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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滴答滴 蔡公馆的麻将间

  快要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人家里是不打麻将的。

  这话听起来很夸张,但实际上我就有这么无知。

  我念的那所私立学校,有很多学生的家庭背景很相像,在家里有牌局,是很普通的事。

  所以就算我跑到同学家里去玩,也经常看到在家里打麻将的“相关设施”,比方说,一间方方正正的“麻将间”,房间正中央放着一张麻将桌,桌边四张椅子、两张茶几。

  有趣的是,这“麻将间”经常是那个家庭的“书房”,四壁多多少少有些书、挂了些画。相反的,要是发现别人家不是这样,反倒觉得怪怪的,觉得他们家“还没完工”。

  还有一件比“麻将间”更普通的事情,就是“家里大人都出去‘应酬’了”,以致我们到了同学家里,常常遇到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大人都不在,到晚上都不在;另一种就是大人都在,可是都“关在神秘的麻将间”里打牌,只有吃晚饭时,才“轰”然出现在饭厅。

  什么叫做“出去应酬”?

  当然就是出去打牌去了。但显然直接这样讲很粗鲁(那时候似乎也很“违法”,虽然很多人在打),于是我从小就听惯了在家里帮忙的管家,或者帮爸爸打理杂物的“老陈”在接电话时,很制式的回答:

  “蔡律师和太太都出去应酬了。”

  这个“说法”,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导致我一直到念完研究所,接到找爸爸的电话时,还会说:“他出去‘应酬’了。”

  “应酬”两个字,在我的字典里,就是“去别人家打麻将、加上吃晚饭,吃完晚饭再继续打麻将”。

  如果只是出去吃晚饭,或者吃喜酒,照我们家这种逻辑,就会很明确的在电话里直接说:“他们出去吃饭了。”虽然吃饭、吃喜酒,也都是“应酬”,但只要不包括“打麻将”在内,我就不动用“应酬”两个字。这成为我多年来可笑的“术语”之一,就像我从小听“老陈”接起电话来,一定说“蔡公馆”,造成我的答录机到现在都还沿用这三个字:“……这是‘蔡公馆’的电话录音……”常被打电话来的朋友嘲笑。

  “麻将间”虽然有麻将桌,可是麻将牌和麻将灯,却总是被收在储藏室里,只在牌局开始前一小时,才被布置出来。

  这也很奇怪,因为麻将间从来就没有被拿来做过其他用途,照我懒惰的想法,就让麻将牌一直摊在桌上,岂不是方便得多?

  但显然我们家还是很“士大夫”的,不大愿意把“玩物”公开陈列。这可能跟当时的法令有些关系,但我更相信是爸爸妈妈的教育,不愿意让我们这些小孩把麻将当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点,一直执行得很成功。我跟姊姊从小就不准摸麻将牌、不准看大人打牌、不准帮着收牌盒。

  于是麻将很清楚的,成为“大人的事”,成为需要一番布置筹备,才能顺利进行的“仪式”。我和姊姊都只有放学到家后,才能短暂的瞥见桌上的麻将牌。

  这使得我在大学以前,都没有搞清楚过麻将要怎么打。

  讽刺的是,我虽然完全不懂牌理、完全没观摩过一轮牌局,我却“听”了无数的牌经。

  家里那时候打麻将,下午四点半一定会送点心进麻将间去。

  点心的变化不大,但各家所擅长的不同,当然就各显神通。我们家通常是湖州烂肉棕、肉馄饨汤、红烧肉味煨面,或者有时候是买来的素包子。

  等到七点半吃晚饭了,麻将间的门就打开,烟雾漫出,男客们嘻嘻哈哈,揖让入席,另一桌女客则叽叽喳喳,通常先往厕所去补妆,补好才上饭桌。

  有时候有人“连庄”,设定好的“七点半”开饭时间,当然就被迫延后,这是场面就很有趣,如果是女客那桌有人连庄,已离牌桌准备吃饭的四位男客,就会踱到这四位女客的身后,吸着雪茄,审查一下自己伴侣的牌技如何。(家里若请两桌客人,通常是邀请四对夫妻。当然这夫妻是“广义”的,男客通常依照与这家人相熟的程度,来决定携带的是正房、是其他房、或者是女朋友。)

  但如果是男客这桌连庄,则女客们绝少会踱进来看牌,都赶紧趁这个空挡,补妆上厕所去了,以免泛了油的花容月貌,被众男士瞧见。

  等到众家宾客在饭桌边坐定,我们小孩也就会被要求上桌一起吃。所以家里饭厅的吃饭圆桌,向来是“载客”十二人以上的。

  这一顿饭吃下来,我起码要听十几遍的“双龙抱”、“清一色”、“海底捞”,各家牌客把刚才牌桌上的惊险画面,一一口头重播,你笑我、我亏你,听得姊姊跟我一头雾水、七荤八素,虽不能领会他们的兴奋和惋惜,但确实知道麻将牌事关重大,非同小可。

  离开家以后,越来越长看见各种因陋就简、穷凶恶急的打麻将法,有的直接把叫来的便当拿上牌桌,边吃边当边吃牌。我在北京还见到一副黑底荧光字的麻将,是专供“停电”时继续摸黑夜战的。看见麻将牌这么赤裸裸的融入了民间疾苦,我们家以前那种手续繁复的“揖让而上桌”牌局,反而变荒谬了。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