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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之完 第三十九章 “官家”

  鸡叫头遍,我的太爷爷就醒了。穿戴整齐,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袋烟,然后把那只乒乓球大小的黄铜烟袋锅子,在脚侧的门墩上吧吧吧敲几下——这就是俺家的“起床号”。

  天色还暗,太爷爷会披衣出去,先给两头牛添点草料,然后就在那辽东大山里亲手开创的那个庄稼院里巡视。这是他一天中难得的闲暇,一颗心也进入遐想,就像那热炕头上的梦一样令人陶醉。天色还早,会被那个梦牵着,坐在房檐下滴水的石阶上,摸黑搓一阵麻绳。天色差不多了,烟袋锅子在窗台上发出的声响,就把一屋子的鼾声打息了。

  南北大炕,中间各有个挺大的长条柜隔断。南面炕头是太爷爷、太奶奶,领着一帮利手利脚的孙子、孙女,隔着长条柜是爷爷、奶奶的“房间”,北炕则由二爷爷和二奶奶、老爷爷和老奶奶各占一半。没有天棚的棚顶上,稍探出炕沿搭着四根杆子,通常是染成红色的宽大的家织粗布,像窗帘、幕布似的从杆子上垂落到炕沿下。东北人叫“幔子”,结婚了就要“挂幔子”。白天拉开,晚上拉上,把各个“房间”封闭起来。

  听到“起床号”,幔子里动作起来。待到拉开幔子,下地出院,一行人身后就升起第一缕炊烟。

  无论地头,还是蚕场,到了那儿,刚巧就是能看得见干活的时光。

  有时队伍中会少个人,太爷爷就回头去找。那人困哪,迷迷糊糊绊个跟头,或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倒下了,呼呼大睡。太爷爷照屁股踢几脚,说没出息的货,睡到啥时是个头?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

  20世纪50年代,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差不多家喻户晓时,被踢得最多的我的老爷爷,说你太爷爷除了没学鸡叫外,跟“周扒皮”也差不多少。

  每月农历十五前后,特别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节,我的祖辈几乎就跟着太阳、月亮连轴转了。

  我不知道在那东边道的碾子沟大山里,我的祖辈种了多少地,放了多少蚕,伐了多少树,又栽了多少树,却知道三个挺漂亮的奶奶是怎么嫁到我们家的。如今农村姑娘再丑再穷,也不愁找不到婆家,那时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那时东北女人特别少。太爷爷再三跟媒人解释,说别看俺家的粪堆和柴火垛大,“眼时”(眼下、现在)实实在在是没几个钱。媒人几乎异口同声:你们这家人这么能干,那粪堆、柴火垛明个就是金山、银山。

  胡子也瞄住了我家那大粪堆、大柴火垛,认定这家人有钱。

  具体时间说不准了,反正是在把那“矿山鬼”的日本汽车当做“妖物”打了一顿之后。

  高粱晒红米了,那天下雨,一家人憋在家里,傍晚时胡子来了。

  老爷爷说,看到十来个,有杆快枪,其余都是老洋炮。咱家也有老洋炮,下地干活的人,差不多一人一杆。放蚕,“雀”(那时东北人管“鸟”叫“qiǎo”)吃蚕,用来轰雀的。胡子穿着蓑衣,在咱家“障子”(篱笆)外的树棵子里探头探脑,喊着让今“下晚”(晚上)把1000元钱送到什么地方,不然就要“砸窑”了。你太爷和你爷爷跟他们讲了不少好话。俺寻思呀,那时咱家使大劲能有个百八十元吧,可这帮王八羔子能信吗?两下里就“支巴”(其意一为支撑,二为交手打起来)上了。

  这是一场殊死抵抗。太爷爷和三个爷爷趴在炕上,四杆老洋炮架在窗台上,咣咣朝外喷着铁砂。太奶奶和三个奶奶,趴在炕沿下给空枪装砂装药。开头难免手脚哆嗦,可谁都明白这是保卫家园和性命,包括保卫像我这样还需要十来年才能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装填、射击,屋子里流水作业,外面的胡子就惨了。水天水地的,火药潮了,大都打不响。那杆挺吓人的步枪只响了两枪,可能没子弹了,或者舍不得打,结果火力还没我家的猛。

  别打了,胡子跑了。从沟口赶来救援的乡亲们不知喊了多少遍,第一次据枪向人射击的庄稼人,才停止了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装填、射击的动作。

  到碾子沟老张家“砸窑”,叫人家打跑了。这话传出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呀?都知道这回惹祸了,这帮胡子非得纠合更多的胡子来报复不可,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三个爷爷每天晚上轮流值班放哨,白天去沟口堡子打探消息,堡子里也常来人问询、联络,约定放枪为号,互相支援。这样过了半个来月,弥漫在沟里沟外那刺鼻的火药味儿,逐渐就觉得淡了,况且大忙季节也到了。

  这天晚上,一帮人黑灯瞎火收工回来,刚进院子就被枪口对上了。值班做饭的二奶奶和一帮孩子,被绑在炕上,嘴里堵着棉花套子。

  胡子绑走了老爷爷,扔下一句话:拿一万元去赎票,差一个子儿也不行。

  老爷爷跟我说过,胡子是想把咱家当家的绑走,你太爷是当家的,俺们哥三个急了,都说自己是当家的。有儿子,就不能让老子遭这份罪。你爷爷是庄稼院的全把势,千儿八百的也难找出第二个,就是死倔死倔的,爱“拔犟眼子”(认死理,不会变通),那不是干吃亏吗?你二爷爷一辈子烂眼咕瞎的,照镜子看不清自己个眉眼,身板也不行,让胡子折腾几天,再着急上火,小命都没了。要说心眼儿活,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咱们老张家还得数俺。

  老爷爷说,当晚向东走出20来里地,第二天又奔出20多里,到个叫黄家滴台的堡子。十几户人家,胡子大队在那儿,一百来号人,闹闹哄哄的,杀猪炖鸡,还搂人家娘儿们。

  “秧子房”(关押人质的地方——编者注)设在山脚下一家独门独院的仓房里,算我的老爷爷共是十六个“秧子”(人质),年纪大的六十来岁,小的十多岁,四个人反绑成一串,坐在地上。吃饭时解开绑绳,几个胡子端枪看着,吃完了再绑上。两瓦盆高粱米饭,或是大子,上面放几个咸萝卜疙瘩。饭大都是馊的,苍蝇哄哄的,有时连咸萝卜疙瘩也没有。人家也说得明白:就这玩意儿,爱吃不歹。想吃香的、喝辣的,趁早拿钱赎票。

