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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第二十三章 抗联“闺秀”

  饶河县位于吉林省(今属黑龙江省)东北部,南邻虎林,西接宝清、富锦,北靠同江、抚远,西南为完达山脉,东与苏联隔条乌苏里江,多属未开发的山林地带。居民种地、渔猎,农闲时节许多人越界背私货卖,前面说了叫“背背”。冬天乌苏里江封冻,往来如履平地,通晓俄语的人很多,重量单位也不是斤,而是普特,1普特为30斤。抗联7军就是在这一带发展起来的。

  1935年11月21日,《中共饶河县委书记关于饶河工作情况的谈话记录》中说:

  饶河是山林地带,人口是非常散漫的。共分四区,一、二区是日本统治区,三、四区是山林队与游击队的活动区,人口总共大约有三万以上。目前在一区的人最多,占总人口三分之一,二区占四分之一,三、四区人最少,大约只有两千多人。因日本强迫人民搬入二、一区,如不撤,就屠杀和烧房子,所以在去年七、八月间从三、四区撤走了很多,大多数搬往一、二区,有一部分搬往山外,如富锦、依兰等地。全饶韩人要占十分之二,其余是中国人,韩人大多数是从苏联这方面跑过去(似应为“来”——笔者)的,大多数种稻,每家种的地并不多,平均不过两垧多地,其中没有大地主和商人,他们除种地外,有部分人还做私商的勾当,当雇农的也极少。中国人大多数是山东人,都是跑腿的,住家的很少。

  像东满及磐石、珠河、汤原等地一样,领导饶河、虎林、宝清、富锦、绥滨、同江、抚远等县党组织的饶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最初也几乎都是朝鲜(族)人。

  离休前为辽宁省轻工厅副厅长的单立志老人,1911年生于奉天省安东县单家堡子,1929年逃荒到虎林县四方林子相好窝棚,1935年参加反日会,1936年入党,1937年参加7军。1997年在沈阳采访时,中等个头、一头白发的老人,除腿脚不像常人那样利索外,头不昏,眼不花,思维敏捷。

  老人说:

  1935年刚开春,四方林子来了几个朝鲜族人,还有个女的,磕磕巴巴地说着汉话,听着那个费劲呀,宣传反日救国。那时朝鲜族人“打腰”(吃得开),是二等公民,人家都能拎着脑袋打日本,咱还有什么说的?

  我们家刚到四方林子时,受人欺负,警察也来“勒大脖子”——“勒大脖子”就是卡油、索贿。和我们同样遭遇的一些人,都是“般当般儿”(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就拜把子成了生死弟兄,共是8个,我排行老六。后来听说入了“在家礼”,走遍天下没人敢欺负,又都成了“家礼”人。这回反日,我先想到这些人。那时常去我家的是徐凤山和毕玉民,徐凤山是中心县委书记兼反日会长,毕玉民是虎林区委委员。毕玉民说行,徐凤山还磕磕巴巴讲些道理,说只要反日就行。

  那时虎林乡下,几十里地难见人家,两三户叫个屯子。我们家住在山边子,山里山外,就成县委的联络点和物资、情报转送站。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给游击队筹粮送粮送情报。情报大都是敌人出来“讨伐”了,城里地下党派人送到我们那儿,不管刮风下雨,连宿大夜再往山里送。往北送最难,200多里沼泽地,老百姓叫“水洼子”,进出有固定路线,黑灯瞎火走偏了,陷进去就完了。一片汪洋中有些高地场,像小岛似的,长满树林,叫“疙瘩林子”,有几户人家,打鱼种地。后来规定暗号,用火把晃几圈,有手电明灭几下,对面的疙瘩林子回敬几下,一个个疙瘩林子就接力似的传过去了。

