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国人能养活中国人 二、征服饥饿：中国的世纪之战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农耕文明的国家，从来都是把粮食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新中国建立后，共和国政府更加重视发展粮食生产，毛泽东主席不仅确立了“以粮为纲”的农业发展方针，而且还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粮食生产的具体措施，并发动广大人民兴修水利，改良土壤，这对于中国的粮食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受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农业生产受到束缚和压抑，以至粮食发展的许多政策与思路没有得到落实与贯彻，粮食生产发展缓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自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中央的肯定与支持，农民真正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高涨，粮食生产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经过20年的努力，现在，中国的粮食生产初成体系，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程度，基本上形成了稳定的年产4～5亿吨的生产能力。
最令人鼓舞的是，就在我国连续几年粮食丰收、粮食储备量达到极高水平的时候，党中央专门召开了十五届三中全会，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专题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此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明确：“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粮食这一特殊商品的宏观调控，保护农民积极性，保证供给和价格基本稳定。”此次会议还作出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的决定，使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随后，中央又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对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作出了具体部署。大江南北，再一次掀起了农业生产的热潮。
与此同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1998年，中央支援农业的支出达62.35亿元，比1997年执行数增长12%。中央财政预算增加粮食风险基金37亿元，地方预算也作出配套安排，增加支出55.5亿元，保证了粮食敞开收购政策的实施，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为了解决历年来由于国家粮食仓储不足而影响粮食收购的难题，1998年国家决定增加50亿元用于新增仓储设施，同时扩大简易建仓贷款规模。1998年6月初，国务院决定由中央财政安排资金在1999年夏收前建成250亿公斤仓容的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现在，250亿公斤仓容的中央储备粮库建设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粮库的建设布局已经完成，一半以上的项目已经开工建设，资金拨付到位。北京、天津、大连、上海、宁波、福建、广东、西藏、宁夏、新疆等地的项目已经全部开工。
汲取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的教训，1998年底与1999年初，全国进行了改革开放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利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水利建设都是农民的事，而此次增强了机关部门的责任。所有受益的部门与企业都加入了水利建设的行列，或者投工，或者投资，利益共亨，责任共担，提高了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大堤建设的同时，一些地区还对易旱易涝面积进行了配套改造。这都为粮食生产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目前，中国在发展粮食生产上形成了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政策机制：——严格实行计划生育和保护耕地两项基本国策，着手建立农田保护制度，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建设商品粮基地，改造中低产田，实行农业综合开发。重点开发黑龙江、新疆和甘肃、黄淮海三大区域的土地后备资源，商品粮基地县从目前的500多个增加到800多个；——加强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扩大灌溉面积。近中期将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打井工程；——实施种子工程，争取在作物育种方面有所突破，力争5年内将各大作物品种更新一次；——实施农科教三结合，建立农业科技基金，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推广节水、节肥等适用技术，并引进一批国外技术；——提高国内化肥供给能力，重点建设和改造一批化肥厂的生产能力，同时降低生产成本，以此调低化肥供应价格；——依据农业法，增加对农业的信贷投入和财政支农业资金。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中国政府对粮食问题的重视，中国的粮食生产将在下一个世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是就生产抓生产，很少注意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实际上，流通不仅是保证供应的前提，而且也是左右粮食生产的关键。过去，我国反反复复出现的“卖粮难”，就是典型的流通不畅。但以前我们却没有从流通上找原因，“卖难”出现了，便采取压抑生产的作法，不仅谷贱伤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而且粮食生产也受到打击，没有几年恢复不过来。近20年的实践证明，没有合理而顺畅的粮食流通，就不可能有稳定增长的粮食生产。因此，1998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作用不仅是稳定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供应，增加粮食企业活力，更重要的是还将有力地促进粮食生产。
这次粮改，首先一项政策就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这是以往农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过去，粮食少了，便是成千上万名干部下农村，走村串户，动员农民交售“爱国粮”，并扩大来年的生产，而一旦粮食丰收，他们便脸一变，要不就不收，要不收了也不给钱，一张白条打发了事。如果多次反复，深深刺伤了农民的心。因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地方的农民除了种足自己吃的口粮和必须上交的定购粮，就再也不肯多种粮食了，以免日后为粮食交售无门而烦恼，这也是中国的粮食商品率一直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粮改确定敞开收购的政策，使广大农民真正吃了定心丸，保护了农民的种粮收益，从而也将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增长。