  老爷爷说,最受不了的是“熬鹰”。

  好多“秧子”的手都让绳子磨烂了,有几个还少只耳朵,老爷爷明白那是让胡子割掉,给肉票家里送去了。怎么也搞不懂的,鸡蛋或鸡蛋黄大小的,那“秧子”头上怎么都是些包呀?这样想着,困了,倚着墙根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脑袋疼得像炸开了似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睁开眼睛,那个看押他们的矮壮的胡子,拎着一杆两尺多长的烟袋,走到对面一个正打瞌睡的小孩跟前,小榔头似的烟袋锅子,照脑袋又是一下子。

  老爷爷说,胡子不让“秧子”睡觉,看谁打盹了,就用烟袋锅子凿你,叫“熬鹰”。那人都熬得没骨头、没魂儿了,成一堆肉了。俺让他们生生熬了两天半,要再熬上两天,叫俺跑也跑不动了。

  不让睡觉,就想家、想事。用老爷爷的话讲,是翻来覆去把下辈子的事都想了个遍。

  打记事起,从我爹和爷爷辈人口中听到的那些话,后来常会让我想到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只是毫无“革命”可言,而是“正经”、“本分”、“老实”这样的主题词。“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咱老张家是正经人家”,那论据是从山东到东北,从没有人犯过什么事。如果爷爷辈中有人活到今天,还会说从你太爷爷到俺的重孙子,六代人中没有叫公安局、派出所找去的。他们评价一个人,也往往是“人家是正经人家”,“这人不是正经人”。正经的标准,不仅是勤劳,还得有规矩。笑不露齿,是专对女人的。坐在炕上要“盘腿四坐”,坐在哪儿也不能跷二郎腿,不能挓挲腿,男人如此,女人加个“更”字。吃饭不能说话,吃菜要夹自己这边的,不能可盘子扒拉,男人要狼吞虎咽,女人要细嚼慢咽。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言。来客人了,是长辈要向之鞠躬(叫“施个礼”),再根据大人的介绍称呼一声。这种教育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所有言行,是“正经人家”“正经人”的重要内容。我的三个奶奶、我妈和十几个婶婶、姑父,太爷爷和爷爷们的选择标准,某种意义上不是看其人,而是看其家,是不是“正经人家”。而“正经人家”就是懂规矩,没有非分之想,凭力气干活过日子的人家。实际上,在老爷爷被绑票时,那个有着方圆几十里少见的大粪堆、大柴火垛的家,已经眼看着就要发家了。

  所以,我的祖辈都认定是胡子毁了我们的家,毁了我们家的发家梦。

  在挨了第一烟袋锅子后,老爷爷就瞄准了门口靠墙倚着的一副犁杖。头天晚上想了不少法子,一串四个人也没坐到那儿,第二天晚上机会来了。约莫半夜时分,窗台上的野猪油灯不时发出嗞啦声,老爷爷把反绑着双手的比筷子粗点的几圈绳子,不动声色地在那铧子上磨断了,几截断绳和两个绳头紧紧攥在手里,就说:“俺要‘拉’(大便)。”

  “秧子”要撒尿,胡子嫌麻烦,有时就让你往裤裆里撒,这大便就不能不理了。

  一串四个人,连拖带拽地出了院子。那个矮壮的胡子拎支土造手枪,骂骂咧咧地上来要给老爷爷解裤带,老爷爷一撒手就跑了。胡子喊着“滑(跑)了”,“滑了”,那支破手枪没拎起来就响了,正打在自己的脚面上。

  老爷爷说,枪一响,俺寻思完了,可还知道“完了”,不就是还没完吗?俺就“挣命地抓山挠岗”(挣命即拼命,抓山即爬山,挠岗即奔山梁)了。不能顺沟里堡子跑,胡子大队在那儿。对面山就是咱家的方向,钻山里枪打不着,也不好抓俺。临离家时,你老奶奶给换双新鞋,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一只,石子、树茬子扎得血渍糊拉的,也不觉疼。鸡没叫头遍就跑回去了。若是再有40里还能跑,可一看到家就熊了,跑不动了。

  跑出十多里了,还听到后面有追喊声。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错觉。明晃晃的月亮地里,路边突然蹿出一只大黄狗。老爷爷说,俺吓得头发梢子都竖起来了,那若是把俺扑倒了,或是叫起来,不就完了吗?那狗没扑,也没叫,还冲俺摆摆尾巴。老天爷保佑呀!见到个山神庙,俺趴那儿就磕头呀。又见个土地庙,咣咣咣又是三个响头,再跑,恨不能把脚后跟都跑到前边去。

  太爷爷两夜没合眼,也不巡视、搓麻绳了,就坐在窗外台阶上吧嗒吧嗒抽烟。可能是心灵感应,听到沟口传来的渐近的脚步声,起身道“老邦子”(老疙瘩、小儿子)回来了,大步迎了上去。

  太爷爷当机立断,像个将军发布命令:房子、土地、蚕场和正待收获的庄稼、柞蚕都不要了,只带点能够随身带的东西,每人再揣上两个大饼子,马上走人。

  走了几天,来到了我们这一代的出生地——安奉铁路的中点站、本溪县草河口镇。

  本溪县城小市镇有个闵家街,我的岳父家就住在那里。他说是他太爷爷那辈的三个人,从山东济南府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挑担过来的,还背着两个骨灰匣子,把爹妈爷奶的骨灰也带来了,慢慢地就有了一条闵家街。

  2001年八十五岁去世的我的老丈人,一辈子庄稼人,说他这辈子就是书没念够。当时小市是个百来户人家的堡子,有所小学校,他考试没有第二的时候,从来都是第一。念到第四年时,“九一八”事变了,世道乱了,学校黄了,就回家种地了。