  1937年初“挑国兵”,“国兵”就是伪军。四方林子一带10多个反日会员,被保长通知去县城检查身体。这可怎么办呀?正巧徐凤山来了,一商量,决定上队。上队让敌人知道了,家里就遭殃了。就约定个日子,7军来队伍,假装胡子绑票,把人带走。我串联了10个人,有个人父母死活不让走,“抓”走9个,其中包括我和我的弟弟单有志。

  饶河游击队最初叫“特务队”,是1932年10月成立的,只有6个人和1支手枪。像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一样,特务队的首要任务也是夺枪,也一样侵犯地主大户利益,一样受挫,受挫后一样奋起。

  这时,能够左右虎林、饶河地区局势的,是高玉山为总司令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其1旅参谋长王卿,原是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特别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被通缉,闯关东逃到虎林,与高玉山相识。此人才学出众,颇受高玉山器重,旅长孙宝鼎对他言听计从。1933年5月,救国军占领饶河,王卿见到街头反日会贴的标语,意识到这里有共产党活动,便建议将狱中党员和反日群众释放,允许反日会公开活动。

  抓住这个契机,饶河党活跃起来,游击队改编为救国军1旅特务营。

  救国军鱼目混珠,一些头目被吃过大户,与共产党有仇,捕杀党员和反日会员。而绕河游击队自成立之日起,就被诬为“高丽胡子”、“日本走狗”,处境艰难,依附救国军自然有利于生存、发展。高玉山是个深明大义的爱国者,又有王卿从中斡旋,完全可以通过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曾坚决主张与救国军联合抗战的中心县委,决定以血还血。几次武装冲突,许多队员和反日群众被杀害。反动分子乘机煽动,要缴特务营的械,幸被高玉山制止。他说:高丽人反日有什么错?咱们是国民救国军,无论哪个民族,只要反日就是朋友。

  1934年初,日军大举进攻虎饶地区,救国军溃败,高玉山过界去苏联,投降派准备将特务营缴械,作投敌的见面礼。王卿赶紧通知特务营转移,使这支队伍再次脱离险境。

  之后,改称“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大队”的游击队,避敌锋芒,利用人熟地利,伏击日伪军,攻袭民团、警察署。6月3日,大队长张文偕和参谋长崔石泉率队分头攻打暴马顶子、大别拉坑,将其占领。暴马顶子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游击队即在此建立根据地,在虎饶地区一枝独秀。

  1935年9月18日,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编入4军,为4团,半年后改编为2师。1936年11月,根据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交通局负责人指示,2师脱离4军,编为7军。全军700余人,其中基干队400多人。

  饶河游击队成立后,不但不抢不夺,还帮老百姓挑水、推碾拉磨、铲地拔草。老百姓送来只猪,一定得收钱,不收钱就要给赶回去。1936年春北进同江、富锦开辟新区,所到之处,群众称之为“大姑娘队”。

  文明守纪的“大姑娘队”骁勇善战,比较典型的是新兴洞战斗。

  1935年9月,已编为4军4团的“大姑娘队”挺进抚远途中,行踪被敌人探知,即调集日伪军准备围歼4团。26日上午,部队在乌苏里江边的新兴洞休息,30多伪军来攻。刚把敌人打退,驻饶河日本守备队80多人,又乘汽船赶到了。

  新兴洞40多户人家分为前后屯,前屯靠江,后屯依山。不大的山上长满杂树,除东南坡下有片坟地外,接着都是平坦的草甸子。副团长朴振宇将部队部署妥当后,下令:俺的枪不响,谁也不许开火。

  双方兵力相当,敌人火力优势。3挺重机枪和几挺轻机枪,打得林子里枝叶纷飞。官兵们趴伏在树后,或是地势坑里,待敌人进至百来米时一阵急射,将敌人打了下去。草甸子里除了塔头墩子,没有任何隐蔽物,稍一露头就有子弹飞来,而且专打鬼子。敌人受不了,向东南方向迂回攻击。4连官兵早已等在那里,先将敌人击退,再以神枪手将赖在坟地里的鬼子打死几个后,其余的也就逃命去了。

