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这两首诗最早发表在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版《毛泽东诗词集》。

  <strong>赏析</strong>

  这两首毛泽东纪念鲁迅八十寿辰的七绝，作于1961年，1996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首次披露，是毛泽东以诗词形式论及鲁迅的仅见的两例，自然引人注目。注家蜂起，评说各异。

  毛鲁因缘可谓深矣。“五四”前后，毛泽东就读过不少鲁迅作品，但一般认为直到20世纪30年代瑞金时期，经冯雪峰介绍，毛泽东才进一步了解到鲁迅的处境及其文学抗争的特点。长征到达延安后，聚书渐多，收罗鲁著更广。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不久，毛泽东就获得一部，从此阅读更全面，对鲁迅的兴趣也经久不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不断发表公开言论，也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毛泽东不同时期对鲁迅的看法，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鲁迅研究。1938年10月9日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讲，谈到心目中鲁迅的崇高地位：“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全面阐述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的重要文献，更进一步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专门阐发中共文艺政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引省称《讲话》）再次将鲁迅放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化“祭酒”的位置，“引言”部分甚至说，中国革命有两支军队，一支由朱总司令指挥，一支由鲁总司令指挥，缺一不可。毛泽东在鲁迅评价史上曾经一言九鼎，而鲁迅在毛泽东所构建的中国现代先进文化体系中也一直占据核心地位。

  前揭两首七绝，与上述以领袖身份公开发表的鲁迅论一脉相承，但也有区别，即不以口语演讲和白话论文出之，而采用擅长的旧体诗词，更具形象的感性魅力与私人色彩，可视为对演讲、论文中的鲁迅论的一个补充。

  第一首起句，称赞鲁迅胆识博大，性格坚韧，与鲁迅逝世后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高度评价，先后映照；“铁石坚”一语，使人油然想起“骨头最硬”、“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两句考语。“刀光剑影”，当指1927年10月鲁迅移居上海直至1936年10月病逝为止所处的险恶政治环境。当时文网密布，缇骑四出，以至到了鲁迅所谓“风雨如磐”、“血沃中华”的地步。但鲁迅仍以笔名发表大量作品，以“壕堑战”的方式坚持杂文写作，使压制者防不胜防，而他的杂文也恰恰在这个时代达到高峰，并带动许多作者，从而使杂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足以和新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平分秋色的一种“古已有之”的文学样式。“任翔旋”者，此之谓也。

  这是从宏观角度肯定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坚持文化反抗的殊勋伟业，也是毛泽东之鲁迅论的一贯着眼点。

  三、四句目光收缩，用具体事例进一步阐释诗人毛泽东所理解的鲁迅精神的核心：与当时的反对党同调而抗争当局压制的政治化的文学。1931年2月7日，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二十余位革命志士，其中柔石、胡也频、李伟森、白莽、冯铿系左联作家，史称“左联五烈士”。鲁迅由此经历了继“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政变”之后又一次巨大的精神刺激，但并未被击倒。痛定思痛，他将满腔悲愤化作千古奇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小诗”，指鲁迅收在该文中的一首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它不仅代表《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名文本身，也象征着重压之下鲁迅全部的“反抗挑战之声”（《摩罗诗力说》），以少总多，画龙点睛。

  “其二”另辟蹊径，概括提炼绍兴一地文化传统的精髓，由此为鲁迅在文学史上给出清楚定位。

  绍兴西南的“鉴湖”，附近有绍兴先贤、南宋诗人陆游吟诗的快阁。清末女革命家秋瑾也是绍兴人，自号鉴湖女侠。“越台”即越王台，春秋时越王勾践为招贤所建。“鉴湖越台名士乡”，概举鲁迅故里两大名胜以阐明古越源远流长的文化对鲁迅的精神哺育。“剑南歌接秋风吟”，分指绍兴历史上“忧忡为国痛断肠”的两位杰出“名士”陆游和秋瑾。秦朝在川陕设巴郡、蜀郡，汉初增设广汉郡，武帝元封五年改称益州。魏灭蜀后分割益州而另置梁州，唐贞观元年改益州为剑南道。陆游于宋乾道七年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请入幕襄理军务，从此在川陕陆续住了九年，欲战不能，英雄老去，激而为诗，遂有《剑南诗稿》，正为纪念这一段生活。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浙江山阴县轩亭口被当街斩首。被捕后无一句供词，只留下一纸，上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似一首诗的起句，又仿佛临终无意作诗，吟成一语，便觉意已足矣，不欲多言。后世多称这句绝命诗为“秋风吟”、“秋风辞”。“剑南歌接秋风吟”，着一“接”字，点出绍兴一地反抗文学不绝如缕的传统。