  那天唠到这里时,一位人称“二黄毛”的岳父儿时的玩伴来了,插话道:长义(岳父的名字)呀,若不是赶上“满洲国”,你可不是现在的你了。

  岳父的父亲,即我的岳祖父,民间叫爷丈人,人称“闵大扁担”。春天种完地了,上山挖药材,夏天到太子河上放排。待到秋天庄稼上场了,挑着一副装满瓦盆的挑筐,喊着“瓦盆换猪毛换皮子啦”走了。本溪、桓仁、通化、柳河、清原、抚顺等地一路吆喝,扁担每天颤悠百八十里。瓦罐换光了,用钱收购。那兽是几月份打的,住在阳坡,还是阴坡,从毛皮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主要还是换(收)猪毛。上冻了,庄稼院陆续杀年猪,猪毛多。晚上在小店或人家住下,用热水把猪毛洗了,把根部带出的那点白肉和毛上的虮子撸掉,猪毛、猪鬃分开,根对根,梢对梢,擀面杖粗细一把把捆好,放到炕席下烘干。第二天早晨起来,再10把一捆捆成大捆。觉得分量差不多了,抄近道吆喝到奉天城卖了,再到周边各县吆喝转悠。通常是正月快了时卖出最后一批货,在奉天城顺便买些小百货,到家差不多都卖完了。

  一个秋天尾巴,加上多半个冬天,能挣300多元,顶个好长工扛一年大活。

  “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兼自由职业者“闵大扁担”歇业了。那世道谁还敢挣这钱呀?不要命了?

  不是岳祖父不爱土地,而是土地不钟情于他。一家20多口,只有十几亩地,光凭土里刨食养得活吗?待到归屯后,山边沟里的地不让种了,就剩几亩地了。

  岳父给小市日本守备队大院打过井,给“矿山鬼”这山那沟地刨坑挖沟。岳父实在,不会藏奸耍滑,那话说得跟我爹一样:“干活挣钱,就得对得起那钱。”一次累了站那歇会儿,让个“矿山鬼”看见了,上来就是一耳光子。岳父火了,铁锹就举起来了。1.80米以上的个头,年轻力壮,那一锹抡下去,两条命也没了。一个年纪大的“矿山鬼”把岳父拦腰抱住,大声呵斥那个“矿山鬼”,说你看他身上这些汗水,还有那把锹。同时发的铁锹,岳父那把磨损得最厉害。那个“矿山鬼”伸出大拇指,说你的大大的好,当天还给岳父加钱了。

  挣到钱吃饱饭,没活干就没指望了。岳父一咬牙,奔北满富锦县卧虎力小河沿一个叔伯姐姐家了。

  都说北大荒到哪儿都能刨出几垧地,叔伯姐姐说这年头谁还有这心思呀,“扛年头”(当长工、扛大活)挣俩现钱吧。

  岳父说,正是铲头遍地的时候,日头还没露脸就下地了。咱这地方那地一疙瘩一块,一块地转个“迷溜”(圈子)就铲完了。那地场那垄长呀,短的也有2里。几十号人排开,打头的站当间,大人“拿”(铲)4条垄,“半拉子”拿两条。干这活俺服过谁呀?可头几天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也只能抢到前20来名。那打头的铲到地头,坐那儿一袋烟抽完了,有的才铲了一半。日头一竿子多高时,胶皮轱辘大马车送饭来了。白花花、暄腾腾的大馒头,用茓子茓了好几圈,像座银山。菜是豆腐炖海带,每人都能捞着几块肉,还有咸鸭蛋,管够。送晌午饭时,管账的也来了,拿着钱匣子。干活的都是“跑腿子”,初来乍到没干过的,那是越慢越累,常有人受不了,不干了,就给发半天工钱。一天一结账,晚饭后发钱。新来的几个人,俺挣得最多,1元2角。那时在小市堡子,一天有1元钱,那日子就美上天了。

  干了几天后,就在东家和打头的都觉得岳父是个打头的料,岳父到处托人捎信让一家人都过来时,形势变了。用岳父的话讲,是“起便衣队了”。

  岳父和当地人管包括抗联在内的各种抗日武装叫“便衣队”,说有的便衣队不祸害老百姓,有的就像胡子,就是胡子。今天便衣队走了,明天鬼子、伪军、警察来了,后来还有被当地人称做“蒙古马队”的兴安军。岳父说警察队进屋就让烙饼炖小鸡,“蒙古马队”最能糟蹋娘儿们,听说有的叫胡子抓去了,把卵子割了。

  秋收大忙干活的多了,200来人。伙食更好了,一天四顿饭,三顿地里吃,月亮地里也干。令岳父惊异又释然的,是东家每天派20多个炮手,荷枪实弹,四周警戒。东家养了50多看家护院的,另一半留在家里了,那边更得防胡子呀。

  一天晚上快收工时,枪响了。岳父愣了一下,拔脚跟着大伙往附近高粱地跑。乒乒乓乓打了一袋烟工夫,胡子撤了,第二天干活的就少了一半左右。

  东家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戴礼帽,拄文明棍,站在那个四角有炮楼的大院里,给扛活的讲话。他说,不是俺不乐意留你们,是这世道逼的。每个人加一个月工钱,昨天来的也一个子儿不少,你们投亲靠友自讨方便吧,俺们一家子也要进城去了。俺要有回来那天,大家伙儿不嫌弃俺,还来找俺,俺不会亏了老少爷们儿。

  岳父也要回本溪老家了,这才发现“证明书”没了。

  岳父说,从小市走到本溪,坐火车到哈尔滨,又坐船到富锦,再走到卧虎力,那“证明书”少说让警察看过20次。俺把它纸包纸裹的就怕丢了,结果越精心越怕丢还真丢了。没这东西你别说回家,在这地场没保人,也会把你当“浮浪”抓起来。什么东西丢了,这东西也不能丢呀。你姑和姑父两口子急得呀,第二天早晨就一嘴泡。

  光急也没用,再办个证吧。岳父写个《“证明书”丢失说明和请求书》,姑姑又找了两家人作保,按了指印,交给甲长,再由甲长送到警察署。都知道警察署是干什么的,岳父身上共是50多元,把个整数都交给甲长送上去了。

  岳父寻思不能干闲着,还得找活干挣点钱——活来了,归屯了。

  归到永安屯,那儿原来有几十户,两家挤一家,等来年春天再建房。挖壕、架铁丝网、修围墙、建炮楼,这些安保设施都得在大雪封地前建完。起五更、爬半夜地白干,有时直直腰,警察那马棒就没头没脑地打上了。

  甲长姓李,跟姑姑家有点儿什么偏亲,人也实在,说现在恨不能抓人干活,还能把你个现成的大活人放走了?等归完屯消停了,“证明书”就能下来了。结果还是没影儿,去警察署问几次,都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得严格审查。李甲长也糊涂了。论行情,办个证50元足够了,用不着再“勒大脖子”(揩油、索贿)了,那还有什么理由呀?