  东北抗联有两首《四季游击歌》,其中一首的《雪地游击》歌词是这样的:

  雪地游击,

  我们有特长。

  穿踏板,扶长杆,

  不用喂草粮。

  登高岭,走洼甸,

  步履比马快。

  赶走日本强盗者,

  功垂霄壤。

  无论词作者是谁,这支歌唱的都只能是7军。

  东北抗联的第一支滑雪队,是饶河游击队1934年冬创建的,时称“板子队”。

  据说,这是受到一些反日山林队的启发。像后面将要写到的7军3师8团团长王贵祥,当初报号“君子人”时,许多人就会滑雪。而山林队又是跟猎人学的。据笔者所知,虎饶地区的一些猎人,极可能是中国最早使用滑雪板这种交通工具的人。

  自力更生,做了80副滑雪板,再选80个年轻力壮的队员,饶河县大叶子沟两公里多长的沟趟子,就成了滑雪训练场。开头,穿上踏雪板就控制不住了,仰面朝天的,头拱地的,一路翻滚的。速度太快,有个队员撞到树上,是两腿骑上去的,当时就活活劈死了。

  没有泄气的。因为谁都明白,这东西是太适合冬季游击了。他们知道需要付出代价,不然代价会更大。

  经过个把月苦练,正是“登高岭,走洼甸,步履比马快”,一个个都成了雪上飞。

  11月中旬,日伪兵分几路,以暴马顶子为主要目标进行冬季大“讨伐”。大队长李学福和政治部主任崔石泉,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以小部队伏击、偷袭,寻机歼敌,打了就跑。“板子队”快呀,只见一溜雪烟,人就没影了。

  1935年1月中旬,敌人又从佳木斯等地调来800多日伪军。李学福看准火候,调集主力,在大旺砬子设伏。29日,300多敌人进入伏击圈,两侧弹雨齐下,打得沟底雪烟四溅,雪白血红。敌人不能支持,刚要逃跑,“板子队”已经出击。此战后,敌人也开始组建“板子队”。可这一刻,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板子队”已经到了跟前,被冲得七零八落。骑兵快,有的逃出射程了,觉得没事了,一溜溜雪烟就追上来了,甚至抢到前面去了。

  战至天黑,游击队伤亡5人,毙伤敌百余。当夜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被打乱冲散的敌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北,许多在山里冻死、冻伤。

  首战大捷,“板子队”威名大振。

  第二仗是半个多月后,“板子队”30多人,在四合顶子伏击伪军。一阵排子枪响过,即发起冲击,40多个敌人无一漏网,“板子队”无一伤亡。

  大雪飘飘的冬季,是最难游击的时日。而从饶河游击队到7军,自1934年有了“板子队”后,便在那莽莽雪野中往来如飞,如虎添翼。

  像2军一样,7军能造被称为“炸弹”的手榴弹,只是产量比2军少。不过,配以“板子队”,急袭、偷袭,投出去,打了就跑,显然比枪更有优势,威力也大。

  1938年7月7日,《周保中给李文彬、景乐亭、刘廷仲各同志信》中说:“预选踏板木材,以便必要时制作踏板,练习穿踏板。”

  1939年12月20日,《张寿篯关于目前形势和战斗任务给各独立部队的信》中写道:“山林游击部队,铁路电线破坏队,即刻学习塌板术。”

  游击战的要素,是灵活机动,敌明我暗。冬天大雪覆地,草木枯萎,隐蔽性、机动性都大大降低。难以藏身就难以游击,被敌发现自然也难以脱身。可饶河游击队的“板子队”,就像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偷袭敌人,打了就跑,一溜烟就没影了,莽莽雪野上只留下一道道板痕,汽车、马队都休想追得上。

