人类有责任和义务防止失去理性和战略智慧的倒退，避免把人类创造文明的力量异化为毁灭文明的力量，以及明智选择、寻求一种不转化为武力的和平角逐竞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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