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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倒悬不解三千万,田横壮儿五百条” 第十九章 “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于洪仁,字博安,满族,1908年生于宁安县北岗子屯农家,1930年宁安省立四中高中毕业,年初入团,不久入党。1932年初义勇军蜂拥之际,他被宁安县委派到“平南洋队”中,致力于改造这支队伍,直至牺牲。

  1932年9月,救国军总部率主力向东宁转移,准备伺机过界去苏联。在救国军中被编为一个连的“平南洋队”,连长李荆璞集合队伍讲话,说咱们是宁安人,咱们不能走,拉出队伍自己干,保卫家乡。

  话音刚落,队伍里站出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高声道:说得对,咱们拉出队伍自己干,可不能这么就走了。营部这帮小子不是正经鸟,枪在他们手里是祸害,咱打日本子得扩大队伍需要枪,把他们的枪缴了再走。

  李荆璞有些疑惑。营部附近有两个连,枪一响,别说缴人家械,怕是连自己都难脱身了。于洪仁说咱不弄出动静,不就行了吗?让李荆璞假装有紧急情况向营长报告,外面的两个排听到暗号就冲进去,他带个排在附近接应。结果一枪未放,就把枪全背了出来。

  一支装备挺好的伪军,不即不离地总跟着“平南洋队”,伺机下手的样子。李荆璞忍不住,几次要回头去打。于洪仁说打没说的,关键是得找个好地场。这是咱拉队伍自己干的第一仗,必须万无一失。几天后一个伏击,把这支伪军打得屁滚尿流,大部歼灭。

  这支自发的抗日队伍,成员大都是农民,也有一些惯匪、地痞,思想意识混杂,山林队的劣性或多或少都有。比如封建迷信,认为“一生二死三兴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九久十无”,单数主吉,双数为凶,打仗要选日子。“平南洋”这字号,三个字笔画也都是单数。更要命的是一些人恶习不改,经常抢劫、绑票,敌人乘机大肆宣传,说“平南洋”是宁安最大的胡子头。李荆璞着急上火,于洪仁帮他研究制订纪律,同时以没收敌伪财产、征集反日捐和收累进税的办法,解决队伍的经济问题。

  李荆璞很愿意跟这个年龄与自己相仿、又比自己老练、稳重的副队长唠嗑,特别长见识。可看到于洪仁和队员在一起,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唠得那么热乎,心头就犯嘀咕了。有些人也往他耳朵里吹风,说副队长背地里总和些人捅捅咕咕的,肯定是没安好心眼子。他嘴上说副队长不是那路人,心里也想人心隔肚皮,不能不防呀。倘若真的把“平南洋”的姓氏变了,或把一些人拉走了,那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

  就问:你背着俺捅咕些什么?

  背着你?还捅咕?于洪仁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明人不做暗事,你好好访访,看看俺到底“捅咕”些啥。

  李荆璞性情爽直,说话、办事从来当面锣、对面鼓,真就把一些人找来问是怎么回事儿,问了几个就不好意思再问了。

  李荆璞知道宁安有共产党,后来知道于洪仁就是共产党。于洪仁也给他讲讲党的知识,有意引导他。李荆璞觉得这个党挺好,就想入党。于洪仁说:入党得有三个条件,一是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二要坚决反日到底,三要把队伍交给党,个人群众化。

  李荆璞说:头两条行,这后一条俺不干。

  于洪仁有些诧异,随即想到是没理解这一条的意思:这后一条并不是让你离开队伍,也不是让你当个士兵,你还是队长,领导这支队伍,但要听党的话,要官兵平等。每个党员都要听从党的指挥,共产党的队伍要官兵一致,这些话过去不是跟你讲过吗?

  李荆璞不好意思地笑了,继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正是贯彻执行“北方会议”路线时期,绥宁中心县委认为于洪仁在“平南洋队”搞“上层勾结”,不同意李荆璞入党。于洪仁据理力争,几经周折,1933年5月5日李荆璞入党。而于洪仁直至牺牲,还戴着“上层勾结”的帽子。

  笔者在宁安听过李荆璞回忆抗联的讲话录音,十多盘老式录音带,市党史办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录制的。老将军说没有于洪仁,就不会有他的今天。谈到下面的内容时,声音不时哽咽。

  1933年冬,部队在后来改名为“平日坡”的天桥岭整顿两个月,主要是废除枪马私有的“挑片子”分配制度,枪马弹药一律归公,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废止肉刑、体罚等等。

  李荆璞带头发言:从今儿个起,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了,不姓“平南洋”了,不是谁的私家队了。咱们反日救国,流血牺牲,是尽咱中国人的本分、义务,不能一边反日,一边发财。俺李荆璞乐意起这个头,也希望大家伙儿实心实意走这条道。

  从“平南洋队”到“工农义务队”,不是改换个名称,而是从山林队到比较纯粹的抗日武装的一种质的飞跃。这一步能够迈出去,首领即一把手的态度,还有权威,是举足轻重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洪仁一手操办的对“平南洋队”的这种改造,不光在吉东,就是在南北满也是较早的,也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在这里没什么油水可捞了。当晚就有人离队出走当胡子了,之后零星的也有。

