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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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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原注

  原指高原，即秦晋高原<spanclass=""data-note="秦晋高原，指陕西、山西一带的黄土高原。"></span>。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在这以前，一九四五年十月，毛泽东在重庆曾把这首词书赠柳亚子，因而被重庆《新民报晚刊》在十一月十四日传抄发表，以后别的报纸陆续转载，但多有讹误，不足为据。

  <strong>赏析</strong>

  无论从何种角度着眼，《沁园春·雪》都说得上是毛泽东诗词的压卷之作。这决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几乎所有评论家的共识。

  这首词的写作背景不同寻常。作者在给柳亚子的一封信中，称此词为“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所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刊印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注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是1936年2月，也就是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两个月后。那时中共中央刚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即于当年1月亲率红军东征，于2月初，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前十个月，到达陕北清涧县袁家沟一带，准备东渡黄河抗日，扩大红军势力。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令中央军与阎锡山部加以阻击。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作）自注说：“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而不是日。”那时，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中共总的负责人（当时是张闻天），但他的主张在党内已经取得支配地位，一切不过是时间问题。日本的侵略固然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却在客观上对蒋介石的“戡乱”形成掣肘，使国共势力的消长充满变数。中国积贫积弱、积乱积危，然物极必反，其命运和前景亦不可限量。那时的毛泽东雄心勃勃，心情异常舒畅。他本来就喜欢雪天。在袁家沟居住期间，正遇上一场平生罕见的大雪——也就是他对柳亚子提到的那场大雪。放眼秦晋高原白雪皑皑，长城内外冰封雪盖，九曲黄河顿失滔滔，此情此景一时凑泊，不禁逸兴遄飞，欣然命笔，几乎是一气呵成了这首独步古今的咏雪抒怀之作。

  毛泽东写作诗词，一向是以兴会为宗的。这首词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原因之一，就在于读这首词，你能体会到作者在写作时所达到的那种巅峰状态。“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起就是椽笔驰骛，全景式描绘北国雪景。毛泽东性格“好大”，在写景上比较近似李白。李白偏爱名山大川，钟情的景物是黄河、长江、庐山瀑布、横江风浪。毛泽东喜欢的咏雪名句是“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张元）等奇句，而不是“未若柳絮因风起”（谢道韫）那样的妙语。这首词中的看雪，可不是芦雪庵赏雪，甚至也不是终南山望雪，而是昂首天外，鸟瞰、俯瞰整个的北国雪景。“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寥寥数语，写出了漫天大雪所造成的江山一笼统的奇妙感觉。“长城”、“大河”（黄河）在词中，既是宏大的自然意象，又是象征符号——与“江山”、“无数英雄”、“风流人物”等自然和社会意象相呼应，是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而赋予了这首词以非同寻常的意义。“惟余”、“顿失”的措词，具有一种张力——漫天大雪转瞬之间改观了山河，词人在登高壮观天地间的同时，心中涌起的是怎样的一种激情呢？这令人不禁想起作者同调词作中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接下来的三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写积雪。静态的积雪，却写出了动感。蜿蜒崎岖的山脉，其边缘、其轮廓、其走向在积雪中亮度较高，使人产生一种视幻感觉——银蛇飞舞的感觉，与“飞起玉龙三百万”在想象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大小小、绵亘起伏的山峦，由于蒙上了积雪，又使人产生另一种视幻感觉——象群奔腾的感觉，试想一下，整个原野上奔腾着无数的白象，这又是何等壮观的一种情景。作者最初的措辞是“腊象”，腊即真腊（古代国名，即柬埔寨），后来作者采纳臧克家的建议，改为“蜡象”，与“银蛇”作对，更加工稳。绵亘的雪山和无垠的雪原，使天空显得低矮，反言之，即雪山和雪原在与天公比高。“欲与天公试比高”，这一句有拟人的意味，使人想到毛泽东生平爱说的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种无法无天，或与天比高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总而言之，上片咏雪，词人做到了视通万里，眼光所及，几半中国。

