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五月号。
<strong>赏析</strong>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又一首史诗式词作。时间是1930年7月。从他高擎秋收起义的火炬，创建工农革命军，到把红旗插上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工农革命根据地，到率领红四军主力三次进军赣南、闽西，为尔后的中央苏区奠定牢固的基础，他已经在枪林弹雨中纵马驰骋将近三年了。这时，他已经不仅仅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介书生，也不仅仅是一位对中国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了然于心的政治理论家，而是已经成为决意走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战略家和所向披靡的军事指挥家。毛泽东、朱德和他们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存在，使得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心惊胆战、坐卧不安。但是，毛泽东的战略在当时尚未获得党内普遍的认同，甚至每每招致讥贬与排斥。就在写这首词的前一年，他曾一度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前两个月，即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要求红军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甚至要求“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前一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占据统治地位，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随即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左”倾冒险主义计划。很显然，这些都是同毛泽东认定并决意坚持的革命战略相抵触的，并已为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始于1930年6月下旬。其时，中国工农红军经过将近三年的游击战争，数量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红军和赤卫队均发展到十万人左右，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已有十几个，动员和组织起来的根据地人民群众数以百万计。6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完成了著名的“汀州整编”，建立了红军第一军团，辖红四军、红六军（不久改为第三军）、红十二军，开始了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6月下旬，接到中央下达的攻打南昌的命令。6月22日，红一军团前委在汀州发布《由闽西出发向广昌集中的命令》。7月上旬，毛泽东致信中央，批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肃清根据地内的白色据点，深入土地革命，争取把赣南、闽西和浙西苏区连成一片。李立三拒不接受这一主张，强令进攻南昌。7月20日，红四军、红三军会师永丰，同时发布“向南昌推进”的命令。24日攻占樟树。毛泽东同朱德等分析形势，认为敌人主力未被消灭，攻打南昌于我不利，即使打下了南昌也难守住，乃决定不攻南昌而乘虚西渡赣水。于30日抵达与南昌隔江相望的新建后，随即分兵奉新、安义等县深入发动群众，将革命影响由闽西、赣南经赣江流域腹地推及赣西北，并取向西进逼湘鄂的态势。为支援活动于湖南平江一带的红军第三军团抗击国民党军何键部的进攻，并求得打开湘鄂赣边界地区的斗争局面，8月3日，红一军团前委发布了《进攻长沙先取浏阳的命令》，并率军由江西奉新、义安地区向湖南挺进。
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过程，既是执行中央决定，由闽西进逼南昌的过程，也是努力抵制“左”倾错误，不断深入发动群众，奋起工农千百万，打击敌人的革命大进军的过程。作为军事领导，毛泽东在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中，深受已经奋起的工农革命力量与热情的鼓舞，精神是亢奋的、乐观的；但他又必须在服从中央错误决定的同时，努力而巧妙地坚持自己认定的正确的战略道路，以保存、壮大和发展来之不易的革命武装力量，不断扩大和发展革命成果，因而思想是冷静而深沉的。作为诗词艺术家，毛泽东填词吟咏从汀州向长沙这一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自然会在作品中贯注在特定情境中生发的狂飙奔突而又心曲深沉的“意脉”，以表达他那广阔而深邃的内心世界。