  速度可以解决战争中许多传统的难题。而在某种意义上,东北抗联难熬的漫长冬季,对于这支“板子队”来说,那冰雪世界就像鱼儿的大海,滑雪板则是冰天雪地中的风火轮。

  像轻机枪成了抗联的宝贝一样,任何见识、听闻了7军“板子队”的人,都能明了这东西是抗联抗战杀敌的宝物、利器。可7军偏居饶河一隅,用周保中的话讲“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中的‘闺秀’。他们的情形,我们异常隔膜,不知道”。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除7军外,没有提及“板子队”的。

  抗联真正组织滑雪训练,是在过界去苏联成立教导旅之后——这时,苏联红军早已在苏芬战争中,吃尽了芬兰军队滑雪队的苦头。

  从饶河特务队队长、饶河农工义勇军队长,到7军参谋长、代理军长、2路军总参谋长,毫无疑义,崔石泉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于这位后来的朝鲜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前面第2章中曾写过几笔。

  这位坚忍不拔的职业革命家,金日成眼里“武官型的大汉”,1900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农家,中学时代组织反日学生运动,被捕入狱两年。1923年流亡中国,先在上海南华学校学习,又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7期步兵科。1925年曾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5期6区队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为黄埔军校特务营2连连长,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辗转来到东北。

  1963年6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崔庸健访华来到东北,感慨万千,说我青年时代最美好的时期,是在北满的山沟里度过的。

  那时化名金治刚的崔石泉,和与他在黄埔军校同年入党的张仁秋,以及几十年后李在德记得的、不记得的十几个人,是最早在这一地区基层开拓、奋斗的共产党人。在崔石泉的领导、组织下,梧桐河、格金河、鸭蛋河、鹤岗、太平川、七马架、大古洞、小古洞、西北河等地,陆续建立了党组织,1926年成立了汤原县委。汤原中心县委的前两任书记,都是这一时期发展的党员。至于少先队(儿童团)、妇女团、青年会、农民同盟等群众组织就更多了,并建立了最早的武装组织——赤卫队。

  事变前,崔石泉即在梧桐河模范学校举办3期军政干部训练班,每期3个月,50人左右。事变后又在勃利县小城子举办军政讲习所,在饶河县三义屯办军政训练班。学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这些人大都成了汤原、饶河两个中心县委和6军、7军的骨干,许多人为师团级干部。

  这是个点燃火种的人,是为6军、7军夯下基石的人。

  像已经写过和行将写到的许多人一样,关于崔石泉指挥和参与指挥的战斗,不能一一写到,这里只说说西风嘴子伏击战。

  1938年9月26日晚上掌灯时分,军部接到一份情报,有个日本高级官员由抚远乘船沿乌苏里江、挠力河,到小佳河视察“集团部落”。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日军少将日野武雄,只说是个很大的官。这小子参加过日俄战争,官至骑兵大尉。“九一八”事变后来到东北,曾在磐石、伊通、敦化等地“讨伐”抗日武装,4个月前刚提升为少将。小佳河距7军中心根据地暴马顶子不到20公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去那里视察“集团部落”,不无冒险,也能见出这小子的狂妄、死硬。

  这时军部驻在老鹰沟,只有警卫人员和少年连50多人。代理军长崔石泉倾其所有,连夜赶出20多公里,天快亮时到了西风嘴子,日野武雄乘坐的汽艇已向上游开过去了。有来就有回,当即下令构筑工事等着。

  西风嘴子是挠力河下游的一个小山包,北边山脚插入河中,故称“嘴子”,阵地就设在那里。秋高气爽,山林染黄,枫叶火红,河水清亮,河面不到百米宽窄,突出的嘴子扼住河道,是绝佳的伏击阵地。

  10点钟左右,上游传来突突的马达声,汽艇的轮廓越来越大,甲板上的人形越来越清晰。日野武雄用望远镜向嘴子瞭望着,嘴里还说着什么。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在树丛中移动着,隐约可见鬼子的“鼻涕胡”了,发令枪响了。