  1934年5月下旬,先是9队在队头带领下叛出,不久11队也拉走当了胡子。1、3、5、7、9、11共6个队,1/3叛走了,一些人还在暗中活动,酝酿更大的阴谋。

  这是一次大手术,一刀下去,一些人的发财梦就破灭了。各地党对山林队的改造,几乎都是在这一步卡壳、失败的。派到队中的党员,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杀掉了。这种震荡在工农义务队也是空前的,而且叛乱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却未引起足够的警觉。

  8月21日,部队在宁安县大唐头沟活动。大热的天,官兵在屋里、树荫下刚吃过午饭,正是比较闲散的时候,叛徒们一齐动手,把枪口对准了他们想对准的人。用当年的东北话讲,是把枪给这些人“支上了”,然后就开始缴械。

  于洪仁和李荆璞在老乡家唠嗑,几个叛徒闯进来时,李荆璞坐在炕沿上,枪口对上,枪就被缴了。于洪仁坐在窗台上,一时间难以近前,于洪仁伸手去腰间掏枪,叛徒的枪响了。

  叛徒们软硬兼施,逼着李荆璞跟他们走,重树“平南洋队”大旗,给他们当首领。李荆璞坚决不从。工农义务队中有不少当初和李荆璞一道滚打出来的生死弟兄,有的赞同叛走当胡子,但要杀掉李荆璞,这些人又会反了。于是,就把李荆璞放了。

  李荆璞抱住血葫芦似的于洪仁,恸哭失声。

  当时,正值被抗联老人称为“‘北方会议’路线回潮”的高潮,省委代表坐镇宁安反“右倾”。周保中、李范五、于洪仁等都在“右倾”之列。周保中是“勾结”“反动军官”,李范五是“勾结”地主富农,于洪仁是“勾结”胡子头。被他们“勾结”入党的人,已经或正在面临被清除出党的命运。

  李范五在回忆录中说:“同盟军的政治部主任胡仁对我说,工农义务队里的部分头头也是终日人心惶惶。因为他们有的是在‘平南洋’打起旗号之后,被李荆璞收编的杂牌武装,有的当过土匪,他们担心被打成‘上层勾结’的典型。”

  出了这等乱子,反“右倾”不得不暂停、低落一阵子。于洪仁的鲜血迟滞了党内反“右倾”的进程。可待集中精力把工农义务队恢复得差不多了时,还得继续掀高潮呀。

  而直到牺牲还戴着“上层勾结”帽子的于洪仁,甚至被视为“上层勾结”的牺牲品。

  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

  傅显明,满族,1900年生于双城县,七岁丧母,十二岁亡父,跟着哥嫂种地。十六岁流落到宁安,在县城鞋铺打杂,又当兵,当巡警,“九一八”事变后拉队伍抗日,参加救国军,任连长。救国军失败后,报字“占中华”,率150余人活动在宁安东南山一带。吴义成、周保中重组救国军,被编为14旅1团,转战吉东、东满。之后,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为2师师长兼4团团长。

  没文化,有头脑,又勇敢。据说第一次战斗,看到有人伤了亡了,不少人就蒙了。用那时的东北话讲,叫“麻爪了”。庄稼人,哪见过这种场面呀?傅显明第一个冲了上去,一些人就跟着往上冲。很快地,那些“麻爪”的也“嗷嗷”叫着冲锋陷阵了。

  在宁安、东宁和东满一些地区,提起“傅团”,人们都跷大拇指,有的两个字“能打”,有的3个字“不怕死”。

  1934年春,在宁安风水山和团山子,“傅团”打死10多个鬼子。

  1935年冬反“讨伐”中,在团山子,傅显明率50多人与百余鬼子激战,又打死10多个。

  傅显明牺牲,前面说了,主要原因是地理环境不熟悉,被敌包围、追击。胸中数弹,血流不止,仍大呼“冲!冲出去!”

  李文彬率森林警察大队起义后,被改编为5军警卫旅,下编两个团。李文彬任旅长,张镇华为政治部主任,原森警大队2小队长蒋继昌为参谋长,1小队长费广兆为1团团长,3小队长张成地为2团团长。

  傅显明呱呱坠地就饥寒交迫,张成地来到这个世界就吃香的喝辣的。他家是刁翎有名的大粮户,同样出名的是他的豪爽,仗义疏财。他家总养些吃闲饭的人,要饭的,落难的,失去劳动能力的,像开着免费饭店、旅店似的,都知道张大财东家心善呀。

  “九一八”事变后,张成地倾家荡产支援抗战,并参加李杜的自卫军,失败后回家隐居。成立伪森警大队,当局指定刁翎出多少壮丁,并要有一名绅士充任小队长。没人说张成地当这个队长,就是要抓枪杆子打鬼子,但他在哗变过程中表现得最突出,却是无疑的。