  插说一下，《沁园春》这个词牌以东汉窦宪仗势夺取沁水公主园林、后人作诗咏其事而得名，全词一百一十四字，属于双调的慢词。上下片除换头而外，结构大体相同，具备从三字句到八字句的所有句式，各有一组由一字领起的句群，适合铺叙，保持着一气贯注到韵脚（一韵或两韵）的势头，饶有抑扬顿挫之致。毛泽东此词上片咏雪，以“北国风光”三字总冒，紧接用一个“望”字顶住上文，领起四句，其势头直贯两韵，到“欲与天公试比高”为止，对北国雪景作了大笔挥洒而又淋漓尽致的描绘。再用“须”字顶住上文，以三句写想象放晴之后，艳阳高照的雪景：“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红日与白雪交相辉映，该有多么的艳丽！换头处意脉不断，以“江山如此多娇”收住上片之写景，复以“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过渡到下片之咏史抒怀，是全词的一大关纽。紧接一个“惜”字顶住上文，领起四句，其势头又是直贯两韵，到“只识弯弓射大雕”为止，可谓大气盘旋。其思想内容，有人说，是“一笔勾掉五个皇帝”。这个说法不一定确切，但富于文学性，是一句妙语。在词中，毛泽东的确评点了五个皇帝——依次为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他们中有的是完成统一大业的雄主，有的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君主。词中称之“英雄”，绝非反语，有肯定的意思。就拿秦始皇来说吧，尽管历代读书人骂声不断，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读〈封建论〉呈郭老》）所以，决不是一笔抹煞，只是一揽子批点。“略输”、“稍逊”、“只识”这些带有贬抑性的措词，意味着这些帝王又都有历史的局限性。词中不能采用这种理论的话语，却用了“文采”、“风骚”这样的字面，好像是在谈论这几个人的文学修养。真要说文学修养，这几个人其实是有等差的：汉武帝有《秋风辞》，是名篇；唐太宗有几句诗，如“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等，是名句，这两人的“文采”要好一些。宋太祖是个武人，有歌咏日月的大话诗，不过，“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两句，还是为人称道的；成吉思汗的“文采”更差一些，说他“只识弯弓射大雕”，一点也不冤枉；秦始皇焚书坑儒，那就不仅仅是“略输文采”的问题了。不过，这里的“文采”、“风骚”，宜从广义上加以理解，那就是这些人的贡献，不在思想文化方面。总之，读这首词让人浮想联翩。当毛泽东面对如此江山、如此雪景时，心中激起的，是怎样一种豪情壮怀啊。他一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正在做着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业；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人类将有更大的贡献；我们所做的一切，将要比一切古人的业绩更加辉煌地载入历史。换言之，这是一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慷慨纵横、不可一世的感觉。

  于是，作者以“俱往矣”三字顶住上文，曲终奏雅——“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是对“俱往”的一个呼应，“风流人物”是对“无数英雄”的一个呼应，这个结尾是水到渠成的。那么，词中“风流人物”与“无数英雄”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是平列关系，还是对立关系呢？毛泽东自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毛泽东诗词集》第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他在自书此词时，也曾署题为“反封建沁园春”。这是一种贴标签的做法，是对那些批评他“有帝王思想”的人们的一个回敬。然而，作品一经发表，其解释权就不再专属于作者。要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还须提到一首宋词，那就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词开篇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毛泽东措词的语源——毛词中的“无数英雄”，不就是苏词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么？“风流人物”与“英雄”，只是一转语（同义语）。换言之，毛词中的“风流人物”是处在“无数英雄”的延长线上的，彼此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递进。当然，递进中也包含着否定，否定之否定，那也是符合辩证逻辑的。词中“俱往矣”三字，措语很重，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俱往矣”三字，又意味深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虽然是英雄，但已是过去式，是翻过的几页历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唐人岑参诗云：“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有这样的意味。

  词中“风流人物”何指，一直众说纷纭。作者自注为“无产阶级”，注家则说是“今朝的革命英雄”，或“当代人民群众中涌现的英雄人物”，或“无产阶级杰出人物”，或“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涉及文艺理论、诗论上的一个问题——抒情主人公的问题。简言之，抒情主人公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抒情主人公为“我”，即作者本人，如陆游《钗头凤》的抒情主人公就是陆游本人。另一种情况，抒情主人公为“非我”，即不是作者本人，诗词中的代言体就是如此，如《新婚别》的抒情主人公就不是杜甫。第三种情况，抒情主人公为“非常我”，即包含我，却不等于我，如唐王梵志诗中的“我”，就是泛指的我。毛泽东诗词主题重大，大部分作品所反映和表现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场历史变革，以及在这场历史变革中的革命豪情。其抒情主人公往往是一个大我，一个群体，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等，句中的“我”便是与百万工农结合的大我，都不等同于毛泽东本人，但一定包含他本人。同样地，这首词中的“风流人物”即当代英雄，也不等同于毛泽东本人，但一定包含他本人。影片《开国大典》中有一个细节，毛泽东在中南海对程潜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就指毛某人嘛。”无论现实生活中的毛泽东是否说过这样的话，这一细节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