词的上阕以虚实相生、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法着重叙事而又渗透着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活动。“六月天兵征腐恶”，起句突兀而来，首先推出“天兵”与“腐恶”两个对立的意象，并以“征”字相关联，直有一股令人振奋的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以“天兵”指作者所率的工农红军，既显其神威，又张其正义。以“腐恶”指敌人，是形容词名物化的用法，既暴露了敌人腐朽丑恶的本质，又反衬了“天兵”的正义和不可抗拒。中间着一“征”字，可谓兴师有名，仁义自见。这一句从时令“六月”落墨，看似寻常，其实多有包孕。它不只是可以使人产生“炎暑”、“天威”等联想，还可以使人自然而直接地记起《诗·小雅·六月》及其中“六月栖栖，戎车既饬……王于出征，以匡王国”等诗句，从而“披文以入情”，体验到词人在“六月”一句中寄寓着一种与《诗·小雅·六月》中略有类似而本质不同的深沉浩大的历史责任感和凛然正气。《诗经》毛传所谓“《六月》言周室微而复兴，美宣王之北伐也”，郑笺所谓“记‘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差可用来作“六月天兵征腐恶”一句的注脚。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就其喻指的事物而言，是前句的复现；就其意象创造而言，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推移和转换。“万丈长缨”与“天兵”语意相承，是意象的推移；“鲲鹏”与“腐恶”相应，用以吟指作者所要否定的对象，则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意象转换。此前，作者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有“鲲鹏击浪从兹始”句；此后，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斥鷃每闻欺大鸟”句；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句。其中“鲲鹏”、“大鸟”都被用来喻指作者所赞美和肯定的对象。这里，作者之所以进行异乎寻常的意象转换，以“鲲鹏”属应“腐恶”，意匠在于既真实地揭示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虚弱而又暂时强大的两重性本质，又隐约披露作者对当时攻取中心城市的不可能性与危险性的深层的情感判断。“万丈长缨”要缚住那大而“不知其几千里”的鲲鹏，气不可谓不壮，然而谈何容易！
正是沿着上述已经隐约披露的深层的情感潜流，作者的思绪很自然地流向了另外的意象空间：“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赣水那边”，是以切入的远景转换了意象空间；“红一角”则以鲜明的色彩造成了耀人眼目的视觉形象。这种空间的跳跃转换和鲜明意象的创造，无疑显示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流向，透露了作者对已经是“红一角”的“赣水那边”分外瞩目的眷顾之情。这种深刻的情感潜流，毕竟是难以抑而不发的，至“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可谓情不自禁而溢于言表了。作者之所以在作品中对黄公略赞赏有加，不仅仅是因为黄公略所率的红三军在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中确实是足可倚凭的“偏师”，黄公略本人在关键时刻赞同并支持了毛泽东抵制攻取南昌的决策；更重要的是，他向来理解和支持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坚持在粤北至赣西南赣水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红色政权，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黄公略与毛泽东在革命战略上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是毛泽东足可信赖与借重的。
由上所述，很显然，词的上阕一、二句与三、四句构成了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联系、相映成趣的艺术思维空间，笔调也前后相承而又显出变化。如果说一、二句是作者立足于现实而在幻化的意象空间进行形象思维，豪情浩气之中隐然生出一缕深沉的忧思，笔调雄浑而凝重；那么，三、四句则是从虚境回复现实，于深情眷顾中流露出对正确的战略道路及其成功实绩的热情赞美，笔调也显得活脱轻灵。
词的下阕，作者挥洒酣畅的笔墨，紧扣意脉进一步状写革命气势，抒发强烈而深沉的情怀。“百万工农齐踊跃”，是上阕“天兵”、“万丈长缨”等虚拟意象的现实具体化，是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形势的真实描写与概括。“齐踊跃”三字，极富动感，极有力量，既讴歌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又为下句意象空间的开拓引弓蓄势。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紧承前句笔力豪气，一泻万里，势不可遏。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自闽西、赣南北上，纵贯江西，几及全省，而后自赣西北取进逼湘鄂态势，状以“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并非“虚笔”。句中驱遣“席卷”、“直捣”这两个力度极强的词语，意锐词锐，如同雷轰电掣，使得上阕开辟的“万丈长缨”、“红一角”的意象空间急剧伸张拓展，令人心驰神往，了无滞碍，似觉锋芒所向，红旗漫天，以至席卷江西、直捣湘鄂意犹未尽，情不能已。