按国务院出台的《粮食收购条件》规定，对农民交售的粮食，要常年、常时挂牌收购，不准限收、拒收、停收，不准压级压价；对不符合收购质量标准的粮食，可以按规定扣水、扣杂，实行按质论价，但不得拒收。并且实行户交户结的政策，除农业税外，不准代扣、代缴其他任何税费。实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保证粮食收购不打白条。也就是，中国政府保证农民种的粮食一是有地方收，二是按保护价收，三是用现金结算。农民说，这才是真正为农民着想，以后种粮食心里踏实了，劲头也更足了。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实施后，许多地方又掀起了种粮的高潮，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又回来了，抛荒的耕地又种上了粮食，农民投入也大幅度增加了。
这次粮改，再一次强化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并明确提出“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不仅包括粮食生产，也包括粮食流通，要求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负责本地区粮食平衡。过去没有粮食找中央要，粮食多了往中央推，现在则必须各负其责，这就要求各地政府千方百计发展本地区的粮食生产，搞好本地区的粮食流通和粮食供应。新政策实施后，各地政府重新确立了自己在粮食工作中的角色，层层落实发展粮食生产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以保证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
显而易见，这一次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中国的粮食生产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增添了动力。
前面我们对布朗关于中国粮食危机的预言作了逐一的反驳，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虽然布朗所作出的结论是荒谬的，而他指出的一些问题，如人口过多、耕地减少、投入下降等，却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若不全方位的重视农业，重新认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中国粮食出问题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日本学者藤村幸义也认为，如果中国掉以轻心，那么布朗的预言也有可能变为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朗对中国粮食问题的悲观预测，也有利于我们增加对粮食问题的认识。经过几次考察中国，最后布朗修正了他的部分观点，那就是如果中国从现在起正视粮食问题，那么，下一世纪的饥饿状态也可能不会出现。布朗认为：“众多的人口，匮乏的资源以及21世纪技术和政治哲学的冲突，都将迫使中国走出一条新路。”“虽然这是个很大的难题，但中国已做好应付这一难题的充分准备。中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处于世界科技及工业发展的领先位置。目前也确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和火药的国家，如今有可能在建立持续发展的经济方面再次领先西方，如果成功，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羡慕和仿效的榜样；如果失败，则整个世界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前面我们之所以认为未来的中国不会出现布朗所预测的那种中国人不能养活中国人的局面，是基于中国有着发展粮食生产的巨大潜力。但潜力并不等于现实，不能看到中国发展粮食生产的潜力，是布朗的失误；而如果不能把潜力变成现实，则是我们的过错。由此可见，在批驳布朗“中国粮食危机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底如何把握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各个环节，避免出现布朗所预测的结果。
这就要求全社会都来重视中国的粮食问题，因为这是关系每一个人的生存与生活的根本问题。没有充足的粮食，我们连生存都困难，更不用说发展了。现在由于粮食供应充足，给许多人一种误解，认为中国的粮食没有问题了，我们只要有钱，就能买到粮食。他们没有看到人多地少的中国国情和粮食供需紧张的中国粮情将长期存在的事实，或者是盲目乐观，或者是漠不关心。1994年的粮食风波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发生的。
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仅是中国政府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国农民要努力解决的问题，也应该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关心的问题。现在，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外部环境还不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粮食问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足够重视。有的部门只从本部门利益出发，乱占滥用耕地现象严重；有的单位侵占农业资源，克扣农民利益；有的涉农企业用质次价高的产品坑农害农；一些地方政府也只看到财政税收的重要，把眼睛盯在工业企业上，而放松粮食的生产；还有那触目惊心的粮食浪费几乎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我们对粮食问题的重新认识，而得到彻底的纠正。
首先，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双基础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吃饭是第一位的问题。粮食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和基础作用，它是维系整个人类生活、生存和生命之源泉。只有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人们才能从事其他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也只有在人们生存稳定后，方能维持人心稳定，社会也方能稳定。因此，在农村全面发展农、工、商时，需坚持农业为基础；在坚持农林牧副渔等五业并举、粮油麻丝茶等多种经营共兴时，要以粮食为主业。就是说，坚持“全面发展农为本，多种经营粮为主”，这应当成为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的基本方针。
其次，上至中央政府，下至乡镇政府，都应该切切实实地树立以粮为本的意识，从各个方面扶持和促进粮食生产。而这种扶持和促进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里，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有人大唱“把农业和粮食推向市场，让农民在市场海洋中学游泳”的高调，其结果酿成1994年的粮食涨价风波。这给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和粮食还需不需要扶持和保护？回答是肯定的。粮食经济的明显特点是包含种种矛盾：粮食的基础性和弱质性矛盾；公益性与低效性矛盾；生物性与风险性矛盾等。解决这些矛盾单纯靠市场调节不仅无济于事，甚至反而会加剧矛盾。国内外的经验和经济发展史表明，切实采取扶持和保护粮食的政策，不仅可以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和农业易受忽视和排挤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增强粮食稳定增长的力量。