  这首词写壮景，抒豪情，发绝大议论，在艺术上本来是有风险的。因为豪容易流于粗，大容易流于空。但这首词并不给人以粗豪和空洞的感觉，相反，读者觉得充实、光辉。这与作者的形象思维和艺术处理是分不开的。这首词的上片在自然的、地理的、空间的大跨度上自由驰骋；下片在社会的、历史的、时间的大跨度上自由驰骋。本来，秦皇、汉武等古代帝王与当代英雄，各不同时，并非竞争的对手，而词中并举之，就填平了时间跨度，冶古今于一炉，而对于现实中真正的敌手，则未措一词，足见大气。其间加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这样婉约的因子，使得全词于豪放之中饶有风流妩媚之姿，达到了豪放与婉约的绝妙平衡。可以说，这首词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之后，为豪放词树立了另一座丰碑。

  《沁园春·雪》还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它是最早公开发表的一首毛泽东诗词，而且发表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它发表时所引起的冲击波，是古今任何一首诗词都不能比拟的。不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对这首词的解读就不算完整。

  1945年8月的时局变化之快，出乎一切人的意料：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不准中共军队受降。毛泽东宣布“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全面内战一触即发。举国人心渴望和平。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协定》的框架下出于本国的利益，力促国共和谈。蒋介石作出姿态，接二连三电邀毛泽东。毛泽东在做好两手准备的前提下于8月28日飞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在重庆除了谈判，一直忙于会客。早在毛到重庆的第三天（8月30日），柳亚子就赴曾家岩拜会，而呈七律一首，并按中国文人的旧习向毛索句。10月7日，协定即将签订，毛泽东才忙里偷闲，予以回应。他并没有照文人规矩步韵奉和，只是将这一首写成近十年的《沁园春·雪》，抄写给柳亚子。毛泽东为柳亚子抄这首词，先后抄过两次，后一次是题在柳的纪念册上。这个做法也不同寻常。因为毛泽东写作诗词，从来是不打算发表的。多年以后，他给《诗刊》编辑部臧克家等人写信和为《人民文学》发表词六首写作引言，还一再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可在当时，毛泽东明知道柳亚子筹备着一个书画联展，展品中将有尹瘦石为毛本人所画的一幅肖像，却偏偏在这样的时候，把《沁园春·雪》一而再地抄给柳亚子，真是意味深长。而毛泽东刚回到延安，柳亚子的和词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虽然不见毛的原作，却吊起读者的胃口。紧接着，毛词就被一家民营报纸——吴祖光主编的《新民报晚刊》抢先披露。此举犹如在山城上空投下一颗重磅炸弹，立刻引起了剧烈的震动，冲击波迅速从重庆传遍全国。形形色色的人们，或为之折服，或对其反感，引得不少人技痒，大和而特和。据统计，仅1946年上半年重庆各大报刊所发表的唱和词，就有三十余首之多，形成一个高潮。反对派给这首词贴了一个标签——“有帝王思想”。有没有呢？这要看话怎么说。如果说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红旗歌谣》）、“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国际歌》）那一类的意思，其谁曰不然耶！——“我们”和“我”，都是大我。如果说是某某人想当皇帝，那便是皮相之谈，白日说梦了。推崇这首词的人把写作时间搞错了，郢书燕说也有——如郭沫若就揣测词中的咏雪，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成吉思汗那样一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迟早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失。这是把词的写作时间，误以为是重庆谈判的当时了。

  当时大多数唱和者（如柳亚子、郭沫若等），对这首词是倾倒的。有人指出，通过唱和这种中国文人式的对话，已经流露出当时文化人的价值取向或选择意向，他们在思想上站了队，不自觉地为日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改造，奠定了文化和心理的基础。这个意见是深刻的。

  这首词无疑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在今存毛泽东墨迹中，《沁园春·雪》的写本竟然达到十余种之多，这是任何一首别的毛泽东诗词所不能比拟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的墙壁上，有国画大师傅抱石和关山月合作的作品，画面上白雪红日互相辉映，高原长城互相轩邈，“江山如此多娇”几个擘窠大字，为毛泽东亲笔题写。这幅《沁园春·雪》的诗意画，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符号，一个民族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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