至此，作者顺势翻笔，凌空一变，由已经极大地伸展开来的外在的意象空间转向逐渐亢奋起来的内在的心灵世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红了一角的古老土地上红旗跃动，百万奋起的工农正迈开排山倒海的行进步伐，“席卷”、“直捣”旧世界的革命气势……此情此景，本身就构成了大气磅礴、悲壮动人的时代旋律、人类史诗。而呼唤“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国际歌》，正是这种时代旋律、人类史诗汇集而成的全世界无产者革命的歌，心中的歌。毛泽东身在此情此景之中，扮演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时代主角，是我唱《国际歌》，还是《国际歌》唱我，自是浑然难分而神思飞越了。所谓“狂飙为我从天落”，正是这种物我浑然的诗家妙语。“狂飙”何物？它既指革命风暴，此为物；又指内心的情感波涛，此为我。二者交激鼓荡，奔突于天，深沉于心，以“为我从天落”言之，信不虚也！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同作者其他许多诗词作品一样，贯透着一种震撼环宇的恢宏气势，焕发着令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可以说，这是毛泽东诗词的一种风格。构成这种风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这首词而言，作者以其雄健的笔力，将纵横万里的军事行动摄为题材，加以敷陈渲染，气势已在其中；作者善于创造和运用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式的意象，运用变换空间、虚实结合、物我融通等艺术手法，为作品中的艺术审美思维活动不断地拓展其驰骋的时空范围，从而就造成了纵横奔突的气势、高深峻拔的氛围和挥洒自如的风度，包揽万物、震撼环宇的艺术境界也就随之生成。当然，题材、技巧的选择运用，无不同作者的胸襟视野有关。毛泽东正是有宏伟胸襟、广阔视野的领袖和战略家、大手笔。所谓“填词第一要襟抱”、“风格即人”，实在是至理名言。
前人论词有“词境以深静为至”之说。持此一端以论苏、辛，已嫌褊狭。若以此论毛泽东诸多篇什则可谓陈言老套了。诚然，从苏、辛到毛泽东，都有“深静”的佳构名篇，然而，静可深，动亦可深，“深动”也可创造至善至美的境界。就《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而言，全词气势飞动，物我浑然，已达于至深至远的境界，具有令人神驰心往、情思飞越的审美感染力。所谓“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庶几可当之。
这首词上阕的一、二句和下阕的一、二句，虽然虚实相生且各有旨趣，但毕竟指事大体相同，给人一种重复平直的感觉，无疑会削弱了这首短调作品的容量和艺术表现力。这大概是这首词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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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赏析</strong>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又一首史诗式词作。时间是1930年7月。从他高擎秋收起义的火炬，创建工农革命军，到把红旗插上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工农革命根据地，到率领红四军主力三次进军赣南、闽西，为尔后的中央苏区奠定牢固的基础，他已经在枪林弹雨中纵马驰骋将近三年了。这时，他已经不仅仅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介书生，也不仅仅是一位对中国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了然于心的政治理论家，而是已经成为决意走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战略家和所向披靡的军事指挥家。毛泽东、朱德和他们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存在，使得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心惊胆战、坐卧不安。但是，毛泽东的战略在当时尚未获得党内普遍的认同，甚至每每招致讥贬与排斥。就在写这首词的前一年，他曾一度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前两个月，即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要求红军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甚至要求“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前一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占据统治地位，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随即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左”倾冒险主义计划。很显然，这些都是同毛泽东认定并决意坚持的革命战略相抵触的，并已为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始于1930年6月下旬。其时，中国工农红军经过将近三年的游击战争，数量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红军和赤卫队均发展到十万人左右，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已有十几个，动员和组织起来的根据地人民群众数以百万计。