  周保中亲自指挥这支新军向下江转移,日寇则恨不得一口吞了这支“叛军”。“日满协和始于军队”,这是“满洲国”的一个口号。六年了,不断整肃,加强“指导”,在一些侵略者的心目中,伪军应该“协和”得差不多了。没想到七七事变后,立即给个眼罩戴,一时间哗变成了个小高潮。倘能把这支“叛军”灭了,也算抓个典型,杀一儆百了。

  空中飞机跟踪侦察,地面骑兵、步兵追击、截击。警卫旅进入富锦县后,被敌人半围在安邦河附近的一座山上,张成地带一个班掩护部队渡河。他从小就喜欢玩枪,匣子枪一只手端不动,就两手握着打。许多神枪手是用子弹“喂”出来的,张家的子弹像黄澄澄的大豆一样多,更兼精灵、有悟性,练得左右开弓,百发百中。这一刻,他怀抱一挺捷克式,在树丛中游动着,一个点射,再一个点射。看着大部队过河了,再掩护全班撤退。

  9月下旬,在宝清县兴隆镇南与敌遭遇,张成地中弹牺牲。

  他曾对政委赵永新说: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

  张成地和傅显明,都是参加5军不久就入党的。

  1936年4月10日,《中共吉东省委、宁安县委、第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优秀忠实的干部不断的牺牲,群众斗争中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1936年(无月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珠河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珠河在一九三五年牺牲了很多的干部,地方的党团县委数人外,中下级干部很多,而军队上,除了二团团长被捕,二团当时坍台以外,下级军事干部阵亡的也不少。而这次听老王说司令部在下江的干部牺牲甚多,目前连写字的人都找不出来。

  各军基本如此,只是比起牺牲最多的时候,还差远了。

  1933年8月,刚由穆棱县委书记调任宁安反日会长的李范五,来到只有4户人家的红地盘小牡丹屯。人们正在平整场院,为秋收作准备,他也跟着干。都是朝鲜(族)人,他边干活边跟他们学朝鲜话,就听背后有人用汉话道:说得不错,有点儿朝鲜味儿。

  这是个高个、块头也挺大的老农,黑黝黝的脸盘,嘴巴上胡子拉碴的,衣裤上好多补丁,脚上穿着一双两个丫把的“水袜子”(一种底面都挺薄的胶鞋)。

  见李范五有些发愣,姜信泰的姐姐姜信爱赶紧介绍:这是朱县委。

  李范五早就听说过宁安县委书记朱守一,而且知道很快就要接朱守一的班了,没想到这位从衣着到面相一时都难以端详出多大年纪的“老农”就是。

  朱守一,原名周子岐,奉天人,比李范五大七岁,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是个资本家,开着一家规模挺大的罐头厂。“九一八”事变后,扔了工厂,抛妻离子,参加抗战。从奉天到哈尔滨,再到宁安,做地下工作,组织过抗日武装。向李范五介绍宁安地区情况,谈到给游击队筹备给养多么困难时,叹口气道:早知这样,当初把工厂卖了,带着钞票来就好了。

  李范五在回忆录《燕山黑水风云录》中写道:

  我们走出小牡丹屯,我问他,从这到三区要走多少路?他说,不远,过个山包,下个岭就到了。听他的口气,就像吃完晚饭在庭院里溜一圈那样轻巧。这一天我们走了八十多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而他却很轻松,仿佛不是为了将就我,再有八十里也不够他走的。一个过去车接车送的资本家,几年以后变成一个铁脚板的爬山虎,这该是多么大的变化!从过去的锦衣玉食,一掷千金的生活,而变成今天食淡衣粗的苦日子,是什么力量使他发生如此巨变?

  第一次在老乡家吃饭,李范五要洗手,正洗着,看到那条锅铁色的毛巾,这饭还怎么吃呀?第一次住大车店,推开门那股脚丫子味儿,差点儿把他顶出来。再看那油乎乎的被头,心头翻江倒海般,还是一个字“呕”。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大学生,自踏上这条路后,要经历的“第一次”实在太多太多了。

  汤原县原教育局长刘铁石,参加游击队后上山的第一顿饭,好歹吃了两口,又都吐了。他怎么能咽得下那种饭呀?游击队派人下山给他弄饭,中了埋伏,一死一伤。

  不久,朱守一就到密山县担任游击队长了。临走,他对李范五说:大个子,过得惯吗?等赶走日本子,俺请你到奉天家里做客,让俺老婆好好做几样“好嚼裹儿”,咱哥俩好好解解馋。

  第二年端午节那天,在一场遭遇战中,朱守一牺牲了。

  1936年2月,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奉命过界去苏联,途中在密山县哈达山口,特意让交通员老戴头领他去看了朱守一的坟。拨开没顶的枯蒿和榛柴棵子,没膝深的雪地上,隆起一个膝盖高的雪包。松涛阵阵,他仿佛看到朱守一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关切地道:大个子,过得惯吗?

  驻足良久,李范五环视周围山势地貌特征,对老交通员说:咱俩不管谁能活到胜利那天,一定要在这坟前立块碑。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