  这天下午,姑姑颠着一双裹过又放了的半大脚跑回来,拿着一张去富锦县城的“行路证”。说是李甲长有个磕头大哥在县城开饭店,看看他是不是认识什么“接洽”(有能耐)的人,能够帮上忙。

  李甲长的磕头大哥四十多岁,山东人,个子比岳父还高,挺爽快,说这事差不离,有个警尉补是俺的磕头弟兄,俺这就去找他。

  两间房子大小的店面,中间摆放四张桌子,周围各自一圈长条凳,高粱米饭,酸菜、土豆炖粉条是主菜,喝酒的有碟煮盐豆,是那种最普通的大众饭店。桌旁差不多都坐满了人,吵儿巴火的,都是山东腔,一看就是“跑腿子”。有几个喝多了,唱起来,大家都跟着唱。

  唱的都是“跑腿子”歌。

  六十多年后,我的老岳父告诉我,那时不叫“唱歌”,叫“唱唱”,那唱多去了。有个唱,三段,头一句都是“跑腿子,在外头”,唱出门都是苦,难活才走的,家里没人管,在外多么难,父母高堂难尽孝,老婆生个儿子像前街的张货郎。还有个“跑腿子三不归”,一是没挣到钱没脸归,二是下煤窑砸断腿不能归,归去谁养活?三是什么忘了。还唱头一年往南望,两眼泪汪汪,第二年往南望,看见家里人烧香,第三年就不望了,客死他乡了。不知道什么人编的,也不知道歌名,也没人教,反正“跑腿子”听上几遍就会唱。

  还唱“跑腿子没有‘证明书’,没有‘证明书’就成‘黑人’了,没钱想回家活个命也活不成了”,还让“各位听者听仔细,下辈子当牛做马也别闯关东”。

  岳父问我:警察署不给我和那些“跑腿子”办证,是不是小鬼子知道这些人回去就不回来了,明年这地场的地就没人种了?你写抗联,研究“满洲国”,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店主人回来了,说他的磕头弟兄到南边去招警察了,明个头半晌能回来。见岳父那眼巴巴的样子,又道:老弟,别上火,李甲长托俺的事,俺头拱地也得办。他要不给办,俺“削”(打、揍)他。

  一夜没合眼,店主看着岳父那兔子似的眼睛,叹口气,给他几元钱,让去集上挑膘厚的肉割一块。

  雪后初霁,大地两尺来厚的积雪又加高了半尺左右,路边的房屋就愈加显得低矮。如今富锦属佳木斯地区,当年则是“小小的佳木斯,大大的富锦县”,为周边各县的粮食集散地,又是哈尔滨工业品的转售中心。岳父春天走北荒路过这里时,还算热闹。小商贩、摊床、饭馆、估衣铺的伙计,可着嗓子叫喊“热乎切糕”、“喷香的大子粥”、“老豆腐热乎啦”。吹糖人的,卖棉花糖的,拉洋片的,点痦子的,剃头的,算卦的,随处可见的是“缝穷”的女人,针线笸箩放在身边,缝补衣服、袜子什么的,没揽到活的在纳鞋底。如今叫做“劳动力市场”的“工夫市”,拿着锛刨斧锯的木匠,拿着瓦刀的瓦匠,还有拄根扁担,或是拿着别的什么家什的打零工的。大量的拿着锄头等农具的“跑腿子”,大都被人雇走了。这工夫工夫市是不会有人的。可快过小年了,正常世道应该满街筒子挤挤匝匝都是置办年货的人,鞭炮也早送来年味了,那大小商铺进进出出的也没几个人影了。

  拎块肉往回走,迎面过来辆胶皮轱辘马车,车上坐着个“白帽子”。岳父有心,怕警察,又不能不看,就觉得有些眼熟。雪光,阳光,逆光刺眼,怕认错了,手打眼帘再看,没错,就仗着胆子叫了一声:是金永学吗?

  金永学是小市人,比岳父大几岁,从小就认识,到北大荒有些年头了,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更没想到他正是小饭店主人要找的那个磕过头的警尉补。

  听岳父讲罢,金永学掏出张名片,把冻得不下水的钢笔放嘴里哈了好大一气,在上面写了两行字,让岳父交给永安屯一个姓顾的警察。又说,小市那个样子,你回去怎么活呀?富锦正在招警察,警察待遇高,咱不伤天害理,跟着混碗饭还不行吗?

  岳父动了当警察的念头,是缘于对那张名片和那上面总共不到30个字的不信任。这天大地大、千难万难的事儿,你弄这么张小纸片写上两行字,就行了?在交给姓顾的警察一个星期后,就拿到了“证明书”,实实在在尝到了它的神奇功力时,仍难相信这是真的。活了八十五岁的我的农民岳父,对官场中的明道暗道机关诀窍,无论有多少耳闻,都是难以思议的。

  岳父说,归屯前,有个挎小枪的便衣队大官,常住在姑姑家,这支队伍不打不骂,顶多让老百姓给遛遛马。这个大官挺喜欢岳父,动员他上队,岳父就动心了。姑姑死活不同意,说“枪子不认人哪”。这回岳父又想当警察,姑姑更是气得哼儿哈儿的:穷死不下道!你若去当“白帽子”,俺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我的祖辈认定碾子沟的那个家,和那个眼看就要实现的发家梦,是毁于胡子。而我能认定的是,如果岳父参加了极可能是抗联的便衣队,或是当了伪警察,或是那一锹抡向了那个“矿山鬼”,我的妻子儿女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了。