扶持和保护粮食，迫切需要从关键性的薄弱环节入手，而需要全社会支持的，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资金的投入。虽然许多人也知道“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口号，但落实到行动中，却是说得多，做得少。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受“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影响，对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不如以前那么重视了，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在未来的30年时间里，我国要使粮食总产增加1.4亿吨左右，粮食单产增加100公斤，没有一定的投入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而只要我们的这个目标落空，中国的粮食供需矛盾就将加剧到足以影响中国人饿肚子的程度。这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论述过的。
二是技术的投入。科研部门要加速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增加科技投入力度，稳定农业科研队伍。在国家面临各种投资需求竞争不断激烈的情况下，农业科研投资应首先得到保障。保持农业科研实际投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以每年3.5%的增长速度上升是最基本的条件。另外，要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农学家经过对比筛选，提出目前可使我国粮食大幅度增产的10项技术，包括粮食作物高产优质综合栽培技术；粮食优良品种和杂交组合技术；科学施肥技术；粮食科学保管、加工、综合开发技术；粮食作物栽培技术等。这些涉及技术工程、生物工程及生化工程的科技措施，一经推广和被农民掌握应用，就可以收到投资少、启动快、增产多的较好效果。据专家测算，如果全面推广配方施肥和化肥深施技术，使氮磷钾肥比例结构由现在的1：0.3：0.3调整到1：0.5：0.2；推广节水灌溉技术，使水的利用率从40%提高到45%；更换一次优良品种和杂交新组合的面积达到粮食总面积的70%；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模式化栽培技术和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等，将提高粮食单产20～50%。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全社会各个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努力。
三是物质的投入。农业资料生产企业虽然大都是国家投资兴建的，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企业已改变了过去支农促农的宗旨，有的已经转向生产其他见效更快、利润更高的产品去了，有的虽然继续生产农用生产资料，但价格失控，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这一切都极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价格适宜、质量过硬的农业生产资料，是许多国家扶持农业的一项间接手段，我国也不能例外。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强化涉农企业的支农意识，并由国家通过减税减费等措施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以此降低粮食的生产成本，提高粮食的收益水平。在当前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的情况下，这是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条重要措施。
总的来说，粮食是我们须臾不可缺、一天也不能少的东西，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不关注维系我们生存、生命和生活的粮食问题，为中国的粮食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自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中央的肯定与支持，农民真正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高涨，粮食生产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经过20年的努力，现在，中国的粮食生产初成体系，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程度，基本上形成了稳定的年产4～5亿吨的生产能力。
最令人鼓舞的是，就在我国连续几年粮食丰收、粮食储备量达到极高水平的时候，党中央专门召开了十五届三中全会，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专题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此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明确：“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粮食这一特殊商品的宏观调控，保护农民积极性，保证供给和价格基本稳定。”此次会议还作出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的决定，使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随后，中央又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对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作出了具体部署。大江南北，再一次掀起了农业生产的热潮。
与此同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1998年，中央支援农业的支出达62.35亿元，比1997年执行数增长12%。中央财政预算增加粮食风险基金37亿元，地方预算也作出配套安排，增加支出55.5亿元，保证了粮食敞开收购政策的实施，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为了解决历年来由于国家粮食仓储不足而影响粮食收购的难题，1998年国家决定增加50亿元用于新增仓储设施，同时扩大简易建仓贷款规模。1998年6月初，国务院决定由中央财政安排资金在1999年夏收前建成250亿公斤仓容的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现在，250亿公斤仓容的中央储备粮库建设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粮库的建设布局已经完成，一半以上的项目已经开工建设，资金拨付到位。北京、天津、大连、上海、宁波、福建、广东、西藏、宁夏、新疆等地的项目已经全部开工。
