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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有所思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版《毛泽东诗词集》。

  <strong>赏析</strong>

  这首七律毛泽东生前曾审定过,并准确标明作于1966年6月。这对于理解这首诗十分重要。诗中的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都与当时发生的国家大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但此诗不是纪实,更非论事,而是言志。《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杜预注:“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弄清诗句背后所要表现的史实不是主要目的,而通过确凿的史事考索,捕捉到诗人复杂的感情律动和心路历程,则是十分必要的。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诗从叙事起,说明作诗的缘由和地点。首句点出正逢首都北京“有事”之时。有何事?这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亲密的老朋友、越南党和国家的领袖胡志明,在谈到中国当时形势时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不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这件事了”,而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转引自陈东林《毛泽东诗史》第332页)。这段话的珍贵价值,在于廓清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揣摩和猜测,确凿无误地提供了“这场斗争”的由来和现状发展的线索,为解读全诗找到诗人自述的第一手重要依据。

  1965年11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吴晗开始写的论文《论海瑞》和后来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本来是响应毛泽东1959年4月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时鼓励敢于讲真话而提出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的号召,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组织下创作的。在北京演出时,也毫无影射罢彭德怀官的意图。但是不久,当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代表广大农民群众对大跃进的错误和影响提出尖锐而审慎的批评,却遭到毛泽东针锋相对的批判,不久被罢官。受到批判的彭德怀一直不服,1962年正式向中央递交了长达八万言的申辩书,结果又被毛泽东指责为“翻案”。此时,江青、康生多次向毛泽东进言,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于是,江青伙同张春桥在上海阴谋组织了姚文,并送毛泽东看过三遍。姚文蛮横无理、断章取义、颠倒是非、任意上纲,竟说1960年写的、1961年上演的《海瑞罢官》,是反映1962年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向党进攻的“翻案风”的。文章发表后招来一片反感之声。除支持姚文的华东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领导的华东各省报刊转载外,不知内情的北京和其他省市区暂时均未转载,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后来,他严厉批评以彭真为第一书记、市长的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年12月,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断,把一场学术争论提到了政治斗争的高度,从而引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批判浪潮,成为不久以后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就在姚文发表第三天的11月13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经山东、安徽、江苏,于11月19日抵上海,月底时到达杭州。除中间曾到过上海、南昌以外,他在杭州一下子住了六个多月,直至第二年即1966年6月15日离开杭州,经长沙回到他的家乡韶山,住在滴水洞。6月28日到武汉,7月16日畅游长江,于7月18日返回北京。此次是他第二次(第一次是在1959年)南巡,前后共八个多月。6月间住在滴水洞时,毛泽东写下了这首七律,这也就是第二句诗的来历。

  诗人把这次南巡轻松浪漫地戏称为“南国踏芳”。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此次南行的心情实际上却十分不轻松,用忧心忡忡来形容也不算过分,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不寻常,延续着他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以来,一直思索着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致命问题:中国将走向何处?中国会不会重蹈苏联的覆辙:“党变修”、“国变色”,老一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毁于一旦——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个现实而紧迫、刻不容缓、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一位熟悉韶山滴水洞山水形胜的毛泽东诗词鉴赏者,通过具体考证得知,毛泽东住在滴水洞期间经常下雨。有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使这个三面环山的别墅出现了一片奇异的景色:南面的龙头山下传来阵阵波涛奔涌的轰鸣,山中的枯枝败叶顺流而下;北面虎歇坪上郁郁青松枝叶繁茂,挺拔向上。面对此景此情,诗人借景生情,结合如何克服阻力、推进“文革”运动的忧虑,写下了可以抒发心中愤懑,又极具主观色彩的两句诗:“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其中的“怒”、“随”、“驰”字,活化了没有感情的外界事物,准确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怒火和不平,含蕴着一股摧枯拉朽之势。

  昨夜的风雨乃至雷鸣,使诗人的思绪像是又飞回了北京。于是,他写出了此诗第五、六句:“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气势宏伟,雷霆万钧,把“文革”发动时的狂热风潮描绘得无与伦比,充分表达出诗人对这场运动的高度赞美,感奋、期待和必胜信念充溢在两句十四个字中。“满”字极赞群众起来造反的踊跃和热烈,亿万人民身穿绿军装投入战斗的雄姿,高举红语录形成一片红海洋的场面,加上上下翻卷的无数面红旗,极为壮观。一个“走”字,再现了当时群众运动风驰电掣般的迅速发展。其形势如急风暴雨,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的。

  但是,已经七十多岁的革命家毛泽东,此时虽然仍然具有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生奋斗追求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壮志,但革命的挫折和失败、考验和锻炼,使他又具有了超人的历练和冷静。于是,诗人的感情在激荡澎湃之后急转直下,写下了令人难解的最后两句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这种抒写,既可以看做是风雨过后转为潇潇细雨的景物感怀,又为全诗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氛围。在诗情发展的脉络上,可以说是前面风雷激荡的心曲变奏。诗人凭阑在潇潇细雨中静听。静听什么?接着诗人又把这种静听引发出来、开展出去,想到全国人民此时此刻也在“有所思”。于是,诗人的静听和人民的所思,便成为此诗的“诗眼”,也自然成为解读此诗的关键所在。

  诗人凭阑(栏)听雨,不禁让人想起岳飞在《满江红》词中那种“仰天长啸”的悲壮。不过毛泽东在诗中流露的,却是悲壮沉郁加忧患的特殊感情。至于结句中诗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凭阑(栏)静听”和“故国人民有所思”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毛泽东看来,他对“文革”的理解和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从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的愿望出发的。他认为开始时,有的人也许不甚理解,甚至反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坚信他们注定会理解、会拥护的。对此他充满信心。他的心为此似乎也感到无比宽慰。这就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文革”逐步演变为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未有的大浩劫,这是毛泽东本人也难以预料的。历史的发展最终证明:人民不仅推动了历史的飞速前进,而且在前进中寻找和发展了真理。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沉重的经验教训,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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