  前面写过汤原县太平川伪自卫团长张传福率团起义,这里要说的是东宁县老黑山二道沟的屯长张传福。

  张传福老家山东省日照县,1916年十五岁随父闯关东,在东宁县三岔口镇当脚夫,父子俩春来秋去成了“跑腿子”。1928年全家人都来了,在小乌蛇沟定居,开荒种地。

  1939年集甲并村,小乌蛇沟和几个屯子,被指定到二道沟建“集团部落”。头一批小乌蛇沟十来户刚搬到这里,敌人又变卦了,说二道沟不适于建“集团部落”,又让搬家。张传福觉得这个地方挺好,跑去老黑山村公所,说当官的放个屁,老百姓跑来跑去,这不是熊人、折腾人吗?俺们不走了,就在那里住了。村公所自知理亏,就说反正十来户不行,至少得二十户才能建部落。村公所已通知别的屯不许往二道沟搬了,认为张传福根本凑不够二十户,没想到张传福很快动员了十多户,而且都是日照人。

  无论关里人闯关东,还是南满人走北荒,大都是奔熟人的。一个人到了什么地方,捎信说这地场挺好、养人,亲戚朋友就一帮帮奔来了。“山东屯”、“天津班”、“湖南营”这些地名,都是有来历的。天津人嘴巴子厉害,能说会道,糊弄小鬼子。山东人多,仗义,抱团,不听邪,鬼子汉奸就有些发憷。

  二道沟距老黑山不到10公里,一条二道沟河沿沟底咆哮而下,不算多么偏远,却是山大沟深,进出极不方便,也就显得远离尘世。这里林木参天,之前没有人家,只在沟里片底子有个“木帮”(林场、伐木队)。几个季节性“跑腿子”,与狍子、野猪、老虎、黑瞎子为伴,在沟里伐木、放排。那时二道沟河水大,木排顺流而下,可一直放到今天的绥芬河市。

  日伪觉得二道沟不适合建“集团部落”,抗联看中二道沟也就顺理成章了。

  现居老黑山镇的李为奎老人,是最早见到抗联的二道沟人。

  老人说,俺们家归屯到二道沟后,俺就到沟里“木帮”干活了,在“木帮”挣钱多。年根底了,一天晚上回家,走到马鹿窑子南沟,月亮地里站着几个人,招手让俺过去。都穿着日本子衣裳,家什挺硬两大件,三八大盖和匣子枪。日本子没有匣子枪呀?他们说你别害怕,俺们是抗联,打日本子的,给俺讲了一气。问屯子里有没有日本子、“满”军,屯长叫什么名字,这人怎么样,俺都说了。一个大胡子、挎小枪的官,后来知道他是5军军长柴世荣,让俺去报告屯长。张传福连宿大夜就上来了,以后就是他跟抗联联系了。买东西,送情报,送粮食,二道沟家家户户都给抗联送粮食。冬天送得少,树叶关门就多起来,柴军长、季(青)书记、金日成常带人在沟里活动。

  如今仍住在二道沟的高元亮老人说,谁去送,送多少,送到哪,谁带队,都是张传福通知、组织,都是晚上送。开头走卡子门,看门的是自卫团,就是俺们这些人。后来有警察队了,就翻围墙。围墙两丈来高,归屯时修的,外边还挖的沟,先过去几个人,再把粮食递过去。马鹿窑子密营10多里远,片底子密营40来里,都是山路,又是夜道,还要过几趟河。冬天好走,顺河道就上去了。河边结冰碴时最遭罪,河水“扎”(音zhá,意同“砭”)骨头,上岸走出几里地,身上出汗了,那腿脚还像两根木头似的。

  去马鹿窑子有段200来米的小道,一人来宽,一边紧贴悬崖,一边是100来米的深涧,下边是二道沟河。送过粮的老人都说,日本子进山“讨伐”,豁上绕远,白天也不敢走。要不是给抗联送粮,屯子里许多人也不敢走,瞅着都眼晕。翻墙时大气儿不敢出,到这儿唱歌自己都听不见,那河水像有几十头老牛在吼,人像在水面上漂。黑灯瞎火,一手抓牢树枝子,一步步小心翼翼往上挪。背上粮袋子50来斤,有时风大,一个劲儿往下坠。一脚踏空,或是一把没抓住,那人下去了,连水泡都溅不出来。

  已经搬到老黑山的时德正老人说,开头把粮食送到马鹿窑子“木帮”,“木帮”的马老两、王老两和王希文是抗联,再由他们送去密营,后来俺们也能去密营了。一次在马鹿窑子见到金日成,都落雪了,还穿双露脚指头的胶鞋。俺就把俺那双八成新的胶鞋跟他换了,穿上试试,还挺合适。

  1940年12月,由5军政委兼道南特委书记季青写的《抗联第五(应为“第二”——笔者)路军南部活动记录》中说:

  一年来有密切关系之二道沟屯子及红石砬子、满天星各处散种地的农户,征发约近三十石给养,我们决定此地作最后的根据地,征发完毕向中东路北试探活动。

  这年10月初,张传福从片底子密营抱回个孩子。

  7月16日,5军军部副官方政隆的妻子张静秋,在片底子密营生个女孩。8月,方政隆在宁安县泉眼河战斗中牺牲。树叶开门,快落雪了,密营人员奉命转移。张传福说孩子给俺抱回去吧,陈编的媳妇没“开怀”(生育),两口子心眼儿好使,错不了。

  敌人早就怀疑二道沟“通匪”,这回不知怎么听说陈编家收养个孩子,派特务来探风摸底。张传福早有交代,大家都说是去老黑山的路上捡的。特务张世恩原是救国军,与“木帮”的管账先生尹洪升挺好,说要给他在县城找个工作。两个人走到万宝湾一片柳树棵子,张世恩把枪掏出来了。这时尹洪升嘴还挺硬,弄到老黑山日本宪兵队一顿打,就全招了。

  宪兵队先抓走张传福,之后又分三批抓走20多人,二道沟的青壮年男人被抓走一多半。

  高元亮老人说,张传福关单间,俺们这些人都是一屋子几个。那墙半尺多厚,手指头粗的棍子夹两层,糊上黄泥。张传福用筷子抠个缝,告诉俺们不要乱咬,就说是屯长让干的,不干不行,都往他身上推。一屋传一屋,一批传一批,用现在的话讲叫“统一口径”。

  第三批第一个受审的是高元亮。

  带进屋,一个翻译就问“胡子”进屯子几次,有多少人。高元亮说黑灯瞎火的,也不让走动,就知道俺家有两个人。又问谁让你们给“胡子”送粮,都送哪去了,“胡子”的密营在什么地方。高元亮说屯长让送的,想了想又加上个尹洪升,其实这小子哪管得着这事呀?接着说都是送到半道就回来了,“胡子”不让俺们到他们那地界。“胡子”有枪,俺坐家在地,有老有小的,叫送不敢不送。问为什么不报告,高元亮说俺要是报告了,那“胡子”能饶了俺吗?