汲取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的教训，1998年底与1999年初，全国进行了改革开放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利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水利建设都是农民的事，而此次增强了机关部门的责任。所有受益的部门与企业都加入了水利建设的行列，或者投工，或者投资，利益共亨，责任共担，提高了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大堤建设的同时，一些地区还对易旱易涝面积进行了配套改造。这都为粮食生产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目前，中国在发展粮食生产上形成了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政策机制：——严格实行计划生育和保护耕地两项基本国策，着手建立农田保护制度，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建设商品粮基地，改造中低产田，实行农业综合开发。重点开发黑龙江、新疆和甘肃、黄淮海三大区域的土地后备资源，商品粮基地县从目前的500多个增加到800多个；——加强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扩大灌溉面积。近中期将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打井工程；——实施种子工程，争取在作物育种方面有所突破，力争5年内将各大作物品种更新一次；——实施农科教三结合，建立农业科技基金，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推广节水、节肥等适用技术，并引进一批国外技术；——提高国内化肥供给能力，重点建设和改造一批化肥厂的生产能力，同时降低生产成本，以此调低化肥供应价格；——依据农业法，增加对农业的信贷投入和财政支农业资金。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中国政府对粮食问题的重视，中国的粮食生产将在下一个世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是就生产抓生产，很少注意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实际上，流通不仅是保证供应的前提，而且也是左右粮食生产的关键。过去，我国反反复复出现的“卖粮难”，就是典型的流通不畅。但以前我们却没有从流通上找原因，“卖难”出现了，便采取压抑生产的作法，不仅谷贱伤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而且粮食生产也受到打击，没有几年恢复不过来。近20年的实践证明，没有合理而顺畅的粮食流通，就不可能有稳定增长的粮食生产。因此，1998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作用不仅是稳定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供应，增加粮食企业活力，更重要的是还将有力地促进粮食生产。
这次粮改，首先一项政策就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这是以往农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过去，粮食少了，便是成千上万名干部下农村，走村串户，动员农民交售“爱国粮”，并扩大来年的生产，而一旦粮食丰收，他们便脸一变，要不就不收，要不收了也不给钱，一张白条打发了事。如果多次反复，深深刺伤了农民的心。因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地方的农民除了种足自己吃的口粮和必须上交的定购粮，就再也不肯多种粮食了，以免日后为粮食交售无门而烦恼，这也是中国的粮食商品率一直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粮改确定敞开收购的政策，使广大农民真正吃了定心丸，保护了农民的种粮收益，从而也将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增长。
按国务院出台的《粮食收购条件》规定，对农民交售的粮食，要常年、常时挂牌收购，不准限收、拒收、停收，不准压级压价；对不符合收购质量标准的粮食，可以按规定扣水、扣杂，实行按质论价，但不得拒收。并且实行户交户结的政策，除农业税外，不准代扣、代缴其他任何税费。实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保证粮食收购不打白条。也就是，中国政府保证农民种的粮食一是有地方收，二是按保护价收，三是用现金结算。农民说，这才是真正为农民着想，以后种粮食心里踏实了，劲头也更足了。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实施后，许多地方又掀起了种粮的高潮，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又回来了，抛荒的耕地又种上了粮食，农民投入也大幅度增加了。
这次粮改，再一次强化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并明确提出“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不仅包括粮食生产，也包括粮食流通，要求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负责本地区粮食平衡。过去没有粮食找中央要，粮食多了往中央推，现在则必须各负其责，这就要求各地政府千方百计发展本地区的粮食生产，搞好本地区的粮食流通和粮食供应。新政策实施后，各地政府重新确立了自己在粮食工作中的角色，层层落实发展粮食生产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以保证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
显而易见，这一次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中国的粮食生产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增添了动力。
前面我们对布朗关于中国粮食危机的预言作了逐一的反驳，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虽然布朗所作出的结论是荒谬的，而他指出的一些问题，如人口过多、耕地减少、投入下降等，却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若不全方位的重视农业，重新认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中国粮食出问题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日本学者藤村幸义也认为，如果中国掉以轻心，那么布朗的预言也有可能变为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朗对中国粮食问题的悲观预测，也有利于我们增加对粮食问题的认识。经过几次考察中国，最后布朗修正了他的部分观点，那就是如果中国从现在起正视粮食问题，那么，下一世纪的饥饿状态也可能不会出现。布朗认为：“众多的人口，匮乏的资源以及21世纪技术和政治哲学的冲突，都将迫使中国走出一条新路。”“虽然这是个很大的难题，但中国已做好应付这一难题的充分准备。中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处于世界科技及工业发展的领先位置。目前也确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和火药的国家，如今有可能在建立持续发展的经济方面再次领先西方，如果成功，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羡慕和仿效的榜样；如果失败，则整个世界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前面我们之所以认为未来的中国不会出现布朗所预测的那种中国人不能养活中国人的局面，是基于中国有着发展粮食生产的巨大潜力。但潜力并不等于现实，不能看到中国发展粮食生产的潜力，是布朗的失误；而如果不能把潜力变成现实，则是我们的过错。由此可见，在批驳布朗“中国粮食危机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底如何把握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各个环节，避免出现布朗所预测的结果。