  鲁迅后期杂文多次引用明遗民、绍兴人王思任的名句：“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他欣赏的既有文采斐然的名士，更有不甘屈辱的战士，或者说是这两类人物的集合。毛泽东拈出陆游、秋瑾来总括绍兴一地“忧忡为国痛断肠”的传统，固然是他对吴越文化的独特解读；将鲁迅置于这一文学传统中，也可谓是战士兼诗人的毛泽东与另一个诗人兼战士的灵犀相通。但这里就有并不尽能密合无间者。以“忧忡为国痛断肠”的“名士”概举吴越文化传统，部分地与鲁迅一致。然而，鲁迅所取于乡邦文化的尚不止此。《〈会稽郡故书杂集〉序》称“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其中之“俊异”，并不能与“名士”相等。即如陆游、秋瑾，鲁迅也都有复杂的评价。对陆游，固然欣赏其文采和爱国主义，但也曾将他的喜欢夸张、好做“豪语”归入“慷慨党”之流，认为要打过折扣，才能见出真价值（《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关于秋瑾，一方面痛心革命后因为忘记“复仇”，姑息养奸，让元凶逍遥法外，一方面对秋瑾激于义愤而在台下众人的掌声中做了烈士、又不被追怀的命运，备感惋惜。小说《药》以随意被人谈论而只有老母为之上坟的革命党夏瑜隐指秋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鲁迅看到并提醒人们注意的吴越文化主流旁边的支流，光辉正面之阴暗的反面，悉为毛诗所遗漏。陆游抗金，秋瑾排满，皆反对异族统治，爱憎不妨分明，但鲁迅一生忧惧的“国民劣根性”植根于同族同种文化内部，用毛泽东的政治术语说，属“人民内部矛盾”，而1942年《讲话》早就定了调子：鲁迅杂文专门针对敌人，不适合人民内部。所以，在较能发抒个人情性的旧体诗词中，这一点也并不含糊。

  “一例氤氲入诗囊”，一例，即一律、一道，仿佛阿Q所谓“同去同去”也，呼应前句“接”字。诗囊即装诗稿的袋子。李商隐《李长吉小传》称，“（贺）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古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氤氲，烟云盛大貌。全句是说陆游、秋瑾与鲁迅，文采馥郁，云蒸霞蔚，先后相接，成一统系，而以李贺的典故作结，足见毛泽东对鲁迅旧诗之熟悉。

  诗家毛泽东耽读鲁迅，不可能不注意到鲁迅旧诗。《讲话》高度评价鲁迅七律《自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此联一段时期几乎家喻户晓，与毛泽东的推崇不无关系。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书赠日本客人鲁迅七绝一首：“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1975年秋，唐由之为毛泽东摘除白内障，毛说你这名字是从鲁迅诗句来的吧，并随手写下鲁迅1933年作的七绝《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还曾将鲁迅1935年七律《亥年残秋偶作》颈联“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改为“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毛泽东的旧诗创作伴随着对鲁迅旧诗的欣赏揣摩，而他对旧诗的取舍也多与鲁迅暗合。周作人说鲁迅在旧诗上的爱好，“楚辞之外是陶诗，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李杜元白他也不菲薄，只是并不是他所尊重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屈原确为鲁迅所深嗜，曾有《祭书神文》、《湘灵歌》等类似《九歌》的“骚体”。李贺自称“咽咽学楚吟”，自然也为鲁迅所好，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信中承认年轻时喜欢李贺，后来还喜欢录李贺诗句以赠师友，如录《开愁歌》赠许寿裳、录《南园》之七赠周颂棣、录《绿章封事》赠徐訏，而他本人的诗风也多有李贺的凄恻艳绝。李贺也是毛泽东喜爱的诗人，常借用李贺诗句，并注意到鲁迅与李贺的联系，如在鲁迅《湘灵歌》末句“太平成象盈秋门”加注“从李长吉来”，因李贺《自昌谷到洛后门》有“苍岑竦秋门”句。既同嗜李贺，以“诗囊”之典收束，可谓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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