  没等高元亮说完,那翻译上来就是一耳光子。一个留撮“鼻涕胡”、拖双木屐的鬼子,抓起炉盖上的炉钩子就打。第一下打上了,第二下躲过了,第三下打在炉筒子上,稀里哗啦一阵响,几节炉筒子掉下来,差点儿把烧得通红的炉子带翻了,屋里烟呀灰的。一节炉筒子滚在“鼻涕胡”的脚面上,烫得这小子蹦着高儿嗷嗷叫。

  老人说,最受不了的是往手指中间夹筷子,两个人拽,好在一会儿就昏死过去了。

  于占元最小,十五岁。鬼子给他拿个板凳,让他坐下,拍拍肩膀,说你的小孩子的,好好的说话,皇军大大的有赏。于占元也是一套话,小鬼子一脚踢翻凳子就打。

  宪兵给于永松灌辣椒水,把人灌死过去再用凉水泼醒,问他给抗联送什么了,送哪儿去了。于永松说送辣椒,天天送,都送他们家炕头上了。

  高元亮老人说,后来于永松说他是被灌糊涂了,可灌糊涂了也没说真话。

  时德正老人说,第二批抓了俺爹时和春,俺是第三批,俺爷俩都让日本子“上大挂”(把人吊起来拷打)了,浑身没块好地方,放回来半个多月没起炕。二道沟家家户户都给抗联送粮,尹洪升那小子并不都知道。像李为奎也没少送,可他在山里伐木头,尹洪升不认识他,就没供出他。反正不管怎么打,就是咬紧牙,不能咬别人。都是山东人,还是一个县的,咬谁谁遭罪,要死大家扛,就可着俺们这些人造去吧。

  老人说,老黑山宪兵队有个李翻译、王巡官,借审讯机会,把尹洪升踢死了。这两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俺们庄稼人说不明白。有人说是张传福让他俩干的。反正叛徒死了,再没口供了,俺们这些人翻来覆去就是一套话。当时说要把俺们都杀了,把“胡子窝”二道沟的人都灭了。说是报到牡丹江宪兵队,一个大官没同意,让把张传福和俺们都放了。这个主意更歹毒,是想放长线钓大鱼,通过俺们了解抗联线索打抗联。这时二道沟已经设了警察所,几个“白帽子”,还有个“黑帽子”。可张传福领着乡亲们,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照样给抗联通风报信送粮食。

  老人说,都说“鬼子”、“鬼子”,要俺说小鬼子最鬼的一招,就是会利用中国人替他们干事。没有那么多汉奸、叛徒,日本子能那么快就占了东三省,占了十四年吗?没中国人替他“拉道”(当向导),他敢进山打抗联?深山老林,进去就得麻达山。可他在俺二道沟就没辙!他人生地不熟,那几个中国警察看俺们抱团,也不敢真心帮他。俺们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齐心抱团,糊弄个小鬼子还不容易吗?

  抗联领导明了张传福的处境,几次要他带家人上队。张传福说不行,俺拍拍屁股走了,乡亲们就得遭殃了。

  时德正老人说,开头给抗联送粮,有个挺大的官,劝俺上队。不少人都被劝过。一听这话,俺就为难。老黑山宪兵队抓人,头两批是绑着押去的,后两批不绑,也没警察押着,都是自己个去的。有像你一样采访的人,说你们怎么那么听话,怎么不跑不反抗呀?俺们可以豁出去,爹妈和老婆孩子呢?去趟老黑山买把锄头得“行路证”,出屯子种地、割柴火都有钟点,一家老少几口人,多大年纪,都在人家本上记着。二道沟多个抗联小孩,让日本子折腾个底朝天。不用多,上队两个,十家连坐,一屯子人还剩几个?后来那个大官也明白了,说你们要都上队了,大家伙儿喝西北风去呀,这样子对抗联帮助、贡献更大。

  老人叹口气:张传福是为了俺们活,他才死的呀。

  年底,张传福再次被老黑山宪兵队抓去,被押到牡丹江铁岭河“模范监狱”,1941年3月25日被杀害。

  敌人始终未发现片底子密营,那里一直是1路军、2路军的活动据点。抗联过界去苏联后,派回来搞侦察的小部队,常在那里歇脚、养伤。二道沟人一如既往地给他们送粮,通风报信。

  李为奎在沟里奔楼头种了几亩包米,抗联的人见了,说到时候俺们就收了。

  李为奎说:俺就是给你们种的。

  高元亮老人说,俺家原来住在和光,二道沟凑不够20户人不让建屯,张传福去动员俺爹。俺爹说,那地场深山老沟,狼虫虎豹的,一寻思都吓人。张传福说,狼虫虎豹能咋的呀?那地场咱们出来一趟不容易,日本子进去一趟不也一样吗?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一听这话,俺爹拍拍脑袋,说瞧这臭脑子,想哪去了。

  我不知道我的祖辈闯关东,是因为天灾,还是源于战祸。但我知道,他们在碾子沟那深山老峪中与狼虫虎豹为伴,除了那儿土地肥沃外,还因为那儿远离尘世,也就远离官家。所以,中学时代学习西汉戴圣的《苛政猛于虎》,就特别容易理解。

  1937年9月5日,周保中“于九军行营军本部”“政治讨论会”上作的报告《关于中国历史问题》中,说:“向来中国的官儿只知贪污,只要肯丢腰包,一切事情都是好办的。”