  第一排子弹飞过去,日野武雄身中数弹,身边的几个随从全倒下了。机枪手未及开火就被击毙,驾驶员也被打死,失控的汽艇撞向对岸搁浅了。鬼子挺顽强,少有躲在船舱里装熊的。正好,出来一个完蛋一个,39个敌人都成了活靶子。

  硝烟和汽油味儿在河面上飘散,除了水声,什么声响都没了。会日语的喊了几声“缴枪不杀”,戳在岸边的汽艇一动不动,一片死寂。两个战士划条小船过去,里外搜了个遍,大声道:没喘气儿的了,搬“好贺儿”吧。

  7军第一任军长是陈荣久。

  陈荣久,曾化名王福东、刘长发,1904年生于宁安县东京城三家子村雇农之家,念过两年书。“九一八”事变时,正在东北军21混成旅骑兵2营7连当兵。日军侵入吉东后,连长要投降,这怎么行?陈荣久和几个弟兄一商量,去连部将连长缴械,宣布抗日,即被大家推举为连长。王德林举义后,陈荣久率连加入救国军,在穆棱、海林、宁安等地作战。救国军失败后,又投奔李延禄的救国游击军,任军部副官,随军转战宁安、密山。

  1934年春,李延禄进关期间,陈荣久负责4军政治工作。同年7月,党组织派他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到饶河组建7军,任军长兼1师师长。

  1937年3月6日,陈荣久率150多人到饶河西北部的天津班,准备召集几支山林队的首领开会。军部秘书罗英原是4军政治部主任,被捕叛变,又混入7军,自告奋勇给山林队送信。伪县公署参事官大穗久雄接到密报,即带300多日伪军,乘马拉爬犁赶往天津班。

  下午1点左右,战斗在屏岭山打响。

  陈荣久将部队部署在3个山头上。山不高,也不陡,只是东荒3月积雪依然很厚。伪军不肯玩命,稍有伤亡就趴下不动。鬼子抓着树枝子往上爬,雪没膝深,上面有层冰样的雪壳子,踏碎了再拔脚就格外吃力。没踏碎就战战兢兢的,稍不留神就是个狗吃屎。树枝断了,或是没抓住,那人就滚滑下去了,被树拦挡住了,也得哼唧一阵子才能爬起来。

  陈荣久肩部负伤,仍然指挥战斗,并亲自掌握机枪班,阻击威胁最大的敌人。

  战斗持续了3个多小时,鬼子伤亡很大。在这种地势攻山头,是很难得手的,除非炮弹把山头犁个遍。而在大穗久雄也成了枪下鬼后,敌人的进攻就停止了。就在这时,伪警察大队长苑福堂带着200多伪军,从屏岭山背后攻上来了。

  苑福堂是饶河县出了名的铁杆汉奸。这个败类原来盘踞在暴马顶子,被游击队一顿胖揍,老巢也成了游击队、7军的根据地。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这小子在“讨伐”中更加卖力,也颇收罗些有奶便是娘的亡命徒。

  腹背受敌,陈荣久指挥部队顽强阻击到天黑,下令突围。他亲自带人断后,中弹牺牲。

  陈荣久牺牲,由参谋长崔石泉代理军长,年底2师师长李学福担任军长。因他患病,半身不遂,需要到苏联治疗,仍由崔石泉代理军长。

  李学福原名李学万,朝鲜族,1901年生于延吉县山菜沟老虎山屯,1915年迁居饶河县大佳河,又搬到三义屯,读过几年书后辍学务农。性格豪爽、沉稳,乐于助人,处事公道,又有一口流利的汉话,当了屯长。他曾从饶河电报局长那里要来大别拉坑的百多垧荒地,自己只留4垧,其余分给穷人,不收租税。

  单立志老人说,李学福大高个,挺壮实,圆脸盘,和和气气的一个人。可见到朝鲜族人自顾自在一块唠得热闹,就黑下脸来批评,说中朝同志要团结一心打日本子,都像你们这样扎堆,不是没隔也有隔了吗?越是唠不到一块去,越要往一块唠,这样才能尽快唠到一块去。