6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完成了著名的“汀州整编”，建立了红军第一军团，辖红四军、红六军（不久改为第三军）、红十二军，开始了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6月下旬，接到中央下达的攻打南昌的命令。6月22日，红一军团前委在汀州发布《由闽西出发向广昌集中的命令》。7月上旬，毛泽东致信中央，批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肃清根据地内的白色据点，深入土地革命，争取把赣南、闽西和浙西苏区连成一片。李立三拒不接受这一主张，强令进攻南昌。7月20日，红四军、红三军会师永丰，同时发布“向南昌推进”的命令。24日攻占樟树。毛泽东同朱德等分析形势，认为敌人主力未被消灭，攻打南昌于我不利，即使打下了南昌也难守住，乃决定不攻南昌而乘虚西渡赣水。于30日抵达与南昌隔江相望的新建后，随即分兵奉新、安义等县深入发动群众，将革命影响由闽西、赣南经赣江流域腹地推及赣西北，并取向西进逼湘鄂的态势。为支援活动于湖南平江一带的红军第三军团抗击国民党军何键部的进攻，并求得打开湘鄂赣边界地区的斗争局面，8月3日，红一军团前委发布了《进攻长沙先取浏阳的命令》，并率军由江西奉新、义安地区向湖南挺进。
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过程，既是执行中央决定，由闽西进逼南昌的过程，也是努力抵制“左”倾错误，不断深入发动群众，奋起工农千百万，打击敌人的革命大进军的过程。作为军事领导，毛泽东在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中，深受已经奋起的工农革命力量与热情的鼓舞，精神是亢奋的、乐观的；但他又必须在服从中央错误决定的同时，努力而巧妙地坚持自己认定的正确的战略道路，以保存、壮大和发展来之不易的革命武装力量，不断扩大和发展革命成果，因而思想是冷静而深沉的。作为诗词艺术家，毛泽东填词吟咏从汀州向长沙这一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自然会在作品中贯注在特定情境中生发的狂飙奔突而又心曲深沉的“意脉”，以表达他那广阔而深邃的内心世界。
词的上阕以虚实相生、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法着重叙事而又渗透着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活动。“六月天兵征腐恶”，起句突兀而来，首先推出“天兵”与“腐恶”两个对立的意象，并以“征”字相关联，直有一股令人振奋的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以“天兵”指作者所率的工农红军，既显其神威，又张其正义。以“腐恶”指敌人，是形容词名物化的用法，既暴露了敌人腐朽丑恶的本质，又反衬了“天兵”的正义和不可抗拒。中间着一“征”字，可谓兴师有名，仁义自见。这一句从时令“六月”落墨，看似寻常，其实多有包孕。它不只是可以使人产生“炎暑”、“天威”等联想，还可以使人自然而直接地记起《诗·小雅·六月》及其中“六月栖栖，戎车既饬……王于出征，以匡王国”等诗句，从而“披文以入情”，体验到词人在“六月”一句中寄寓着一种与《诗·小雅·六月》中略有类似而本质不同的深沉浩大的历史责任感和凛然正气。《诗经》毛传所谓“《六月》言周室微而复兴，美宣王之北伐也”，郑笺所谓“记‘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差可用来作“六月天兵征腐恶”一句的注脚。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就其喻指的事物而言，是前句的复现；就其意象创造而言，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推移和转换。“万丈长缨”与“天兵”语意相承，是意象的推移；“鲲鹏”与“腐恶”相应，用以吟指作者所要否定的对象，则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意象转换。此前，作者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有“鲲鹏击浪从兹始”句；此后，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斥鷃每闻欺大鸟”句；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句。其中“鲲鹏”、“大鸟”都被用来喻指作者所赞美和肯定的对象。这里，作者之所以进行异乎寻常的意象转换，以“鲲鹏”属应“腐恶”，意匠在于既真实地揭示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虚弱而又暂时强大的两重性本质，又隐约披露作者对当时攻取中心城市的不可能性与危险性的深层的情感判断。“万丈长缨”要缚住那大而“不知其几千里”的鲲鹏，气不可谓不壮，然而谈何容易！