这就要求全社会都来重视中国的粮食问题，因为这是关系每一个人的生存与生活的根本问题。没有充足的粮食，我们连生存都困难，更不用说发展了。现在由于粮食供应充足，给许多人一种误解，认为中国的粮食没有问题了，我们只要有钱，就能买到粮食。他们没有看到人多地少的中国国情和粮食供需紧张的中国粮情将长期存在的事实，或者是盲目乐观，或者是漠不关心。1994年的粮食风波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发生的。
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仅是中国政府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国农民要努力解决的问题，也应该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关心的问题。现在，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外部环境还不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粮食问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足够重视。有的部门只从本部门利益出发，乱占滥用耕地现象严重；有的单位侵占农业资源，克扣农民利益；有的涉农企业用质次价高的产品坑农害农；一些地方政府也只看到财政税收的重要，把眼睛盯在工业企业上，而放松粮食的生产；还有那触目惊心的粮食浪费几乎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我们对粮食问题的重新认识，而得到彻底的纠正。
首先，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双基础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吃饭是第一位的问题。粮食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和基础作用，它是维系整个人类生活、生存和生命之源泉。只有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人们才能从事其他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也只有在人们生存稳定后，方能维持人心稳定，社会也方能稳定。因此，在农村全面发展农、工、商时，需坚持农业为基础；在坚持农林牧副渔等五业并举、粮油麻丝茶等多种经营共兴时，要以粮食为主业。就是说，坚持“全面发展农为本，多种经营粮为主”，这应当成为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的基本方针。
其次，上至中央政府，下至乡镇政府，都应该切切实实地树立以粮为本的意识，从各个方面扶持和促进粮食生产。而这种扶持和促进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里，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有人大唱“把农业和粮食推向市场，让农民在市场海洋中学游泳”的高调，其结果酿成1994年的粮食涨价风波。这给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和粮食还需不需要扶持和保护？回答是肯定的。粮食经济的明显特点是包含种种矛盾：粮食的基础性和弱质性矛盾；公益性与低效性矛盾；生物性与风险性矛盾等。解决这些矛盾单纯靠市场调节不仅无济于事，甚至反而会加剧矛盾。国内外的经验和经济发展史表明，切实采取扶持和保护粮食的政策，不仅可以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和农业易受忽视和排挤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增强粮食稳定增长的力量。
扶持和保护粮食，迫切需要从关键性的薄弱环节入手，而需要全社会支持的，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资金的投入。虽然许多人也知道“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口号，但落实到行动中，却是说得多，做得少。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受“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影响，对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不如以前那么重视了，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在未来的30年时间里，我国要使粮食总产增加1.4亿吨左右，粮食单产增加100公斤，没有一定的投入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而只要我们的这个目标落空，中国的粮食供需矛盾就将加剧到足以影响中国人饿肚子的程度。这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论述过的。
二是技术的投入。科研部门要加速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增加科技投入力度，稳定农业科研队伍。在国家面临各种投资需求竞争不断激烈的情况下，农业科研投资应首先得到保障。保持农业科研实际投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以每年3.5%的增长速度上升是最基本的条件。另外，要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农学家经过对比筛选，提出目前可使我国粮食大幅度增产的10项技术，包括粮食作物高产优质综合栽培技术；粮食优良品种和杂交组合技术；科学施肥技术；粮食科学保管、加工、综合开发技术；粮食作物栽培技术等。这些涉及技术工程、生物工程及生化工程的科技措施，一经推广和被农民掌握应用，就可以收到投资少、启动快、增产多的较好效果。据专家测算，如果全面推广配方施肥和化肥深施技术，使氮磷钾肥比例结构由现在的1：0.3：0.3调整到1：0.5：0.2；推广节水灌溉技术，使水的利用率从40%提高到45%；更换一次优良品种和杂交新组合的面积达到粮食总面积的70%；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模式化栽培技术和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等，将提高粮食单产20～50%。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全社会各个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努力。
三是物质的投入。农业资料生产企业虽然大都是国家投资兴建的，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企业已改变了过去支农促农的宗旨，有的已经转向生产其他见效更快、利润更高的产品去了，有的虽然继续生产农用生产资料，但价格失控，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这一切都极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价格适宜、质量过硬的农业生产资料，是许多国家扶持农业的一项间接手段，我国也不能例外。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强化涉农企业的支农意识，并由国家通过减税减费等措施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以此降低粮食的生产成本，提高粮食的收益水平。在当前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的情况下，这是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条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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