  我接触到的我的爷爷辈的那代人,因为没文化,没有“贪污”、“受贿”、“腐败”这样带点文化的词儿,而是前面已经说道过的“刮地皮”、“勒大脖子”。20世纪50年代末去世的我的爷爷,和他那些庄稼人的老哥们儿一样,生前一直称“国家”、“政府”为“官家”,把今天称做“公务员”的国家干部叫“官家人”。笔者采访本书时,在那些八十多岁的乡间老人口中,仍能听到这类好似已经老得发霉了的词句。

  是“官家”,而不是“国家”——就是说,这个国家是官们的,而不是老百姓的。

  “真命天子”的皇帝,朝朝代代承包了这个国家,再把它承包给各级官员。从七品到一品的承包官们,自然要为自己的官帽负责,也就是为比自己大的官负责,最终都为皇帝负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无论老祖宗留下多少至理名言,也无论出了多少明君清官,有多少盛世,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大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至于老百姓能够排得上号的,就是没完没了地缴纳赋税,供官员们挥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既然国是官们的家,那在自己家里取用什么,还能有什么问题吗?

  古装戏里,老百姓是有击鼓鸣冤权的。可若是碰上了昏官,或是收了银子的贪官,那就是送上门去了。权力就是法律,就是印钞机,在官家那儿找不到公理、正义,老百姓还要活,怎么办?一个“义”字就大行其道。最普遍的是老乡观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有忙就得帮。二道沟人那样齐心抱团,与他们都是山东日照人,不能说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比较普遍的是磕头拜把子,“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哥们儿义气,两肋插刀。大户人家,七狼八虎,膀挨膀一帮精壮后生,“警察狗子”和一些恶势力也要畏惧几分。小门小户,势单力薄,就得互相依存,拜把子是最便捷的方式。“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比较典型的是“在家礼”。类似“在家礼”的会道门,旧中国一个县少则十几种,多则几十种,屡禁不止,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官家靠不上,只有靠自己,靠天然的老乡关系,及包括磕头拜把子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哥们儿义气的组织形式。《水浒传》在明清两代成为禁书,并不是因为一些好汉滥杀无辜,而是因为反官家(书中称“官府”、“官军”)。而那一百单八将,除个“义”字,再无其他。连刘备这样的皇叔、国君也难幸免,竟将个“义”字置于蜀国利益之上,那桃园三结义却被视为千古美谈。至于“俺降的是俺大哥,不是你日本子”的徐文海,无论怎样死于日寇之手,那头脑中可曾有丝毫的国家、民族意识?

  更不用说到了“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时候,本来最该与这片黑土地共存亡的官们,也就是这片黑土地的真正主人,有的跑了,有的打一阵子降了,有的干脆就一头投进了能继续给他们乌纱帽的侵略者怀里。

  “满洲国”十四年,“正经人家”的我的祖辈中,没一个人挺身抗战打鬼子,这是不能不使我感到羞愧、悲哀,甚至耻辱的。可再想想,又该怎样责备他们呢?

  1935年11月22日,胡风为萧红的《生死场》写的《读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界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

  在那辽东大山的碾子沟,我的祖辈知道自己来自莱州府,还知道那碾子沟北边不知多远的地方有座奉天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不知道碾子沟属凤城县,就像不知道奉天城被日寇占了一样。从山东家到东边道,一辈辈不知道生而为人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只知道自己生来就是被官家管着的。他们怕官、躲官,蹲在那大山里,没有村屯(街道)门牌户口。只有见到哪儿升起缕炊烟,又来了一户人家,跑去唠上一阵子,才能知道点外面的信息。但是,说他们“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他们会反感,不同意。因为闯关东本身,就是对命运的一种抗争,是子民对父母官的一种挣脱。他们是揣着一个梦奔来黑土地的。提到农民,千百年来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我的三个奶奶还要脚底朝天。开荒、种地、栽树,那“三寸金莲”支撑不住身子,是跪着爬着忙碌着的。无论我的祖辈怎样老老实实地当了14年亡国奴,他们的勤劳都是足可以代表中国的劳动人民的。这样的家族如果不能富裕起来,这个世界肯定是出了问题。

  从我的爷爷辈起,往上数没有读过书的,他们不识字,但你不能说他们没文化。“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穷死不下道”,“老实人长长在”,这类打造“正经人家”的最普遍的哲理名言,今天也没错。可拿到那“满洲国”的时空中,是不是就是顺民了?而这是不是也正是千百年来的愚民政策的结果?

  关于我的岳父的文字,是像正式采访一样,边听边问边记的。我的父亲是1979年去世的,那时距接受采写本书的任务,整整还有10年时间。我的祖辈闯关东后及其在“满洲国”的生存状态,大都是从1974年去世的我的很会“讲古”的老爷爷的口中,不经意间断断续续获知的。就无从问询,也有些迷惑,果真就蒙昧到不晓得那时的灾难和罪恶,都是弄出了“满洲国”的侵略者弄出来的吗?

  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给省委的报告》中说:

  一部分落后群众(尤其是农民之一部分)之存在,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不问政权在谁手里,纳税征租是一样的,只希望迅速安定地方,以便耕作。

  如果那次去我家抢劫的不是胡子,而是被称做“屯匪”的开拓团,我的祖辈会照样殊死抗击。如果我的祖辈不是住在碾子沟,而是二道沟,或者仙人洞,主动或被动地,他们会知道些闻所未闻的做人、做中国人的道理,成为那红地盘的成员,为抗战做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他们缺乏国家意识,厌恶、畏惧那些并未授权让他们管理国家的官家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九一八”事变后不同了,他们从未有过的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中国人。而我想说的,则是我的祖辈的潜意识中可能多少有点儿的,也可能一点儿也没有的,及无论官家怎样腐败,对像我的祖辈这样的蚁民怎样没有尽到责任、义务,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必为这个国家承担责任、义务,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的父辈的名字中,都有个“国”字,民间叫泛“国”字。我们这一辈泛“正”字,下一辈为“天”字。我爹去世前特意交代他的三个儿子:“国正天兴顺,官清民自安。”记住了,一辈辈往下排。又道:“这是你们的太爷爷留下的。”

  不知道我的不识字的太爷爷,是什么年代把这10个字交代给我的爷爷的。倘是那个“满洲国”,牛头马嘴对得上碴口吗?可谁又能说我的祖辈的期盼,不是真诚的呢?