  由于语言、文化风俗的差异,不同地域、民族的人凑到一起,形成不同的人际圈是自然的,产生误会也是难免的。开头汉族队员少,难扎堆,孤零零的没意思,有的就离队了。战场上下达命令,一部分人听不懂,“撤退”听成“冲锋”,“冲锋”当做“撤退”。打了胜仗没什么,当个笑话乐一阵子,打了败仗就可能猜疑、埋怨,惹出麻烦。东满和汤原反“民生团”,这也是原因之一。

  从大队长、师长到军长,李学福始终强调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汉语,并将其作为一项战斗任务。指挥员连最基本的指挥用语都不会,战场上也得通过翻译,能不误事吗?更不用说抗联经常是小部队活动,有时还要单独执行任务了。在抗联这支方方面面都极其特殊的队伍中,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生活技能,还是战斗力。

  在东满2军,军长王德泰则强调汉族官兵要学习朝鲜族语言文字,并身体力行。

  1933年夏,驻饶河救国军4旅12团,将饶河县反日会长李学福逮捕。押赴城外枪毙,途中瞅准机会,他一头将个押解士兵撞倒,大喊快跑。有的钻林子,有的跳进河里,“乒乒乓乓”的枪声中,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负伤又被捉住,十几个人只跑掉几个。李学福狂奔到个池塘边,跳下去,头顶水草蹲在水里,得以脱身。

  自担任大队长后,四年间大小几十仗,像陈荣久一样,这是个身先士卒的人。多少次死神擦肩而过,正值壮丽年华的身躯,却被严重的半身不遂撂倒了,1938年8月8日在苏联去世。

  陈荣久牺牲,李学福继任,是在下江特委扩大会议上选举的。

  之前为3师师长的第三任军长景乐亭,也是选举的。

  景乐亭,山东章丘县人,1903年生于何种人家,何时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前何时参加东北军,任何职务,均不详。后来参加高玉山的民众救国军,为1旅1营营长。

  入伍就在3师,曾在师部警卫连任排长、党支部书记的单立志老人说,景乐亭中等个,不胖不瘦,圆脸尖下颏。这人抗日不含糊,打仗有一套,能打胜就打,不能打就走,机灵,战场上不弯腰,带3师、7军打了不少好仗。像我参军不久就参加的二道林子战斗,消灭100多敌人。

  关于景乐亭的资料留存甚少,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关于抗联的书籍或发表的文章中,也几乎见不到这位7军军长的名字。因为他在1940年3月27日被处死,罪名是“困难时期动摇企图投敌、在内部结成反革命小团体”。

  1936年春,崔石泉和4团副团长姜尚平率队北上富锦、同江,在所到之处被群众称之为“大姑娘队”的同时,“内部问题”渐呈表面化。

  姜尚平为“安邦队”首领,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此人作战勇敢,毛病也大,乱花钱,缴获钱财揣腰包。崔石泉和几位连长提出批评,他把3连长邴升臣抓起来,说邴连长是老高丽的走狗,要先打老高丽,再打日本子。

  饶河游击队是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诞生的。剔除干部牺牲的因素,7军中高级干部变换是各军中最频繁的,其中就包含一种宗派、团体的权力斗争,特别是统战部队增多之后。

  郑鲁岩,山东省日照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李杜的自卫军,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1936年任4军2师师长。2师改编为7军,陈荣久当军长,郑鲁岩即消极怠工。下江特委书记朴元彬去海参崴交通局汇报工作,指定他代理特委书记,他派军部副官王殿甲去山林队做统战工作。王殿甲是他的磕头弟兄,只向他汇报工作。1937年2月,郑鲁岩到虎林收编山林队,临行前在军部讲话,说他要成立个11军,跟7军竞赛。