正是沿着上述已经隐约披露的深层的情感潜流，作者的思绪很自然地流向了另外的意象空间：“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赣水那边”，是以切入的远景转换了意象空间；“红一角”则以鲜明的色彩造成了耀人眼目的视觉形象。这种空间的跳跃转换和鲜明意象的创造，无疑显示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流向，透露了作者对已经是“红一角”的“赣水那边”分外瞩目的眷顾之情。这种深刻的情感潜流，毕竟是难以抑而不发的，至“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可谓情不自禁而溢于言表了。作者之所以在作品中对黄公略赞赏有加，不仅仅是因为黄公略所率的红三军在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中确实是足可倚凭的“偏师”，黄公略本人在关键时刻赞同并支持了毛泽东抵制攻取南昌的决策；更重要的是，他向来理解和支持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坚持在粤北至赣西南赣水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红色政权，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黄公略与毛泽东在革命战略上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是毛泽东足可信赖与借重的。
由上所述，很显然，词的上阕一、二句与三、四句构成了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联系、相映成趣的艺术思维空间，笔调也前后相承而又显出变化。如果说一、二句是作者立足于现实而在幻化的意象空间进行形象思维，豪情浩气之中隐然生出一缕深沉的忧思，笔调雄浑而凝重；那么，三、四句则是从虚境回复现实，于深情眷顾中流露出对正确的战略道路及其成功实绩的热情赞美，笔调也显得活脱轻灵。
词的下阕，作者挥洒酣畅的笔墨，紧扣意脉进一步状写革命气势，抒发强烈而深沉的情怀。“百万工农齐踊跃”，是上阕“天兵”、“万丈长缨”等虚拟意象的现实具体化，是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形势的真实描写与概括。“齐踊跃”三字，极富动感，极有力量，既讴歌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又为下句意象空间的开拓引弓蓄势。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紧承前句笔力豪气，一泻万里，势不可遏。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自闽西、赣南北上，纵贯江西，几及全省，而后自赣西北取进逼湘鄂态势，状以“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并非“虚笔”。句中驱遣“席卷”、“直捣”这两个力度极强的词语，意锐词锐，如同雷轰电掣，使得上阕开辟的“万丈长缨”、“红一角”的意象空间急剧伸张拓展，令人心驰神往，了无滞碍，似觉锋芒所向，红旗漫天，以至席卷江西、直捣湘鄂意犹未尽，情不能已。
至此，作者顺势翻笔，凌空一变，由已经极大地伸展开来的外在的意象空间转向逐渐亢奋起来的内在的心灵世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红了一角的古老土地上红旗跃动，百万奋起的工农正迈开排山倒海的行进步伐，“席卷”、“直捣”旧世界的革命气势……此情此景，本身就构成了大气磅礴、悲壮动人的时代旋律、人类史诗。而呼唤“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国际歌》，正是这种时代旋律、人类史诗汇集而成的全世界无产者革命的歌，心中的歌。毛泽东身在此情此景之中，扮演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时代主角，是我唱《国际歌》，还是《国际歌》唱我，自是浑然难分而神思飞越了。所谓“狂飙为我从天落”，正是这种物我浑然的诗家妙语。“狂飙”何物？它既指革命风暴，此为物；又指内心的情感波涛，此为我。二者交激鼓荡，奔突于天，深沉于心，以“为我从天落”言之，信不虚也！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同作者其他许多诗词作品一样，贯透着一种震撼环宇的恢宏气势，焕发着令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可以说，这是毛泽东诗词的一种风格。构成这种风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这首词而言，作者以其雄健的笔力，将纵横万里的军事行动摄为题材，加以敷陈渲染，气势已在其中；作者善于创造和运用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式的意象，运用变换空间、虚实结合、物我融通等艺术手法，为作品中的艺术审美思维活动不断地拓展其驰骋的时空范围，从而就造成了纵横奔突的气势、高深峻拔的氛围和挥洒自如的风度，包揽万物、震撼环宇的艺术境界也就随之生成。当然，题材、技巧的选择运用，无不同作者的胸襟视野有关。毛泽东正是有宏伟胸襟、广阔视野的领袖和战略家、大手笔。所谓“填词第一要襟抱”、“风格即人”，实在是至理名言。
前人论词有“词境以深静为至”之说。持此一端以论苏、辛，已嫌褊狭。若以此论毛泽东诸多篇什则可谓陈言老套了。诚然，从苏、辛到毛泽东，都有“深静”的佳构名篇，然而，静可深，动亦可深，“深动”也可创造至善至美的境界。就《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而言，全词气势飞动，物我浑然，已达于至深至远的境界，具有令人神驰心往、情思飞越的审美感染力。所谓“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庶几可当之。
这首词上阕的一、二句和下阕的一、二句，虽然虚实相生且各有旨趣，但毕竟指事大体相同，给人一种重复平直的感觉，无疑会削弱了这首短调作品的容量和艺术表现力。这大概是这首词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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