  20世纪末,笔者到中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采访,红安人讲的国民党屠杀当地百姓的情景,让我毛骨悚然。

  让我们看看《红安县志》的记载:

  紫云区大屠杀: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下令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壮丁杀光、房屋烧光、粮食抢光的“三光”政策。1932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进攻紫云区,提出“变紫云区为死人区”的口号,将桂家洼躲入山中的群众赶到山沟里,用机关枪进行扫射,一次屠杀300多人;在沙洼屠杀200多人,并将尸体抛进闵家河做桥墩,上面铺木板,让人马通过。黄龙冲附近的一条山沟,近1000名被害群众的尸体几乎将沟填平,被人们称做“死人沟”。

  平头岭大血案:1932年10月,红军主力西移,国民党当局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第八十九师进占七里坪后,于1933年2月6日“追剿”中共鄂东北道委武装进入天台山。时逢大雪,国民党军遍山搜查,将避入深山的2000余群众逼至平头岭,除叶宗才等3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杀,造成骇人听闻的“平头岭大血案”。

  谁都知道,“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30万大军正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类似规模的“围剿”已是第三次了。而像红安那样尸填沟谷、血染山岭的大屠杀,在鄂豫皖,在江西竞相发生时,抚顺平顶山刚经历了一场“机关枪照相”。

  笔者无意探讨“三光”政策的版权、专利属于谁的问题,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人打杀中国人,与小鬼子打杀中国人之间,有没有一种因果关系,谁是因,谁是果?

  就不能不想到张传福和他的乡亲们,想起时德正老人的话:俺们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齐心抱团,糊弄个小鬼子还不容易吗?

  学生时代,老师和教科书上都说,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这话没错的,问题却也来了。自1840年(大约是我的太爷爷的太爷爷那一辈,或者再大一辈)鸦片战争始,就不勤劳、智慧、勇敢了吗?没有呀?那么,勤劳却贫穷,智慧而蒙昧,勇敢又挨打、受辱,这是怎么了?是洋枪洋炮太厉害,洋人太强大?“强大”的反义词是“弱小”,没错,中国是弱,可从人口到领土面积,中国小吗?自有了方块汉字后,什么时候曾把“弱”与“大”两个字连在一起呀?

  查阅当年文件资料,有时在最后一行的落款看到“大中华民国×年×月×日”。有抗联老人讲,当年搞政治教育,“大中华”、“小日本”也是时常挂在嘴上的。

  据说人类的发明,约一半左右源自中国。今天踢得挺臭的足球,无论什么颜色的眼睛的外国人,还不知道世上有此物时,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玩得很溜了。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自会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流光溢彩。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则曾引领世界千年,其经济总量经常占到整个世界的50%以上。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挨打受辱的历史。不知其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例,1870年是17.3%,比美国(0.9%)、英国(9.1%)、日本(2.3%)的总和还多。甲午战争前,中国军队100多万,日本8.4万,海军战舰吨位,中国7.8万吨,日本4.4万吨。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190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GDP占11%)依然高居日本(2.6%)之上,堪称亚洲头号强国。

  最初看到这些出自西方学者、显然也被我们认可的数据,我曾大吃一惊,又大惑不解。因为我一直以为清朝末年的中国,样样落后,什么也不如人家,结果却是静态的并不比谁差,动起来就败了、弱了。

  落后就要挨打,这话肯定没错,我们肯定落后了。可我们为什么落后,到底落后在哪儿?

  而我知道的,是从读书识字时起,一提到清朝末年,几乎就少不了的“腐败的”三个字的定语。

  清知府3年,雪花银10万,那贪知府呢?干几年再升官了呢?封建专制造就了一代代大小贪官,把国家弄成了“官家”。腐败是瘟疫,是摧毁民心士气的原子弹。而当没了皇帝,一方天地一方诸侯,军阀混战,都想争个老大。家不和,外人欺,大而散,大而弱,弱大的中国就割地赔款,成了列强的盘中餐。

  日本的政治结构是封建的,可它的官僚统治,无论廉洁程度,还是效率,都是高水平的。这就使这个基本为单一民族的国家的国民,更具强烈的一致性和献身精神,虽然表现出来的经常是一种与人类的良知和正义为敌的邪劲。

  试想,如果这个岛国的大小官员只知道巧取豪夺,无情地挥霍国家资源和人民血汗,会有那一波又一波的“神风特攻队”吗?

  如果有外星人,而且高度文明得没有战争,或者让地球人不可思议地从一开始就相亲相爱,不知战争为何物,看到地球人把地球村打得血飞火腾,万紫千红,特别是日本人在东北打杀中国人,中国人也在江西、鄂豫皖打杀中国人,肯定会大惊失色,说这地球人是怎么了?中国人是不是疯啦?

  一个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人类肯定出了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我们呢?我说的是我们中国,我要说的是中国的问题大着了。

  从纽伦堡到东京,自杀的希特勒和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等等,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耻辱,我们的耻辱是被强盗“进入”。我们为什么被“进入”?因为我们落后。我们为什么落后?有的国家太小,老天爷也不公平,没什么资源,那是实实在在难以先进、强大的。而我们与“小”字从不挨边儿,是个东方大国,还曾是“中央之国”,为人类创造了那么辉煌的文明,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先进、强大,为什么却成了挨打受辱的角色?

  满族人进关,让汉人男不男女不女地拖了条辫子,结果满族人差点儿把自己的老祖宗都忘了。那是文明的力量。可清朝末年,面对列强,还有这种力量吗?

  抗日战争,中国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为二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可是,如果不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苏联不出兵东北,中国的抗战会是14年吗?

  我们必须问个透彻、明白。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学习来得快。”

  有人挖个坑,把历史掩埋起来,谁要动一下,就像被掘了祖坟似的叫起来。

  我们有太多的耻辱和痛苦。我们无法选择历史,但是可以选择未来。为了光荣、光明的未来,我们必须诚实地痛苦地面对历史,并以同样的态度解剖、反省自己。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