  原2师5团团长邹其昌,到虎头另立山头,成立“暂编1师”,反对7军。原2师7团团长贾瑞福,发表声明当胡子,全团只剩下5个人。

  内部如此,外部环境自然恶化。原来团结在7军周围的山林队,有的不听调动,有的离去了。叛徒罗英和混入7军的奸细,乘机大肆活动。天津班战斗后,罗英干脆准备夺权。

  让陈荣久当军长,应该不无对这种内部纷争的考虑。在苏联学习两年回来,跟这些人没什么瓜葛、矛盾,同时不利因素也相当明显。不熟悉情况,独力难支,也就困难多多。虽然枪毙几个奸细,并不能挽回局面。

  1937年2月18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陈荣久给××同志的信》中说:

  我们抗日联军处在极端孤立和危险的状态。我们认为:最近没得到我们上级机关的极力帮助的话,那么,下江一带的革命军没有进步的希望了。

  从游击队到抗联,各军无不受到“北方会议”、“1·26”指示信,以及后面将要写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的影响,各自经历的坎坷、磨难也各有不同。即便像饶河游击队这样,开头几乎清一色朝鲜(族)人的队伍,由于地域、领导人的差异,也各不相同。而由4军2师改编的7军,与4军的差异就更大了,却也同样到了不整顿不行的时候了。

  1937年12月初,周保中在宝清县大叶子沟密营整顿完4军,月底又以吉东特委代表身份来到饶河县十八垧地,召开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着手整顿7军。

  会议开了5天,通过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决定改选下江特委,改选了7军党委执委,并改选了7军领导。由李学福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兼代理军长,郑鲁岩为政治部主任,同时调换了一批师团干部。

  4军整顿相当成功,7军则不然。因为4军的问题比较单纯,偏居饶河一隅的7军这个“闺秀”,原本就鲜为人知,问题也就复杂得多。更重要的是原来的帮派体系仍然存在,这种体系原本就是难以消除的,除非在军与军之间进行干部调换。而且郑鲁岩当了政治部主任,会议决议取消军事干部的专权,无形中又增大了他的权限,这个模样文质彬彬的人,就要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了。

  1939年4月9日,《中共吉东省委三人团对抗联七军党特委的工作检查》中说:

  目前成为七军最大障碍者,厥为干部中间的意见分歧。有些同志仍保存着个人之成见,骄纵、散漫、私便、消沉,在工作上不发生联系,互相猜疑、嫉恨,以怨报怨,脱离组织原则,忘掉了工作上的利害,应一律肃清之!

  单立志老人说,徐凤山是1939年6月被郑鲁岩下令杀害的。一位上个世纪80年代去世的老人,奉命执行,他不干,被批评,流着眼泪执行的,回来后大哭一场。

  曾任饶河中心县委书记、当时为7军经济部长、2路军总部交通站虎饶站主任的徐凤山,罪名是“民生团”。

  与东满、汤原不同的是,7军并未掀起大规模的反“民生团”运动,而且被杀害的还有汉族人,比如景乐亭、毕玉民、王贵祥等等。

  这叫“内部处理”。

  毕玉民,1909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中学毕业,1931年在虎林县吉祥镇入党,先后任虎林区委委员、县委委员、7军副官长、虎林办事处主任和补充团政委,1938年9月被郑鲁岩指使人杀害,罪名是“与七军对立和不服从领导搞分裂”。

  离休前为辽宁省盖州市农业机械厂党委副书记的王云庆老人,除了抗战打鬼子,这辈子基本就是跟拖拉机打交道了。包括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拖拉机操作、维修人员,都是他的徒弟。老人1.75米以上个头,头发斑白,满脸皱纹,朴实、文雅,用放大镜看完我的文职干部证,说:你想了解抗联的事吧?找我采访的人,没别的事。

  老人1923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还不记事时一家人闯关东,来到虎林县义和乡同和村。1935年参加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1938年初给毕玉民当警卫员。

  老人说:

  毕玉民大高个,文化挺高,还会武术,一人来高的墙,跑几步,一按墙头就过去了。这人爽快,有主意,还和气,能逗乐,我给他当半年警卫员,没有愁的时候。现在都叫“警卫员”,那时叫“传令兵”、“勤务兵”,还有叫“护兵”的。他走到哪我跟着,倒是他经常护着我、伺候我。那年我还不到十五岁,长的也小,爷俩似的。

  第一次跟敌人交手,是抓两个朝鲜族特务。那时朝鲜族人两极分化,有的打日本不要命,有的死心塌地当走狗。那时日本人对铁路看得紧,南满我不知道,北满的火车司机几乎都是朝鲜族,信得过呀。那天走到五甲附近,前面过来两个人,他一递眼色,我就知道有情况。我们俩各有一支撸子,揣在兜里,他还有支左轮,撞针坏了,背着,在屁股上拍打着。走到跟前,特务一下子掏出枪对准我们,就伸手去摘那支左轮。我还没反应过来,“当”的一枪,一个特务倒了,另一个的枪到了毕玉民手里。特务拿支左轮扣不响,毕玉民说那个不好使,糊弄人的。一口山东腔,不紧不慢,脸上还笑吟吟的。

  他外出不带我的时候不多,“过苏联”都是独往独来——那时管过界去苏联叫“过苏联”。他去一趟个把月,背个帆布兜子,那时叫“水楞布”,通常背回些药,伤员多呀。有一次不知去哪了,背回大半兜子钱。现在寻思怎么也有上万元,那时买件衬衫才两角多。

  那时我们管伪军叫“满”军,现在也难改口。虎林县“满”军、警察、自卫团,少说有几千,头头脑脑的,毕玉民少有不熟的。游击队、人民军时期和抗联初期,战场上能跟“满”军做生意,卖你子弹。后来不行了,作战消耗多少弹药,战后鬼子还让上交弹壳。归屯后形势恶化,“满”军也随风倒。可毕玉民在虎林县的“满”军中,照样吃得开。部队缺什么,他写个条,去人就取。听说他当过警察,是“在家礼”的,和一些人磕过头。这些我说不准,反正这人神通广大。他被“内部处理”两三个月了,写个条,盖上他的戳,还好使。后来人家知道了,这些关系就断了。

  让我给团长×××(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当警卫员,给他擦枪,这不是毕玉民的枪吗?觉得不对劲,再一想,一个多月没见到这人了。不敢问,就留心听。那时都把我当小孩,一些话不背着我。毕玉民是去军部路上被打死的,从背后开的枪,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个王副官。听说本来没他什么事,可他在现场,怕传出去,就顺便“处理”了。

  补充团有个“中央队”,头子姓刘,是×××(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打死的。还有个“得胜队”,头子姓李,四十多岁,杀毕玉民也有他的份。后来听说也“处理”了。

  李得胜、刘中央有股匪气,野蛮,骂人。毕玉民没一句粗话,讲道理,那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这个人也有毛病,倔,有时抗上。听说李得胜、刘中央打日本也挺厉害,但是到了困难时期,这种人就容易动摇、叛变。可毕玉民怎么可能呀?后来又听说是搞分裂、闹独立。真要这样,不说别的,他还能把那么多钱给抗联花吗?

  8团团长王贵祥,也是山林队出身,报号“君子人”。这人困难时期也跟着咱们,也被“内部处理”了。他的女儿王铁环,和我同年参军,开头都在土顶子密营种地做饭做衣服,那年只有七岁。我寻思她应该是抗联最小的女兵了。1954年我在沈阳当拖拉机站站长,见到她,问她知不知道父亲怎么死的,她说不知道。

  1956年,在北京见到×××(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我说我那时是个战士,不知道上边怎么弄的,你什么都清楚,毕玉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总得有个结论呀?咱们这茬人要是没了,就再也弄不明白了。需要我打证明,我现在就打。他叹口气,说:过去了,拉倒吧。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