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洪都

  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strong>赏析</strong>

  1965年，毛泽东对中国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年1月通过的“二十三条”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随后他越来越多地考虑解决的是中央领导人的修正主义问题。九、十月间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再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他甚至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11月10日，在江青策划下，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把发表这篇文章看做是“甩石头”，实际上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免去了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12月初，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不久去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罗瑞卿受到批判。12月21日，毛泽东回到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讲，“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2月24日，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了南昌。在南昌期间，他又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谈罗瑞卿问题。（历史背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

  1994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刊印了《七律·洪都》。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标注为“1965年”。但从起句“到得洪都又一年”所提示的毛泽东1964和1965这两年来到南昌的日程，我们可以判定，这首律诗的草创时间，正临近毛泽东的七十二岁寿辰。毛泽东晚年常爱引用民间俗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毛泽东在自己生日到来之时写下的《七律·洪都》，为我们探问“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诗言志”的心路流绪，留下了一首至为难得的诗篇。

  南昌既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革命英雄城市，毛泽东对南昌怀有深厚的感情，全国解放后曾多次来到南昌视察。毛泽东熟读王勃的《滕王阁序》，1958年曾为考证王勃的年龄以及命运遭际，写下了一千多字的批语，称赞“少年英发”的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文学作品”；同时大发议论：“青年人比老年人强”，“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可以想见，王勃《滕王阁序》的名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令毛泽东也联想到曾经当过“豫章王从事中郎”的东晋名将祖逖；而南昌人对祖逖中流击楫、闻鸡起舞等传奇，口口相传至今，也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七律的首联，自然从“祖生击楫至今传”的吟唱起句；紧承的第二联，既是诗人对祖逖事迹的吟咏，更唤起了诗人对自己当年南北征战经历的记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血腥暴力；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此后，直至红军转战北上抵达陕北，毛泽东与红军战友们，在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战争的狂风骤雨中，历经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奋战，可谓“闻鸡久听南天雨”！而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到八年抗战和为建立新中国进行的决战，毛泽东运筹帷幄，“敢教日月换新天”，“天翻地覆慨而慷”，这样一个20世纪中国历史最巨大变革的征程，在毛泽东的历史记忆中，他自称为“立马曾挥北地鞭”。

  再次来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南昌，在南昌世代流传的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历史名典，不但唤起了毛泽东的历史记忆，也令诗人在展望新的征程时诗兴洋溢，豪情满怀。大家知道，毛泽东从来不赞成为自己祝寿。但在自己的七十二岁寿辰来临之际，他可能破例吟诗为自己做寿。他以老当益壮的情怀，向已经不可抗拒地步入老迈之年的自我，发出了新的挑战：“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前句无疑是自嘲的口气，而非自怨自艾，反语中蕴含有自警自励的意味。诗人直面老年已至，不服老地歌唱起“彩云长在有新天”。毛泽东坚守自己一生所为之奋斗的理想信念的话语，何尝不也传达出诗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革命”的心声。

  1964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时强调，“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从“文化大革命”前夕到毛泽东逝世，接班人的问题一直是毛泽东密切关注的大问题。《洪都》七律结句“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以乐观浪漫的语调，抒发了领袖对“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急切期盼。诗人把“长江后浪催前浪”这一俗语，改写成“年年后浪推前浪”，其中“年年”与全律首句“到得洪都又一年”相呼应，诗句中也蕴含了岁月更替、“吐故纳新”的紧迫感。

  毛泽东在1965年7月曾致信陈毅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致陈毅》）1966年1月29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复信中谈到：“数接惠书及大作诗词数十首，均已收读，极为高兴。”“看来你的兴趣尚浓，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诗人发此感慨，距离《七律·洪都》的写作不过一月之久。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所写下的这首政治诗，在诗人逝世之前并未公开发表过，或许诗人对自己所写的七律确有不满。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吟咏这首诗时，未曾料及他所发动的这场“文革”，后来竟演变成为长达十年的全国性内乱，给中华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悲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也是诗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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